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心和文化

第十二節 狠鬥私心一閃念

　　一

　　佛教博大精深，一旦傳入中國，智識之士不可能不受其影響。但是這個影響是什麽樣的，卻也不是很容易預期的，種種因素都會起到作用。正如男女生子，雖然和父母總要有相似之處，但是兒子總歸有一些不同於父母的地方，也許更好，也許更差。

　　這裏我想稍稍議論一下在“無私”這個觀念上，佛教和中國原有的傳統之間是如何結合的，最後產生了什麽結果。

　　在無私以及相對應的自私這方麵，中國古代有不同的態度：墨家的態度應該說是無私的，他們以兼愛的偉大精神，全心全意地為大眾的福祉而奔波。墨家團體中，類似傳說中的共產主義，有錢大家用，有飯大家吃。而楊朱的態度則是“自私”的，他的一句名言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過去我們都嫌棄楊朱過於小氣，但是，現在想想楊朱的觀點也很有道理。如果每個人都堅持自己的應有的利益，有保護自己的一根毛的動機，則更容易建立起個人權利和義務的概念，保護社會中個人的合法利益。楊朱的表達也許比較誇張，但是他的思想實際上和西方的個人主義精神頗為合拍，有利於現代公民意識。儒家在這方麵的態度不同於墨家也不同於楊朱。簡單地說，儒家最早重視的是“義”和“利”的區別，認為君子固然不排斥利，但是義更加重要。但早期儒家並不把這兩者對立起來，隻是後來的儒家逐漸變質，逐漸把義和利對立，貶低追求利的行為。並且，逐漸把“無私”和“義”混為一談，把“利”和自私混作一談，於是無私就成為了一種偉大的道德境界，而自私則逐漸被看作是一種罪惡了。

　　二

　　在儒家排斥“自私”和溢美“無私”的過程中，其實受到了佛教的一些影響，雖然這個影響未必是佛教的本來意圖。

　　簡單說來，就是從佛教“去我執”的追求中以及禪定實踐中，儒家受影響加強了對“無私”的追求。

　　粗略地說，“我執”大致上指的是人和其他生物的“自我保存本能”。出於這個本能，任何人和生物都有一種追求自我利益的傾向，也就是“自私”的傾向。有一本生物學名著叫作《自私的基因》，就是闡述在基因層麵，這種為基因的自我保存和複製的傾向是如何表現出來的。

　　在一個社會中，必須有一種超越這種自我保存本能的原則，社會才能建立。如果每個人都僅僅為自己生活，那麽社會最容易出現的情況就是“叢林法則”和弱肉強食。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有一種超越於每個人的“私利”的“公義”，而這個“公義”和每個人的“我執”是不同的。儒家的重視“義”正是這個原因。而為了“義”的實現，每個人必須“克己”。按照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術語是用超我抑製本我，也就是不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私的欲望行動。

　　當然佛教“破我執”的目的和儒家不同，佛教的目的不在於社會，而在於個人精神的超越，破除我執，則精神就可以超越自我保存本能的限製，使精神的境界開拓。這是一種精神性的追求——我們不再是本能的奴隸，而成為了自由的精神。儒家和佛教，一是社會性的，一是宗教性的。

　　去我執的方法上，佛教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法：禪定。中國雖然也有類似的方法，比如道家的坐忘，但是畢竟佛教才有最體係化的禪定技巧。儒家吸收了這個方法，用於“克己”的功夫，使克己更有操作性了。

　　如王陽明《傳習錄》中有這樣的描述：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力子！”是友愧謝。

　　這裏的靜坐時，將好名等根掃除的功夫，就是儒家的克己功夫。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佛教禪定和破除我執的影響在。傳說中，王陽明前世是一個和尚，固然這隻是傳說，但是從象征意義上分析：所謂“前世”可以象征著“過去的時候”、“前麵的原因”或者“思想的根源”等。比如，我遇到十幾年前的朋友，大家改變都很大，可以說“恍如隔世”，在心理意象中或者夢中，也可以用“前世”這個意象來表達類似感受。王陽明的前世是和尚，在心理意象的表達上，其意義就是“王陽明的思想根源，有佛教的影響”。前人也早就發現了這一點，並且許多新儒家的人物，思想中也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王門弟子王艮的“滿街都是聖人”的說法，明顯類似於禪宗的“人人都有佛性”。“百姓日用即道”，也頗似佛教的“煩惱即菩提”。王艮雖同意王陽明的“良知”說，卻質疑王陽明的“致良知”說，認為“良知一點，分分明明，停停當當，不用安排思索”，又何需去“致”？我們也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到慧能“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影子。

　　儒家吸收佛家觀點，總體上來說是有好處的，借助佛家的啟發，新儒家把儒家思想中原來雖然蘊含著，但是並沒有明確表達的一些東西明確化了。關於人性的本質，關於天命的本質等問題，在孔子都沒有明確地論述，而借助佛家的啟發，宋明理學對這些哲學性的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闡述，王陽明的成就就是其中的高峰。

　　但是，從另一方麵，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偏差和問題。就從《傳習錄》的這個例子說。有人質疑：“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這個質疑並非沒有道理，要知道按照王陽明的領悟，好名、好色、好貨這些“人欲”，並非和“天理”絕對對立。人喜歡出名，喜歡金錢美女，在其他理學家看來固然是應該剔除的人欲，但是，王陽明卻已經領悟到了，這些欲望也是天理的一部分，隻要我們能夠適當地安放這些欲望，不讓它們泛濫成災，就不違背天理。當王陽明被質疑為“剜肉做瘡”時，隻好不正麵回答，而嚴肅地（正色）告訴對方，“我這個方子就是好”。原因也正是因為他知道對方的質疑是有道理的。王陽明的真實想法是，“我知道這個做法有剜肉做瘡的危險，但是，對於很多人來說，現實階段還需要，大本事人過了數十年，亦還用得著”。王陽明固然知道王良所說的“良知不需要去‘致’”有道理，但是更知道在一開始就這樣宣稱，則大家都不去修養自己的心靈了。類似慧能的方法，對一些不適當的人來說，反而沒有作用。所以，王陽明要求人們先從掃除這些“人欲”開始，通過一段時間的修養，可以把這些“人欲”（按照佛教所說就是我執）減弱，然後，就可以用王艮的方式，讓人欲合乎天理了。

　　王陽明的方法，對治那種自我修養中急於達到高境界，在行為上不自我約束，結果反而成為口頭禪、野狐禪的偏差，很有用處。但是，這樣的危險，就是陷入另一種偏差—這怪不得他，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十全十美的方法。這另一種偏差，就是本文要說的，儒家吸收佛教觀點後出現的過分克己和壓製人欲，過度強調“無私”，最後發展到“狠鬥私心一閃念”。

　　三

　　所謂狠鬥私心一閃念，就是要求人，在發現有任何“私心”的時候，馬上“狠鬥”，也就是強力壓抑。按照當時的說法，這樣的效果是可以讓人達到“大公無私”的境界。在實際操作中，這個口號壓抑人性，壓抑人的正常欲望，壓抑人的正常需要，產生了很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中，人們不能光明正大地要求滿足個人的需要。不能有“好貨”之心，所以，富裕的人是要遭到指責的；不能有“好色”之心，所以，25歲之前戀愛是被看作類似流氓行為的，愛情歌曲被改名稱為黃色歌曲；不能有“好名”之心，所以，當時的許多小說都是“集體創作”。這樣的壓抑，使得整個社會都沉入一種死寂的狀態，心理極為不健康。

　　正如我們剛才所分析，“狠鬥私心一閃念”這樣一種極端的態度，實際是儒家的“克己”和佛教的“去我執”、禪定中的“去雜念”結合後，又被逐步扭曲形成的結果。

　　其實，在儒家一開始吸收佛教觀點和方法時，就已經有一個小小的偏誤了。這個偏誤就是，大家對儒家和佛教的區別注意不夠。儒家思想是為社會生活服務的，是“世間法”；而佛教是為了超越性的追求服務的，是出世間法。因此，對待“我執”或者“人欲”，這兩者的根本目標就不一樣。作為追求超越的出世間法，作為宗教，當然可以讓信徒追求一種很特別的境界，破除我執。但是，作為世間法，這個目標就並不適當，因為“人欲”或者“我執”恰恰是世間生活的基礎，是不需要破除的，隻需要控製調節。

　　世間法的“克己”隻需要一種自律、自我控製和管理能力就可以了，不應當把佛教中的一些用於出世間的方法引入。引入不當，就出現了“存天理、滅人欲”的做法，出現了把正常的個人利益追求看作是“自私”，甚至出現了“狠鬥私心一閃念”。

　　當然，在後來的偏差中，還有其他的認知上的誤解。比如，佛教固然目標是去除我執，但是並不認為壓抑的方式可以去除我執，壓抑隻能讓我執的表現更隱蔽。“文化大革命”中，表麵上看大家很大公無私，但實際是人們的私欲以隱蔽的形式繼續存在，甚至在一些人身上表現得更為肮髒惡劣。“狠鬥”，這樣一種對自己內心中的一部分極端不接納的態度，更是會強化人的變態的攻擊性。“文革”期間出現的大量的殘暴行為，從根源上看未必不與此有關。

　　當然，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出現上述偏差的原因也不僅僅是認知上有誤解。有的人是用這樣的口號作為心理控製的手段，還有種種社會學、經濟學等原因，那應是另外一篇文章了。

　　§§輯三 從源頭開始清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