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文化概論

第五節 元文化粗俗野蠻、缺少修養特征的形成背景及主要體現

　　元文化的氣勢在某些方麵超過唐文化，如其疆域之廣大即超過唐王朝。元朝疆域北達北冰洋，東包庫頁島、澎湖、台灣，西及西藏，南至南海。一些以前從未劃入中原王朝版圖的地區，如西藏，都在元王朝的統一領導之下。但由於建立元朝的蒙古族貴族長期保持著遊牧民族的固有習俗，所以使元文化在具有開放性特征的同時，又具有濃鬱的粗俗野蠻、缺少修養的文化特征。

　　一、形成背景

　　元文化粗俗野蠻、缺少修養特征的形成，主要原因是建立元朝的蒙古族漢化不足造成的。蒙古族是曆史上進入中原地區建立統治政權的少數民族中漢化程度最低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主要是以下幾點。

　　首先，蒙古族在進入中原以前，尚處在奴隸製階段，甚至還保留了大量的氏族公社的遺存，社會文明的發展程度不高。加之，其經濟一直以單純的遊牧、狩獵為主體，對漢族的農業文明幾乎全無接觸和了解。因此，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等，缺乏思想感情基礎。

　　其次，蒙古建國後，除受漢文化的影響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教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於本土文化貧瘠的蒙古族統治者來說，漢化不是獨一無二的發展方向，他們可以有多元選擇，尤其吐蕃喇嘛教文化由於更適合於蒙古族，所以曆代元朝皇帝都信奉喇嘛教也就不足為奇了，而喇嘛教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壓製了儒學思想的發展。

　　再次，盡管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在建立不久就實際分裂了，但元朝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一直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它與其他四大漢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加之，漠北草原在元朝的國家政治生活中始終占有重要地位，強大而守舊的草原遊牧貴族集團一直存在。這樣就使得元朝統治集團一直未能擺脫“草原本位主義”的束縛，既難以做到完全從中原地區的角度出發來考慮問題，也難以全麵接受漢族先進的封建文化。

　　在元朝皇帝中，世祖忽必烈的漢化程度最高，在他身邊聚集著一大批漢族儒生為他出謀劃策。元世祖是蒙古貴族中第一個提出改變祖宗之法，改用漢製、漢法的。為此，他與以其弟阿裏不哥為首的守舊派進行了四五年的戰爭。雙方從１２６０年一直打到１２６４年，最後忽必烈取得了勝利，從而為蒙古族向封建製過渡創造了條件。於是，元世祖取 《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定國號為“大元”，並將首都遷入漢地，設在大都（今北京）。另外，他還建立起漢式的官僚機構。如在中央設中書省掌政事，為宰相機構，下轄吏、戶、禮、工、刑、兵六部，處理具體事務，又設樞密院掌軍事，禦史台掌監察，地方設置行省製等。此外，元世祖還推行了一係列保護和發展農業生產、尊崇儒學、提倡程朱理學的政策。這些“漢法”的推行，奠定了元朝漢式王朝的基本框架。但是，元世祖對漢法的推行並不徹底。隨著政權設置的大體完備和儀文禮製的基本告成，元初推行、貫徹漢法的政策革新工作逐漸趨於停頓，若幹事關政權進一步漢化的重大舉措，如開科舉、頒法典等，屢議屢置，懸而未決，而大量阻礙社會進步的蒙古舊製、舊俗，因為涉及貴族特權利益，被大量保存下來。在元世祖以後，蒙古族的漢化愈發遲滯，最終沒能徹底地完成封建化過程。

　　由於漢化遲滯，使幾乎沒有外患的大一統的元王朝，不僅享國不足百年（１２７１—１３６８年），壽命比北宋、南宋還短暫，而且與其他大一統的王朝相比，元朝統一後並未出現一個呈上升趨勢的“盛世”，相反卻顯露出早衰的跡象，其統治幾乎一路走向下坡，一年不如一年。不過，漢化遲滯卻使蒙古族保持住了自己的本民族特色。蒙古族是中國曆史上唯一進入中原地區建立大一統政權，後來又幾乎原樣不變地退出漢族農業墾區，放棄城市生活，回到其祖先曾生活過的草原上，重新過起遊牧生活的民族。元亡以後，蒙古族得以繼續發展下來，成為現代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

　　二、主要體現

　　元文化粗俗野蠻、缺少修養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首先，政治統治腐朽、黑暗，官吏貪汙嚴重。由於漢化不足，蒙古族落後陳舊的傳統習俗始終對元朝政治產生巨大的影響。如蒙古族傳統的幼子繼承製與漢族嫡長子繼承製相衝突，造成內訌頻繁，宮廷政變不斷。元朝一共統治９８年，傳１１帝，其中世祖在位２５年（１２７１—１２９４年），第二代皇帝成宗鐵穆耳在位１３ 年（１２９５—１３０７ 年），末帝元順帝妥懽帖睦爾在位３６ 年（１３３３—１３６８年），他們三人就占去了７４年。在其餘的２４年間，一共換了８個皇帝。而在１３２８年到１３３３年的６年中，竟然一連換了５位皇帝。帝位爭奪激烈，還與蒙古族的“忽裏台”（蒙古語“聚會”）傳統有關。忽裏台是蒙古族在草原時代盛行的貴族選君製度，即由高級貴族召開忽裏台會議，經過眾人合辭擁戴的新君主才是合法的。它使得被推舉者在身份上缺乏具體限製，不僅導致繼承人的不確定，而且也為有野心的大臣進行政治投機提供了可能性。另外，由於蒙古族習俗以搶劫為美，因此法律縱容官吏犯罪，處罰非常寬鬆。如官吏貪贓枉法，唐、宋法律都規定最重處以死刑，而元朝最重僅處杖刑１０７。不僅如此，官吏犯法定罪後還可以通過金錢贖罪來減免刑罰。所以，元朝的吏製敗壞達到了空前嚴重的地步，各級官吏貪汙成風，早在元成宗的時候，被發覺的貪官汙吏已達兩萬人，到了後來，“居官者習於貪，無異盜賊，己不以為恥，人亦不以為怪。其間頗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元朝官吏要錢名目無奇不有：部屬參見要“拜見錢”，逢年過節要“追節錢”，生辰慶壽要“生日錢”，客往迎送要“人情錢”，無事白要稱“撒花錢”，等等。元順帝時，官吏貪汙、貪贓枉法更為突出。地方監察官至州縣巡視，“各帶庫子檢鈔稱銀，殆同市道”。到了元朝後期，軍隊的腐化也極為嚴重，幾乎喪失了戰鬥力。元朝最精銳的怯薛軍竟然發展到白天在宮門宿衛，晚上到郊外搶劫，形同盜匪一樣。

　　其次，奴隸製殘餘惡性膨脹，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蒙古軍在攻滅金和南宋的時候，曾大量搶掠百姓做“驅口”，即奴隸，誰搶的歸誰。還有一些驅口是從戰俘、罪犯、窮人賣身轉化來的。這樣在元朝統治時期，漢族地區奴隸製成分迅速上升。如元朝北方的勞動者主要是驅口，他們沒有人身自由，附屬在主人的戶籍中，世代相承，在主人的奴役鞭打下勞動，過著半奴隸半農奴的悲慘生活。南方的生產者雖然主要是佃客，但他們也並不是完全的自由之身。他們不僅要向地主繳納５０%～８０%的生產品作為地租，還要替地主服勞役，家庭婚姻要聽從地主支配，地主賣地，佃客也要隨地賣出。南方的佃客不僅實際上形同農奴，而且他們時時處於被徹底淪為奴隸的境地，蒙古貴族經常隨意將他們變為奴隸。據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派往江西的監察禦史估計，不需一二年，良人有一半將成為他人的奴婢。由於奴隸製發達，元朝的奴隸交易非常頻繁，元大都就有奴隸市場，可以買到來自許多國家或地區的奴隸。中原的奴隸被賣到海外的也大有人在，甚至蒙古族平民被販賣到異鄉和海外做奴隸的也屢見不鮮。元成宗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年），元朝政府明文規定，對不畏公法將蒙古族人口販入番邦以牟取暴利的要嚴加治罪。元朝的工匠，地位也近似奴隸。蒙古族貴族對手工業者比較重視，攻城略地之後，一般不殺有手藝的人，為其另立戶籍，稱“匠戶”。元朝有匠戶７０多萬人，他們為官府製造毛紡織品、武器等，但受到官府嚴密的監視，沒有人身自由，世代繼承做工匠，不許改業。這一製度不僅嚴重阻礙了各族特別是漢族地區手工業的發展，而且使得元朝的商品生產發展非常緩慢。

　　由於蒙古族習慣大草原的遊牧生活，不懂得農業生產的重要性，所以在其征服期間北方、南方的農業生產迭受打擊。甚至蒙古國建國初期曾有人提出殺盡所有的漢族人，將農田改為牧場的主張。如別迭等蒙古官員就曾對成吉思汗說：“我們征服得到的漢人和農田，沒什麽用處，不如把漢人殺光，把農田養牧草、放牲口好。”幸好漢化的契丹族官員耶律楚材將此事阻止。但是，這種觀念依舊紮根在許多蒙古貴族的頭腦中。在蒙古軍南侵征服的過程中，破壞農田的事情是司空見慣的。如元滅南宋時，南征的元將曾霸占民田１０ 萬多畝，不耕不種，讓它們長草，專放牲畜。此事雖然後來為元世祖所阻止，但破壞已經造成。而正是由於破壞嚴重，加之政治統治腐敗，所以盡管元朝政府也曾大力恢複農業生產，但起色有限。這是元朝地大物博，但經濟發展始終落後的重要原因。

　　第三，儒家思想的熏陶嚴重不足，官員文化修養、文化素質偏低。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蒙古統治者對儒家學說的概念、體係等都感到難以理解。如忽必烈早年雖曾對儒學產生過一些興趣，但體會粗淺，後來在理財問題上與儒臣產生分歧，認為後者不識事機，便與其漸漸疏遠。成宗時“天變屢見”，大臣按照儒家傳統的天人感應論請求“引咎辭位”。成宗卻輕蔑地說：“此漢人所說耳，豈可一一聽從邪？”元朝最後一位皇太子愛猷識裏達臘的師傅雖然是漢人李好文，但他說：“李先生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義。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此時已到元朝末年，可蒙古族統治者對中原正統思想文化仍十分隔膜，至於其他時期就可想而知了。元朝諸帝中隻有第四位皇帝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第五位皇帝英宗碩德八剌儒化較深，但同時他們也是“國教”喇嘛教的虔誠信徒，加之政治環境的製約，他們都未能有太大作為。至於大多數蒙古、色目貴族，他們對儒學的態度基本上都與皇帝近似。因此，就整個元朝而言，盡管程朱理學登上大雅之堂，成為官學，但儒家思想的正統獨尊地位始終沒有得到明確的承認，而與儒學格格不入的非封建文明的保守勢力直到元朝滅亡都相當強大。正因為元朝缺乏正統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其官吏既缺少鞏固統治的長遠目光，又普遍文化素質低下，社會責任感、道義感薄弱，隻知道一味盤剝百姓，營私聚斂，貪贓枉法，其結果必然是政治腐敗嚴重，國運早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