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心和文化

第五節 後世有千千萬萬人對你

　　一

　　最近曆史很熱，電視上說曆史熱，出書說曆史熱，曆史電視劇熱。有曆史係的大學生說，風水輪流轉，現在我們學曆史的也終於有機會出名賺錢了。

　　這位大學生可能曆史學習得還不夠好，如果他曆史學習得好，就完全不會這樣意外。因為在中國，曆史不可能永遠沉寂，它肯定會過一陣子就熱一回；中國人就算忘記吃飯睡覺也忘不了曆史，中國人就是一些曆史動物，中國就是個曆史國。

　　我們現在去看古代各大文明：印度的曆史連年代都數不清楚，埃及和古巴比倫的曆史也語焉不詳，古希臘隻好從“荷馬史詩”中找曆史。“荷馬史詩”實際就是個“伊利亞特戰爭演義”，攙雜了一大堆神話，恐怕還沒有《三國演義》對三國時期的曆史反映得那麽準確呢，至多也就是一部《封神演義》——所以《封神演義》也可以說成是中國的“武王伐紂史詩”。而隻有中國古代的曆史編年清晰、細節豐富。寫作認真，最像曆史的樣子，也隻有中國人有地位非常重要的職業史官。

　　更關鍵的是中國人關心曆史，士大夫們以學者的嚴謹認真去研究曆史，百姓們也通過各種民間史詩——話本、戲劇、傳說、故事、演義、小說、詩歌等種種方式去聽曆史，議論曆史，關注曆史。一國有一國之曆史，一鄉有一鄉之曆史，就是一家也都有這一家之曆史。過去夏夜納涼，農人們在院子裏搖著蒲扇看著星星，長輩就會給晚輩講家史——“當初你老爺爺是中過進士的，還當過一任縣令……”；或者革命家庭就講革命家史——“你爹他不是你的親爹，奶奶也不是你的親奶奶……”。當然別國人也關心曆史，但是其程度未必可以和中國相比。

　　因而中國人做事，就有一個很特別的心理，他要或多或少顧忌到自己在曆史中的形象。大人物關心國史中怎麽記載自己，中人物關心縣誌中怎麽記載自己，小百姓也關心村裏後輩會怎麽談論自己，中國人很在乎自己在大小曆史中的形象。為了這個形象好，受苦受難都不怕，甚至有些人連死都不怕，死全家也不怕。如果我說文天祥英勇就義就是為了出名，那是我厚誣古人，他是為自己的信念而死，但是死前想到自己將在曆史中留下的光輝形象，至少他也是感到安慰的，所以他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曆史書嘛。

　　至於其他數也數不過來的眾多英雄人物，也都以“名垂青史”為最大的光榮。而且時間上是越長越好，所謂“千古流芳”，或說“萬古流芳”，看胃口大小而定。我個人覺得萬古流芳跡近妄想，千古流芳已經很不容易了。空間上是範圍越大越好，就像詩人所說“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這也是誇張，不要說宇宙中的近鄰火星上從來沒有聽說過諸葛亮的名字，就是今天的非洲人也並不知道諸葛亮是什麽人物。因此，李世民把自己的二十八將的名字畫在淩霄閣上，是對這些將領的最大的獎賞。而那些說什麽“身後千秋萬歲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的人，在中國人中並非主流。

　　對身後名的重視，使得有些人寧願得到“臭名”，也不願意沒有名。這就是所謂的“不能流芳千古，寧可遺臭萬年”，第一個明確發表這個宣言的人就是……啊，我不說他是誰，我偏不幫助他炒作，不幫他實現遺臭萬年的偉大理想。

　　電影《大話西遊》中的至尊寶，隻不過是被情人逼著換老婆，個人小事情而已，也對情人說什麽“我不怕後世有千千萬萬人對我唾罵，我一個人承受”，把那個女人感動得險些昏倒。就是因為她知道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後世有千千萬萬人對我唾罵”是一個多麽大的不幸，承受它可比“我為你去死”要困難多了。

　　二

　　那麽，知道為什麽中國人這樣關心曆史嗎？

　　有個緣故。

　　那就是因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像基督教那樣的超越性的宗教沒有占據上風。

　　人都是需要給自己的行為一個評價，從而給自己一個評價，給自己一個意義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這是基本的人性或者說是所有人的心理，我們需要意義感，需要讓自己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自己這個人是有價值的。我們不是動物，動物可以滿足於僅僅“飲食公母”，人僅僅“飲食男女”是不會完全滿足的。雖然有些人誌向比較低，最後放棄了更高的追求，退而回到僅僅飲食男女的動物層麵，但是那隻是一種無奈。

　　如果相信冥冥中有一個全知的神，我們就可以讓他來評價我們的行為。隻要我們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好的，是善良虔誠的，那就夠了。就算當時和後世有千千萬萬人對我們唾罵，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畢竟那千千萬萬人和全知的神相比還是無知的，他們不了解我、誤解我也都不足為奇。當然我們由於一些天生的不足，很難達到神的要求，所以我們可以自己獨立去努力。——基督教世界就是這樣一種文化，一種“罪感文化”：我感到我有“原罪”，也就是天生的缺點，我盡力改變自己以接近神。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是我和神的關係，和其他人的關係是次要的。

　　但是中國不同，中國的主導文化是不引入神的概念的（墨家是個例外，後來的佛家也有新的影響，這裏先不談）。因此，中國主流文化中評價一個人的任務，就放在了“他人”身上了，這種他人的評論體現於當時的“輿論”和後世的“曆史”上。所以中國文化是一種“恥”的文化，當你做了錯事，你不是無法麵對上帝，而是無法麵對他人，大家會認為你的行為是可恥的，而這種評價帶來一種力量。“千夫所指”據說能讓羞恥中的人無疾而死，實際上比死也許更難過，因此中國人都知道“人言可畏”。羞恥心就是中國文化中用於約束人的行為的主要工具，有了羞恥心，則人就不會為所欲為，即使是掌握最大權力的國王，他可以不擔心其他的約束，卻也會擔心自己被大家所指責嘲笑批評和非議，也就必須對自己有所約束，才能得到大家的積極評價。

　　而在當時的輿論和後世的曆史這兩種評價中，前一種固然十分重要，後一種的重要性卻略勝一籌。因為，我們知道人和神不同，人不是全知的，所以也許會犯錯誤。減少這個錯誤的方式有兩個：一個是靠人數，畢竟多數人都同時犯錯誤的可能性相對小一點，所以，如果少數人批評我，我可以不大在意，“十夫所指”是關係小於“千夫所指”的；但是多數人也會犯錯，所以另一個減少這個錯誤的方式就是，靠時間，我也許會希望當時大家雖然錯誤地指責我，但是時間過去後，事情會慢慢清楚，而曆史會還我清白。這也就是中國人重視曆史的原因。

　　三

　　按照儒家的設計，曆史恰恰可以起到某種規範約束作用，通過評論曆史人物，對一些人給予褒獎，對另外一些人物給以批判，就可以使當代人知道什麽行為是好的，什麽樣的人是我們的典範，什麽行為是不好的，什麽樣的人會受到後世千千萬萬人唾罵。秦檜跪像被後世千千萬萬人“唾”罵，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儒家相信這個方法會很有用，所以孔子一生沒有寫作，卻編著了一本曆史書《春秋》。而且儒家相信，“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怕什麽呢？孔子並不會給他們帶來現實的危害，隻是通過權威性的、有影響力的曆史評論，使“亂臣賊子”的身後名受到損害。從心理學角度看，實際上孔子利用了人的一種“社會學習”能力，當人看到別人的某個行為受到了褒獎，則自己也就會傾向於學習這個行為；看到別人的行為受到了批判，自己也就傾向於避免這樣的行為。如果我們把孔子作《春秋》的行為簡化來看，實際上就如同一個兒童對另一個兒童說：“如果你這樣做，你就是好樣的；如果你那樣做，你就是烏龜王八蛋。”隻不過孔子把“好人”換成一些更深奧的詞匯，如“忠臣烈士”、“仁人誌士”、“正人君子”等，把“烏龜王八蛋”也換成一些更深奧的詞，如“亂臣賊子”、“衣冠禽獸”、“無恥之徒”等。我這樣說並無絲毫貶低孔子的意思，實際上我們人類自我約束能力很差，而社會中的人沒有自我約束又不行，所以必須發明出一些辦法，而所有的高級方法，說穿了也都是小孩子用的某種方法的改進而已。用給好壞“命名”的方法來約束人的行為，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兩千年來在中國也起到了相當程度的積極作用。我認為今天我們還是可以通過修當代史，以及重新解釋古代史，來給今天的人傳達一種良好的倫理規範。柏楊先生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重新解釋了《資治通鑒》，並且在書中直呼皇帝名字，比如不說“漢武帝”如何，而說“劉徹”如何如何，這樣就削弱了中國人對帝王的盲目崇拜。更不要說，柏楊通過直接臧否人物，對古代的人物給出了全新的，在我看來也是更好的解讀。

　　但是，凡方法都有局限，而這個局限性也會逐漸明顯，最後使得其效果越來越小。用記載曆史的方式來約束人，也有一些局限性存在。

　　我們怎麽保證曆史不被扭曲？這就是一個問題。

　　林肯說過：“你可以騙多數人於一時，你可以騙一個人於永遠，但是你不能騙所有人於永遠。”按照這樣的說法，曆史是公正的。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相信林肯的話，有些人就會試圖騙所有人於永遠，而且至少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為此，這些人可以“收買”、“威脅”史官或者其他寫曆史的人。有時，他們也會獲得一定成功。正是因為這一點，帝王在曆史書上的形象就比他們真實的形象要好，有時也許會好很多倍。魯迅先生發現了一點，如果某個王朝持續的時間比較長，它的皇帝大多能得到較好的描述，而短命王朝的皇帝多被寫得比較壞。——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前者史家記錄資料時，老皇帝的子孫還在位，因此他不敢把老皇帝寫得太壞。而短命王朝已經破滅了，寫它們的皇帝時自然可以比較放得開。

　　再舉兩個例子，趙匡胤是通過較和平的政變，從後周手裏奪來了帝位，因此，宋代對後周的記載就比較友好。清代是異族統治，不容易被民眾接受，所以他們就必然用極為嚴酷的文字獄打擊所有懷念明代的文人，毀掉一些曆史資料，並努力抹黑明代，從而證明他們取代明代的統治是理所當然的。這個影響至今還在，印象中明代成為了最壞的時代，而清代好像好得多。但是實際上，比較朱元璋殺數萬官員（而且有些是貪官），那到處屠城、殺無辜百姓幾十萬，比南京大屠殺元凶還邪惡的惡魔多爾袞，卻在電視劇中被當作多情的正麵人物，同時政治黑暗、大興文字獄的時代卻被說成是“康乾盛世”。（當然，所有古代專製王朝包括明代，本質上都是強盜政府，而且明代也的確有很多惡政。我隻是說，未必明代的惡性程度比較其他朝代會多那麽多。）因此，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在專製統治者的威逼利誘之下，曆史可以被扭曲相當長的時間。真實曆史資料可以被掩蓋銷毀，而虛假的偽曆史也是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大家信以為真的。

　　在較早的時期，這種扭曲曆史的情況相對來說不如後來那麽嚴重。原因之一是，早期史官責任感很強，而君王的邪惡程度相對小一點。比如當年權臣崔杼借黨羽的手殺死了齊莊公，齊國的史官在史書要寫“崔杼弑其君”，結果被殺；史官的弟弟也是史官，他再次寫“崔杼弑其君”被殺；他們的另一個弟弟還是堅持這樣寫，又被殺；最小的一個兄弟照舊也要這麽寫，崔杼終於手軟，任由自己去被曆史評說了。史官們為了曆史的尊嚴而不惜犧牲生命，這樣的曆史是當權者也要畏懼三分的。

　　而到了後期，這樣的史官即使存在也沒有什麽用處了，因為後代的帝王殺人並不會殺到手軟，他們的態度是，“你幾個兄弟都這樣寫，我就把你全家殺光；別人要這樣寫，我把別人也殺光；如果全城的人都敢這樣寫，我就把全城人殺光”。這樣的淫威之下，膽子大的人真的會被殺光，而其他的人自然也就不敢為了一個紙上的記錄賠上更多性命了。如明代朱棣篡位後，方孝孺堅持“燕王篡位”，而不肯為朱棣寫即位詔書，竟然被殺十族八百餘人。朱棣這樣的殺人不手軟，是早期的崔杼所不敢想象的。齊國史官就算和方孝孺一樣骨鯁，也沒有辦法留下正確的曆史記載了。

　　四

　　另一種失效的原因是，有些人看明白了之後，可以用一種無賴的態度說，“我就是做小人了，我就是壞了，我就是做桀紂了，我就是這樣了，你隨便罵什麽，我不在乎了”。這樣的人當然是更聰明，能看穿孔子的把戲，其結果就是失去任何約束，更放縱自己做一些對社會不負責任的事情。

　　從心理學家的角度看，這些人未必真的不在乎。在潛意識中，即使他們明白孔子的策略，也一樣會在乎大家的評價，但是，如果他發現大家對他的某方麵的評價肯定好不了了，那麽，他就會產生一種自暴自棄、破罐破摔的心態，“我就是這樣了”，這個心態中實際上有對那些不接納他的人的怨恨，並且必定會帶來一些敵意的行為。古代一些暴君，變得越來越邪惡，實際上就是因為他們也渴望別人能夠喜歡他們、表揚他們，但是在內心深處卻已經知道這不可能了，知道別人的奉承都是虛偽的，知道別人對他有仇恨，也想到自己死後也許會被說得很壞，所以對別人產生了越來越大的怨恨，所以才會更多地傷害別人，並給自己帶來更多的仇恨，形成了“不被認可——恨——傷害別人——更不被認可……”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想一想，一個人希望被別人認可、喜愛和表揚這樣一種願望，在某些情況下竟然會導致他做出傷害別人、威脅別人、奴役別人等行為，不禁使我們對人性產生一種深深的感慨。而微觀到一個村子一個單位的小曆史，事情發生的樣子也是大致一樣的。

　　當然，曆史並不會被完全掩蓋，即使是以朱棣的殘暴以及他銷毀了很多曆史資料，我們今天的人也許不知道某些細節，卻依然知道朱棣十分殘暴，而朱允炊至少是一個比較好的君王。幾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也能為當時被處死的方孝孺以及他的兄弟的氣節而感動。但是，指望幾百年後曆史才為冤屈者申冤，這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承認，曆史評論這個方式作為一種約束行為的手段，現在看來是有局限的，至少它不能約束那些掌握巨大權力的人和那些自暴自棄的人。

　　五

　　那麽，今天我們應該如何做呢？我認為，首先我們要承認這個方法的局限性。比如製約權力，就不能僅僅依靠“千古評說”這個方法。而應該配合使用民主製度，讓“朱棣”拿“方孝孺”沒有辦法，“方孝孺”以及千千萬萬人的話才能對“朱棣”有壓力，而且我們也不能指望僅僅靠這個方法讓“朱棣”做好事，而應該在“朱棣”做壞事的時候用民主來製約他。

　　雖然在現代，這個方法的作用沒有孔子認為的那麽大，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繼續使用這個方法，作為各種社會倫理推行的一個手段，作為推行良好文化價值的一個手段，教育人、幫助人的一個手段。我認為這是知識分子或者說當代“士”的一個使命，就是要時刻對我們自己所說的曆史，對周圍人所說的曆史有一個意識和警覺，隨時清醒地看著曆史陳述背後的價值取向和隱含的觀念，從而使曆史成為我們民族進步的一個動力。我們的“士”應當共同創造出一本體現著對中國文化最深入理解的、對中國前途有正確引導的——當代《春秋》。

　　當你做事時，想一想，後世的千千萬萬人會如何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