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三節 找到高人為自己引路

　　有所追求的人不一定有所成就。曾國藩是個有所追求的人，他最終能夠成為學界泰鬥，成為世人敬仰的三立完人，關鍵在於他聰明地找到了為自己指點迷津的高人。

　　（1）找到一個好老師

　　曾國藩深知：一個人的學問、事業和師友的影響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師訪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鑒，給他一生的治學和思想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唐鑒，字鏡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奮上進，學習如饑似渴。嘉慶十二年（1807年）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後曆任檢討、禦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內召為太常寺卿。唐鑒服膺程朱之學，是當時義理學派的巨擘之一，蜚聲京門。唐鑒潛心研究人性理學，繼承北宋理學大師程顥、程頤兄弟開創的洛學學派和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創立的閩學派，和清代大學士倭仁同以理學相號召，有“理學大師”之美譽。當時許多知名學者都曾問學於他。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國藩從北京琉璃廠購得一套《朱子全書》。為了弄清治學的門徑，他登門拜唐鑒為師，見唐鑒正襟危坐於簡陋的書室，認真思考，努力實踐，年紀幾近70，學習還是嚴肅恭敬。修身之要，讀書之法。唐鑒告訴他：束檢身心，讀書明理，“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為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瀏覽之書”。教育曾國藩研究經學應該專一於一經，如果一本書理通，那麽可以再旁及他書。倘若急於求精且博，那麽一經也弄不懂。為了更好地認識理學的重要地位和關鍵作用，唐鑒還對傳統學術文化的結構作了如下的比較與論述：經世治國，主要是熟讀曆史，古人過去所作所為，所立的法律和戒條，曆代的典章製度，都在史書中。並指出隻要能在義理上痛下工夫，其餘文章詞曲，都是末流小技，毫無難處。唐鑒的一番高論，對曾國藩來說，實乃至理名言。這使他初步確立了畢生為之追求的治學目標和途徑。在拜謁唐鑒以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以博得功名，治學內容限製在八股文和試帖詩的狹小範圍之內。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初次入京會試，見識稍廣，由時文而專心於古文，由文學而精進之於“道”，是在嶽麓書院學習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時，他似乎還未徹底明白“道”的深刻含義，因而常以“無失詞臣體麵”為滿足。唐鑒的教誨使他茅塞頓開，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謂“道”是一種義理之學，求“道”應以《朱子全書》為根本，最終確立了以理學為其治學的目標。這一求道過程，在他的日記和書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師唐鑒當天的日記中不無感慨，在給賀長齡的信中說：“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初識指歸。”在以後寫給諸弟的信中，對其治學道路則更有一番總結性的闡述：“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範、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汙，以更生之人，以為父母之肖子，以為諸兄弟之先導”。因此，他立誌要在理學上痛下工夫，這對於他的倫理道德及克己省複都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2）從日記看曾國藩的“修己”功夫

　　宋代理學家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條。在《大學》一書中有言“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個思想影響後代無數的文人。曾國藩為使其能成為理學大師，便按照理學家“修齊治平”的理論，從“靜”、“敬”、“慎獨”下手，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修己”的真旨和方法，曾國藩是通過向另一位知名的理學大師倭仁學來的。倭仁，字昆峰，蒙古正紅旗人，翰林出身，曆任中允、侍講侍讀、庶子、侍講、學士、侍讀學士、詹事、大理寺卿，後為工部尚書，命授皇帝讀、文華殿大學土。倭仁是以學承正統、德高望重的理學名臣資曆而被“命授皇帝讀”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學為主體，兼取思孟學派及陸王心學的某些觀點，形成自己的思想體係。倭仁不僅對理學具有深刻的領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養與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達到了高度的和諧，因此為士大夫所折服。倭仁告訴曾國藩：“‘研幾’功夫最要緊。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最後，倭仁囑咐曾國藩，必須把讀書與修己相結合，要天天“寫日課”，且應當即寫。曾國藩按照唐鑒、倭仁的教誨，按照從道德自省到經邦治國的法則身體力行，使自己的思想與人格得到升華。於是，在與倭仁會麵的當天，他便立誌“自新”。除繼續按照唐鑒教誨的方法讀書外，他開始學習倭仁，在“誠意”和“慎獨”上下工夫。同倭仁一樣，曾國藩每天將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書寫在日記上，以便隨時檢點和克製。曾國藩將所寫的日記，定期送與倭仁審閱，並請他在上麵作眉批，提出不客氣的批評。因道光十三年（1843年）七月，他出任四川鄉試正考官，這種楷書日記還沒有寫滿一年，旅途匆忙，日記遂改用行書。此後的日記也沒有再請倭仁批閱；但在日記中時時自訟自責的精神，卻一直維持終生不變。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學的道德自省，以經邦治國的要求監視自己，教訓自己，也就因為這個緣故，使他在封建的倫理道德方麵和他所獻身的事業中，一天天的進步。曾國藩日記，絕大部分都像一篇例行公事的“流水賬”，看起來易感乏味。

　　然而“糟粕”中所藏的“精華”也很多：論修身治學，則曾國藩持身之嚴，待人之溫厚忠恕，讀書之恒心毅力，日記中隨處可見，足供後人終身取法。論史料，則曾國藩本人的行蹤交遊、其所首創的水陸營製、幕僚將吏的人事，以及於當時的物價、租稅、官場習俗等等，都時時有值得珍視的記載，為別處所罕見。所以曾國藩的日記，實在是一部具有多方麵價值的著作。讀了它，我們不但見到曾國藩的礪誌過程，同時也使我們對其《挺經》中的礪誌方法，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一個人立身處世創大事業，誰也無法預料成敗，成功的人固然有，可是失敗的人卻也不少。而成功者往往是能夠磨煉心性，提高道德修養的人，是有磐石一般堅定意誌的人。從曾國藩拜師這一事件中我們看到，他拜師的目的不是為了沾一點名氣，而是真心實意地求道，因為他是把“拜得名師”作為實現自己誌向的一個途徑來看待的。從老師那裏學到了至理和自勵的做法後，他立即付諸實踐並終生堅持。見微而知著，偉人的小事件中往往更能體現其異於常人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