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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致力於和平事業

  工作美化了一切,勞動思想創造出一個新的生命,在新的生命中我們能免除奢侈和享樂,再也不會感到厭煩。

  ——諾貝爾

  (一)

  1888年,阿爾弗雷德的二哥路德維希因心髒病離開人世。當時,法國的一家報紙誤認為是阿爾弗雷德去世了,便刊登了一則訃告,稱他為“死亡商人”,稱他一生所有的發明都是“毀滅和滅絕生靈”的行為。

  看到這些報道,阿爾弗雷德簡直驚呆了。他一生有過許多崇高的理想,也有過大量的善舉,渴望得到社會的理解和承認;他也一直自視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藝術家,是愛好和平的忠誠衛士,而現在,他發現自己在別人的心中居然扮演的是一個惡魔一般的角色。

  的確,當時很少有人能夠理解阿爾弗雷德的真正心跡。身為一個發明、生產炸藥的商人、大企業家,他很容易被人們看成是一個唯利是圖的人,然而在內心深處,他卻是個熱愛和平與自由的人,對人類的前景充滿了美好的向往。

  一位終生與戰爭和炸藥為伴的人,同時又是一位熱愛和平的人,這在外人看來是十分矛盾的。阿爾弗雷德不斷發明新型炸藥,其初衷並不是為了挑起戰爭,而是為了將它用於修建鐵路、開采礦山、開鑿運河和建設電站等這樣一些和平發展的事業,所以他的產品主要是用於工程。

  直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阿爾弗雷德的發明事業才傾向於軍事方麵,如無煙火藥等。這種傾向無疑是炸藥本身,完全不是它的實際應用和商業價值,他隻是作為一個發明家從純科學觀點出發的。直到成功發明了巴裏斯梯,他才從中取得了一定的經濟利益。

  正是在阿爾弗雷德陷入苦苦思索之時,一位曾經在他的生活中出現過的女人出現在他的麵前,她就是貝莎。這位美麗堅強的女性在他此後的人生道路中,給他的思想和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

  根據貝莎的傳記記載,阿爾弗雷德對於和平運動的興趣完全是由她喚起的,這自然有點言過其實。在阿爾弗雷德的幼年時期,就已經熱忱於人類的和平事業了。尤其是雪萊思想的影響,成為阿爾弗雷德和平運動熱心的根本。在1887年他致力於發明軍事用品的時候,他的和平意識也更加堅決。

  1890年,貝莎的《放下武器》出版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當時,阿爾弗雷德寫了一封動人而愉快的信給她,但對於她的意見並不完全讚同。在信的結尾,阿爾弗雷德說:

  你不該喊著“放下武器”這樣的口號,因為你有動人的作風和偉大的想象,這就是說,你自己也需要武器……

  1891年9月,貝莎又在《新自由報》上發表了一篇討論戰爭和軍備的文章,因此又收到了阿爾弗雷德的信。信中說:

  我很喜歡看到你那篇非難恐怖——戰爭的文字,居然登載於法國的報紙上,不過我怕在100個法國讀者中,就有99個是主戰狂,這裏的政府差不多能理解;人民卻相反,他們醉心於成功與虛榮。這是一種好的發酵劑,能比酒和嗎啡減去很多傷害力——除非引起戰爭。你的筆現在往哪裏去了?你用殉道者的血寫成這個東西後,我們能否看到將來仙境一般的前途,或是思想家所設計的烏托邦的國家?我的同情在哪一方麵?不過,我的思想遊離不定地傾向於另一個國家,在那裏的人民,即便不說話,也會受到苦楚。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麵來理解這封信。無論如何,阿爾弗雷德並不是皈依此說的信徒,眼睜睜地等著和平賜福。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出阿爾弗雷德有一種嘲諷的意味,他不認為貝莎這樣的做法可以停止戰爭。

  (二)

  1891年10月,阿爾弗雷德開始用比較切合實際的口吻給貝莎寫信了。而這次,他還批評了貝莎和其他堅持和平運動的朋友所擬定的和平方案。貝莎曾為宣傳和平運動的事請求阿爾弗雷德給予經濟上的援助,阿爾弗雷德就給她寄去了80磅,並說:

  我想我們需要的不是錢,而是方案。單靠決議是不能得到和平的,宴會和長篇演說也是如此。我們向有誠意謀求和平的政府提出可以接受的議案,如果沒有好處待人,徒然請求裁減軍備,那必然會惹人笑話;至於主張立刻組織仲裁法庭,也勢必會引起許多偏見,同時還會招致一般有野心的人。如果希望成功,應該從比較適當的地方入手,關於立法有疑問的事,應該采用英國的做法。

  在英國,遇到這種情形時,就會頒布一種臨時的條例,有效期僅為兩年或者僅僅一年。我相信,如果能夠得到著名政治家的讚助,除了少數的政府,通常是會接受那些適當的提議的。我們的要求是很低微的,隻要歐洲各政府在一年之內將各國所有招致嫌隙的事提交給特別組織的法院,或者,你們未曾做這項準備,那就在期限未滿之前應將敵對行動暫緩,這也許不怎麽重要,但凡是成大事的人,往往也會滿意於小的收獲。

  這在國家的生命之途中,是稍縱即逝的。即便是一位最喜歡戰爭的大臣,當他看到這不久即將期滿的契約,也絕不會貿然去破壞它的。在契約期滿後,各國都願意再續約一年,這樣一來,不經過任何的動蕩,大家都在不知不覺中得到了長久的和平。那時候,唯有在那時候,才能實際地考慮逐步解除軍備的方法,這是一般有理性的人和各國政府所希望的事。如果兩國政府發生了爭論,你想在戰爭爆發之前加以強製性地調和,他們的仇恨是不是十次會有九次因此而減少呢?

  1892年8月,在瑞士伯爾尼召開的一次國際和平會議上,貝莎邀請阿爾弗雷德參加,但他沒有去。後來在會議舉行期間,他特意來到伯爾尼,但沒有到會,隻是簡單地與貝莎交流了一些有關和平運動的意見。

  後來,貝莎又特意到蘇黎世拜訪阿爾弗雷德。阿爾弗雷德說:

  “我的工廠能比你們的回憶更快地消滅戰爭。如果有一天,兩國的軍隊能夠在一秒之內彼此消滅,一切其他的國家都將因為恐懼而終止戰爭,並裁減他們國家的軍隊。”

  對於自己從事和平宣傳的決斷,阿爾弗雷德的確受到了伯爾尼這次會議的影響。當時,一位土耳其的退休外交家亞利斯泰·齊佩亞住在巴黎。他原任駐華盛頓的土耳其大使,由於某些原因沒有討得上司的歡心,領到1000法郎的養老金後就退休了。

  在生活拮據之時,他曾請求過兩個人的幫助:一是魯特斯卡爾,任瑞典駐聖彼得堡的公使;第二位是瑞典外交部長路溫赫布。兩個人都轉請阿爾弗雷德設法幫忙,阿爾弗雷德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後來,一有機會,他就在自己經辦的許多機關內給這個土耳其人找一些適當的職位。

  然而,那時並沒有合適的缺額,於是阿爾弗雷德就聘請他做自己的私人顧問。他寫信給路溫赫布部長說:

  我很難說有什麽適合的事務讓亞利斯泰先生能夠一展所長,但我對他提出了一些嚐試,想來他也是滿意的。這就是在一年的時間內,我約定不會辭退他。如果他認為有其他滿意的機會可以嚐試,他完全有自由離開。在這一年內,我付給他1.5萬法郎。當然,在那種條件下他接受了。

  亞利斯泰先生對於英文、法文都很精通,在談話及寫作時也能巧妙地運用外交色彩的文字。不幸的是,我的事務大部分是科學方麵的,在這方麵,亞利斯泰先生不能有任何的幫助。再者,我有時也常用德文、瑞典文和俄文,他都不懂。但是,我們應該不在乎這些小的困難。

  這封信可能寫於1892年10月前後。

  (三)

  在1892年7月時,阿爾弗雷德讓亞利斯泰過來幫助他。在8月下旬的和平會議期間,他得知這位土耳其外交家有困難,便詢問亞利斯泰是否願意讓他為他“提一件合乎你意的事”。亞利斯泰回答他悉聽遵命,於是在9月5日,阿爾弗雷德給他寫了一封信,大意是希望亞利斯泰能夠將歐洲進行和平運動的情況隨時報告給他,並且要在新聞媒體上鼓吹,以他昔日外交家的身份來幫助那些運動。

  對於這一要求,亞利斯泰欣然接受,並在兩件備忘錄內都提及此事,還對自己的見解進行了闡述,表示完全讚同諾貝爾先生的主張。

  10月,阿爾弗雷德回到巴黎,他們又見麵了。阿爾弗雷德告訴亞利斯泰,他們的協定期限是一年,在這一年當中,阿爾弗雷德受協議的限製,但亞利斯泰有接受其他機會的自由。對此,亞利斯泰也毫無異議,並且加深了阿爾弗雷德的好感。

  亞利斯泰是個很聰明的人,又擅長外交中漂亮的言辭。在第一次見麵時,他就對阿爾弗雷德的和平計劃作出了批評,認為裁減軍備和強製仲裁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他認為,在報告的爭論與發動戰爭之間應該有較長的一段時間,令涉及到的兩國進行商洽。

  亞利斯泰講得十分透徹,這讓阿爾弗雷德對他也很信服。

  11月時,阿爾弗雷德又給貝莎寫了一封信,信中對貝莎提出的仲裁計劃並不讚同。不過,貝莎並沒有因為那位土耳其外交家的批評而發生動搖,她在回信中說:

  在你上次的信中,你告訴我那位土耳其朋友的意見,就是懷疑仲裁法庭是否能夠實現。這種懷疑是我們和平會議的‘專門家’見怪不怪的,答案就在論及這些問題的備忘錄當中。

  雖然貝莎曾寄給阿爾弗雷德這些小冊子,但這也沒有動搖阿爾弗雷德對裁軍可能性的信仰。他堅持己見,認為防止戰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聯合的軍事行動對付任何破壞和平的行動。

  1893年1月,阿爾弗雷德又給貝莎寄了一封信,這也是阿爾弗雷德所采取的最後的和平方案。雖然這種方案也是烏托邦式的,但不論如何,它是阿爾弗雷德一直以來都積極倡導的和平方案。

  信中是這樣說的:

  我想拿出我的一部分財產作為獎金,每隔5年頒發一次(我們應作6次計,如果30年後我們還不能改良現行的製度,那就不免回複到野蠻時代了)。這筆獎金獎給無論男女、國別、隻要是在歐洲宣傳普遍和平最出力的人。我並不是說裁減軍備,那需要經過很漫長的步驟才能成功;我也不是說國與國之間的強迫仲裁。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國家應該絕對地履行契約,對首先發難的國家加以製裁。關於這一層,我們應該早日得到結果——這無疑是實際上的結果,這樣戰爭就不會發生了。我們必須強迫任何國家,哪怕是最愛爭鬥的,或者聽候法院的裁決,或者按兵不動。如同三國聯盟一樣,實際上應不限於三國,而應聯合世界各國,這樣就能夠得到永久的和平了。

  可能覺得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不足以應付這樣的工作,同時也覺得亞利斯泰很讓他為難,因為亞利斯泰並沒有為他做過什麽,也不曾在新聞媒體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因此,阿爾弗雷德對亞利斯泰感到很失望。在一年期滿後,阿爾弗雷德就告知亞利斯泰,說自己不願意再訂立契約了。

  阿爾弗雷德的決定令亞利斯泰十分震驚。他對阿爾弗雷德說,自己在接到9月5日阿爾費德勒的信不久後,就接到了土耳其皇室的通知,要求他再次加入外交界服務。但那時因為接受了阿爾弗雷德的幫助,他非常堅決的回絕了這件事。而現在,他想不到阿爾弗雷德與他之間僅僅是一年的契約。阿爾弗雷德的這個決定,對他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

  阿爾弗雷德根本不再相信亞利斯泰的話,因為他已經看清了亞利斯泰的為人。他在給亞利斯泰的回信中,毫不客氣地拒絕了亞利斯泰:

  我已經很忠實地進行了一年的實驗,但你所從事的和平事業卻一點也沒有前進。我沒有看到你為這件事動筆寫過什麽,至於由蘇納特太太發起的運動,也不曾見你介紹任何一個重要的人。

  ……誠然,你的意思是想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進行,並要創立特殊的宣傳機關。對於這個提議,一開始我們倆就是有爭議的。如果我對這種方法有一點興趣的話,我早就該找蘇納特太太了,因為她已經辦好了一個報刊。

  現在,國會及政府都有意願接受仲裁法庭提議的傾向,並且覺悟還在群眾之上。凡是希望能發生效力的任何行動,都應該讓群眾參加,我希望你能努力達到這一目的。不幸的是,你的意見在起初就如此不同,我們在那時就應該終止談判了。但由於我的朋友告訴我,你那時在經濟上需要幫助,我就幫助了你,並與你訂立任意選定的契約。我也曾慎重地說明,隻試用一年……

  亞利斯泰是個十分固執的人,他提議將他們的爭論提交到仲裁法庭,但阿爾弗雷德拒絕了,最終兩人很不愉快地絕交了。

  不過,這段經曆還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阿爾弗雷德得以有機會發表自己對於和平問題的意見。

  雖然發生了亞利斯泰那場風波,但這絲毫沒有影響阿爾弗雷德對於和平事業的熱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曾寫了幾封信給他的侄兒加爾瑪·諾貝爾,表明了他的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想。

  加爾瑪以為,阿爾弗雷德是想在瑞典申辦一種報紙,以對他所經營的各項事業有所幫助。但阿爾弗雷德回信說:

  你以為我的目的是操縱市場是吧?不過,我如果主動辦一種報紙,結果反而是會引人反對的。我從來不顧及我個人的利益,這是我的特性。我經營新聞報紙的政策並不是用我的努力對付裁減軍備和那些中古時代留下來的東西,而是力勸他們,如果製造軍火,就應在國內製造。因為無論如何,不應該依賴國外進口產品的一種工業當然就是軍火製造業。既然瑞典有軍火製造廠,如果我們不設法維持,那不但可笑,還十分可憐。我主辦報紙的目的,就是要鼓勵或激起真正自由的意見。在國民的普遍智慧五倍於國內的現狀時,就應該有這樣的感化力了。

  這封信是在1895年12月7日寫的。在這前幾天,也就是11月27日,阿爾弗雷德在自己的遺囑上簽字,將自己遺產的一部分提出作為獎金,獎給那些“對於促進各國的和平關係,對於裁減和廢除常備軍,以及對於組織和增設和平會議最出力的人”。因此,讓世界永久保持和平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一生始終堅持不懈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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