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六節 做人要有根基，否則就會飄起來

　　曾國藩為人做事的特點就是沉穩，不虛浮，這是在他從軍征戰以前刻意修煉的結果，而修煉的途徑就是——讀書。所以，曾國藩對於讀書的目的、意義、方法有著自己獨到而深刻的見解，並把它上升到與做人並重的高度。

　　（1）“讀書”領進門，修行靠個人

　　曾國藩以“匡時救世”創立功名事業，以儒家思想作為其立身之本，因此，他一生注重封建德行的修養與他一生讀書修業是分不開的。進德與學問就成為他完善個性人格的兩件大事，同時又是合而為一的，終身與其事業相伴。

　　①讀書不為發財

　　讀書做官，升官發財，在當時幾乎彌漫在所有讀書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可是曾國藩是一個例外。他在做京官的時候，年齡不過30多歲，他便立誓不發財。道光二十九年，他致書九弟說：予自30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章明鑒臨，予不食言。曾國藩一生的最大長處，就是言行一致，既然立誓不發財，便須節儉自守，不可逾越一寸一分。因此他雖官至總督，每日吃飯，以一葷為主，有客始略略增之。時人號為“一品宰相”，布袍鞋襪均由夫人、媳婦為之。他30歲時，曾製一件緞馬褂，惟遇新年及慶賀時著之，藏之30年，不再另製，他曾說：“古語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觀之，衣亦不如故也。”

　　②不因科舉誤終身

　　讀書考試，科舉功名，這是士人學子的最高追求。相信這種目的論的人，最終仍隻是看到了讀書可以帶來的世俗好處，因此讀書受激勵的動力仍來自於書本以外的功利目的。在此，曾國藩則又是一個例外。他在家書中多次談道：科舉功名之所以可貴，是因為中舉足以讓長輩歡喜，是因為做官可以奉養雙親。讀書走科舉之路無可非議，但讀書的最終目的不在中舉。讀書的根本是要在倫理上用功，在詩文學業上用功。讀書究竟為什麽？曾國藩在給他幾個弟弟的信中談到讀書的目的，他寫道：我輩讀書，隻為兩件事：一是修身養性，包括誠心、正己、修身、齊家，以求無愧於父母；二是精研學業，包括學習詩詞文章及其作法，以求保護自己。吾人隻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悌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在功名之中、之外、之上，極其看重進德修業。及至晚年，權綰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時，他切切念及的仍是自己的德行與學問，便很能說明問題：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競無湔除改徙之時，憂愧曷已！是日席中愀然不樂。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可見，曾國藩是把讀書作為個人修行和拯救世風的重要途徑來認識的。他是一個理學家，因而他的讀書目的也沒有超出一般理學家的範圍，那就是誠心、正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讀書何以能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對此，曾國藩在他漫長的讀書生活中有著深切的體會。曾國藩認為，讀書可改變一個人的氣質。他說，人的氣質，是先天生成的，本身是難以改變的，隻有讀書才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氣質。曾國藩對此深信不疑。當他看到紀澤的字曾深有感觸，說他近來寫的字總是失之薄弱，骨力不夠堅勁，墨氣也不夠豐腴飽滿，由此他想到了紀澤的字和他的行為舉止患的是一樣的毛病，那就是不夠持重。如何醫治這一毛病呢？曾國藩勸紀澤多讀顏體和柳體，並教他用油紙摹寫《郭家廟》、《琅牙碑》、《玄秘塔》這樣的名帖，天天留心，專門從厚重兩個字上下工夫。不然的話，字質太過單薄，人的氣質也因此而更加輕薄了。曾國藩說過一句極為精到的話：書味深者，麵自粹潤。意思是說，讀書體味得深的人，麵容自然純粹、滋潤。這句話不是簡單就能說出來的，必須觀察很多人，理解很多事，尤其是對事與事之間的關係有種透徹的領悟力的人才說得出來。曾國藩不愧為靈氣與神氣兼備的人。讀書的真正樂趣就在書本中，你從讀書中獲得啟迪、發現與創造，你怡然自得、拍案擊節甚至涕泗橫流。有了這份心性，你才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才能超然物外，有所發明或者建樹。蘇東坡就屬於這種人，他有一首詩寫道：“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對此曾國藩極為欣賞，他反複吟詠，並且增添數語：“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

　　③讀書之根本在於明義理

　　曾國藩認為：自西漢至今，讀書人做學問約有三條途徑：一是義理之學，一是考據之學，一是辭章之學。各執一端，互相詆毀。我私下以為，義理之學學問最大。義理清楚則身體力行有原則，待人處世有根基。辭章之學，亦是用以發揮義理的工具。考據之學，我沒從中得到什麽。這三條途徑，都可為研習經書史學服務，各有門徑。我以為，欲讀經書史學，就應當研究義理，那樣專心一致而不會心緒雜亂。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這都是有誌者萬不可改變的。就是聖人再生，也一定按我的話做。不過這些亦僅僅是對那些有遠大誌向的人說的。在他看來，義理之學最大，其有裨於躬行和經濟，“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做人”。人生天地間，大約總想明白些事理的。如果想生活得更好，更有質量，更符合自己的理想，那就一定要明白些事理。當然，有人終其一生也不見得就明白多少事理，這種人，生得糊塗，死得也糊塗，所以他的生命不會留下痕跡。顧炎武曾說：世間有兩種讀書人：一曰“通儒”，一曰“俗儒”。曾文正公便是中國標準的“通儒”。先從學問上下工夫，融會貫通了，便身體力行，擴充而及於立身、處世、為政、治家、整軍各方麵，完成了他的全部人格。曾國藩在京師做官，做學問12年，書友書師頗多，這對他一生的學業有很大的幫助，他也就更認識到讀書的意義和目的，他在給兄弟的信中談得十分誠懇。正是由於曾國藩深知做學問與明義理之道，讀書修業便成為他終身的為己之分。《論語·憲問》中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句話對曾國藩的影響很大，他認識到了讀書有為人與為己兩種目的。

　　（2）為自己而讀書

　　在曾國藩那個時代，不乏學問廣博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可以稱得上宏儒碩士。但其中為別人做學問的人多，為自己做學問的人少。例如顧、閻並稱，顧炎武為自己做學問，而閻若璩則是為讓人認識做學問。再有江、戴並稱，江永為自己而學，戴震則免不了為被人認識而存在。又有段、王並稱，王念孫為自己，段玉裁則免不了為讓人所見而存在。還有方、劉、姚並稱，方苞、姚鼐為自己。在那些仕途順達官位高居的人中，如李光地、朱軾、秦蕙田，為自己而學的人占多數，但紀昀、阮元則免不了為讓人認識而存在。讀書人用功學習，完全是一件為自己的事情，似乎不用大張旗鼓。那些喜歡熱鬧的人，喜歡表現的人，喜歡投機的人，根本無視這一本來是微不足道的事實，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與別人沒有關係；為取悅他人而讀書，或者為獲得他人的尊敬而讀書，為符合他人的標準而讀書，這難道不是既可笑又荒唐嗎！所以，曾國藩十分明白地劃清為他人而讀書與為自己而讀書的界限，狠下一番苦工夫；實實在在地為自己而讀書，拋開一切雜念、花招和世俗的觀念，心淨氣正，無拘無束，終成一代大思想家、政治家。

　　讀書是曾國藩很看重的事情，他的一生都在試圖用自己的行動回答：“讀什麽樣的書”、“怎樣讀書”、“為什麽要讀書”等問題。在曾國藩看來，讀書、寫作與為人可以說是齊頭並進的。讀了什麽書，就會成為什麽人；是個什麽樣的人，便會寫出什麽樣的書。讀書，是為了做人，而寫作就是表現人。讀書，是看別人如何做人，寫作，則是自己如何做人，因而寫作比讀書更重要。恒心與勤己是誰也不能舍棄的成事法則誰也不能否認，曾國藩是靠讀書走上仕途，又是靠讀書取得自己道德文章的不二地位的。以他並不卓越的資質、恒心、勤己也就成了學業精進、學有所成的惟一途徑。實際上又何止學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