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心和文化

第四節 六月飛雪又如何

　　一

　　近年來氣候異常的情況增加，有時是盛夏，卻居然飄起了雪花，這也許是溫室效應和其他效應的結果吧。這讓我想到古代關於氣候異常的傳說，隻不過，那和自然環境的問題沒有什麽太大關係，而是和人文環境有關聯。——我說的是所謂的“六月雪”。

　　據說，那是因為有一個冤案。

　　關漢卿編的戲劇中的竇娥的冤案。

　　竇娥丈夫早亡，和婆婆兩人相依為命。流氓張驢兒逼竇娥跟他成親被拒絕，於是投毒想害死竇娥的婆婆，但誤毒死他自己的父親。於是他誣告竇娥殺人，並買通貪官處死竇娥。竇娥滿腔悲憤地呼喊：“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為天！”在臨刑的時候，她又向天發出三樁誓願：一要刀過頭落，一腔熱血全濺在白練上；二要天降大雪，遮蓋她的屍體；三要讓楚州大旱三年。竇娥的誓願居然感動了天地。那時候，正是六月大伏天氣，竇娥被殺之後，一霎時天昏地暗，大雪紛飛；接下來，楚州地方大旱了三年。後來，竇娥的父親竇天章在京城做了官，竇娥的冤案終於平反昭雪，殺人凶手張驢兒和貪官桃杌得到應有的懲罰。

　　竇娥有冤屈，竟然會影響氣候，在現代科學看來真是荒誕無稽。但是，在中國古人的心目中，這卻是一個合理的現象。

　　早在先秦的文獻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描述說某個國家的政治好壞，會影響到這個國家的氣候。這是原始宗教或巫術的思路，不足為奇。而在心理學看來，有這樣一種思路，在心理和想象中實際上是成立的。我做意象對話時，發現“六月飛雪”的意象，象征意義是“突然的打擊”，而“大旱”這個意象，象征意義之一正是“不正義”，所以，受到大冤屈，想象中出現六月飛雪和三年大旱，是合乎心理學的。但是，想象領域不同於現實領域，冤屈與否，並不總能影響現實的氣候。

　　二

　　以為政治能影響到災異，這類思想在中國文化中的濫觴，和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有關，那就是董仲舒改造儒家思想，並推廣儒家思想使之成為官方意識形態。

　　董仲舒的所謂儒家思想，核心就是天人感應，但是他的這個思想實際上主要並非來源於孔子，而是源於陰陽五行、民間巫術。董仲舒對儒家的改造，實際上和張角等人對道家的改造一樣，是用巫術把儒家變為了儒教。按照董氏儒教，人間的任何事情都會感應上天，因此，竇娥的冤屈使六月飛雪是合乎情理的。董仲舒在世時，有一次漢祖廟發生火災，董仲舒就認為是由於皇帝不修德，導致田蚡、淮南王劉安等權貴橫行，所以感應出了這火災。

　　董仲舒的這種思想能被漢武帝接受，也有一個原因：包括秦在內的過去所有王朝的國王都是貴族出身，而劉邦則是平民出身。憑什麽他可以當皇帝，缺少一個那個時代的人能夠接受的理由。如果劉邦家的後代說，這個理由就是劉邦有本事，那就會出現麻煩，以後其他有本事的人也會理直氣壯地起來奪權。所以，繼承帝位的劉氏家族需要一個說法，說明為什麽劉家應該當皇帝而其他人即使有本事也應該安分守己。董仲舒的思想正好滿足了漢武帝的這個需要。他把“天”放在首位，作為一切價值的根基，而把帝王權力說成是天所授權，說帝王“受命於天，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亦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這樣，就以“天”的名義給了劉氏君權。這也和劉邦原來裝神弄鬼、故作神秘的方式恰恰合拍。

　　董仲舒的思想中，實際也有一個積極因素，就是根據他的理論，帝王應當服從天。如果帝王殘民以逞，則天就會通過一些自然事變來警告他。他說：“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竇娥冤枉，所以老天六月飛雪，就是一種警示。這樣一個理論，按照設計應當對帝王有一定的製約作用。如果帝王對示警不加理睬，繼續倒行逆施，則他將會被上天拋棄。

　　三

　　但是，帝王真的能夠受到“天”的約束嗎？這裏有一個前提，如果“天”真的能按照董仲舒的理論所說的那樣，不厭其煩地對皇帝示警，一旦有竇娥式的冤案出現就搞一次氣候異常，那麽，也許會真的有作用。如果帝王繼續倒行逆施，就能迅速被“天”拋棄而垮台，那就更好了。但實際上，我們發現並非能夠如此。竇娥所受的那種程度的冤案，在許多王朝比比皆是，而更慘絕人寰的事情也屢見不鮮，天如果為每一件這樣的事情都幹旱三年，那隻怕9000年都不會出現雨這樣一種東西了。大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是即使政治很差，天也未必會給出明確的警告信息。而且，執政不善的帝王也並不會很快亡國。因此，帝王們對待天的態度，就像黔之虎對待黔之驢一樣，必定最後變得輕視。更何況即使是發生了幹旱，倒黴的也是百姓而不會是帝王，帝王如果有社會責任心還好，不然也一樣不會有多麽恐懼。專製者不理睬天，天也不能馬上對他們如何。那麽，製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假設真有一個竇娥，而她冤死時六月真的飛了雪，又怎麽樣呢？貪官和張驢兒也不會因這雪而有什麽損失。即使是在那個劇中，最後也是因為竇娥的父親做了官，冤案才得到昭雪，如果她父親沒有當上官，天似乎也沒有什麽對付貪官和張驢兒的辦法。

　　因此，董仲舒試圖通過天人感應說、災異說來限製帝王權力，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實權才是根本，帝王不是傻子，不會因董仲舒玩點神秘主義的說法就真得要約束自己。而說到底，董仲舒所說的“天”，並沒有清晰展開的意義，隻是巫師水平的人所理解的天，而不是像孔子一類大師所深入理解的天。因此，他不能給出關於天的深入思考，隻能借助怪力亂神來體現天意，而那些不可靠的怪力亂神不可能有力量真的製約帝王和強權者。我不能說他的設計一點作用都沒有，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確定其作用很小。帝王們完全可以有選擇地采納他的理論，一方麵把自己說成是“天子”，從而獲得合法性，另一方麵把“天父”的災異警示不當一回事。

　　我認為用“天”的概念來引人信仰，並在信仰的基礎上為政治法律製度確立合法性，這個方法並非行不通，真正行不通的，是企圖用災異警示約束帝王。因為在災異警示中，上天隻體現了對帝王的監查，並未體現出對帝王的處罰。被監查但是不處罰，當然不令人恐懼。當然，在董仲舒的時代，情勢所限也許並無更好方法。但從設計上看，真正有效的方法是用“天”的概念提供合法性，從而建立一個真正有權力製約最高統治者的實存的機構，如同議會對總統的製約一樣。

　　假如，我們承認“天”的意誌，然後用“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說法，讓人民代表天，而不是讓“天子”代表“天”，則人民代表機構就可以在糾正竇娥冤案中起到真實的作用，而不隻是讓天製造一些沒有多大效果的氣候異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