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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咬緊牙關，做出自己的品牌
商品有商品的品牌，一個人立足社會靠的也是個人的品牌，是貨真價實還是假冒偽劣完全是自己一步步行動的結果。曾國藩年少時就咬緊牙關，以為國之藩為己任，最終打造出一塊響當當的品牌。
（1）當掉衣服買回一箱書
曾國藩說，人如果能立誌，那麽他就可以做聖人，做豪傑。還有什麽做不到的事情嗎？他又何必要借助別人的力量呢？古書上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說，我想得到仁，這仁也就到了。曾國藩的一生跌宕起伏，曆經家國之變，但在其立誌求學過程中發生的一件小事卻不能不提，那就是當衣買書。封建時代，即使你是個濟世之才，要想建功立業也要走八股取仕這條路，曾國藩也不例外。曾國藩初時跟從父親曾麟書念書，曾麟書自知天分有限，沒有什麽秘訣可以傳授給兒子，但他也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厭其煩地礪其誌，耐心指導，每天從早到晚，不停地督促。不論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書都要考一考兒子的功課，一定要曾國藩把書背得滾瓜爛熟，他才滿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說：“因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們這些笨子弟來，一點也不感到厭煩。”曾國藩是個礪誌聰明的人，而且記憶力很強。據說9歲已讀完了五經，開始學做八股文章了。14歲那年，有位衡陽廩生歐陽凝祉到湘鄉來看曾麟書，見了曾國藩的八股文稿，十分讚賞。歐陽先生是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贏得他的稱許，頗不容易。為了試一試曾國藩的真才實學，歐陽凝祉又出了一道詩題，叫曾國藩當場做律詩一首。詩成，歐陽凝祉大為驚喜，認為這孩子將來必成大器。當下便將女兒許配給了曾國藩。曾國藩除了繼續苦學八股詩文之外，曾麟書還教他讀些史記、文選之類。道光五年（1825年），曾國藩參加長沙府試（童子府試），居然得了第七名。
曾麟書感到這孩子的確是可造之材，決心好好培養。但他又覺得，自己連考十幾次秀才不中，若讓曾國藩繼續跟在身邊，恐怕會誤了孩子的前途。無奈中，聽說衡陽有位汪覺庵，八股試貼教得極好，於是便把曾國藩送到了汪先生設立的唐氏家塾去念書。之後又回到本縣的漣濱書院繼續學習。經過名師的指點，曾國藩的學識果然大有進步。道光十三年（1833年），23歲的曾國藩參加科試，竟補上了縣學生員。道光十四年，曾國藩進入省城嶽麓書院讀書。是年，鄉試得中舉人。這年冬天，曾國藩第一次離開湖南家鄉，獨自北上，參加次年春天的禮部會試。但這次卻名落孫山。可巧，這年逢皇太後的六十大壽，照例增加鄉、會試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還有一次機會。但從湘鄉到北京，千裏迢迢，來回的路費不少。曾國藩在征得父親的同意後，決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參加明年的恩科會試。好在京師有一所“長沙會館”，長沙府的應試舉子住在裏麵，花費極少。曾國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漸廣。他除了繼續勤研經史外，又對唐宋的詩詞和古文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他覺得可以任意發揮見解的古文，遠比那拾古人唾餘而又縛手縛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氣，也更有意義。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會試，曾國藩又沒有被錄取。他雖然頗感失望，但想到自己隻有26歲，將來的機會還多，因此，這一時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放榜後，曾國藩立即收拾行裝，搭乘運河的糧船返鄉了。這時，他身邊的盤費已經所剩無幾。因此路過淮寧時，他便向同鄉、任知縣的易作梅借了一百兩銀子。但經過金陵的時候，他在書肆中看見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愛不忍釋，一問價錢，恰好與他身邊所有的錢相當。曾國藩心中暗自盤算：好在從金陵到湘鄉，全是水路，船票既已買好，沿途所費也很有限。而隨身所帶的一些冬衣，這時也穿不著，不如索性當了，也可湊足回家的盤費。於是曾國藩把一時不穿的衣物，全送進了當鋪，毅然把那部心愛的二十三史買了回來。到家以後，曾麟書見他花了上百兩銀子，買了幾箱書回來；帶去的衣箱，都裝滿了書，衣服卻不見了，待他問明緣故以後，不僅沒有責備，反而高興地鼓勵兒子說：“你借錢買書，不是壞事，我樂於替你還清欠款。但望你要細心研讀，也就不算白費了。”
（2）在庸俗的環境中保持清醒
常人與成功者的區別之一就是，常人在常人的環境中按大多數常人的方式行事，而事有大成者卻往往身處常人的大環境中，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曾國藩就是這樣一位成功者。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國藩家中為了上次的進京會試和償還易家借款，此時已無餘款可供再度進京的旅費。幸得親戚族人幫忙，借來三十三吊錢，曾國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後，隻剩下三吊。倘若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舉債回家了。那時像這樣苦的考生真是不多。三月禮部會試，曾國藩得中第三十八名進士。接著複試、殿試、朝考，成績都很優異。引見皇帝之後，年僅28歲的曾國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舉時代的翰林，號稱“清要詞臣”，前途最是遠大。內則大學士、尚書、侍郎，外則總督、巡撫，絕大多數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翰林這個位置，已不必在書本上用太多的工夫，隻消鑽鑽門路，頂多做做詩賦日課，便可坐等散館授官了。曾國藩來自農村，秉性淳樸，毫無鑽營取巧的習氣；在京10餘年勤讀史書，倒培養出一股“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誌氣來。為此，他將名字子城改為“國藩”，即暗寓“為國藩籬”之意。並做五句箴言。
①立誌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興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②居敬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嚴恪齊明，以凝汝命；汝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汝，天罰昭昭。
③主靜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鍾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懾，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騖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④謹言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閑言送日，亦攪汝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途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汝賈欺；笑者鄙汝，雖矢猶疑。憂悔既叢，銘以自改；銘而複蹈，嗟汝既耄！
⑤有恒
自吾識字，百曆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徒。德業之不常，是為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鬥；天君司命，敢告馬走。從這五句箴言中，足可以看出曾國藩的抱負。他首先立誌，要荷道以躬，要與之以言。就是說要以己身，擔當中國的道統。在人生過程中，不論遭遇任何艱難險阻，隻要神定不懾，誰敢予侮？曾國藩的倔強精神，由此可見。德業之進，全靠有恒，銖積寸累，自然成功。這五句箴言，我們均可作為座右銘，青年人讀之思之行之，必然受益無窮。誌已立定，便要付諸實踐。因此曾國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後，仍在不懈地努力讀書。為此，他曾自立課程十二條，悉力以赴。同時，他還為自己製定了一個自修的課程：凡是讀書的心得、人情的曆練、自身的修養、詩文的創作，莫不分別記錄下來。這些記錄共分五類，命名為：茶餘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鈔、詩文章。而且，從道光十九年（1839年）起，他開始寫日記。後來雖然略曾間斷，但時間不多；從鹹豐八年（1858年）六月起，就不曾中斷過一天。即使行軍、生病的時候，也照記不誤；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國藩毅力的一斑了。一個做了高官的人，還要自己規定功課，按日施行，這種自律精神，不僅在今日很少見到，即使在古人中，亦很難得。而這種自強不息的努力，恰是曾國藩成功的基本條件。
有誌向的人和沒有誌向的人不一樣，不僅是想象上的不一樣，而且也是事實上的不一樣。立誌就是把這兩類人區別開來的方式。然而，一個人的誌向不是天生的，是在後天的生活中確立的，尤其是在對平庸、瑣細、放縱的生活的不滿中形成的。曾國藩就是在庸俗的環境中醒悟的。有一年，曾國藩曾深有感觸：“《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天天過得很安逸、也很放縱，於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頹下來。正像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萬語，首先在於確立誌向。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國藩正好33歲。從他當衣買書、功成而用功不輟可以看出，曾國藩過人之處在於，無論是低微鄙陋時，還是溫柔富貴中都自立自強，鄭板橋說：“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也就是說，艱難困苦可以鍛煉人，舒適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奮鬥是因為他的環境艱苦，一旦條件改善了，他也就沒了奮發向上的動力了。曾國藩能在安適中省克自強實在令人感佩！
（1）當掉衣服買回一箱書
曾國藩說，人如果能立誌，那麽他就可以做聖人，做豪傑。還有什麽做不到的事情嗎？他又何必要借助別人的力量呢？古書上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說，我想得到仁，這仁也就到了。曾國藩的一生跌宕起伏，曆經家國之變，但在其立誌求學過程中發生的一件小事卻不能不提，那就是當衣買書。封建時代，即使你是個濟世之才，要想建功立業也要走八股取仕這條路，曾國藩也不例外。曾國藩初時跟從父親曾麟書念書，曾麟書自知天分有限，沒有什麽秘訣可以傳授給兒子，但他也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厭其煩地礪其誌，耐心指導，每天從早到晚，不停地督促。不論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書都要考一考兒子的功課，一定要曾國藩把書背得滾瓜爛熟，他才滿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說：“因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們這些笨子弟來，一點也不感到厭煩。”曾國藩是個礪誌聰明的人，而且記憶力很強。據說9歲已讀完了五經，開始學做八股文章了。14歲那年，有位衡陽廩生歐陽凝祉到湘鄉來看曾麟書，見了曾國藩的八股文稿，十分讚賞。歐陽先生是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贏得他的稱許，頗不容易。為了試一試曾國藩的真才實學，歐陽凝祉又出了一道詩題，叫曾國藩當場做律詩一首。詩成，歐陽凝祉大為驚喜，認為這孩子將來必成大器。當下便將女兒許配給了曾國藩。曾國藩除了繼續苦學八股詩文之外，曾麟書還教他讀些史記、文選之類。道光五年（1825年），曾國藩參加長沙府試（童子府試），居然得了第七名。
曾麟書感到這孩子的確是可造之材，決心好好培養。但他又覺得，自己連考十幾次秀才不中，若讓曾國藩繼續跟在身邊，恐怕會誤了孩子的前途。無奈中，聽說衡陽有位汪覺庵，八股試貼教得極好，於是便把曾國藩送到了汪先生設立的唐氏家塾去念書。之後又回到本縣的漣濱書院繼續學習。經過名師的指點，曾國藩的學識果然大有進步。道光十三年（1833年），23歲的曾國藩參加科試，竟補上了縣學生員。道光十四年，曾國藩進入省城嶽麓書院讀書。是年，鄉試得中舉人。這年冬天，曾國藩第一次離開湖南家鄉，獨自北上，參加次年春天的禮部會試。但這次卻名落孫山。可巧，這年逢皇太後的六十大壽，照例增加鄉、會試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還有一次機會。但從湘鄉到北京，千裏迢迢，來回的路費不少。曾國藩在征得父親的同意後，決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參加明年的恩科會試。好在京師有一所“長沙會館”，長沙府的應試舉子住在裏麵，花費極少。曾國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漸廣。他除了繼續勤研經史外，又對唐宋的詩詞和古文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他覺得可以任意發揮見解的古文，遠比那拾古人唾餘而又縛手縛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氣，也更有意義。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會試，曾國藩又沒有被錄取。他雖然頗感失望，但想到自己隻有26歲，將來的機會還多，因此，這一時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放榜後，曾國藩立即收拾行裝，搭乘運河的糧船返鄉了。這時，他身邊的盤費已經所剩無幾。因此路過淮寧時，他便向同鄉、任知縣的易作梅借了一百兩銀子。但經過金陵的時候，他在書肆中看見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愛不忍釋，一問價錢，恰好與他身邊所有的錢相當。曾國藩心中暗自盤算：好在從金陵到湘鄉，全是水路，船票既已買好，沿途所費也很有限。而隨身所帶的一些冬衣，這時也穿不著，不如索性當了，也可湊足回家的盤費。於是曾國藩把一時不穿的衣物，全送進了當鋪，毅然把那部心愛的二十三史買了回來。到家以後，曾麟書見他花了上百兩銀子，買了幾箱書回來；帶去的衣箱，都裝滿了書，衣服卻不見了，待他問明緣故以後，不僅沒有責備，反而高興地鼓勵兒子說：“你借錢買書，不是壞事，我樂於替你還清欠款。但望你要細心研讀，也就不算白費了。”
（2）在庸俗的環境中保持清醒
常人與成功者的區別之一就是，常人在常人的環境中按大多數常人的方式行事，而事有大成者卻往往身處常人的大環境中，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曾國藩就是這樣一位成功者。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國藩家中為了上次的進京會試和償還易家借款，此時已無餘款可供再度進京的旅費。幸得親戚族人幫忙，借來三十三吊錢，曾國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後，隻剩下三吊。倘若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舉債回家了。那時像這樣苦的考生真是不多。三月禮部會試，曾國藩得中第三十八名進士。接著複試、殿試、朝考，成績都很優異。引見皇帝之後，年僅28歲的曾國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舉時代的翰林，號稱“清要詞臣”，前途最是遠大。內則大學士、尚書、侍郎，外則總督、巡撫，絕大多數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翰林這個位置，已不必在書本上用太多的工夫，隻消鑽鑽門路，頂多做做詩賦日課，便可坐等散館授官了。曾國藩來自農村，秉性淳樸，毫無鑽營取巧的習氣；在京10餘年勤讀史書，倒培養出一股“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誌氣來。為此，他將名字子城改為“國藩”，即暗寓“為國藩籬”之意。並做五句箴言。
①立誌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興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②居敬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嚴恪齊明，以凝汝命；汝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汝，天罰昭昭。
③主靜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鍾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懾，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騖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④謹言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閑言送日，亦攪汝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途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汝賈欺；笑者鄙汝，雖矢猶疑。憂悔既叢，銘以自改；銘而複蹈，嗟汝既耄！
⑤有恒
自吾識字，百曆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徒。德業之不常，是為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鬥；天君司命，敢告馬走。從這五句箴言中，足可以看出曾國藩的抱負。他首先立誌，要荷道以躬，要與之以言。就是說要以己身，擔當中國的道統。在人生過程中，不論遭遇任何艱難險阻，隻要神定不懾，誰敢予侮？曾國藩的倔強精神，由此可見。德業之進，全靠有恒，銖積寸累，自然成功。這五句箴言，我們均可作為座右銘，青年人讀之思之行之，必然受益無窮。誌已立定，便要付諸實踐。因此曾國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後，仍在不懈地努力讀書。為此，他曾自立課程十二條，悉力以赴。同時，他還為自己製定了一個自修的課程：凡是讀書的心得、人情的曆練、自身的修養、詩文的創作，莫不分別記錄下來。這些記錄共分五類，命名為：茶餘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鈔、詩文章。而且，從道光十九年（1839年）起，他開始寫日記。後來雖然略曾間斷，但時間不多；從鹹豐八年（1858年）六月起，就不曾中斷過一天。即使行軍、生病的時候，也照記不誤；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國藩毅力的一斑了。一個做了高官的人，還要自己規定功課，按日施行，這種自律精神，不僅在今日很少見到，即使在古人中，亦很難得。而這種自強不息的努力，恰是曾國藩成功的基本條件。
有誌向的人和沒有誌向的人不一樣，不僅是想象上的不一樣，而且也是事實上的不一樣。立誌就是把這兩類人區別開來的方式。然而，一個人的誌向不是天生的，是在後天的生活中確立的，尤其是在對平庸、瑣細、放縱的生活的不滿中形成的。曾國藩就是在庸俗的環境中醒悟的。有一年，曾國藩曾深有感觸：“《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天天過得很安逸、也很放縱，於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頹下來。正像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萬語，首先在於確立誌向。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國藩正好33歲。從他當衣買書、功成而用功不輟可以看出，曾國藩過人之處在於，無論是低微鄙陋時，還是溫柔富貴中都自立自強，鄭板橋說：“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也就是說，艱難困苦可以鍛煉人，舒適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奮鬥是因為他的環境艱苦，一旦條件改善了，他也就沒了奮發向上的動力了。曾國藩能在安適中省克自強實在令人感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