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第一次去武漢的時候,在第一個有空的時間就飛奔到黃鶴樓,急切的程度不亞於大學處男見曖昧女網友。我之所以對黃鶴樓有著絕美的幻想,主要是因為讀過的一首詩: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複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曆曆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鄉愁當然不是中國人所獨有的情感,但是似乎我們中國人的鄉愁格外深切,不僅從中孕育了許多描寫鄉愁的詩歌和文章,更從中孕育了中國人的一種性格特質。有人說,鄉愁是“一種對過去的無名的疼惜”,這說得很好,但是不能涵蓋鄉愁的全部。鄉愁不僅是對過去的疼惜,也是一種對家鄉的依戀,是一種離鄉的憂鬱,還有許多其他的意味。
中國人的鄉愁重,首先也許因為傳統中華民族是一個農業民族。和遊牧民族相比,我們農業民族安土重遷,對自己的家鄉和土地更有依戀感。一旦離開家鄉,則必定鄉愁更重。還有,我們中國人受儒家思想影響,家族觀念比較強,因此一旦離開家人親友所在的地方,也就格外想念。古人到了外鄉,因為沒有親族的保護和支持,在別人的親族所在的地方生活,會有許多實際的困難。回想起家鄉並對比在家鄉的歸屬感,鄉愁也自然會油然而生。
中國人的鄉愁重還有一個原因,從心理學的視角看,鄉愁應該被歸於某種“分離焦慮”。在人剛剛出生時,都需要依戀母親,而在兒童逐漸長大時,則必須逐步離開母親並習慣越來越多的獨立。在這個過程中,兒童在離開母親的時候就會有分離焦慮,他們會想念母親,母親不在身邊讓他們感到不安全或不舒服。
而成年人的鄉愁,也是類似的一種感覺,離開家鄉就仿佛離開母親,“祖國”在英語中是“母親一土地”(mother land),而詩人也會用離開母親的感覺來形容鄉愁:“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如果某些人的心理發展中,兒童期某個階段沒有達到很好的發展,則他的心理會“固結”在這個階段,這個人成年後就會留有兒童期的某些心理特點。按照我過去的研究,中國儒家文化格外強調子女對父母的孝順,會刻意加強子女對父母的依賴。儒家希望,這樣可以讓每一個人能夠更愛父母,也因此而更懂得愛,從而有更好的品德。儒家的這個設計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它有一個副作用,會使中國人多數在兒童期有固結,因此潛在具有一些兒童的心理特點,比如獨立性相對比較差。因此,中國人格外的容易有鄉愁,也是可以理解的。
從這個方麵看,鄉愁是有一些消極作用的。它使中國人安土重遷,也使中國人的開拓性、進取性有所減弱。我們也懷疑有鄉愁的人,也許會少一點為理想而離鄉去闖蕩的動力。當然鄉愁不僅僅是一種消極的情感,它不僅僅是一種“分離焦慮”,它也同時是一種對家鄉、對故土以及故土上生活的人、以及對過去生活的深沉的愛。中國人鄉愁重,也同樣是中國人重視感情、愛生活、愛親人的體現。
另外,我們說鄉愁是對家鄉的懷念和珍惜,是失去家鄉後的憂鬱和傷懷。而我們的家鄉,不僅僅是物質世界的家鄉,也還包括我們精神的家鄉,因此我們的鄉愁,也包括我們離開精神的家鄉後的懷念、惋惜、憂鬱和傷懷。
我認為,中國人的鄉愁格外重,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意識到了自己失去了精神家鄉,一個曾經非常美好的精神家鄉。這個精神家鄉,就是先秦時期曾經有過的思想自由、信仰多元而精神張揚的中國文化。(當然,在先秦生活的孔子告訴我們,那也還不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精神家鄉,最本源的精神故鄉是更早的時期。孔子的“克己複禮”以及對堯舜禹周公的向往,就是孔子自己的思鄉。而在我看來,他所在的春秋時期也還算好了。)在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統的專製政體之後,這個精神家鄉就已經開始在失落。焚書坑儒就是中國人失去精神家鄉的第一次被放逐。而在以後的兩千年帝製專製統治時期,雖然專製的程度時強時弱,有時也會從強專製中稍稍有所緩解,但是總體趨勢上,卻是專製越來越嚴酷,而中國人的思想自由越來越少,我們離中華精神之家鄉也越來越遠。到了清代所謂的康雍乾“盛世”,史無前例的殘暴文字獄和對知識階層的大屠殺,使我們離中華精神的家鄉更是遠到山萬重水萬重的地步。正是“客舍並州已十霜,客心日夜望鹹陽。無端度卻桑乾水,卻望並州是故鄉”。
這也就難怪中國人有那麽濃重的鄉愁了。因為,中國人在體會離開家鄉的鄉愁時,同樣也在表達著“文化的鄉愁”。把普通的鄉愁和文化的鄉愁聯係在一起的最明顯的例證,就是陶淵明以及他的名作《歸去來辭》、《桃花源記》。《歸去來辭》,寫的是回歸故鄉的喜悅,但實際是在寫回歸美好心靈的喜悅;《桃花源記》,寫的就是他心目中的故鄉應有的樣子,那些過著“怡然自樂”的幸福生活的桃花源中人,明白地告訴陶淵明,他們是“先世避秦時亂”來到這裏的,這正說明中國人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園是在“秦時”,在這一點上,陶淵明與在下可以說是心有戚戚焉。
有文化鄉愁,固然是一種憂鬱,但是更是一種高貴的選擇。有文化鄉愁,意味著他選擇記得自己的文化家鄉,而沒有忘記那曾經更美好的文化;意味著他寧願因思念卻不能得到而受苦,也不願意忘記自己民族曾經更美好的文化;意味著堅守這種文化,即使不能發揚它而隻能把它埋藏在自己的心裏——化為鄉愁。
物質鄉愁的舒解,隻要你回到家鄉就可以得到。而文化鄉愁的舒解,隻有回到中華精神的本源才能得到。思鄉是一種病,是一種痛,不過,痛證明我們還有知覺,還有希望。鄉愁,正是我們中華文化複興的驅動力。
附記:
本來要說的話已經說完了。但是看到別人關於鄉愁的一段文字,有點感想。這位熊培雲先生說的是中國現在的城市建設中對文化的破壞,以及這些所謂的建設者實際是破壞者們“淡漠了鄉愁”,他說:“如有建築家所批評,中國的城市建設忽視城市生存品質、文化內涵和曆史魅力,文化與曆史像建築垃圾一樣被清理出城市。一座失去記憶的城市,從此淡漠了鄉愁。與大地山川承載記憶不同的是,城市成了浮世不安與居無定所的象征。無疑,‘集體失憶’是今日中國改天換地般城市建設的最大特點,也是最大悲哀。”
這是我們當代懷舊者鄉愁的原因,我們的家鄉“拆”了,我們的記憶和過去也被拆了。我們將不能回到童年的小河邊,大槐樹下以及祖屋中,那些都被拆遷了或者填埋了。我們的一部分過去也被銷毀了。
熊先生認為:“這種對曆史的忽略、對記憶的摧殘與中國獨一無二的‘拆遷邏輯/文化’密切相關。”他認為從項羽開始,中國就有一種拆遷邏輯/文化,所以後代的帝王總要拆毀前代帝王建立的“幾乎所有的建築、文化和曆史”。他認為“這與中國沒有西方‘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產權製度有關,與此同時更有觀念上的原因,即中國人對自己的曆史文化缺少尊重與寬容。”
這我卻有些不同意,固然,帝王們喜歡拆前代的皇宮重建。但那也無非是因為,他們覺得住在亡國之君的房子裏不吉利。項羽燒秦的宮室,也不過是因為他想回家鄉附近建都,又不願意在首都之外保留一個皇城。宮室之外的其他建築,後來的帝王們往往並不會拆毀。而對過去的文化和曆史,後來者也大多並沒有“拆毀”的欲望,相反後一個朝代往往會著力為上一代修史,並珍重地保留前代的各種文物。
熊先生說,“今日中國人過於追逐新異,過於崇尚‘一張白紙好畫畫’。這種歇斯底裏式的改天換地不啻為一種‘畫鬼容易’的懶漢哲學”。對此我很同意,不過,我不認為這是中國文化中固有的傾向,相反,我倒認為這是近代的產物。當西方國家挾堅船利炮闖入中國時,正是中華文化在滿清摧殘中極度衰落之時,於是社會精英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希望靠全盤西化來救國圖強,因此,才出現了對中華文化徹底否定的思潮。而這種對中華文化徹底否定的思潮,在過去曆史中幾乎從來沒有過。元代統治者固然是對中華文化不予肯定,但是漢族文人卻並未對中華文化失去信仰和信心。清代即使文字獄酷烈,但是對中華文化也還是肯定的。隻是近代和西方接觸後,才有大量精英階層的人主動否定中華文化,從而為“對自己的曆史文化缺少尊重與寬容”打下了觀念的基礎,也成為了後來破壞性的“文化大革命”中“破四舊”觀念的前因。
而目前對城市建築的破壞,在觀念上,更多是受到了“文革”的影響,而不是因為中國古來有“拆遷邏輯/文化”。正是“文革”毀滅了一些人對傳統的尊重,也使得這些人淡漠了鄉愁,從而不在乎毀滅古建築。也許我這樣說會遭到一些人的敵意。——現在主導拆毀古老建築的人,按照年齡來說不大多正是“文革”期間砸古董的紅衛兵嗎?或者至少是看著別人砸“四舊”的人。這正說明了沒有鄉愁感的可怕,被一種潮流毀滅了鄉愁感的人,不大會心痛毀掉別人的精神家鄉。固然,絕大多數這個年齡的人並非毀壞者,但是這少數人的行為,也值得我們為之浩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