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文化概論

第七節 宋元文化寬容大度性格的主要體現

　　前麵已述，寬容大度性格雖然也是宋文化和元文化所共同具備的，但與開放性文化特征形成背景的不同一樣，宋元文化寬容大度性格的形成也各有自己的背景，主要體現也各不一樣。

　　一、宋文化寬容大度性格的主要體現

　　宋文化寬容大度性格主要體現在容忍士大夫集團對皇權的製衡，以及實行開明的思想文化政策兩方麵。

　　宋朝時，士大夫集團的勢力非常強大，形成中國古代曆史上少有的士大夫政治，或稱文官政治。這種政治氛圍的形成，前麵已提到，是宋朝“重文輕武”、“以文製武”政策長期實行的結果。宋朝曆代統治者在壓製武人的同時，都著意於文教事業，執行“佑文”政策，大力抬高文人的地位。如給予文人以優厚的政治、經濟待遇，尊重士大夫的基本人格和尊嚴等。同時，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雖然實行高度集權的專製主義政策，但他們在大多數時候都能做到從大局出發，節製自己的私欲，盡量做到“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如宋仁宗就曾“措置天下事，不欲從中出”。因此，宋朝的最高統治者能夠容忍士大夫集團對自己皇權的限製。

　　宋朝皇權受到限製的典型表現是經筵製度的形成。前麵已述，經筵是專門為皇帝學習經書、史書而開設的課程。漢朝以來，經筵即有零散事例，但未成製度。宋朝經筵則完全製度化，除了寒暑期外均隔日一講。大儒程頤論述經筵的重要性說：“臣竊以為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服之柄，百官威懾，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他在經筵講書時，以師道自居，表情嚴肅，多所規諫，使得皇帝畏懼，以致有“僭橫”之稱。另外，宋朝台（禦史台）諫（諫院）合一，共任言責，不僅起到製衡宰相的作用，也對皇帝形成約束，常言人所不能堪，有時還與宰相聯合起來對抗皇帝。這樣，不僅宋朝的士大夫集團與皇權之間就形成了一種曆代少有的相對合理的製衡關係，而且也使宋朝成為封建時代“公天下”政治色彩最為濃厚的一個朝代。

　　宋朝統治者在容忍自己的最高權力受到一定限製的同時，還實行比較開明的思想文化政策。如不以言語罪人，不殺士大夫及放言國事者等。這些政策也都是在宋初時便確定下來的趙氏“家法”。在兩宋時期，盡管也曾出現過蘇軾“烏台詩案”和秦檜殺害嶽飛的慘劇，但從總體上講，與秦朝“焚書坑儒”及明清“文字獄”的專製主義文化政策相比，宋朝的統治者在大多數時間裏能夠恪守祖宗“家法”的。正因為宋朝具有思想言論相對自由的氛圍，所以士大夫們敢於說話，敢於指陳時弊，敢於思維，敢於創造。這也是宋朝科技文明位居當時世界第一的主要原因。不僅如此，宋朝的統治者還實行不強行扶植某一學派，也不壓製另一學派的政策。如允許佛教、道教與儒學共存，允許它們相互爭鳴討論等。正是這種政策的實行，使儒、佛、道相互兼容，並推動了糅合儒、佛、道思想的新儒學———理學的產生和發展，使中國傳統哲學在宋朝時進入到更高的思辨境地。而理學雖然在宋朝形成，但並未成為官學，甚至理學大師還曾被罷斥。如朱熹在大肆鼓吹“革盡人欲，複盡天理”時，被人劾奏言行不一，說他曾引誘兩個尼姑作妾，出去做官的時候都帶著她們；他的大兒媳在丈夫死後卻懷了孕；等等。一下子使理學的名聲變得很壞，氣得宋寧宗趙擴降旨要貶朱熹的官。朱熹趕緊上表認罪，承認了納尼姑作妾等事。宋朝的這種比較開明的思想文化政策，使得思想界非常活躍，學術派別眾多。除了前述理學的諸學派外，還有王安石的樸素唯物主義的“新學”，張載的“關學”，以及南宋呂祖謙、陳亮、葉適的“浙東學派”等。

　　宋文化寬容大度性格還表現為，對後周皇帝之後及“十國”投降國君基本上都能給予優待。如後周世宗柴榮的後人，在宋朝時世為官宦，基本上與宋朝相始終。其他如荊南（南平）末代國君高繼衝於公元９６３年（太祖乾德元年）降宋，官拜武寧軍節度使；後蜀末代國君孟昶於公元９６５年（乾德三年）降宋，被封為秦國公，死後追封楚王；南漢末代國君劉鋹於公元９７１年（太祖開寶四年）降宋，被封為恩赦侯，後進封為衛國公；北漢末代國君劉繼元於公元９７９ 年（太宗太平興國四年）降宋，封彭城郡公，死後追封彭城郡王；吳越末代國君錢俶於公元９８７年（太宗雍熙四年）降宋，先後被封為淮海國王、漢南國王、南陽國王、許王、鄧王，死後追封秦國王。隻有南唐後主李煜於公元９７５ 年（開寶八年）降宋，封違命侯，後來公元９７８年（太平興國三年）被宋太宗毒殺，但死後贈太師，追封吳王。另外，各國降將、官員也都加以任用。如楊業，本為北漢將領，北漢亡後降宋，繼續帶兵，曾領數百騎大敗１０萬遼兵，號“楊無敵”。盡管宋朝統治者此舉主要是出於擴大支持麵的考慮，但比起南北朝、五代政權交替時前朝末代君主往往遭殺戮來說，確實“仁慈”多了。

　　二、元文化寬容大度性格的主要體現

　　元文化寬容大度的性格首先體現在對異域文化的兼容並蓄方麵。前麵已述，１３世紀時尚處在奴隸製時代早期的蒙古族文化遠遠落後於周邊其他地區的文化。蒙古貴族雖然能利用強大的軍事力量征服廣大的亞歐地區，但蒙古族文化上的貧瘠，加之蒙古大帝國地跨歐亞，民族眾多，成員複雜，宗教信仰各異，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使得他們不得不對被征服地區的文化持容忍和接受的態度。元朝建立後，這種對異域文化寬宏大度的性格保留下來。其突出體現在，元朝統治者允許各種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在境內傳播，並且均加以提倡，使得它們在中國都有了很大發展。

　　佛教的地位在元朝位居第一，其中的喇嘛教派更受尊崇。元世祖尊吐蕃喇嘛僧八思巴為國師，命他統領佛教。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八思巴還成為掌握吐蕃政教事務的首領。他死後，得賜號“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其後繼者也都稱“帝師”。元朝“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後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元朝在修寺院、作佛事方麵，每年都要花費大量錢財。據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統計，全國有佛教寺院４ 萬餘處，僧尼２０餘萬人。僧侶們不僅在政治、經濟上享有各種特權，還經常得到元朝政府的賜予。元文宗、順帝時，大承天護聖寺兩次得到賜田３ ２５０萬畝。道教在元朝的地位僅次於佛教。在金朝時，道教新興起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３個新的派別。其中全真教派在元朝影響最大，在北方地區廣為流傳。成吉思汗在波斯時曾召見全真教首領“長春真人”丘處機，稱其為“丘神仙”，十分尊崇。道教舊派正一教（天師道）流行於江南地區，１２７６年元軍攻入南方後，對它也注意加以利用，曾召其天師到大都。伊斯蘭教教徒在元朝稱“木速蠻“或“答失蠻”，多從事官商貿易事業。元朝在中央設有回回哈的司，掌管伊斯蘭宗教事務。基督教在元朝稱“也裏可溫”（意為“信奉基督教的人”），屬羅馬教派，即天主教，在蒙古西征後來中國，曾發展到３萬多人。元世祖曾讓馬可· 波羅的父親、叔叔帶一封書信給羅馬教皇，要求派遣１００名基督教士來華。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意大利人孟特· 戈維諾奉羅馬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命，涉海來華傳教。他於至元三十一年抵達大都，向新即位的元成宗呈遞了教皇的書信，並被允許進行傳教。他建立了４ 所教堂，把 《新約全文》 翻譯成蒙文，還收養了１５０名中國兒童，教他們學習希臘文、拉丁文，把他們培養成傳教士。他還為大約６ ０００人進行了洗禮。元朝貴族、駙馬高唐王闊裏吉思即跟從孟特· 戈維諾改奉了天主教。１３０７年，教皇克利門特五世正式任命孟特· 戈維諾為大都大主教，並遣教士７人東來相助，其中３人到達中國，在福建泉州設立了分教區。另外，猶太教在元朝也比較活躍，其教徒當時被稱為“術忽”。

　　其次，元文化寬宏大度的性格還體現在對於雜劇中揭露社會黑暗現實、歌頌反抗精神等題材的容忍上。元雜劇，亦稱元曲，是與唐詩、宋詞並稱的文學形式，它是在宋金以來民間講唱文學的基礎上，吸收宋詞的成就，以金之諸宮調為曲調發展起來的一種戲劇形式。

　　元雜劇對社會現實的揭露不僅是無情的，甚至是非常深刻的。著名的如關漢卿的 《竇娥冤》。作者通過竇娥的悲劇，對造成這一悲劇的元朝社會的政治、倫理、高利貸剝削、社會風氣等進行了尖銳深刻的解剖和批判。通過竇娥的嘴，作者既揭露了黑暗的社會現實，“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福貴又壽延”，又對天與地提出尖銳的指責，“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另外，在 《魯齋郎》 中，關漢卿更是將元朝社會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尖銳矛盾展示在世人麵前。他不僅深刻揭露了豪強惡霸荒淫無恥的生活和凶惡殘暴的行徑，而且對於豪強惡霸恣意妄為，不僅迫害普通百姓，也迫害下級官吏，搞得他們家破人亡的種種暴行進行了露骨的批判。再有如陸仲良的 《陳州糶糧》。該劇不僅揭露了貪官汙吏徇私枉法、官官相護的種種罪行，而且深刻地揭示出這一切是造成人民苦難的根源。該劇是元雜劇保留至今的公案戲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元雜劇還大膽地抒發出反對民族壓迫的情感。如關漢卿的 《拜月亭》。該劇揭露的是蒙古軍侵金給人民帶來的種種災禍。再如馬致遠的 《漢宮秋》。作者借古諷今，借批判西漢元帝及漢室朝廷官宦懼怕北敵———匈奴，不敢抵抗的昏庸與怯懦，影射蒙古族征服中原的社會現實。另外，元雜劇中還有許多公開謳歌男女愛情、宣揚追求愛情自由的作品。如王實甫的 《西廂記》、白樸的 《牆頭馬上》 等。

　　元雜劇在元朝達到鼎盛，既是這種藝術形式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由於仕途受阻，不少文人投身元雜劇的創作，從而提高它的藝術品位和文學地位的結果。但是，如果沒有元朝政府的寬容態度，使文人創造具有較大的自由度，很少受到限製的話，元雜劇是不會取得如此高的藝術成就的。

　　宋元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後的輝煌。這個時期之後，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逐漸進入枯萎期，對世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小不說，領先世界千年以上的優勢逐漸喪失，直至陷於落後挨打的境地。

　　§§第十章 中國傳統文化的沉暮——明清時期（1840年前）

　　明清時期（１８４０年以前），雖然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各領域繼續取得輝煌的成就，但封建製度的腐朽性已越發明顯地暴露出來，中華文明前進的速度明顯降低，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不可逆轉地走向下坡。與此同時，西方文明卻開始加速發展，躍躍欲試地要趕上中國。１６４０年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預示著世界將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而４年之後在中國建立的大清王朝卻仍然繼續著封建專製主義的衣缽。兩千多年來不斷得到強化的君主專製製度，在明清時期終於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因此，這一時期的文化顯現出強烈的腐朽、愚昧的封建社會末期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