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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讓世界矚目的遺囑
在我們這個被稱為銀河係的小小的宇宙旋渦中，大約運行著一百億顆太陽。太陽倘若知道了整個銀河係有多大，它也肯定會因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羞愧不已。
——諾貝爾
（一）
阿爾弗雷德一直關注著安德烈的北極考察隊的一舉一動，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促使這項行動付諸實施。
而人們也都在以持續的熱情饒有趣味地從報紙上閱讀著這位英雄的一舉一動，津津樂道於這次富有意義的探險活動。
1896年，安德烈為出發做好了一切準備，就等著選好天氣出發了。阿爾弗雷德也在熱切地期望著這次飛行。
然而遺憾的是，由於當年的氣候不佳，考察活動不得不被推遲到了第二年。聽到這個消息後，阿爾弗雷德非常失望，他怕自己再也等不到安德烈起飛了。
最終阿爾弗雷德也沒有看到這次考察活動成功。而且在第二年，安德烈與其他兩位立誌征服北極的同伴在探險的征途中也不幸遇難。
33年後，一支探險隊在白島上找到了安德烈探險隊的遺跡。這位堅強不屈的戰士雖然犧牲了，但他卻將自己的探險日記保存得完好無損，上麵以嚴謹科學的態度記載了他凍死之前所發生的一切情況。
在資助安德烈進行這次探險的過程中，阿爾弗雷德也深受啟發，他的遺囑設想也逐漸趨於成熟。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阿爾弗雷德曾立下過三份內容非常相似的遺囑。第一份立於1889年，第二份立於1893年，第三份則立於1895年。由於有了第三份遺囑，此前所立的兩份遺囑便因此而作廢。
由於在巴黎承受不白之冤，“死後”還要飽受指責，阿爾弗雷德很難過。經過慎重考慮，他認為自己應該向世人表白自己的心跡，讓人們了解自己的內心世界。
於是在1889年，56歲的阿爾弗雷德給一位斯德哥爾摩的朋友寫信說：
請您費心幫我找一個瑞典律師，為我起草一份合適的遺囑。我已經兩鬢斑白，筋疲力盡，必須擺脫塵世的煩惱。我早就該準備了，隻是我一直在忙於其他的事務。
當時，阿爾弗雷德隻想要一個遺囑的樣本，然後在擬定格式後再起草具體的條款。然而，律師不久之後就給他寄來了遺囑的草稿，並且還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但是他的措辭過於空洞，並不適用。本來阿爾弗雷德經過多次訴訟案件的教訓後，對律師已經很不信任了，現在更是讓他對他們失去了信心。於是，他決定自己擬定。
第一份遺囑內容比較簡單，而且也沒有完全擬定完，內容主要是強調將自己的一筆基金分配給斯德哥爾摩大學。
到1893年時，阿爾弗雷德已經不再急於要向世人表明自己的心跡了，他開始理智地思考自己的身後之事。
但是，阿爾弗雷德是一名樂善好施的大富翁，但他幾乎花費了一輩子的時間才意識到，這樣漫無目的地接濟別人並不是最好的行善方式，因為有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可能依然處於痛苦的煎熬當中，而一些得到幫助的往往是狡猾、貪得無厭的人。
因此就在這一年，阿爾弗雷德起草了第二份遺囑。在這份遺囑當中，他表示要用自己的財產獎勵那些科學領域的先驅。而且，他還沒有忘記自己的和平理想，特別為成績卓著的和平戰士設立了一筆獎金。
這份遺囑沒有指出確定的款數，隻提出了將全部財產的20%分給個人，包括他的朋友和親屬，共有22人之多。
此外，他還將全部財產的17%分給了一些社會團體和教育學術研究機構，比如：維也納奧地利和平朋友協會、斯德哥爾摩大學、巴黎的瑞典俱樂部、斯德哥爾摩醫院等。
他還撥出一部分款項為卡羅琳娜醫學研究會建立了一項基金，遵照管理部門的決定，每3年將基金所得的利息獎給生理學或醫學領域內最重要和最新的發現與發明。
對於財產的剩餘部分，遺囑中寫到：
“餘下的財產將全部贈予斯德哥爾摩科學院，以建立基金，每年由科學院將利息獎給在知識和進步的諸多領域（除醫學和生理學）中最重要和最新的發現或其他成就。”
阿爾弗雷德還特別強調：
“我希望能夠按照我的遺囑考慮將獎項頒發給最應獲得的人，受獎者不分國籍，不管是瑞典人還是外國人，是男人還是女人。”
同時，遺囑還寫到：
“我想用一筆巨大款項擴建城市的火葬場，希望斯德哥爾摩卡羅琳娜研究所願意承擔這件事，這是與社會健康和福利有關的重要之事，應該熱心完成。”
（二）
以上兩份遺囑，阿爾弗雷德在設立時都曾經過慎重的考慮，然而到了1895年，他對自己遺產的處理方式感到不滿。而且，原來的遺囑的確很粗糙，許多細節問題還沒有考慮到。
經過反複的思考，阿爾弗雷德又產生了一個不太成熟的想法：
“如果這筆遺產僅僅隻能對十幾年間的少數幾個傑出人物產生影響的話，那是遠遠不夠的。我多麽希望能夠將我的全部遺產用於為人類謀求福利的事業，這將是一項偉大的‘慈善事業’！
“如果可以的話，我將要用這筆財產設立一個基金會，用基金的利息來獎勵人類的偉大成就，獎勵那些既充滿英雄氣概，又有求知精神的偉大人物，這些人物用無畏的精神探索著那些未知的精神領域。”
之所以產生了這樣的想法，也是阿爾弗雷德從自身的體會中得出的：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天賦優秀的科學家因為饑寒交迫，為了解決溫飽，為了養活妻兒而不得不放棄那些看似沒有實用價值、其實妙用無窮的基礎理論研究，去從事其他無益的研究來維持生計。我的遺產將會幫助他們渡過難關，鼓勵他們勇往直前，實現自己的理想，從事自己心愛的研究。”
阿爾弗雷德不斷地進行著思考和醞釀，而就在這一年資助安德烈進行探險活動的過程當中，阿爾弗雷德最後的遺囑設想也逐漸形成了。
1895年11月27日，阿爾弗雷德在巴黎的馬拉科夫大街寓所當中，親手用瑞典文寫下了長達四頁紙的遺囑。當時沒有一位律師在場，也沒有其他任何人的幫助。這份遺囑寫完後存放在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裏，於1897年公諸於眾。
遺囑的全文如下：
我，簽名者，阿爾弗雷德·伯納德·諾貝爾經過慎重考慮後，特此宣布，以下是我的最後遺囑和關於我去世後可能留下遺產的遺囑：
贈予我的侄子加爾瑪·諾貝爾和路德維希·諾貝爾（即我哥哥羅伯特·諾貝爾的兩個兒子）每人20萬瑞典克朗；
贈予我的侄子伊曼紐爾·諾貝爾30萬瑞典克朗，贈給我的侄女米娜·諾貝爾10萬瑞典克朗；
贈予我的哥哥羅伯特·諾貝爾的女兒依佳伯格和蒂拉每人10萬瑞典克朗；現同布蘭德夫人在一起，暫住在巴黎聖弗洛朗坦街10號的奧爾加·貝特格小姐，將獲得10萬法國法郎；
特此給予索菲·卡派·馮卡皮瓦夫人（據悉她的地址是，維也納的英-奧銀行）6000弗洛林的年金享受權，由英-奧銀行支付給她。為此，我以匈牙利國家債券的形式寄存在該銀行15萬弗洛林；
阿拉裏克·利德伯克先生（現住斯德哥爾摩斯圖勒街26號）將得到10萬瑞典克郎；
埃莉斯·安特小姐（現住巴黎呂貝克街32號）可得到年金2500法國法郎。此外，她擁有的48000法郎現在由我保管著，應予歸還；
美國得克薩斯州沃特福德的艾爾弗雷德·哈蒙德先生將得到1萬美元；
柏林波茨坦街51號的埃米·溫克爾曼和瑪麗·溫克爾曼兩位小姐，每人將得到5萬馬克；
法國尼姆市維亞迪大道2號乙的高契夫人，將得到10萬法郎；
我在聖雷莫實驗室的雇員，奧古斯特·奧斯瓦爾德和他的妻子阿夫斯·圖南德，每人將得到年金1000法郎；
我以前的雇員約瑟夫·古拉多特（住要索恩河畔沙隆斯市聖勞倫特寓所5號）可得到年金500法郎；
我以前的園林工、現在與德蘇特夫人住在一起的瓊·萊科夫（法國埃庫昂省西南部的奧布裏縣梅尼鎮庫拉利斯特稅務所）將得到年金300法郎；
喬治斯·費魯巴赫先生（現住巴黎貢比涅街2號）自1896年1月1日至1899年1月1日，可得年養老金5000法郎，到期中止；
我哥哥的孩子：加爾瑪、路德維希、依佳伯格和蒂拉，每人有2萬克朗的資產由我保管著，應當歸還給他們。
我所剩下的全部可轉變為現金的遺產，將以下述方法予以處理：
這份資產由我的遺囑執行人進行安全可靠的投資，並將所得的資本設置一項基金，其利息以獎金的形式，每年分發給那些在前一年裏曾為人類作出過傑出貢獻的人。
上述利息將被平分為五份，其分配辦法如下：
一份獎給在物理學領域內作出最重要發現或發明的人；
一份獎給在化學方麵作出最重要發現或改進的人；
一份獎給在生理學或醫學領域內作出最重要發現的人；
一份獎給在文學方麵創作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傑出作品的人；
一份獎給為促進國家團結友好、為廢除或裁減常備軍，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與宣傳作出最大努力或貢獻的人。
物理學獎和化學獎將由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科學院頒發；生理學或醫學獎由設在斯德哥爾摩的卡羅琳娜醫學院頒發；文學獎由設在斯德哥爾摩的文學院頒發；和平獎由挪威議會選出的五人委員會確定。
我明確希望，在頒發這些獎項時，對於受獎候選人的國籍不應該予以考慮，不管他是否為斯堪的納維亞人，隻要他當之無愧，就應該受獎。我鄭重聲明，這是個迫切的願望。
我特此委任居住在韋姆蘭省波福什的拉格納·索爾曼先生，和居住在斯德哥爾摩市馬爾姆斯基街31號，有時也居住在烏德瓦拉附近本茨福什的魯道夫·裏爾雅克斯特先生，為我的遺囑執行人，請他們依據遺囑進行安排。為了補償他們為此所付出的心血，我撥給拉格納·索爾曼先生（他可能要把大部分時間用於此事）10萬克朗，撥給魯道夫·裏爾雅克斯特先生5萬克朗。
現在，我的資產當中，一部分是巴黎和聖雷莫的房地產，一部分是寄存在下述地點的債券，即：
格拉斯哥和倫敦的蘇格蘭聯合銀行，裏昂信貸銀行，法國國立貼現銀行，巴黎的阿爾芬·梅辛公司；大西洋銀行以及巴黎的證券經紀人M。V。彼得；柏林的貼現公司管理處和約瑟夫金首飾公司；俄羅斯中央銀行，聖彼得堡的伊曼紐爾·諾貝爾先生；哥德堡和斯德哥爾摩的斯堪的納維亞信貸銀行，巴黎馬拉科夫大街59號我的保險箱內。
此外，就是一些應收賬、專利權、專利費或所謂的使用費，等等，我的遺囑執行人將會在我的報紙和書籍當中找到相關的全部信息。
這份遺囑，是迄今唯一的一份有效的遺囑，與此同時，取消我之前所作的全部遺囑安排，以防萬一在我去世後，存在任何一份這樣的遺囑。
最後，我明確請求，在我死後，請醫生切開我的靜脈，這將可以確診導致我死亡的病症，然後將我的遺體置於所謂的焚屍爐內焚化。
巴黎，1895年11月27日
阿爾弗雷德·伯納德·諾貝爾
12月初，阿爾弗雷德來到巴黎的瑞典俱樂部，在這份遺囑上鄭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當時在場的還有四名瑞典證人。
正是阿爾弗雷德的這份偉大的遺囑，才產生了後來聞名世界的“諾貝爾獎”。
（三）
阿爾弗雷德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但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裏，他依然喜歡坐在書桌前奮筆疾書，或者閱讀自己喜歡的書籍。
1896年8月，哥哥羅伯特的去世讓阿爾弗雷德難過了許久。如今，隻有他一個人還孤孤單單地留著這個世界上了，他不由得感歎世事的無常。
進入12月，阿爾弗雷德的病情又加重了，並且還出現了嚴重的語言障礙，有些話連貼身伺候他的仆人都聽不懂。
12月7日，阿爾弗雷德能夠起床進行簡單的活動。於是，他就給助手索爾曼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遺憾的是，我目前的健康狀況十分不好，就連寫這封信都感到吃力了。但隻要我能康複，我就能從事我們所關心的工作了。
這封信還沒等寄出去，幾個小時後，阿爾弗雷德就出現了腦溢血的先兆。
當仆人們發現他時，阿爾弗雷德正跌坐在書桌旁，白發蒼蒼的頭顱緊貼在桌角旁邊。驚慌失措的仆人連連呼喚他，可他都沒有反應。
仆人們將阿爾弗雷德抬到臥室的大床上，然後飛快地請來了醫生。經過診斷，醫生認為阿爾弗雷德患的是腦溢血，並建議他必須臥床休息，否則病情會更加嚴重。
此時的阿爾弗雷德還能夠聽清醫生的話，但自己卻發不出聲了。他的表情告訴人們，他感到十分不安。
最後，阿爾弗雷德艱難地嚅動嘴唇，才終於發出一絲絲微弱的聲音。仆人們連忙將耳朵湊過去，想聽清他最後的遺言，然而聽到的卻是一連串的詞匯。
這讓這些來自法國的仆人不知所措，而醫生告訴他們，阿爾弗雷德說的是瑞典語。仆人們感到十分疑惑：
“諾貝爾先生會說五種語言，為什麽這時偏偏要說我們聽不懂的瑞典語呢？”
在場的人沒有一個能夠聽懂瑞典話語的，因此，阿爾弗雷德在臨終之前究竟說了什麽，也成了一個永遠的謎。
1896年12月10日淩晨2時，經過醫生搶救無效後，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走完了他轟轟烈烈的一生，悄然離去，終年63歲。
當時，阿爾弗雷德的身邊隻有醫生和幾個仆人，連一個親人和朋友也沒有。
後來，拉格納·索爾曼說過這樣的話：
“阿爾弗裏德·諾貝爾的最後幾個小時是非常悲慘的。在信裏，他曾多次提到的不祥預言終於成為事實。在他臨死前的幾天，‘周圍隻有雇傭的仆人，卻沒有任何一個親人；這種親人有一天會用他那輕輕的手將我的眼睛合上，並且會小聲地說上幾句溫柔真誠的安慰話’。”
可以說，阿爾弗雷德在死前遭到了嚴重不安的打擊，並且不能站起來。他部分地失去了說話的能力，除了他兒時的語言外，他什麽都記不住了。在臨終前，他的主要女仆奧古斯特說，諾貝爾先生說了許多仆人們都聽不懂的話，他們隻聽懂了“電報”這個詞，並且馬上通知了他的兩個侄兒伊曼紐爾和加爾瑪·諾貝爾，以及索爾曼。
遺憾的是，他們都沒有來得及在阿爾弗雷德臨終前趕到那裏。他正像他生前自己所預言的那樣，孤獨地越過了人境。
這位曾經在現代景物方麵留下了很多痕跡的最卓越的人，就這樣多多少少在不受注意的情況下結束了他偉大的一生。
但是，由於阿爾弗雷德是一個沒有直係繼承人的大富豪，而且他用最不尋常的方式起草了遺囑，因此，另外一場奮鬥，也就是為了千百萬人的奮鬥，很快就要開始了。
——諾貝爾
（一）
阿爾弗雷德一直關注著安德烈的北極考察隊的一舉一動，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促使這項行動付諸實施。
而人們也都在以持續的熱情饒有趣味地從報紙上閱讀著這位英雄的一舉一動，津津樂道於這次富有意義的探險活動。
1896年，安德烈為出發做好了一切準備，就等著選好天氣出發了。阿爾弗雷德也在熱切地期望著這次飛行。
然而遺憾的是，由於當年的氣候不佳，考察活動不得不被推遲到了第二年。聽到這個消息後，阿爾弗雷德非常失望，他怕自己再也等不到安德烈起飛了。
最終阿爾弗雷德也沒有看到這次考察活動成功。而且在第二年，安德烈與其他兩位立誌征服北極的同伴在探險的征途中也不幸遇難。
33年後，一支探險隊在白島上找到了安德烈探險隊的遺跡。這位堅強不屈的戰士雖然犧牲了，但他卻將自己的探險日記保存得完好無損，上麵以嚴謹科學的態度記載了他凍死之前所發生的一切情況。
在資助安德烈進行這次探險的過程中，阿爾弗雷德也深受啟發，他的遺囑設想也逐漸趨於成熟。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阿爾弗雷德曾立下過三份內容非常相似的遺囑。第一份立於1889年，第二份立於1893年，第三份則立於1895年。由於有了第三份遺囑，此前所立的兩份遺囑便因此而作廢。
由於在巴黎承受不白之冤，“死後”還要飽受指責，阿爾弗雷德很難過。經過慎重考慮，他認為自己應該向世人表白自己的心跡，讓人們了解自己的內心世界。
於是在1889年，56歲的阿爾弗雷德給一位斯德哥爾摩的朋友寫信說：
請您費心幫我找一個瑞典律師，為我起草一份合適的遺囑。我已經兩鬢斑白，筋疲力盡，必須擺脫塵世的煩惱。我早就該準備了，隻是我一直在忙於其他的事務。
當時，阿爾弗雷德隻想要一個遺囑的樣本，然後在擬定格式後再起草具體的條款。然而，律師不久之後就給他寄來了遺囑的草稿，並且還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但是他的措辭過於空洞，並不適用。本來阿爾弗雷德經過多次訴訟案件的教訓後，對律師已經很不信任了，現在更是讓他對他們失去了信心。於是，他決定自己擬定。
第一份遺囑內容比較簡單，而且也沒有完全擬定完，內容主要是強調將自己的一筆基金分配給斯德哥爾摩大學。
到1893年時，阿爾弗雷德已經不再急於要向世人表明自己的心跡了，他開始理智地思考自己的身後之事。
但是，阿爾弗雷德是一名樂善好施的大富翁，但他幾乎花費了一輩子的時間才意識到，這樣漫無目的地接濟別人並不是最好的行善方式，因為有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可能依然處於痛苦的煎熬當中，而一些得到幫助的往往是狡猾、貪得無厭的人。
因此就在這一年，阿爾弗雷德起草了第二份遺囑。在這份遺囑當中，他表示要用自己的財產獎勵那些科學領域的先驅。而且，他還沒有忘記自己的和平理想，特別為成績卓著的和平戰士設立了一筆獎金。
這份遺囑沒有指出確定的款數，隻提出了將全部財產的20%分給個人，包括他的朋友和親屬，共有22人之多。
此外，他還將全部財產的17%分給了一些社會團體和教育學術研究機構，比如：維也納奧地利和平朋友協會、斯德哥爾摩大學、巴黎的瑞典俱樂部、斯德哥爾摩醫院等。
他還撥出一部分款項為卡羅琳娜醫學研究會建立了一項基金，遵照管理部門的決定，每3年將基金所得的利息獎給生理學或醫學領域內最重要和最新的發現與發明。
對於財產的剩餘部分，遺囑中寫到：
“餘下的財產將全部贈予斯德哥爾摩科學院，以建立基金，每年由科學院將利息獎給在知識和進步的諸多領域（除醫學和生理學）中最重要和最新的發現或其他成就。”
阿爾弗雷德還特別強調：
“我希望能夠按照我的遺囑考慮將獎項頒發給最應獲得的人，受獎者不分國籍，不管是瑞典人還是外國人，是男人還是女人。”
同時，遺囑還寫到：
“我想用一筆巨大款項擴建城市的火葬場，希望斯德哥爾摩卡羅琳娜研究所願意承擔這件事，這是與社會健康和福利有關的重要之事，應該熱心完成。”
（二）
以上兩份遺囑，阿爾弗雷德在設立時都曾經過慎重的考慮，然而到了1895年，他對自己遺產的處理方式感到不滿。而且，原來的遺囑的確很粗糙，許多細節問題還沒有考慮到。
經過反複的思考，阿爾弗雷德又產生了一個不太成熟的想法：
“如果這筆遺產僅僅隻能對十幾年間的少數幾個傑出人物產生影響的話，那是遠遠不夠的。我多麽希望能夠將我的全部遺產用於為人類謀求福利的事業，這將是一項偉大的‘慈善事業’！
“如果可以的話，我將要用這筆財產設立一個基金會，用基金的利息來獎勵人類的偉大成就，獎勵那些既充滿英雄氣概，又有求知精神的偉大人物，這些人物用無畏的精神探索著那些未知的精神領域。”
之所以產生了這樣的想法，也是阿爾弗雷德從自身的體會中得出的：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天賦優秀的科學家因為饑寒交迫，為了解決溫飽，為了養活妻兒而不得不放棄那些看似沒有實用價值、其實妙用無窮的基礎理論研究，去從事其他無益的研究來維持生計。我的遺產將會幫助他們渡過難關，鼓勵他們勇往直前，實現自己的理想，從事自己心愛的研究。”
阿爾弗雷德不斷地進行著思考和醞釀，而就在這一年資助安德烈進行探險活動的過程當中，阿爾弗雷德最後的遺囑設想也逐漸形成了。
1895年11月27日，阿爾弗雷德在巴黎的馬拉科夫大街寓所當中，親手用瑞典文寫下了長達四頁紙的遺囑。當時沒有一位律師在場，也沒有其他任何人的幫助。這份遺囑寫完後存放在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裏，於1897年公諸於眾。
遺囑的全文如下：
我，簽名者，阿爾弗雷德·伯納德·諾貝爾經過慎重考慮後，特此宣布，以下是我的最後遺囑和關於我去世後可能留下遺產的遺囑：
贈予我的侄子加爾瑪·諾貝爾和路德維希·諾貝爾（即我哥哥羅伯特·諾貝爾的兩個兒子）每人20萬瑞典克朗；
贈予我的侄子伊曼紐爾·諾貝爾30萬瑞典克朗，贈給我的侄女米娜·諾貝爾10萬瑞典克朗；
贈予我的哥哥羅伯特·諾貝爾的女兒依佳伯格和蒂拉每人10萬瑞典克朗；現同布蘭德夫人在一起，暫住在巴黎聖弗洛朗坦街10號的奧爾加·貝特格小姐，將獲得10萬法國法郎；
特此給予索菲·卡派·馮卡皮瓦夫人（據悉她的地址是，維也納的英-奧銀行）6000弗洛林的年金享受權，由英-奧銀行支付給她。為此，我以匈牙利國家債券的形式寄存在該銀行15萬弗洛林；
阿拉裏克·利德伯克先生（現住斯德哥爾摩斯圖勒街26號）將得到10萬瑞典克郎；
埃莉斯·安特小姐（現住巴黎呂貝克街32號）可得到年金2500法國法郎。此外，她擁有的48000法郎現在由我保管著，應予歸還；
美國得克薩斯州沃特福德的艾爾弗雷德·哈蒙德先生將得到1萬美元；
柏林波茨坦街51號的埃米·溫克爾曼和瑪麗·溫克爾曼兩位小姐，每人將得到5萬馬克；
法國尼姆市維亞迪大道2號乙的高契夫人，將得到10萬法郎；
我在聖雷莫實驗室的雇員，奧古斯特·奧斯瓦爾德和他的妻子阿夫斯·圖南德，每人將得到年金1000法郎；
我以前的雇員約瑟夫·古拉多特（住要索恩河畔沙隆斯市聖勞倫特寓所5號）可得到年金500法郎；
我以前的園林工、現在與德蘇特夫人住在一起的瓊·萊科夫（法國埃庫昂省西南部的奧布裏縣梅尼鎮庫拉利斯特稅務所）將得到年金300法郎；
喬治斯·費魯巴赫先生（現住巴黎貢比涅街2號）自1896年1月1日至1899年1月1日，可得年養老金5000法郎，到期中止；
我哥哥的孩子：加爾瑪、路德維希、依佳伯格和蒂拉，每人有2萬克朗的資產由我保管著，應當歸還給他們。
我所剩下的全部可轉變為現金的遺產，將以下述方法予以處理：
這份資產由我的遺囑執行人進行安全可靠的投資，並將所得的資本設置一項基金，其利息以獎金的形式，每年分發給那些在前一年裏曾為人類作出過傑出貢獻的人。
上述利息將被平分為五份，其分配辦法如下：
一份獎給在物理學領域內作出最重要發現或發明的人；
一份獎給在化學方麵作出最重要發現或改進的人；
一份獎給在生理學或醫學領域內作出最重要發現的人；
一份獎給在文學方麵創作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傑出作品的人；
一份獎給為促進國家團結友好、為廢除或裁減常備軍，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與宣傳作出最大努力或貢獻的人。
物理學獎和化學獎將由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科學院頒發；生理學或醫學獎由設在斯德哥爾摩的卡羅琳娜醫學院頒發；文學獎由設在斯德哥爾摩的文學院頒發；和平獎由挪威議會選出的五人委員會確定。
我明確希望，在頒發這些獎項時，對於受獎候選人的國籍不應該予以考慮，不管他是否為斯堪的納維亞人，隻要他當之無愧，就應該受獎。我鄭重聲明，這是個迫切的願望。
我特此委任居住在韋姆蘭省波福什的拉格納·索爾曼先生，和居住在斯德哥爾摩市馬爾姆斯基街31號，有時也居住在烏德瓦拉附近本茨福什的魯道夫·裏爾雅克斯特先生，為我的遺囑執行人，請他們依據遺囑進行安排。為了補償他們為此所付出的心血，我撥給拉格納·索爾曼先生（他可能要把大部分時間用於此事）10萬克朗，撥給魯道夫·裏爾雅克斯特先生5萬克朗。
現在，我的資產當中，一部分是巴黎和聖雷莫的房地產，一部分是寄存在下述地點的債券，即：
格拉斯哥和倫敦的蘇格蘭聯合銀行，裏昂信貸銀行，法國國立貼現銀行，巴黎的阿爾芬·梅辛公司；大西洋銀行以及巴黎的證券經紀人M。V。彼得；柏林的貼現公司管理處和約瑟夫金首飾公司；俄羅斯中央銀行，聖彼得堡的伊曼紐爾·諾貝爾先生；哥德堡和斯德哥爾摩的斯堪的納維亞信貸銀行，巴黎馬拉科夫大街59號我的保險箱內。
此外，就是一些應收賬、專利權、專利費或所謂的使用費，等等，我的遺囑執行人將會在我的報紙和書籍當中找到相關的全部信息。
這份遺囑，是迄今唯一的一份有效的遺囑，與此同時，取消我之前所作的全部遺囑安排，以防萬一在我去世後，存在任何一份這樣的遺囑。
最後，我明確請求，在我死後，請醫生切開我的靜脈，這將可以確診導致我死亡的病症，然後將我的遺體置於所謂的焚屍爐內焚化。
巴黎，1895年11月27日
阿爾弗雷德·伯納德·諾貝爾
12月初，阿爾弗雷德來到巴黎的瑞典俱樂部，在這份遺囑上鄭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當時在場的還有四名瑞典證人。
正是阿爾弗雷德的這份偉大的遺囑，才產生了後來聞名世界的“諾貝爾獎”。
（三）
阿爾弗雷德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但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裏，他依然喜歡坐在書桌前奮筆疾書，或者閱讀自己喜歡的書籍。
1896年8月，哥哥羅伯特的去世讓阿爾弗雷德難過了許久。如今，隻有他一個人還孤孤單單地留著這個世界上了，他不由得感歎世事的無常。
進入12月，阿爾弗雷德的病情又加重了，並且還出現了嚴重的語言障礙，有些話連貼身伺候他的仆人都聽不懂。
12月7日，阿爾弗雷德能夠起床進行簡單的活動。於是，他就給助手索爾曼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遺憾的是，我目前的健康狀況十分不好，就連寫這封信都感到吃力了。但隻要我能康複，我就能從事我們所關心的工作了。
這封信還沒等寄出去，幾個小時後，阿爾弗雷德就出現了腦溢血的先兆。
當仆人們發現他時，阿爾弗雷德正跌坐在書桌旁，白發蒼蒼的頭顱緊貼在桌角旁邊。驚慌失措的仆人連連呼喚他，可他都沒有反應。
仆人們將阿爾弗雷德抬到臥室的大床上，然後飛快地請來了醫生。經過診斷，醫生認為阿爾弗雷德患的是腦溢血，並建議他必須臥床休息，否則病情會更加嚴重。
此時的阿爾弗雷德還能夠聽清醫生的話，但自己卻發不出聲了。他的表情告訴人們，他感到十分不安。
最後，阿爾弗雷德艱難地嚅動嘴唇，才終於發出一絲絲微弱的聲音。仆人們連忙將耳朵湊過去，想聽清他最後的遺言，然而聽到的卻是一連串的詞匯。
這讓這些來自法國的仆人不知所措，而醫生告訴他們，阿爾弗雷德說的是瑞典語。仆人們感到十分疑惑：
“諾貝爾先生會說五種語言，為什麽這時偏偏要說我們聽不懂的瑞典語呢？”
在場的人沒有一個能夠聽懂瑞典話語的，因此，阿爾弗雷德在臨終之前究竟說了什麽，也成了一個永遠的謎。
1896年12月10日淩晨2時，經過醫生搶救無效後，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走完了他轟轟烈烈的一生，悄然離去，終年63歲。
當時，阿爾弗雷德的身邊隻有醫生和幾個仆人，連一個親人和朋友也沒有。
後來，拉格納·索爾曼說過這樣的話：
“阿爾弗裏德·諾貝爾的最後幾個小時是非常悲慘的。在信裏，他曾多次提到的不祥預言終於成為事實。在他臨死前的幾天，‘周圍隻有雇傭的仆人，卻沒有任何一個親人；這種親人有一天會用他那輕輕的手將我的眼睛合上，並且會小聲地說上幾句溫柔真誠的安慰話’。”
可以說，阿爾弗雷德在死前遭到了嚴重不安的打擊，並且不能站起來。他部分地失去了說話的能力，除了他兒時的語言外，他什麽都記不住了。在臨終前，他的主要女仆奧古斯特說，諾貝爾先生說了許多仆人們都聽不懂的話，他們隻聽懂了“電報”這個詞，並且馬上通知了他的兩個侄兒伊曼紐爾和加爾瑪·諾貝爾，以及索爾曼。
遺憾的是，他們都沒有來得及在阿爾弗雷德臨終前趕到那裏。他正像他生前自己所預言的那樣，孤獨地越過了人境。
這位曾經在現代景物方麵留下了很多痕跡的最卓越的人，就這樣多多少少在不受注意的情況下結束了他偉大的一生。
但是，由於阿爾弗雷德是一個沒有直係繼承人的大富豪，而且他用最不尋常的方式起草了遺囑，因此，另外一場奮鬥，也就是為了千百萬人的奮鬥，很快就要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