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心和文化

第十節 泰山石敢當

　　一

　　前麵說過父親早喪，使孔子幻想出了一個理想化的父親。說起來父親早喪，還會帶來其他一些影響。心理學研究表明，和寡母一起生活的兒子，往往會比較早熟，由於他看到了母親急需幫助，所以就會在某種程度上替代父親的角色，更早地擔負起家庭責任。

　　儒家理想的人格，是一種非常有責任感的人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如果我把這樣的人格形成的全部原因歸結為父親早喪，那就成一個笑話了。但是，如果我說孔子的幼年生活對此或多或少有影響，這是很說得通的結論。儒家的這種責任感從家庭擴充到國家，則成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使得儒家人格中有了一種擔當，當然也使得儒家人格承載了更大的壓力，使儒家教育下的人生活得不放鬆、有壓力。

　　如果我們讀讀儒家的文章，就會深刻感受到大儒共有的這種責任感。孟子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都是這種責任感的表現。

　　說到“任重而道遠”，首先我想到的是孔子一生走的道就很遠，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土路上，顛簸於車轍印之間，揚起一陣陣的塵土，似乎並非很愉快的生活方式。而孔子推銷自己的理論也並不順利，各國國王雖然尊重他，但是很少能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孔子自己也知道成就理想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依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樣做無非是出於一種責任感，認為自己有責任挽救世道人心的頹敗。

　　換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孔子一生的生活和他幼年的生活頗為類似：幼年他家裏沒有父親，這是家裏的一個災難，作為母親唯一的兒子——一個“小男子漢”，災難使他格外早熟，他毅然擔起了對一個幼小的男孩子來說太重的擔子（這就是任重），而天天如此地不放棄自己的責任；成年後，他發現天下沒有了“父親”，也就是孔子心中的那些“聖王”，於是他覺得自己有了更大的使命，為天下擔負起克己複禮的重擔。

　　災難不完全是壞事情。如果世界上沒有任何困難，也許我們會更快樂，但是也會更膚淺。災難發生的時候，往往可以喚起人們的一些優秀的品質，比如，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和友情，勇敢地麵對困難的勇氣和力量等。我小時候，鄰居之間的交往雖然也還不錯，但是總免不了一些是是非非、一些衝突計較和矛盾。但是，在1976年的地震期間，卻發現所有的鄰居都比平時善良可愛了，沒有人再去計較小小的利害得失，人與人之間格外的相親相愛、互相幫助。那段睡在防震棚中的日子，後來大家想起來如同節日一樣美好。我想，也許正是孔子幼年家裏的艱難，反而造就了他和母親之間相依為命的美好感情。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美好的感情，因為有愛，一個人才會願意擔負起責任。即使曆盡艱難困苦，但是為了愛，也是值得的。孔子能把對家庭的責任感擴大為“以天下為己任”，也是因為他先擴大了自己的仁愛之心，先已經“以天下為己愛”了。

　　當然，我不是說隻要受災，人一定會變得更有愛心更有責任感，實際上也有一些人會在困難中垮掉，不但沒有增加責任感，反而自暴自棄。災難會帶來什麽影響，關鍵看我們的心選擇如何對待這個災難。儒家的思想提供的選擇，就是一種在困難中磨勵自己的道路。

　　孔子思想蘊涵著普適性的真理，在根本上說，任何人不論幼年家庭生活環境如何，都能夠接受並因此而獲益，不過性情相近、幼年生活相近的人理解孔子總歸稍許更容易些。孟子、範仲淹、歐陽修這些大儒也都幼年喪父，和孔子的幼年生活環境有類似之處。這也許使他們理解孔子的心情上更容易一些，也就使他們更容易接受孔子的思想。也許，在他們的幼年，在他們和母親共同經曆艱難生活的時候，孔子的思想為他們指出了一條光輝的道路，他們看到了一個榜樣，一個經曆了同樣的孤苦人生但是獲得了輝煌成就的榜樣。因此，他們能更堅定地走上了這條儒家的道路——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至少，我們也可以知道有一種方法，當我們遇到苦難的時候，告訴自己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表麵看，這似乎是一種阿Q精神，一種自戀和吹牛，是把困難硬說成是“天”看得起我。但是實際上這和阿Q精神不同，因為阿Q的做法是讓他忍耐，而孟子的這樣一種認知卻是要讓我們奮起。這樣，苦難就被我們理解成了一種心理測驗、一種訓練過程，而不是一個莫名其妙降臨的天災。於是我們就可以把自己看作當世的孔孟，堅定地接受這個訓練，而獲得一種真實的心靈成長。如果你成功地通過了這個考驗，你將成為具有極為強大心理力量的人。

　　有一種風水中使用的鎮物，叫做泰山石敢當。據說放在房子的適當位置，它可以保證住宅的安全，任何妖風邪氣都沒有辦法衝破泰山石敢當的鎮定力。從象征的意義上，一個真正有責任感、有心理力量的人，就是一個家庭、一個團隊甚至一個國家的“泰山石敢當”，不論遇到多大的風浪，它都可以砒柱中流。不論有多大的壓力，泰山石敢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