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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人生最可貴的是靠自己拔地而起
曾國藩出身於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於學於仕都沒有一丁點家庭背景。他深知，要想“拔地而起”，隻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學問，靠自己的德行，而這些都必須以自強之心去艱苦修煉才能取得。
（1）留下一個“美德”的名聲
《左傳》說，“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這三者即使僅居其一，也足以令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在曾國藩看來，這三不朽中立德最難，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先秦兩漢以來，很少見到因立德而傳下美名的人。《國語》講，“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說的就是立德之難。立德之所以難，難就難在它是空洞的，無形的，它看不見也摸不著，但它又確實存在，在不知不覺中它會影響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有時它表現為一個人做了一件善事，但做一件善事並不等於立德。因為驅使人做一件好事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有時就是一個人的德行所致，有時則可能由於其他原因。再比如一個有德行的人，也許他什麽也沒有做，他就站在那裏，或者坐在那裏，但是他實在是個有德行的人，因為德行就在他的心中，雖然我們無法看見德行是否在他的心中。一個人不可無能，但不可逞能；無能則被人欺負，逞能則傷害自己。賢能的臣子多了，國家就強盛，賢能的孝子多了，家庭就興旺。賢能的人或多或少，一半在人謀，一半在天命，不可強求。大體而言，能人總是多多益善的，但這是否意味著人可以能而不賢呢？或者，一個人就該顯得比他人更高明、更強大、不可一世呢？曾國藩說：不錯，人當自強。但是否如沅弟（曾國荃）所說自強者總能勝人一籌，我大不以為然。至於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知其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久長。另外一種強大是鬥智鬥力。這種強大就是逞強或逞能，有因逞強而大興的，也有因逞強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楊素，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近世如陵、何、肅、陳等人都是我們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可以保其終身。所以我們在自我修煉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鬥狠上求強就不行了。
由此看來，那些喜歡布施於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歡逞強鬥能的人一樣，他到底強大還是不強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也是君子不屑一顧的方式。逞強鬥狠，說到底就是要獲得對他人的超越感和優越感，從而謀求他人對自我的肯定，服眾或尊嚴。然而這種優越感的獲得往往以壓抑他人、傷害他人為代價。在某一時間，某一場合或某一範圍內你確實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時間，另一場合或另一範圍內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這種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麽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廣大。最後你就把自己人為地陷入到一個孤立的境地，結果你發現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難。所以逞強鬥狠最終會失敗。人之所以要欺騙他人，是因為他心中另有私見，不可告人，也不敢告人，爾後製造謊言以欺騙世人。為了使欺騙不露破綻，於是隻好編造更多的謊言，最後他就生活在自己所編造的諸多謊言中，惡性循環，無以自拔。他不僅欺騙了別人，也欺騙了自己。所以問題的關鍵是他有私心雜念，他有各種各樣的企圖或者妄想。倘若他沒有私心雜念，他何必自欺又何必欺人呢？在曾國藩看來，明智的人在於好德，誠實，不自欺欺人。所以天下至誠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虛的人。
（2）握緊“學問”這塊敲門磚
人生在世，縱橫天下，無不希望生前建功立業，死後萬古流芳。然而欲成大業者，非有卓越之智慧和才幹方行。而智慧才能的獲取，依賴於平日的學習和知識的增進，所以，古今中外之成功者莫不講求治學之道，高度重視知識的作用。治學之道，最緊要的是立下堅卓不俗的大誌，立誌是事業的大門，一個人追求的目標越高，他的學問長進得越快。治學，要有“隻問耕耘，不問收獲”的務實精神，避免奢談，踏實認真。要明白學問的取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須勤學好問，持之以恒。學問好比金字塔，基礎越深越博越好，這樣才能在廣博的基礎上求得高精尖。做學問，必須重視讀書的方法。不要貪多，而要專注於一書，力求吃透。同時，治學須避免門戶之見，博采眾長，兼收並蓄，為我所用，才能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依賴於不俗的才學，一個人就可以為國立功，為己立德，為人立言，受到後人的敬仰。曾國藩的事業成功，得力於他的“立德”，以及在此基礎上不斷地礪誌用事；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給次子曾紀澤的書信中說：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以變其氣質。古之精於相法者，並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化之法，須先立堅卓之誌。氣質本自天賦，雖父兄亦不能改變子弟。但曾國藩認為讀書可以改變氣質。他雖自己才智鈍拙，由於他能立誌勤學，終成為清代顯赫的人物，這實是他勤學的重要證據。
一個人其德、其功、其言之所以能立，都需要有一定的“功夫”，而“功夫”的取得自然與其所立之誌關係甚大。在這裏，我們把曾國藩“立德”的思想及實踐過程當做“一件事”提出來，是因為這對於他一生的成功太重要了。曾國藩被稱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立德為首、為根本，同時也是最難的。曾國藩立德的過程貫穿他的一生，或者可以說，他的一生是追求德之立的過程。
（1）留下一個“美德”的名聲
《左傳》說，“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這三者即使僅居其一，也足以令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在曾國藩看來，這三不朽中立德最難，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先秦兩漢以來，很少見到因立德而傳下美名的人。《國語》講，“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說的就是立德之難。立德之所以難，難就難在它是空洞的，無形的，它看不見也摸不著，但它又確實存在，在不知不覺中它會影響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有時它表現為一個人做了一件善事，但做一件善事並不等於立德。因為驅使人做一件好事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有時就是一個人的德行所致，有時則可能由於其他原因。再比如一個有德行的人，也許他什麽也沒有做，他就站在那裏，或者坐在那裏，但是他實在是個有德行的人，因為德行就在他的心中，雖然我們無法看見德行是否在他的心中。一個人不可無能，但不可逞能；無能則被人欺負，逞能則傷害自己。賢能的臣子多了，國家就強盛，賢能的孝子多了，家庭就興旺。賢能的人或多或少，一半在人謀，一半在天命，不可強求。大體而言，能人總是多多益善的，但這是否意味著人可以能而不賢呢？或者，一個人就該顯得比他人更高明、更強大、不可一世呢？曾國藩說：不錯，人當自強。但是否如沅弟（曾國荃）所說自強者總能勝人一籌，我大不以為然。至於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知其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久長。另外一種強大是鬥智鬥力。這種強大就是逞強或逞能，有因逞強而大興的，也有因逞強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楊素，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近世如陵、何、肅、陳等人都是我們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可以保其終身。所以我們在自我修煉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鬥狠上求強就不行了。
由此看來，那些喜歡布施於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歡逞強鬥能的人一樣，他到底強大還是不強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也是君子不屑一顧的方式。逞強鬥狠，說到底就是要獲得對他人的超越感和優越感，從而謀求他人對自我的肯定，服眾或尊嚴。然而這種優越感的獲得往往以壓抑他人、傷害他人為代價。在某一時間，某一場合或某一範圍內你確實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時間，另一場合或另一範圍內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這種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麽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廣大。最後你就把自己人為地陷入到一個孤立的境地，結果你發現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難。所以逞強鬥狠最終會失敗。人之所以要欺騙他人，是因為他心中另有私見，不可告人，也不敢告人，爾後製造謊言以欺騙世人。為了使欺騙不露破綻，於是隻好編造更多的謊言，最後他就生活在自己所編造的諸多謊言中，惡性循環，無以自拔。他不僅欺騙了別人，也欺騙了自己。所以問題的關鍵是他有私心雜念，他有各種各樣的企圖或者妄想。倘若他沒有私心雜念，他何必自欺又何必欺人呢？在曾國藩看來，明智的人在於好德，誠實，不自欺欺人。所以天下至誠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虛的人。
（2）握緊“學問”這塊敲門磚
人生在世，縱橫天下，無不希望生前建功立業，死後萬古流芳。然而欲成大業者，非有卓越之智慧和才幹方行。而智慧才能的獲取，依賴於平日的學習和知識的增進，所以，古今中外之成功者莫不講求治學之道，高度重視知識的作用。治學之道，最緊要的是立下堅卓不俗的大誌，立誌是事業的大門，一個人追求的目標越高，他的學問長進得越快。治學，要有“隻問耕耘，不問收獲”的務實精神，避免奢談，踏實認真。要明白學問的取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須勤學好問，持之以恒。學問好比金字塔，基礎越深越博越好，這樣才能在廣博的基礎上求得高精尖。做學問，必須重視讀書的方法。不要貪多，而要專注於一書，力求吃透。同時，治學須避免門戶之見，博采眾長，兼收並蓄，為我所用，才能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依賴於不俗的才學，一個人就可以為國立功，為己立德，為人立言，受到後人的敬仰。曾國藩的事業成功，得力於他的“立德”，以及在此基礎上不斷地礪誌用事；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給次子曾紀澤的書信中說：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以變其氣質。古之精於相法者，並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化之法，須先立堅卓之誌。氣質本自天賦，雖父兄亦不能改變子弟。但曾國藩認為讀書可以改變氣質。他雖自己才智鈍拙，由於他能立誌勤學，終成為清代顯赫的人物，這實是他勤學的重要證據。
一個人其德、其功、其言之所以能立，都需要有一定的“功夫”，而“功夫”的取得自然與其所立之誌關係甚大。在這裏，我們把曾國藩“立德”的思想及實踐過程當做“一件事”提出來，是因為這對於他一生的成功太重要了。曾國藩被稱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立德為首、為根本，同時也是最難的。曾國藩立德的過程貫穿他的一生，或者可以說，他的一生是追求德之立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