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心和文化

第四節 重新評價那個誰

　　中國人自古習慣“案例教學”，我們的倫理、價值觀和道德，都是通過人和事展示出來的，因此，中國哲人酷愛評價古人。評價古人，實際是一個中國哲人闡明自己的價值觀的主要方法。而我們現在心目中，某個古人是什麽樣子，也往往受到了這些“借古人的形象，說自己的情懷”的哲人的影響。

　　堯舜禹是什麽樣子，實際上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所了解的堯舜禹，更多的是孔子所描述的形象。孔子雖然博學，畢竟沒有真正見過堯舜禹，所以他所描述的形象，與其說是真實的曆史人物，不如說是孔子理想中的聖王形象。堯舜禹是否真的是孔子所說的樣子，並不重要，對孔子來說，重要的是能借這樣一些光輝的名宇，推廣自己的仁的精神。

　　屈原是我們熟知的人物，實際上，這個楚國的大夫之所以這樣有名，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漢代的賈誼對他的推崇。而賈誼之所以在先秦人物中獨獨推崇屈原，是因為屈原被貶滴的命運以及懷才不遇，都和賈誼自己頗為相似。屈原是在先秦的楚國受到排擠，而賈誼是在漢代受到排擠，時代不同而境遇相近，所以賈誼借屈原的酒來澆自己的塊壘。而後代其他懷才不遇的人，也都紛紛借屈原比喻自己，這才使得屈原的名字越來越響亮。屈原，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楚國的大夫形象，他代表的是一種高潔的人生。端午節我們懷念屈原，實際就是懷念我們的純潔的心靈。

　　漢代的董仲舒固然有名氣，但是如果不是司馬光的推崇，他的名氣也絕不可能有現在這樣大。有學者考證，實際上董仲舒當時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漢武帝的完全接納，影響也並不那麽大。是到了班固才提出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曾被接納，而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才完整地提出了一個“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由於《資治通鑒》影響巨大，這個說法才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司馬光對董仲舒的推崇，還表現在他對董仲舒的讚美：“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正如賈誼的讚美屈原，實際是一種變相的自我讚美，司馬光讚許董仲舒，實際上也是借董仲舒的名字來推自己和自己的觀點。董仲舒是否成功地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其實對司馬光來說不重要，重要的是，借助這樣一種說法，司馬光希望自己可以讓宋朝皇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高度評價董仲舒，實際上是司馬光推出自己的觀點的一個方法。雖然在我看來，董仲舒的作為實在是弊大於利，司馬光雖然為人的私德不錯，他的政見也是很成問題的，而且，那種隻覺得自己對的固執獨斷態度也難於讓人認可，難怪蘇軾會氣憤地稱之為“司馬牛”。

　　以後的時代中，對古人的評價也都帶著當代的目的。比如，百姓高度讚許嶽飛、楊家將等人物，是因為南宋後期，國破家亡的厄運一直威脅著國人，而最後亡國的慘劇終於成為了現實。嶽飛等人，在人們的心目中是挽救國家的最後希望，嶽飛冤死，在大家心目中是國家滅亡的代表性事件。人們高度評價嶽飛，實際上是表達對中華文明失陷於異族的惋惜。當滿清入主中原後，就迅速用政治手法，把中國人的“武聖人”由嶽飛改為關羽，也正是因為滿清統治者知道嶽飛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麽，知道嶽飛的形象不倒，中國人就不會真正服從滿清的統治。

　　滿清政府對關羽形象的處理，則是一種“重新解釋”方法：關羽原來被大家接受，是因為他追隨的是劉備而非曹操，曹操在大家心目中代表的是篡位奸臣，而劉備則是漢家正統。所以，關羽的忠本來指的是忠於漢朝正統，也就是忠於孔子所確定的原則。關羽夜讀《春秋》這個不知真假的故事，也正是表明關羽所忠的與其說是劉備，不如說是孔子。但是，在滿清把關羽樹為“武聖人”時，卻做了不同的解釋，說“關羽所忠的是劉備，而之所以忠於劉備，是因為他們是‘異姓兄弟’”。而“異姓兄弟”影射的是滿族和漢族的關係，雖然不是一族，但是也可以如同兄弟。這樣一解釋，一次再評價，仿佛關羽就成為了忠於滿清的化身了。

　　五四時期，重新解釋、評價和塑造孔子的形象，則是為了消除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在過去的中國，孔子的形象十分的高大完美，而在五四時期，則刻意尋找他的缺點進行攻擊。在後來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更是把“孔老二”的形象醜化到不堪入目，這樣一種方法，也是為了消除他對文化的影響力。“孔子”的思想我們不論是否同意，但是至少會尊重，而一個小醜般可笑的“孔老二”的思想，怎麽可能成為大家所樂意尊重的呢？通過重新評價和重新塑造他的形象，一種反孔的思想就得到了推廣。——中國人對社會心理有天生的把握，僅僅依靠本能，就可以比國處心理學家運用科學手段做的還要巧妙。

　　因此，評價一個誰誰誰，可以是推廣自己思想的一個很好的手段；而重新評價誰誰誰，也是改造文化，用新的思想取代舊的思想的一個很好的手段。

　　如果我們要改造中國文化，消除中國文化中的糟粕，也必須要做這個事情，那就是清理文化記憶中的各個人物形象，並逐一重新評價。這樣，我們的國民才能夠理解，什麽是我們所提倡的新文化，什麽是健康美好的人格，而什麽是我們要清除的糟粕。仁人誌士，不妨留心於此。

　　附記：

　　本來，我計劃要提到一位古人，要把本文的思想歸於這個人，並竭力為他鼓吹，但是，我想，還是算了。揭秘戲法的人，如果同時還要變那些自己剛剛揭秘的戲法，未免有些可笑。我隻做一個小小的重新評價的示例吧，戲法玩得不好，大家見諒。

　　示例：重新評價馮道

　　馮道（882—954），字可道，自號“長樂老”。五代時人。後唐（923—934）、後晉（936—940）時任宰相。契丹滅後晉，到契丹任太傅。後漢（947—948）時任太師。後周（951—959）時任太師、中書令。曾著《長樂老自敘》。

　　在生活中，馮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有錢和隨從仆人一起花；將士搶來美女送給他，實在推卻不了，就讓美女在另外的屋子住，找到她家人後再送回去；在遇到饑荒時，他散盡家財救濟鄉民，自己卻住在茅屋裏。

　　在從政中，他能找機會勸誡皇帝，要皇帝重視民眾疾苦，告訴皇帝：仁義才是帝王之寶。他提拔重用孤寒才子，主持印刷儒家經典，一生所做的好事很多。對暴虐的遼國皇帝，他說：“當今百姓，佛出也救不得，唯皇帝救得。”這的確是一個“無廉恥”的大馬屁，但是，這個馬屁的作用，是救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舍自己的自尊而救天下民眾，這樣的人格是值得稱道的。他的行為，得到了當時人們的高度讚譽，而宋初的名臣範質也評價他：“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資治通鑒》卷二九一引）

　　但是，在歐陽修所修的曆史中，卻評價馮道是一個“無廉恥者”，司馬光更稱之為“奸臣之尤”。主要原因是他沒有遵守“忠臣不事二主”的規矩，先後為六個皇帝做宰相級別職務。因此，即使是對他持肯定態度的《舊五代史》，也質疑他的“忠”：“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於再三者哉！”

　　忠於皇帝，是司馬光等人的道德規範，在我們今天看來，這種忠的價值是很值得懷疑的。五代時期的皇帝，大多隻是一些得勢的軍閥而已，何值得我們把生命托付？因此，馮道輾轉為多個皇帝做事，在我們看來，並非他人生敗筆。我們要關注的，是他做了什麽事情，而這些事情是善良還是邪惡。——如果以此標準看，馮道是一個很出色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