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文化概論

第四節 宋文化膽小怕事、柔弱怯懦性格的主要體現

　　膽小怕事、柔弱怯懦是宋文化最突出的性格。其體現主要為，麵對遼、夏、金、元等少數民族政權咄咄逼人的攻勢，宋朝不僅誰也不敢惹，而且為了追求內部的穩定，寧願選擇一味妥協退讓的策略，即使犧牲巨大的經濟利益，遭受難以啟齒的屈辱，也在所不惜。而這種文化性格的形成，乃是宋朝“守內虛外”、“重文輕武”、“以文製武”等矯枉過正國策長期實行的必然結果。

　　一、屈從外敵 不敢抗爭

　　宋文化這種膽小怕事、柔弱怯懦性格的充分展現是從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開始的。在宋太祖、宋太宗時代，北宋曾有過幾次向遼主動進攻的軍事行動，如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公元９７９年）的圍幽之戰———宋軍幾乎攻下幽州城，還有太宗雍熙三年（公元９８６年）的“雍熙北伐”。這兩次軍事行動，雖然都以宋軍的慘敗而告終，但畢竟是主動出擊，尚屬英雄壯舉。但從宋真宗以後，宋文化的陽剛之氣頓消，經常被動挨打不說，甚至大敵當前，最高統治者也不敢謀求積極抗爭。

　　如宋真宗景德元年（１００４年），遼軍２０萬大舉南下，進抵澶州（今河南濮陽），正麵威脅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北宋朝廷上下除新任宰相寇準等少數幾個官員力主抵抗外，竟然一片求和之聲，不敢對戰，甚至還有人主張遷都。後來雖然在寇準等人的堅持下，尤其在大敵壓境和廣大軍民堅決要求抗戰的強大壓力下，宋真宗不得不親征澶州，但一路上始終猶猶豫豫、勉勉強強。

　　宋真宗的到來極大地鼓舞了前線宋軍的士氣，加之此時集中在澶州附近的軍民也越來越多，有幾十萬之眾，人數占優，宋軍處於有利態勢。遼軍方麵則由於先鋒大將肖撻凜在兩軍尚未交戰時，便被宋軍用床子弩射死，士氣大受挫折，加之其孤軍深入，給養困難，處境十分不利，於是主動提出議和。麵對這種十分有利的戰局，本不願意作戰的宋真宗卻以正求之不得的心態立刻接受了遼軍的議和之請。他再也不管寇準如何反對，徑派曹利用多次使遼和談，並且心裏暗定了寧可賠款也不再開戰的決心。因此，當曹利用請問到底允許給遼多少銀絹時，宋真宗竟然表示：“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其怯戰之心可見一斑。後來還是寇準威脅曹利用：“雖然皇帝許諾給銀絹百萬，如果你超出三十萬之數，我就殺你的頭。”才使曹利用以每年送給遼國歲幣銀１０萬兩、絹２０萬匹之數完成和談。但３０ 萬之數的代價，不過換來遼軍撤兵回境而已。

　　置敵於危如累卵的險境，竟然心甘情願地與之訂立賠款盟約，本已令人惱恨不已，而更“叫絕”的是，當和議剛達成時，內侍誤傳輸遼銀絹三百萬。宋真宗聞訊大吃一驚，說：“這太多了！”轉而又說：“如果能結束戰爭，這個數字也就算了。”其柔弱怯懦已經到了極點。後來當他聽說隻有３０萬銀絹時，立刻大喜過望，認為是宋朝談判的“勝利”。欣喜之下，宋真宗不僅重賞曹利用，而且還激動地填詞叫大臣們唱和，表示慶祝。這樣的舉動已讓人無話可說。“澶淵之盟”還規定：宋遼約為兄弟之國，宋真宗稱遼聖宗母蕭太後為叔母。宋真宗時正值北宋王朝的上升時期，竟簽訂下如此屈辱的盟約，這樣的事情、這樣的心態，在秦、漢、隋、唐的同一時期是不可想像的。

　　北宋不僅對待強大的遼表現得怯懦不堪，就是對待相對弱小的西夏也一樣表現得軟弱好欺。１０３８年（北宋第四代皇帝仁宗寶元元年），元昊稱帝後，立即展開了對北宋的軍事進攻。北宋在陝西地區的駐軍大大多於西夏攻宋的軍隊，但由於實行消極防禦策略，兵力分散，互不應援，結果連戰連敗，統兵大將或被俘，或戰死，丟盡了臉麵。後來，還是西夏方麵由於連年戰爭阻斷了來自中原地區的糧食供應，嚴重影響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自然災害的襲擊，民眾的生活日益貧困，國內反戰的呼聲越來越高，才迫使統治者不得不於１０４３年（仁宗慶曆三年）主動向北宋王朝提出和好的要求。正不知所措的北宋政府立刻應允，並於第二年與西夏達成和議。北宋以實對虛，以每年“歲賜”西夏白銀７ 萬２ 千兩、絹１５萬３千匹、茶葉３ 萬斤的代價，換取元昊取消帝號，由北宋封為夏國主。這樣，繼“澶淵之盟”之後，北宋又背上了一個沉重的經濟包袱。

　　二、甘心受辱 苟且偷生

　　如果說北宋中前期用經濟上的損失還能換取政治上、軍事上的些許安寧的話，那麽北宋末南宋初的時候，宋王朝花再多的錢也買不來和平了，而且花錢越多，受辱越大。

　　北宋末年，金人強大，北宋想聯金南北夾擊遼。此時金人對北宋的虛弱本質尚認識不清，所以同意了北宋的建議。１１２０年，宋徽宗派人泛海使金，與其約定：雙方夾擊遼，宋軍取燕雲，金軍攻中京（大定府，即今內蒙古寧城縣大明城）。滅遼後，燕雲地區還宋，宋將輸遼歲幣轉送金。這在曆史上稱為“海上之盟”。宋金未曾交手，北宋已經示軟。哪裏有自己打下的地盤，還要付錢給別人的道理？不過，宋軍的無能一上戰場就立刻顯露出來。當金兵連連獲勝時，宋軍卻未能完成軍事任務，燕京（遼改幽州城為燕京，亦稱南京）反為金軍攻克，這樣金人自然不願踐約。無奈，北宋政府厚著臉皮多次派人交涉，在金人的恫嚇之下，一味委曲求全，最終於１１２３ 年與金人達成協議：燕京城及該地區６個州（涿、易、檀、順、景、薊）歸宋，宋向金貢獻歲幣銀２０萬兩、絹３０萬匹，另外增加燕京贖城費１００萬貫。這樣通過犧牲極大的經濟利益，北宋總算換回了宋太祖、宋太宗朝思暮想的幽州城，但當金人撤走時，卻將“金帛、子女、職官、民戶”全部席卷而去。北宋獻出大批歲幣，受盡刁難侮辱，隻不過得到一座空城而已。盡管如此，宋徽宗仍認為是打了個大勝仗，取得重大成功，大事宣揚，彈冠相慶。然而宋徽宗這種不知廉恥的興奮之情持續還不到兩年，燕京就重被金兵攻占，這一大筆錢全都打了水漂。

　　１１２５年底，金兵第一次南下侵宋，燕京淪喪，北宋前功盡棄。宋徽宗見勢不妙，禪位給自己的兒子宋欽宗，以避風頭。但宋欽宗的柔弱怯懦比其父有過之而無不及，大敵當前不思全力抵抗，而是不惜一切代價地積極謀求議和。當金人提出貢金５００萬兩、銀５ ０００ 萬兩、牛馬萬頭、帛緞百萬匹，以及尊金帝為伯父，歸還燕雲逃人，割讓中山、太原、河間３鎮，以宰相、親王為質的苛刻條件時，驚恐萬狀的宋欽宗竟然一一答應。而且，為了投降的方便，宋欽宗還將堅決主戰的宰相李綱罷免。最後還是金兵因孤軍深入，懼怕被合圍，才不等索取財物數足便匆匆北返而去了。宋欽宗雖暫時度過了難關，但也苟且不了幾天了。

　　宋文化膽小怕事、柔弱怯懦的性格到了南宋時發展得更為變本加厲，其中又以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趙構為最甚。由於宋高宗內心懷揣著一些其極端卑劣的個人動機，因此麵對步步緊逼的金人，他始終采取妥協退讓、苟安求和的態度，並不惜卑躬屈膝，認賊作父。

　　宋高宗有兩怕：一是害怕抗金勝利使軍事將領得勢，尾大不掉，難以控製，威脅自己的最高統治權，而且一旦其兄宋欽宗南返，不好措置；二是害怕抗金失敗，自己的小朝廷必定滅亡，一切既得利益將蕩然無存。所以，他總是千方百計地求和。隻有在金兵逼近眼前，不抵抗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小朝廷的情況下，他才要求四方“勤王”保衛自己。這也是宋高宗起用秦檜等投降派，並聽憑秦檜等人排擠、迫害抗金將領的主要原因。正是出於這樣的心理，宋高宗對金人極端卑躬屈膝。１１２９年他在金兵窮追不舍之下，致書金人，苦苦哀求道：“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以遠涉而後為快哉！”堂堂一國之君，居還算富強之地，處不到滅亡之時，竟然如此卑怯，這是嶽飛等主戰派真正的悲哀所在———戰不能戰，守不能守，走不能走，降敵更不可能，隻能眼看著國家毀在這幫人手裏。其實嶽飛的死何嚐不是一種解脫呢？

　　不僅如此，在既懼怕大勝又懼怕大敗這種矛盾心態的支配下，宋高宗與秦檜經常在宋軍大勝的有利形勢下，積極謀求與金朝和議，斷送勝利果實。如紹興九年（１１３９年），抗金名將吳玠、嶽飛、韓世忠等在前方取得了一係列勝利，而宋高宗竟然派秦檜接受了金朝苛刻的和議條件：南宋皇帝向金朝皇帝稱臣，金朝把陝西、河南“賜給”南宋；南宋每年向金朝貢銀２５萬兩、絹２５萬匹。少數民族政權將中原土地“賜給”漢族政權，並讓漢族皇帝向自己稱臣，秦、漢、隋、唐聞所未聞。盡管如此，金人仍不滿足，僅過１年，金兵又大舉南下。麵對金兵的入侵，南宋軍民奮起抵抗，捷報頻傳。但宋高宗、秦檜之流苟且偷安、賣國降敵的行動已達到瘋狂的地步，竟然在一天之中連下１２次緊急命令，毫無道理地勒令在前線抗金獲勝的嶽飛火速退兵，並將他與韓世忠的兵權解除。紹興十一年（１１４１年），宋、金雙方再次訂立和約：南宋皇帝依舊向金稱臣，趙高宗向金人發誓：願“世世子孫，謹守臣節”；南宋向金每年奉送２５萬兩白銀和２５萬匹絹帛，並把東自淮水中流、西到大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以北的土地，統統劃歸金人所有。這個屈辱的和約，史稱“紹興和議”。和議達成之後，秦檜立即遵照金人意旨，將抗金最積極的嶽飛殺害。

　　秦檜敢於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抗金名將嶽飛，且幾乎沒有在朝中引起任何動蕩，一是他摸透了宋高宗不願獲勝的心理，二是得益於朝中求和派勢力的強大。同時，也反映出在“重文輕武”政策的長期影響下，武將在宋朝地位之低下。實際上，嶽飛等抗金名將的悲壯結局是宋代武將們長期受歧視、受壓製的集中反映。

　　南宋後來還與金朝簽訂過兩個屈辱和議。一個是“隆興和議”，訂立於宋孝宗趙眘隆興二年（１１６４年）。在這個和議中，金朝雖做出若幹讓步，宋朝皇帝對金不再稱臣而稱侄，歲幣亦酌減為銀２０萬兩、絹２０萬匹，但依舊是宋人沉重的心理和經濟負擔。另一個是“嘉定和議”，訂立於南宋第四代皇帝宋寧宗趙擴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年）。當時外戚韓侂胄秉政，欲立功名以自鞏，發動北伐。此時金人軍力雖已衰落，但對付南宋仍綽綽有餘，加之宋軍準備不足，最終失敗。宋廷內部主和派發動政變，刺殺韓侂胄，函其首送金講和。該和議規定：兩國叔侄關係改為伯侄，南宋皇帝稱金帝為伯父；歲幣銀增至銀、絹各３０ 萬；南宋另付“犒軍銀”３００萬兩。

　　南宋不僅通過上述和議向金人貢獻了大量的銀絹，受盡了欺辱，而且在雙方交往的禮儀上也一直處於屈辱的地位。當金人使者至南宋遞交國書時，南宋皇帝須起立降榻，親自受書，然後交大臣宣讀，而南宋國書到金時，則由專職官員閤門使接受國書。金人壓製、欺辱南宋一直到其滅亡之前。在整整１００年的時間裏，南宋始終就沒在金人麵前直起過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