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學尚不深、位尚不高時,就以行為檢點、為學勤奮而著稱,這是因為他深諳“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硬道理,並將這一根深蒂固的理念貫穿於自己的日常生活、行為當中。曾國藩做事尤其崇尚有恒,稱“四十六歲以前做事無恒,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1)以一人之力試圖扭轉社會風氣
曾國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說是千古以來所罕有,至少可以說是第一流的了。尤其是在道光鹹豐以後,世風日下,人心日淪,在整個國家社會都有分崩離析之危險的時候,竟然能有曾國藩這樣一個節行文章俱屬卓犖不凡的人出來挽救清政府,轉移社會風氣,實在可說是清政府的福分,曾國藩如此的過分謙抑自咎,足以使人覺得他的成就太不平凡。曾國藩《湘鄉昭忠祠記》中的一段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抱負。文中說:“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貴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還遊之遠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鼓群倫,曆九載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這一段文字中所提出的“誠”、“拙”二字,正是他自己所用來鼓舞人心與轉移風氣的特性。也是他做人所苦苦遵守的原則,薛福成所撰《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中亦曾說到這點,對曾國藩的為人行事,大大折服:“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即與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鑒、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製行甚嚴,而不事表暴於外,立身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動勤以率下,別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看了這番話,我們對於曾國藩何以能在天下動蕩之時倡導群倫,創下這一番回天之業的原因所在,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了解了。
(2)“有恒”讓曾國藩吃到了苦也嚐夠了甜
人的誌向並不是一次就能立下的。所以才有“五分鍾熱血”的說法。縱觀曾國藩的一生,可以看到,他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立誌,或立誌德業驚人,或立誌出人頭地。從某種角度上說立誌並不難,難的是時時刻刻按照自己的誌向去踏實苦幹,勤懇地踐履自己的誌向。一遇挫折或世態變遷,就給自己找個理由,違背自己的誌向沉淪下去,是凡夫俗子所犯的通病。曾國藩則沒有這樣,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0月的《日記》中說:“餘病根在無恒,故家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仍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蒞眾,必不能信,做事必不能成,戒之!”還說:“餘自從軍以來,即懷見危授命之誌;丙戌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誌,失信於世;超複再出,意尤堅定;此次若遂不測,毫無牽戀。自念貧窶無知,官至一品,壽愈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權,忝竊萬分,夫複何憾!”曾國藩將有恒落實到行動中便是他堅持逐日檢點。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凡事之須逐日檢點,一日姑待,後日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湯)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他不僅逐日檢點,而且事事檢點,曾國藩的這種檢點思想,並不是他心血來潮的奇思異想,實在是紮根於深厚的文化傳統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說過“見賢思齊(看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看到別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國第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孟子也是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曾國藩最服膺於他,表示“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也願“須臾不離”,而孟子是從別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應中來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諸己”:愛人不親,反其仁(反問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曾國藩認真鑽研過的程朱理學也強調“正己為先”。曾國藩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來“逐日檢點”的,事關進德修業的大事,所以他才對自己要求得那樣嚴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曾國藩很讚賞湯海秋的話,那就是與怨恨自己的人相處,因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對自己的缺點或過錯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對自己的缺點能給予無情抨擊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評是需要勇氣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與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評;有人總是懷疑他人的批評懷有敵意,不管正確或錯誤一概拒絕,這樣做沒有氣量不說,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一次檢點自己的機會。由上可以看出,曾國藩不僅僅是一個胸懷大誌的人,他更是一個將大誌落實到每一步行動中,並持之以恒的人,而具體的做法就是“逐日檢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