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說《約翰·克裏斯朵夫》中有一個情節。維也納入很喜歡音樂,因此聚會時總要演奏一些樂曲。約翰·克裏斯朵夫出生於一個音樂世家,但幼年的他表現得很不喜歡這些演奏。很多人對此覺得詫異,為什麽音樂世家的孩子居然不喜歡音樂。——而實際情況是,約翰·克裏斯朵夫非常喜歡音樂,因此,他不能忍受那些不好的演奏。
我的表現,會讓一些人覺得我對佛家不是很熱心,其實,我是佛家中的幼年約翰·克裏斯朵夫。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一些有文化的人的野狐禪。
聽他們高談闊論,引經據典,仿佛對佛家深有領悟,看他們時時表現出的高深莫測的表情,讓人都懷疑這些人是否已經明心見性,悟道解脫了。但是,如果你能有機會和他們多一些日常交往,就會發現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也許不僅不超凡脫俗,有的連一般人的道德水準都不如,或者心胸比一般人都還狹隘。
我把他們都歸到“野狐禪”中。
“野狐禪”一詞,來源於一個著名的故事:百丈禪師說法的時候,有個老人對他說,“我不是人,是隻野狐。我過去也是一個有名的僧人,但有一次,有人問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我回答說‘不落因果’,結果五百生都成為了野狐”。後來,百丈撣師糾正了他的錯誤認識,這個“老人”才得以從做野狐的命運中解脫出來。
因此野狐禪,就是代表對佛家觀點的錯誤理解,按照這個故事所說,這樣的錯誤帶來的後果是來生變成野狐。後來,人們把那些看起來聰明,能夠誇誇其談,但是並非真實有境界的佛教徒也稱為野狐禪。
二
佛教傳入中國後,根本的思想雖然保持,但是具體表現的形式上卻受到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而有了改變。最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有兩個,一是淨土宗,另一個就是禪宗。禪宗的特點,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禪宗能在中國產生並繁盛,一個主要原因是道家的一些思想能為禪宗奠定基礎。我們知道道家一個核心的思想,就是“道”的不可言說性。老子《道德經》第一句話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國哲人自古習慣於通過類似直覺性的方法,來把握那些宇宙人心最深的真相,而不習慣於條分縷析,用複雜的邏輯和概念去近似地把握世界。道家固然也不能不有所言說,但是道家明確地告訴我們,這些言說隻是啟發我們領悟的手段,如同捕魚用的“筌”,當我們捕到“真理和真相”的魚了,就應當把注意力放在魚上而不是筌上。
印度佛教產生時,在表達方式上實際很常用嚴格的邏輯思維,因此有非常複雜的術語體係即所謂“名相”,和嚴格的邏輯即所謂“因明”。傳入中國後,這種需要複雜邏輯思維去把握的佛教思想,中國人比較難於消化。玄奘法師,也就是《西遊記》中唐僧的原型,辛辛苦苦西天取經後,在中國創立了法相宗或稱唯識宗,但是這一宗的影響卻並不夠大,原因就是邏輯太複雜了。天資超人的玄奘法師固然能理解,但是對缺少邏輯思維習慣的中國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這並非說中國人智力低,而是說中國人不喜歡用邏輯,中國人的智力是用另外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是用更直接的“悟”來了解真理和真相的。
因此,當達摩祖師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方式傳佛法,剛好契合了中國人的思維。道家長久給中國人進行的訓練起了作用,中國人終於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佛教——禪宗。
三
中國的禪宗大師們發明了許多極具啟發性的方法,能夠很好的激發學佛者,因此,在一段時間內效果顯著。比如當頭棒喝就是一個極有創造力的方法,對執著在名相中的求法者,得道高僧出奇不意的一聲大喝,或者當頭一棒,就能使求法者突然脫離執著,體會到佛法的真相。另外如趙州和尚的公案:有人問什麽是佛?趙州給出一個毫無關係的回答,“吃茶去”或“庭前柏樹子”等。一時間中國出現了大量的悟道高僧、大成就者。
以心理學視角去看這些方法,這都是用於打破思維定勢和慣性的策略性的方法。人的思維有一種自我強化的趨勢,我們的一個觀念會引發另一個觀念,導致一種連續不斷的觀念的鏈條。特殊情況下,這個觀念的鏈條有可能變成一個環,使人反反複複地想同一個事情,那就形成了一種“強迫思維”的症狀。比如回憶一下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曆:一首歌的旋律在你腦海中不停地唱,到了結尾就又轉到開頭,你沒有辦法讓它停下來。這就有些類似強迫思維。
治療強迫思維,有一個方法就是:出其不意,突然對來訪者大喊一聲“停”,如果聲音足夠大而且足夠出其不意,則來訪者的強迫思維就會一下子停下來。這和我們平時如果打嗝不停的時候,旁邊的人突然一嚇我們,打嗝就可能會停止,是同樣的道理。
在佛家看來,我們所有的人都是比較輕微的“強迫思維”者,這樣的思維阻斷了我們對“真相”的直觀。因此,我們需要打破日常思維的鏈條,讓我們的直觀能夠顯現。於是佛家采用了一種“當頭棒喝”或者故意答非所問的方法,來打破提問者原來的思維慣性。一“當頭棒喝”有效與否,取決於許多因素。其中之一是,提問者本來已經把注意力高度集中於一個觀念上了。如果提問者的注意集中,則棒喝打破了這個觀念後,一時不會有新的觀念填補腦袋裏的空缺,這個空隙就可以使直觀顯現。但是如果提問者並沒有集中注意,腦子裏有許多亂七八糟的觀念,則就沒有這樣的效果。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這個棒喝必須出其不意。如果提問者事先知道會有這樣的棒喝,在心理上就會自發地有所準備,產生一種對棒喝的預期和防禦,這樣,棒喝的力量就會被大大減弱。同樣,故意答非所問,也隻有在提問者沒有預期到回答者會這樣答的時候,才會產生錯愕,這種突如其來的錯愕才能夠打斷原來的思維。如果提問者知道回答者會“答非所問”,那就完全沒有了這個效果。
但是,在禪宗大師用這個方法使一些人開悟的同時,這個方法本身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這就導致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這個方法或策略逐漸會不好用。越來越多的人來找大師的時候,會預料到大師會棒喝或答非所問,從而使效果大打折扣。這也就是現實中發生的事情,逐漸的有很多人,特別是高文化階層的人,熟知了禪宗的方法,也熟知了那些開悟者的應對,於是,他們學會了這種看起來很玄妙的遊戲——用過去的大師和被啟發而開悟的人一樣的語氣和方式來說話,“表演”出一種高深玄妙、大徹大悟的樣子。我所厭惡的“野狐禪”,大多就是指這個情況。比如,常常聽到有人說什麽“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我就難受,因為這樣說的人往往對這個“見山是山”公案的真實意義並無所知,隻是覺得這樣說顯得很玄妙高深而已。
四
如果我們回觀曆史,會發現這樣對待禪宗也是有文化淵源的。魏晉時期名士們談的玄學,就是一種把道家思想玄虛化的方式。野狐禪,也就是把禪宗方法玄虛化。但是,僅僅指出這樣的傳承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分析這些野狐禪師們的心理狀態是什麽,為什麽他們會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第一個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一種心理學稱為“阻抗”的現象。心理治療師都知道,任何一個心理疾病的患者,雖然很願意痊愈,但是在潛意識中卻都有一種抵禦治療的力量,也就是阻抗。按照佛家的觀點,我們每一個正常人,實際上也都是更為輕微的“心理疾病”患者,所以當禪宗大師“治療”我們的時候,我們也自然會有一種阻抗。
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發現。
人的各種情緒、欲望和衝動背後,都需要有一定的心理能量。當人在心理上自我壓抑的時候,他就會把這些心理能量壓抑下來,往往使之沉入潛意識中。有時,被壓抑的心理能量會轉一個方向冒出來,變成一個不同樣子的情緒等。比如,一個人壓抑了他的愛,就有可能“愛不成而生恨”,把愛的心理能量轉化成了怨恨的心理能量。而如果他繼續壓抑這個轉向後的心理能量,則心理能量會再次轉向。比如,一個人壓抑自己對另一個人的怨恨,則可能把怨恨的心理能量轉向對著自己,自怨自艾,變成一個抑鬱症患者。
我發現有些對自己壓抑過分嚴重的人,有可能把一次次轉向的心理能量一次次壓抑,因此,最後他會變得非常缺乏心理能量。
這樣的人,最後實際進入了一種“行屍走肉”的狀態,他們的生命力全麵壓抑,他們的情感變得麻木,不再有活力和欲求。他們的心理狀態,實際上比那些有心理衝突的人還要差,因為那些人還有力氣掙紮,而他們實際上連掙紮的力氣都沒有了。
但是,巧的是,這樣一種全麵麻木的狀態,在外表上看,卻和佛家大修行者所達到的,或者是心理健康程度非常高的人(所謂自我實現者甚至超越自我實現者)狀態非常類似,都是很平靜、沒有心理衝突。美國心理學家威爾伯就特意描述了這個現象:真正高境界的人,和比一般人心理狀態更差的人,居然外表看有很多類似。
當然,這兩種情況還是不同的:全麵壓抑者,最後的狀態是“死寂”,類似荒涼的戈壁;而佛家大修行者或心理超常健康者,最後的狀態是“寧靜”,類似無風無波浪的湖水。前者是“死”的,而後者是“活”的。前者是感情麻木的,他們雖然似乎沒有什麽煩惱(因為他們壓抑了煩惱的感覺),但是也沒有了快樂、美和愛的深刻體驗。而心理超常健康者則不麻木,他們能夠體驗到任何積極消極情緒,隻不過這些情緒會隨即得到很好的處理,而不會壓抑並淤積在心裏,因而他們有一種類似兒童的“赤子之心”。
但是,全麵壓抑者卻不能區分這兩者,他們往往把自己說成是佛家修行有大境界的人(或者是道家修行有大境界的人),他們覺得自己的那種麻木不仁的狀態就是所謂的“四大皆空”的高深境界(或者是道家的無欲境界),這樣,他們把自己的心理問題當作了心理境界,從而大大滿足了自戀。他們失去了一切,隻留下了“我有大修為”的自戀作為唯一的補償。他們玩弄野狐禪,模仿“表演”高境界的舉止,也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自戀,把自己的症狀解釋為境界。
五
這些人之所以會走向全麵壓抑,最主要的原因是出於怯懦。中國文人在宋代之後,總體上是越來越弱不禁風,精神也越來越怯懦。專製統治越來越嚴酷,也使得文人的勇氣日漸萎縮。出於怯懦心理,中國文人不敢追求自己想要的,於是壓抑自己的情緒和欲望,而壓抑得非常嚴重,以至於心理有些麻木後,就會尋找一些借口掩飾自己的失敗,最常見的就是玩弄野狐禪,並自以為有境界,或者標榜自己“淡泊名利、無欲無求”。實際上,他們不是無求,而是不敢去求。內心有求而又壓抑,使得他們潛意識中深藏了很多的不滿的怨氣,因此,如果我們不被他們的高談闊論所迷惑的話,你就會發現他們往往比一般人的心胸還要狹隘。
而中國思維方式的特點,不求邏輯的細致和填密,重視直觀和領悟,也給了這些人自我期盼的機會。邏輯是人人可以驗證的,所以難於自欺欺人,而直觀和領悟難於驗證。我說我開悟了,我模仿以前開悟者的語氣說一些玄虛的話,一般人是很難分辨出我是真的開悟,或者是自我的幻想,或者幹脆是故意欺騙。這樣,自欺的人就有了機會,可以有意識地,或者潛意識驅動而不自知地,把自己“表演”為一個有精神成就者甚至開悟者。在自己方麵,這阻礙了真實的自知,也阻礙了自己真實的心理成長的機會,而在別人那裏,他的行為又給了別人一個假象。我受不了野狐禪,實際上是受不了自欺欺人的虛偽鬧劇——我稱之為狐鬧。
要解決這個文化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全力鼓勵“真誠”的做人態度,首先要真誠地對待自己,這樣才會有發現真實自我的動機。因為中國的直觀認知不同於西方的精密邏輯認知,所以,如果一個人不真誠地麵對自己的內心,別人很難說服他,讓他知道他的自我認識是錯誤的。有了真誠的態度和真實自我發現的動機,如果鼓起勇氣,就有可能通過自我內省,分辨出自己的心理狀態是什麽情況,也能夠逐漸發現自己是否有怯懦和掩飾,是否真的心理超級健康。在了解了自己的前提下,我們就有可能逐步完善自己的性格,使自己的心理能夠真實的成長,也許,經過艱難的成長後他們發現自己還沒有開悟,但是,至少他們會成為更快樂更善良更完整的人,這,已經是一個很偉大的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