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心和文化

第二節 功高震主：武大郎的困境

　　首先聲明，說《水滸》中那個武大郎開店隻找比自己個子矮的人，這是一個誤會。《水滸》中的武大郎並沒有開過店，而且他對待比自己個子高的弟弟親愛有加，對待比自己漂亮的老婆也頗為體貼，並不是一個忌賢嫉能的人物。所謂“武大郎開店不許別人比他高”，說的是另一個和他一樣個子矮而性格不同的炊餅店董事長“武大郎”。

　　中國曆史上最主要的“武大郎”就是皇帝，他們對那些水平高、功勞大、地位高的大臣將領的態度就是：“不許你比我高”。因此，如果一個將領“功高震主”，也就意味著他沒有安穩的日子可以過了。根據經驗，他隻有三條路：一是炫耀功績、展示權力。這條路的終點是被幹掉，典型人物就是韓信。（剛才我打“韓信”一詞，電腦跳出來的是“寒心”，這頗像韓信被殺時的感受。漢朝的天下，至少三分之二是韓信打下來的，在他有條件造反或自立的時候，他感懷劉邦的知遇而並沒有那樣做，很對得起劉邦了，最後自己的命運卻是慘死，怎麽不寒心？）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從文種、到馬援、到周亞夫、到嶽飛，再到明初被冤殺的功臣。二是功成身退、放棄權力。這條路的終點還好，往往可以保住性命。典型人物有張良，另外還有郭子儀、曾國藩等人。用這個方法還需要有時故意做一些缺德事情，比如霸占良田、欺壓百姓什麽的。比如蕭何本來是一個清官，但是因為怕劉邦疑心自己收買民心，故意去霸占百姓田地，於是劉邦就放心了。三是找機會造反。這條路比較冒險，成功了就登基當皇帝，失敗了全家老小死光光。成功者有少數，如趙匡胤等，失敗了的則多了去了。這三條路都不是很好，第一條不用說了，第二條太吃虧，第三條又太危險。

　　把功臣們逼到這個份兒上，不讓人家過安穩的日子，並不是皇帝個人性格的原因，而是“勢所必然”。因為，這些功臣們能力和權力太大，有可能威脅皇帝的位子，皇帝不解決這個問題，覺都沒有辦法睡，怎麽能不趕快想辦法呢？讀者請試想，假如你自己身邊有一隻看起來很善良的、會說話的老虎，它說，請放心我完全沒有吃你的計劃，我會對你很好，睡吧。你能睡著嗎？如果有人給你一枝槍讓你打死這隻無辜的老虎，你幹不幹？但是這樣幹的結果，就又回到了“武大郎開店”的困境：“如果手下沒有本事，他無法把事情做好，如果手下有本事，我對他不放心。”武大郎的選擇隻好是，他可以有少許本事，但是不能比我本事大，不能威脅到我。但如果遇到很嚴重的外部威脅，比如什麽金兵人侵等大事，靠這樣的人卻又解決不了。

　　古代爛皇帝們的事情，和我們要是沒有關係，我們本也不需要替他們去操心，但是問題並非如此。實際上，武大郎開店的問題在今天依舊存在，有人指出：“功高震主”問題已經滲入中國傳統文化基因，造成中國人的精神平台狹小，缺少寬容。例如有些老板一看到有職業經理人才華出眾，威望超過了自己，馬上就心裏不痛快，必欲除之而後快。而在其他地方例如官場，此類現象更是比比皆是，它直接導致了大量的內耗，使得有才華的人受到壓抑，嚴重阻礙組織的發展。所以，我們有必要了解如何破解這個困境。

　　這個困境是否完全沒有辦法避開呢？也未必，至少我可以舉出一個反例，那就是齊桓公和管仲的關係。管仲幾乎掌管了當時齊國的全部權力；管仲能力非常之高，齊桓公不能和他相比；管仲的功勞以及威望也是非常的大。但是齊桓公並沒有因為管仲功高震主而消滅他，管仲也沒有功成身退或起事造反。

　　為什麽呢？為什麽他們君臣之間就沒有那巨大的相互擔心、猜忌和恐懼心理呢？

　　實際上，上述困境的核心是皇帝無法保證功臣不反，因此皇帝先產生猜忌和恐懼，而功臣了解不到這一點，就會走第一條死路；而了解到了這一點，更會產生恐懼，因此隻好選擇第二或第三條路，前進或者後退，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如果皇帝可以基本相信功臣不會反，這個困境就有可能解決了。當然，對皇帝來說，讓自己相信功臣不反，是不容易的事情。口頭上說自己多麽忠心是不可靠的，因為篡位者誰都是自稱忠心耿耿。用“造反就誅殺九族”威脅，有點用但是用處也不大，一旦對方覺得自己造反很可能成功，而成功後獲益無比巨大，不造反卻隨時可能被找借口幹掉，這個威脅就毫無意義了。皇帝也不能相信自己的親戚，因為親戚搞政變的事情不勝枚舉。於是皇帝隻好“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把有能力造反者都幹掉為妙。

　　但是在西周的早期，卻有另一個條件，使國王能夠比較相信功臣，那就是世襲製度。在世襲製度下，非王族者不能成為王。如果全社會的信念都認可這一點，那麽，管仲不論多麽偉大，他也不能取代齊王的地位。這樣，齊王就可以對管仲放心，而管仲也會對齊王更為放心，隻要齊王有理智不糊塗，就不會把一個如此能幹的相國消滅掉。在這樣一個雙方都放心的局麵下，“武大郎開店”的現象就不需要出現了。

　　了解了這一點，對孔子為什麽要維護西周的“禮”就會有更深的理解了，因為那是在那個時代很有用的一種設計，破壞了這個設計就會帶來危害。

　　另外，如果臣子們的道德觀價值觀不允許他們“犯上作亂”，並且如果國王對臣子有仁愛，臣子對國王也有仁愛之心，這也可以成為一個輔助性的保護。

　　在春秋戰國時期，仁義和禮義都已經被嚴重破壞，禮和仁所帶來的信任感和愛心也不再了。隨後產生的法家思想代表了“禮崩樂壞”後的人心，並且強化了一種和“愛”沒有關係的價值觀，那就是把君臣的關係看作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而且相互沒有任何形式的愛，隻有相互算計。合作和鬥爭都隻是考慮自己的利益，這正是韓非的觀點，他說：“上下一日百戰”，這是說君臣之間的心態；“愛臣太親，必危主身；人臣太貴，必易（改變）主位”，是表達對臣的不信任，並為君不愛臣提供理論依據；“千乘之君（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君，指中等國家的君主）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指大國之君主）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彼將代之”，“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製（受製）於人”。這些也都是告訴君主不要相信別人。我們可以看到，剛才這個功高震主者危險的困境，實際上是法家思想占據上風，而且是法家的統治術占據上風的時候所必然產生的困境。如果我們簡化描述這個困境，可以這樣說：“當兩個人互不信任的時候，除非一方完全占據上風而另一方服從，否則雙方必然都會產生恐懼，並且因此導致爭鬥。”

　　有個心理學原理叫“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一個人堅信某種事情，就會產生一種力量，使這種事情更容易發生。如果我們欣賞某個學生，受到了欣賞的學生就會表現得更好；丈夫懷疑妻子有外遇，於是對她加強管束和監視，妻子感到越來越氣憤，決定找個外遇報複丈夫……你相信什麽，什麽就更容易發生。因此，當皇帝們相信法家所說的話，懷疑功臣肯定要作亂時，功臣作亂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如果說儒家的理論背後，是一個有些天真的理想家；法家的理論背後，則是一個對任何人都沒有愛，不相信任何人，隻相信自己，隻相信權利地位和獎懲的心理扭曲的人。

　　為什麽大多數皇帝都采用了法家的思想呢？如果他們采納了儒家或者道家的思想，中國會怎麽樣呢？這裏隻指出其中一個原因，那就是秦始皇之後的皇帝，在先秦的中國文化傳統中都是“沒有合法性”的。他們都隻是憑借暴力獲得了皇帝的地位，實際上都並不能很好地證明自己“受命於天”。我認為這是一個關鍵，正因為皇帝的地位來自於暴力戰爭或者暴力政變，所以他們才會害怕功臣或者權臣也通過向樣的方式來一個改朝換代。當然他們也會使勁宣傳自己當皇帝的合理性，但是那一套方法能欺騙小百姓，而欺騙名臣大將卻十分的不可靠。皇帝權力無限利益巨大，怎麽敢保證功臣不動心篡位？因此困境產生的關鍵是，皇帝的地位得來的不正當。

　　言至於此，我們對如何解決此困境就有了一點頭緒：首先，我們不能把如此巨大的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裏，這樣，權力對人的誘惑會有所減少，功高震主者也就未必願意奪權了。過去的帝王權力大到幾乎可以對任何人生殺予奪，這樣的權力當然值得用全家人的命去搏取，而現代越來越民主的社會中，權力必須受到約束，即使是最高權力者也應當受到民眾的監督，這樣，權力的誘惑會有所減少。另外，人所得的地位應當有“合法性”，這樣他的地位就不會輕易被侵占。我們今天當然不可能也不應該恢複世襲製，那是一個笑話。但是我們可以采用現代的選舉製度或其他方法，並讓我們所有人都承認這樣獲得的地位才有合法性，那麽，就可以避免或減少相互猜疑，避免或減少功高震主者的困難，也可以避免或減少武大郎開店的困境了。當然，在不同的領域和職業，我們也許需要不同的方法，比如在私人企業，也許重要的就不是選舉製度，而是對投資人的權利的法律保障。如果投資人相信，自己的利益會受到法律保護，不會被自己所聘用的經理輕易侵奪，他也就不必要選擇“矮個子”做自己手下的經理人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才可以逐步告訴大家，法家所說的那些是不對的，人和人之間是可以在相互有信任的情況下合作的，人和人之間是應當有愛的，人類社會是可以更美好的。當人們相信這個世界有愛的時候，這個世界上就會有更多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