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七節 “恒心”與“勤己”是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應舍棄的成事法則

　　（1）從曆史中學習治國智慧

　　曾國藩生平處世的成功，可以說是讀書的成功。他治學有方，通過讀書，走上了仕宦之途，廣交了益友，領會了行軍打仗之術，樹立並實踐了報效國家、明道經世的遠大誌向。當曾國藩供職京師的時候，正是中國內亂外患交迫之時。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內亂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所以，他讀書更側重經世致用之學特別是輿地之學。在閑暇的時候，曾國藩對於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通過大量的並有所選擇性地閱讀古代史籍，盡量把現實的問題考究詳盡。所以一旦當權，便能把平時讀書得來的學問，拿出來應用。後來太平天國聲勢大盛，曾國藩以一書生出而致用，終能鎮滅洪、楊，一般人都引以為異。我們隻要知道他10多年的京官生活，10多年京師名流之間的交往互教，10多年京師期間堅持不懈地刻苦攻讀經世致用之書籍，是如何地準備著應付事變，如何地關切時務，如何地虛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國藩的成功絕不是僥幸得來的了。當時掌理全國庶政的六部，除了戶部之外，曾國藩擔任過禮、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為官期間，對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點，他專心潛讀《通典》和《資治通鑒》，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和武備軍情。曾國藩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遍閱清代道光以上曆朝文獻，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因皇帝之下詔求言而先後參照史籍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體現了他明道經世的抱負。

　　（2）從《船山遺書》中學習經世的知識

　　在戰火紛飛、百務纏身的歲月裏，曾國藩還特別喜愛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認真研讀、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響下，湘軍許多重要人物都積極參與認真研讀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導船山之學、研讀船山之書的濃鬱風氣。後來王夫之的大名越傳越廣，影響越來越大，與曾國藩的倡導“王學”有極大關係。在曾國藩讀書榜樣的示範下，湘軍將帥們則是把孔、孟、周、張、程、朱，直到船山的“聖賢學脈”、“儒家道統”作為自己的思想信仰，並把《船山遺書》（特別是其中的史論）當做“千秋金鏡，帷幄珠囊”來讀的。曾國藩在《船山遺書》刊刻之先就大量反複地閱讀了能夠尋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對於《讀通鑒論》、《宋論》等史論性著作已爛熟於心，多有心得體會，日記中均有記載。在他的推薦與倡導下，一些湘軍將領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遺書》之前就已開始研讀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遺書》刻成之後更加形成高潮。當然，這批將領也不是僅僅研讀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國藩一樣，從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廣搜博取，以求治國用兵之道，為其軍政實踐服務。正如郭嵩燾所說：“軍興以來，湘人起文學任將帥，肩項相望。一時武健強力，多知折節讀書。軍行所至，聞弦歌之聲。”大批湘軍將領多是從“一介書生”、“布衣寒士”而投筆從戎，從文書、幕僚或中下級軍官，一躍而成為統兵作戰、獨當一麵的高級將帥，不少人成為巡撫總督一類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書、軍機大臣、大學士。他們異口同聲地讚頌船山、弘揚船山，顯然從《船山遺書》中獲益匪淺。光緒年間湖北學政孔祥麟說：“船山所著史論，具上下古今之識，指陳曆代之興衰治亂，是以威、同之際，中興將帥，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遺書者皆多。蓋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備之廢弛，後由兵謀之未嫻，故於曆代兵事謀之甚詳。湘人服膺其書，多明將略戎機，遂能削平大難。”這就充分說明了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將帥們為什麽在戎馬倥傯的戰火中，如此認真地研讀、刊刻、提倡、弘揚《船山遺書》的曆史秘密。通過研讀船山著述，使曾國藩的“經世致用”的學術觀點臻於完善，也使他的軍功業績如日中天。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對中國近、現代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活動於中國近、現代曆史舞台上的各種人物，無論是正麵的或是反麵的，無不在不同程度上受過曾國藩的影響，無不像曾國藩那樣去認真地閱讀和研究船山學術。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熱血奔放的青年時代，都曾熱烈地仰慕過曾國藩。

　　（3）把讀書當成一輩子的事

　　曾國藩於讀書學習尤為可貴的是，把它作為一生之事，相伴終生。1871年，曾國藩的身體每況愈下。作為理學修養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寫了幾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讀書不要放鬆。這幾句話語是：“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他認為“暮年疾病、事變，人人不免”，而讀書則貴在堅持，並在讀書中體味出樂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則略愈，夜間偶探得右腎浮腫，大如雞卵，這確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他卻置至一旁，晚上照舊讀書不廢。疾病纏身，這已是難以擺脫的困擾，“前以目疾，用心則愈蒙；近以疝氣，用心則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廢人矣”。但藥療不如讀書，他離開了書的話就是一個廢人了。這年冬季，曾國藩病情更加嚴重，“腳腫愈甚，常服之襪已不能入，肥而複硬，且似已腫過膝上者。大約做文及看生書，俱嫌用心太過，有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致於此，以後當不做文，不看生書”。在這則日記中，我們既可看到他身體的狀況，也可看到他在寫作和讀書時的投入。在此他雖規定自己以後當不做文，不看生書，但無法按規定辦事。因為不久，揚州阮家送《許周生集》，這是一部他從未看過的新書，拿到手後便難以放下，讀就必須從頭到尾讀完，讀的過程又全神貫注。後來又有人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說》、《尚書大傳補注》、《禹貢箋》、《穀梁申義》、《莊子七篇注》、《湘綺樓文集》，他收到後雖不能一一細看，但每書都較為認真地翻看了幾遍。此後他又違背原來規定的不閱讀生書的初衷，繼續堅持閱讀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禮記訓纂》，李芋仙寄來的《道蘊編》，日本人所著《新論》，上海新譯之書《中外古今年表》，唐義渠所寄之《湖南陽秋》，王霞軒所寄《王少鶴詩》，陶篁村所挹《浙江詩話》，柳興恩《穀梁大義述》等一批生書。1872年3月2日，曾國藩的老病之軀已如風中殘燭了。這一天，他“病肝風，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過金陵，曾國藩出城迎候，出發之前閱《二程全書》，迎接途中，“輿中背誦《四書》，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聲”。身體差到如此地步，他還是堅持每日閱讀《二程全書》。但他接連在日記中發出感歎：“近年或做詩文，亦覺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目疾、肝風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歸於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應盡之職。苟活人間，慚悚何極！”“餘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他自知油盡燈枯，將不久於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將息歇時光做自己最喜愛的事——讀書。他每天讀的書就是《二程全書》，希望在理學的探究和修養上，畫上一個完滿的句號。

　　（4）“讀”有所成一靠專心一靠耐心

　　無論讀書還是求學，無恒心，不專心很難有所成就。曾國藩曆來主張治學要專。他說“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他還說，讀書譬若掘井，掘數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見泉。處事應如此，讀書治學也應如此。他從專注的觀點生發開去，主張讀書須單科獨進，守約以通博。曾國藩稱這種專注於一，叫“主一”。如何才能“主一”呢？曾國藩認為方法在於有恒。有恒，與廣博、專注等一樣，都是古訓，而曾國藩全麵繼承了。他指出：“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恒為主。”他的五箴，一曰立誌，二曰居敬，三曰主靜，四曰謹言，五曰有恒。其中第二、三、四條屬修身範圍，而立誌、有恒，既指修身而言，也為治學所必需。他說：“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他強調說：“人生惟有恒常是第一美德。”與“靜”字功夫一樣，曾國藩認為，為做到有恒，也必須心存一“耐”字。他指導諸弟說：“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何止讀經，讀其他書也應如此。不過對“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之說，則不可看得太認真。但從“耐”字，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功夫。曾國藩說：“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凡事都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自然，有恒的“苦讀”，絕不同於“呆讀”、“死讀”。曾國藩對諸弟說：“蠻讀、蠻記、蠻溫，斷不能久熟，徒耗日功而已。”他在告誡兒子“於少壯時，即從‘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的同時，又告誡說：隻有在治學中尋到了樂趣，“生機盎然”，才有一股促人有恒的神使鬼差的精神力量；若終日索然，怎能有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