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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宋文化其他主要特征的體現
前麵已述，宋元文化除了具有開放性這一共同特征以外，其他方麵的特征差距甚大，甚至沒有任何可比性。實際上，後世的人們喜歡將宋文化與唐文化相比較。與隋唐文化，尤其唐文化那種恢弘大氣、熱情奔放、色調明快的風格不一樣，宋文化呈現出的是一種端莊秀麗、典雅高貴、完美精致、色調淡雅的風格。如果將唐文化比喻成色彩鮮豔的油畫，那麽宋文化就是一幅清麗脫俗的水墨畫；如果將唐文化比喻成濃鬱香甜的咖啡，那麽宋文化更像是一杯清淡可口的綠茶，其味雖淡，意境卻遠，這也是不少人喜歡宋文化的重要原因。其實，宋朝人自己也是不喜歡唐文化的。宋文化的其他主要特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麵。
一、內斂陰鬱 悲涼雄壯
宋文化內斂陰鬱、悲涼雄壯文化特征的形成，由外在和內在兩方麵因素造成：外在因素是兩宋外部環境的“險惡”，內在因素則是宋朝“守內虛外”基本國策的實施。
宋朝的周邊環境與前代王朝大不一樣。前代王朝，像秦、漢、隋、唐，都是絕對強大，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無法與它們抗衡，雙方衝突的結果都是以中原政權取得最後勝利而告終。而兩宋時，由於西北和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強大，使兩宋在與它們的對抗中不僅不占任何優勢，反而吃盡苦頭。
早在北宋建立之前，公元９１６年契丹貴族耶律阿保機（即遼太祖）就已經在今東北地區和蒙古地區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契丹，公元９４７年改國號為遼。１０３８年，北宋第四位皇帝仁宗時，在今甘肅、寧夏，以及青海、陝西和內蒙古的部分地區又興起了一個強大的黨項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大夏，史稱西夏，其第一任國君叫元昊。１２世紀初女真族又崛起於東北地區。１１１５年其首領完顏阿骨打（即金太祖）建立金國後迅速擴張勢力，１０年後滅亡了遼國，隨後又滅亡了北宋。１２０６年，更加強大的蒙古國在蒙古草原上建立。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對兩宋構成長期的軍事壓力，壓得兩宋始終喘不過氣來。
實際上，依綜合國力計算，兩宋王朝，尤其北宋並不比漢、唐差，而之所以對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屢戰屢敗，一個主要原因是，這些少數民族政權與以前大不相同，它們本身的漢化程度非常高。如遼和西夏基本上已經發展到封建製階段，同時又處在上升時期，國力強盛，再加上遊牧部族活潑好動、剽悍勇猛、虛心好學、進取心強烈的特點，使得他們不僅能夠與北宋王朝抗衡，而且還常常居於主動地位。以後的金和蒙古國，雖然剛建立時都處在原始社會末期向奴隸製過渡階段，但在與封建化的遼和西夏的接觸中，尤其是在與宋朝的交往中，促使他們迅速地封建化。如金在占據黃河流域地區後，很快就完成了封建化過程。文化差異上的縮小使得這些少數民族政權不僅能夠與中原王朝抗衡，而且還能戰而勝之。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宋朝北部缺少天險的屏護。在北宋建立前，公元９３６年，五代後晉的皇帝石敬瑭為了取得遼的支持，將幽雲十六州（亦稱燕雲十六州），即今北京到大同一線，割送給了遼朝。幽雲十六州地勢險要，東到今河北遵化，西到今山西神池，北到長城，南到今天津及今河北河間、保定、繁峙、寧武一線，是防禦中原地區的軍事要地及重要屏障。這一地區割給遼後，使黃河以北的中原地區無險可守。遼和後來的金及蒙古都是從這裏發動進攻南下中原的。北宋建立後，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炅都曾竭力想奪回這一地區，對遼發動了幾次戰爭，但無奈實力不濟，均以失敗告終，以後的北宋皇帝更加無所作為。所以，北宋的北部疆界始終沒有推至華北平原北部的山區。較之前代那些強大王朝來說，北宋的國土麵積要小許多。而北宋滅亡後，金的勢力直抵長江流域，更可以隨時南下威脅南宋。宋高宗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年），金兵渡過長江，宋高宗被金兵追得在海上飄蕩了好幾個月不敢上岸。這是曆史上北方遊牧民族軍隊第一次渡過長江天險，其明示的危險信號是不言而喻的。北部天險的喪失，也是宋朝在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對抗中始終處於被動地位的重要原因。
當然，僅僅因為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強大、北部天險喪失，就使得兩宋王朝疲弱不堪、認打認罰，未免有些牽強。外因還是要通過內因才起作用。造成兩宋文化上述特征的最重要因素是宋朝所奉行的“守內虛外”政策。
“守內虛外”政策源於宋太祖。應該說，宋太祖確定“守內虛外”政策還是具有一定政治眼光的。首先，他通過總結前代王朝滅亡的曆史經驗認為，對自己王朝威脅最大的不是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而是國內農民的反抗鬥爭。這一論斷的確實符合北宋建立後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現實。宋朝以前的各王朝剛建朝時，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一般都要限製地主的土地兼並，盡量改善一下農民的生存條件，如隋唐均田製的實行等。而宋朝由於是趙匡胤通過發動兵變，依靠手中的軍權奪取最高統治權而建立的，沒有經受過農民起義的洗禮，主觀上不具備緩和階級矛盾的條件。所以，北宋建立後不僅沒有盡量緩和階級矛盾，反而不立田製，聽任地主兼並土地，激化了階級矛盾。於是北宋建立後不久，全國絕大部分土地很快就被地主，尤其是官僚大地主所占有，廣大農民失去土地淪為佃農。為此，宋朝政府將全國戶籍分成主戶和客戶兩大類。主戶是占有土地、承擔賦稅的納稅戶，分五等，其中上戶三等約占總人口的１０%左右，卻占有全國８０%以上的土地。客戶則是沒有土地的民戶，靠給人佃耕為生。同時，北宋政權實行優恤官員的政策，凡官員都給優厚官俸，有錢、有米、有職田、有辦公田、有柴草錢、有年節賞錢等，還有隨從、當差人的衣糧等，並且不用服徭役。加之宋朝的官極多，宋真宗時為１萬人，６０年後到英宗時已增加到２４ ０００人，到徽宗時官員數目比宋初增加了１０倍。因此，宋朝的貧富差距非常之大。結果，公元９９３年，北宋王朝建立僅僅３０多個年頭後，四川地區就爆發了有幾十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這次起義值得一提的是其“均貧富”口號的提出。這一口號的提出在曆史上是第一次。它不僅表達了農民要求平均財富和土地的迫切願望，而且標誌著中國農民反抗地主階級的鬥爭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正是由於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的鬥爭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所以地主階級鎮壓農民階級的手段也必定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守內虛外”基本國策的製定和實施，就是宋朝統治者鎮壓農民反抗鬥爭的手段進一步提高的體現。
為了防範農民反抗鬥爭，宋朝政府采取多種措施，處處提防。如每遇災荒之年即招募大量饑民入伍。此舉既擴大了兵力，加強了鎮壓力量，又削弱了農民的反抗力量，是比較有效的。兩宋時期沒有發生過一次全國規模的農民起義，與此不無關係。兩宋時期著名的農民起義，除了前麵提到的王小波、李順起義以外，還有北宋末年徽帝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爆發於今安徽、浙江一帶的方臘起義，當時各地響應起義的有近百萬之眾。另外，南宋初年高宗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洞庭湖區爆發的鍾相、楊麽起義也是規模比較大的一次，參加起義的人數曾達２０萬人。這次起義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表明農民階級已經從要求經濟平等發展為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反抗水平進一步提高。鍾相、楊麽起義堅持數年，最後被以嶽飛的“嶽家軍”為主的南宋軍隊鎮壓下去。
其次，宋太祖總結了唐朝以來藩鎮割據、中央集權製衰弱的曆史經驗，對地方擁有過多軍隊心存芥蒂。於是，他把內外屯戍的士兵全都統屬於禁軍。禁軍本來是皇帝的親兵，但宋朝時凡中央直屬部隊都是禁軍，由朝廷直接統轄，是宋朝軍隊的主力。宋朝的地方軍隊都是老弱不說，還不許進行軍事訓練，戰鬥力幾乎為零。另外，宋太祖還確定了京師禁軍能製外郡禁軍的原則，即將禁軍中的大部分駐守在京師及附近地區。如北宋初全國兵額３７萬多，其中禁軍有近２０萬，近２０萬禁軍中，一半守衛京師，一半守邊區和內郡。由於在邊疆隻駐守了少量的邊防軍，所以一旦遭遇外敵入侵，這些邊防軍根本抵禦不住。
宋太祖確立下的這種“守內虛外”政策，為以後北宋、南宋的皇帝所奉行不替，成為兩宋的基本國策。它的實行使兩宋政府始終把統治重點放在內部，對於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則采取消極防禦態度，從而導致政治上一味妥協，軍事上不求有功，經濟上大量賠款，造成濃烈的內斂陰鬱的文化特征。同時，由於這一政策的泛濫，使兩宋最終都亡於少數民族政權———北宋亡於金，南宋亡於元。亡國的痛楚又給兩宋的文化抹上了濃厚的悲涼色彩，其最集中體現在兩宋亡國君主的淒慘結局上。北宋亡國君主宋徽宗趙佶、宋欽宗趙桓父子被金人俘後，拘禁在遙遠的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宋徽宗還算幸運，七八年後就死了，享年５３歲，少受了一些折磨。而宋欽宗過了近３０年的拘禁生活才死，享年５６歲，其所遭受的罪難以用語言表述。他們忍受的痛苦肯定包括日夜期盼趙構來救而最終卻成為泡影的絕望。而南宋末帝趙昺的結局更加悲涼。年僅８歲的他，被元兵追至海裏，無處可逃，最後由忠臣陸秀夫背負著投海而死。宋朝這樣的結局，趙氏子孫這樣的境遇，宋太祖肯定是料想不到的。
與此同時，麵對少數民族政權咄咄逼人的攻勢，一大批不甘被欺壓和奴役的漢族民族英雄曾進行積極的抗爭。但仍是由於“守內虛外”政策作祟，使他們全部以悲壯的結局告終，沒有一個人實現還我河山、重整江山的抱負，使宋文化在具有內斂陰鬱特征的同時，又具有沉重的悲涼雄壯之感。如北宋初年的楊業雖在對遼戰爭中屢建威名，但因文武不和，最終作戰失敗被俘，不屈絕食而死；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嶽飛雖讓金兵聞風喪膽，但最終被一肚子私心雜念的宋高宗夥同奸臣秦檜以“莫須有”罪名害死；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在南宋滅亡４年之後，仍不肯降元，最後慷慨就義於元大都。其他如北宋末南宋初的李綱，任宰相７０多天即被宋高宗罷免，空有一腔熱血卻無處施展；北宋末南宋初名將宗澤，雖屢敗金兵，但不被允許收複北方失地，最終憂憤成疾，臨死時猶連呼“過河”者三；南宋初名將劉錡，雖連破金兵，但遭秦檜等人排擠，被剝奪兵權，最終憂憤而死；南宋末名將王堅在四川抵抗元軍，致蒙古憲宗蒙哥重傷不治而亡，逼退蒙古軍，但最後被奸臣賈似道排斥，鬱鬱而終；南宋末名將張玨，１８歲從軍，在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陷落後仍在四川堅持抵抗，最後糧盡力竭，為元軍所俘，憤恨自縊而死；南宋末李庭芝固守揚州，被俘的謝太後曾兩次下詔勸降，他都堅決拒絕，並射殺使者，後轉戰泰州（今江蘇泰州），元兵破城時，他投池自盡，因水淺未死，被俘，押回揚州，寧死不屈，直至被害；南宋末愛國誌士、白潞洲書院創始人江萬裏，晚年住在廣信（今江西上饒市），元軍攻入廣信，他投池而死，以身殉國；南宋末張世傑，與陸秀夫奉末帝趙昺居厓山（今廣東新會南），與元兵大戰，元將派其外甥招降，他回答：“願學古代忠臣，死不移誌。”繼續忍著饑渴與元軍決戰，兵敗後不得不漂流海上，得知皇帝已死，部下勸他上岸，被他拒絕，最後船壞溺水而死。陸秀夫則先拔劍逼迫妻子跳海，然後自己背負趙昺投海而亡。當時船上官兵、家屬隨之投海者甚多，７天後海麵浮起上萬的死屍，場麵何其悲壯！
宋文化悲涼雄壯的特征還體現這些民族英雄的詞作和詩作中。著名詞作如嶽飛的 《滿江紅》：
怒發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眼望、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還有辛棄疾的 《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著名的詩作如陸遊的 《示兒》：
死去元知萬事空，
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
家祭無忘告乃翁。
還有文天祥的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
幹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這些詩詞作品字裏行間中所透露出的那種濃鬱的悲涼雄壯感，令人既感到振奮，又覺得辛酸，心頭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難以名狀的傷感和壓抑感。尤其，當想到由於南宋的滅亡使陸遊所企盼的“王師北定中原日”的“家祭”永遠無法舉行時，這樣的心理感受就更加沉重了。
二、致密精細 完備成熟
宋文化致密精細、完備成熟的特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在政治製度層麵，二在思想學術層麵。
在政治製度層麵，無論是防範農民的反抗鬥爭，還是提防統治集團內部各種對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不利的潛在威脅，宋朝統治者都殫精竭慮，製定出一套設計致密、考慮周到的製度，幾乎將一切不利於宋王朝長治久安的因素都考慮進去，顯現出前所未有的完備與成熟。
針對農民的反抗鬥爭，除了上述遇災荒之年即招募大量饑民入伍的防範措施以外，宋朝政府還格外加重了對“賊盜”的懲罰，力圖壓製農民的“不軌”行為。如規定持械殺人的“賊”，不分情節，不分首犯從犯，一律重杖處死。除了宋朝的根本大法 《宋刑統》 將嚴懲的鋒芒主要指向賊盜犯罪外，宋朝政府還頒行一些特別法，進一步加強鎮壓，如北宋仁宗嘉祐年間（１０５６—１０６３年）頒行的 《重法地法》。該法規定對於在開封府及附近州縣的賊盜犯罪須加重處罰，以後“重法地”又擴大到全國許多其他州縣。此外，還有北宋神宗熙寧四年（１０７１年）創立的 《盜賊重法》。該法以“複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為重法對象，規定即使不在重法地之內，這些犯罪亦以重論，而且還要株連家屬，沒收財產，對於窩贓包庇和累犯慣犯等也要嚴懲。宋朝的這些立法明顯重於唐律，顯現出階級矛盾趨於尖銳化的社會現實。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行之有效，前述兩宋沒有爆發過一次全國規模的農民起義，與這些法律的實施不無關係。
針對統治集團內部各種對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不利的潛在威脅，宋朝的統治者更是製定了一套“收權”與“分權”相結合的官僚體製，將官員反叛、背叛皇權的可能性壓縮到最小限度。其中，“收權”主要針對地方，即盡量將地方權力收歸中央，加強中央集權；“分權”則體現在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機構中，即不使任何官員可以專任其權，且令官員之間互相牽製，以加強專製皇權。所以，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在宋朝又得到進一步加強。
收權的實施首先體現在剝奪節度使的權力上。唐朝後期和五代時期，節度使大權在握，稱霸地方，不服中央，造成嚴重的藩鎮割據局麵。宋朝建立後，先規定節度使隻負責駐節所在州的政事，其藩鎮境內其餘各州不再由其領導，而直接隸屬朝廷。此舉使節度使的行政權力大為縮減，降低到與州長官相等，僅級別稍高些。稍後，又禁止節度使掌握實權，把這一職務變成元老重臣出守地方的虛銜，而將地方軍政實權歸於州長官，這樣節度使問題被順利解決。其次體現在嚴格控製州縣長官上。宋朝的地方行政雖沿用唐朝的州、縣兩級製，但控製極嚴。各州長官稱“權知軍州事”，簡稱“知州”，均由中央委任朝廷文官擔任，３年一換，而且本地人還不能在本地做官。縣長官———知縣亦由中央選派京官出任。這些出任地方長官的官員，都帶著原來的中央官銜，他們位高權重，威懾地方。北宋初年，符彥卿久鎮大名府，專橫一時，但當朝官周渭知永濟縣時，符彥卿郊迎，周渭隻在馬上拱揖答禮，他也無可奈何。再次體現在控製地方財權上。唐朝後期各地藩鎮的財賦收入多自己留充軍費，很少有人上交朝廷。五代時藩鎮更加驕橫，租賦根本不入朝廷。有鑒於此，宋太祖於乾德二年（公元９６４年）下令，從這一年起，各州郡的民租和專賣收入，除地方必要開支外，所有錢幣絹帛之類，都要送到京師。第二年又重申，各州除留少數必要費用外，全部解送京師，不許扣留。中央政府還派出朝官１８人分駐各地，收受民間租稅。宋太宗時朝官駐各州監督收稅成為定製。乾德三年（公元９６５年），北宋政府又開始設置轉運使，總管各道財賦。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９９７年），改道為路，全國分為１５路（後增至２６路）。轉運使是路一級的常設官員，主管某一路所屬州郡的財政稅收和水陸轉運。宋太宗還規定各路轉運使要輪流到京師報告當地財政情況。此舉改變了過去節度使把持地方財政，以大量財物留使、留州的現象，消除了地方割據的財政基礎。
分權的實施首先體現為中央的政事、軍事和財政３項大權由３個互不統屬的平行機構掌握，它們分別對皇帝負責，誰也無法專權。如宰相隻負責政事，其以前所掌之軍政由樞密院分割，宰相與樞密院號為“二府”；宰相以前所掌之財權由三司使分割。三司使地位僅次於宰相，稱為“計相”。不僅如此，在這３項大權內部還要進一步分權。如擔任宰相職務的不僅多人，而且並無定員。宋太祖用趙普為宰相，又用薛居正等３ 人為副相，稱“參知政事”，牽製宰相，分割宰相在政治上的權力。再如樞密院雖負責全國軍政，但它隻掌軍政令和調動部隊，並不直接掌兵。直接掌兵的是“三衙”（或稱“三司”）。三衙即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司、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司。它們直接統轄禁軍，負責禁軍的管理、訓練，但無權調遣軍隊。這樣，三衙和樞密院互相牽製，禁軍隻有皇帝才能指揮。無論三衙將帥或樞密使，都無法利用軍隊發動政變。另外，日常統兵與戰時統兵又有分別。三衙僅負責日常統兵，遇戰事則由朝廷另行委派將帥統兵出征，戰事結束兵歸三衙，將還本職。這樣，將不識兵，兵不識將，統兵將帥亦難以發動兵變。財政之權也一樣，雖由三司總負責，但三司下又有鹽鐵、度支、戶部３個部門。其中，鹽鐵掌管工商業收入和兵器製造，度支掌管財政收支和糧食漕運，戶部管理全國戶籍、賦稅和專賣等事，各負其責，各司其職。其次，分權的實施還體現為官與職不一、名與實分開的製度上。宋朝中央的台、省、寺、監等機構，都是官無定員，也無專職。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雖都各有長官，但如沒有特別指令均不主管本司事務。因為宋朝的官員有官、職、差遣之不同。官，隻是一種虛銜，作為敘級、定薪俸之用。宋初把尚書、侍郎等職稱都列入這一類。職，亦稱貼職，是一種清高的虛銜，隻表示學識水平，也沒有實權所掌，如秘閣修撰、龍圖閣學士等屬於這一類。宋朝的官員隻有獲得差遣，才能實際任職，執行具體職掌。朝官中的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外官中的知州、知縣、轉運使等都屬於這一類。如宋太祖時的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其官為兵部侍郎，即領兵部侍郎的俸祿；其職是樞密直學士，表示他具有樞密直學士的才識水平；其差遣參知政事，是其實職。宋朝一般的官員都是高官低差遣，領豐厚的俸祿，因此大家隻注重差遣，並不注重徒有虛名的官位。即使官至尚書，差遣也可能隻是個知州。這一製度的實行，避免了官員長期握有某方麵的權力而專權，威脅皇權。另外，分權不僅體現在硬件———製度方麵，還體現在軟件———用人方麵。為了防止任何人專權，宋朝統治者還往往以觀點、作風不同之人共謀朝政，讓他們彼此“異論相攪”，以達到“各不敢為非”的目的。這是兩宋時期時常改革派與保守派共處一朝、主戰派與主和派共居一堂的重要原因。如宋高宗初期主戰派李綱、宗澤便不得不與投降派黃潛善、汪伯彥同朝。而宋朝的黨爭之風非常嚴重也與此不無關係。
分權的實施在地方上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麵。首先，在路級機構的設置上，由最初設置的諸路轉運使司（簡稱“漕司”）負責監管地方財政，兼及行政監督，到後來又增設多種名目的路級監司。例如，提點刑獄司，簡稱“憲司”，主管司法；提舉常平司，簡稱“倉司”，主管倉儲；安撫使司，簡稱“帥司”，主管軍務、治安。漕司、憲司、倉司、帥司合稱“四監司”，它們互不統屬不說，路之轄境的劃分也不盡相同，或者雖相同而治所未必在一地。而且，它們既各有主管範圍，又互有重疊，往往使之兼理它務。這樣，四監司中哪個也不能在地方專權，老老實實聽從中央的指揮。其次，在州一級機構的設置上，宋朝有一絕妙安排，即在長官知州之外另設“通判”一職。通判亦由朝廷直接派遣，但它既非知州的副職，又非其屬官，地位微妙。通判不僅有權與知州共同處理州事，而且還負責監督知州的行動，並直接向朝廷報告地方情況，因此通判又稱“監州”。各州公文均須知州和通判並署，方能生效。知州和通判互相牽製，既防止他們擅權跋扈，又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防止他們專權和培植私人勢力。
通過以上各種措施，宋朝真正做到了“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於朝廷”，“以大係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最終集政權、財權、軍權於皇帝一人，使專製主義又得到空前發展。
不僅如此，宋朝統治者對於曆代均不能避免的宗室謀篡、外戚幹政、宦官專權等問題也在製度上設計了種種預防措施。如規定除遠親外，宗室成員不得參加科舉考試，擔任官職也有諸多限製。尤其與前代不同的是，宋朝的皇子都不直接封王，而是先授予防禦使之類的頭銜，然後經由國公、郡王等級別，逐漸升至親王，但親王的子孫並不許襲爵。朝會班序親王居於宰相之下，官屬亦從簡，等等。由於這一係列的防範措施，使得宋朝成為曆代王朝中“家天下”色彩最為淡薄的，皇帝的家人、親屬、家奴等各種非理性政治因素對政治、社會的影響都被控製到最低的程度。
宋朝統治者所製定的上述製度，可謂用心良苦、思慮深遠，幾乎算無遺策，它確實加強了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但弊病也是極大的。宋朝官僚製度最大的弊病在於防弊過當，矯枉過正，以至造成上下約束過緊，牽製過密，機構重疊，官員繁多，權力不專，權限不明，以及“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的嚴重後果。宋朝成為積貧積弱、苟且偷安的一個朝代，其深刻原因就在於此。
在思想學術層麵，宋文化密致精細、完備成熟的特征體現為理學的構建。
理學，亦稱道學，是以儒學為核心，經過儒、道、佛互相滲透而形成的一種比較完整的唯心主義思想體係。它在宋朝形成，以後影響到元、明、清３朝，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正統思想理論。
理學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宋初，仍繼續保持著文化多元的格局，儒學、佛教、道教均受到推崇，三教並立。中國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經 《開寶藏》 就是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９７１年）開始起刻的。道教經典也在宋初被編為 《寶文統錄》 和 《大宋開宮寶藏》。不過，在宋太祖、宋太宗時代，由於統治者正致力於統一全國，恢複殘破的封建經濟，還沒有來得及大力宣揚儒學。直到王小波、李順起義後，北宋統治者感覺到威脅，才開始逐步加強思想統治，興起複興儒家文化的運動。如宋朝政府設立了專為皇帝講儒家經傳的講席———經筵，自太學生、翰林侍講學士至崇政殿說書，皆充任講官。鹹平元年（公元９９８年），宋真宗一即位，就封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孫孔延世為“文宣王”。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年），他又親自到曲阜孔廟行禮，加諡孔子為“玄聖文宣王”，表示最高統治者對儒學的推崇。
宋初統治者推崇儒學，以“明綱紀”為目的。出於加強統治的需要，宋王朝統治集團清楚地認識到，明綱紀必須修禮樂，修禮樂必須重儒術，否則就避免不了重蹈前代藩鎮割據、君權旁落的覆轍。但盡管社會需要儒學的複興與發展，需要它重新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以適應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在思想領域進行一統化統治的需要，並作為對全社會進行道德控製的工具，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卻抑製並阻礙著儒學的複興和獨尊。所以，從宋初到宋仁宗統治的末期，振興儒學運動曆時８０餘年，並沒有收到預期的社會效果。雖然，儒學的興盛成為潮流，但佛教、道教的影響並未明顯減弱。當時，不僅大多數普通百姓求仙拜佛，文人學士專心於佛老的也不在少數。
佛教、道教之所以有這樣的影響，不僅僅因為它們在中國生根已有千年的曆史，它們的基本思想觀念已滲透到民族文化的心理深層，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佛教、道教都有比較完備的思辨哲學體係和比較深厚的理論思維。它們對於宇宙本質、萬物變遷、人心人性、善惡報應等問題的論說，都在高度抽象的概念中展開，使人感到高深莫測、神秘無比，因而不自覺地在主觀意識上誇大了它們的作用。相形之下，儒學則顯得淺顯、粗疏，無論是對天道變化、宇宙生成的解釋，還是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的論證，都比較直觀、通俗，缺乏係統的理論和高深的思辨。
有鑒於此，一些精通儒學的大師們，如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司馬光等，放棄了以往恪守先儒之說的傳統，以傳統儒學為基本框架，以是否益於綱常名教作為價值尺度和取舍標準，對佛教、道教的思辨哲學進行研究，大量吸取其理論思維的成果，將佛教、道教的本體論、認識論與儒學的倫理思想和政治哲學結合起來，用新的思辨哲學論證封建道德綱常、等級秩序和專製集權的合理性、神聖性，並且力求解決道德起源與道德修養等重大理論問題，從而創立了新的儒學思想體係———理學。
理學分為兩派：一派屬客觀唯心主義，以二程和朱熹為代表；一派屬主觀唯心主義，以陸九淵為代表。兩宋的理學，表麵上不談鬼神和神仙，也不像西漢董仲舒那樣鼓吹“天人感應”，而是提出一些新的命題，如“理”、“天理”、“心”、“性”、“人欲”等，對儒學重新做一番修補與闡釋工夫，使之更加哲理化，因而也更加適應封建社會趨向沒落時期統治者的需要。
二程就是程顥、程頤兄弟。他們是北宋洛陽（今河南洛陽）人，一同受業於周敦頤。因二人居住洛陽，所以其學世稱“洛學”。他們提出一個“理”的哲學範疇，認為“理”是宇宙的本源，先事物而存在，它不僅創造天地萬物，而且淩駕於物質之上。還認為，“理”是永恒不變的，這就是“天理”。進而，他們把封建倫理道德統統說成是符合“天理”的東西。如程頤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他極力宣揚封建禮教，提出“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思想，堅決反對寡婦再嫁。
陸九淵是南宋撫州（今江西臨州）人，出身豪族地主家庭。其主觀唯心主義是隨著階級鬥爭和民族矛盾的深化變化而出現的。他的哲學稱為“心學”，就是把“心”當作世界的本體，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不承認人心之外有物質世界，認為客觀世界隻是人心的產物。他說：“心即理。”還說，心就是仁義。他把封建倫理道德和哲學聯係在一起，提出要用“仁義”來破除百姓的物質欲望，反映出豪族地主對農民起義的極大恐懼。
兩宋時期，朱熹對理學所做的貢獻最大，因其思想體係淵源於二程，故後人稱為“程朱學派”。朱熹祖籍南宋徽州（今屬江西），出生在今福建。他學問廣博，在經學、史學、文學及考釋古籍等方麵均有成就。他不僅確立起了完整的理學體係，並且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二程的觀點，認為“理”或“天理”為天地萬物的根源。他還提出“氣”的範疇，認為“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是“生物之本”，“氣”是“生物之具（材料）”。他認為“理”是“超然於萬物之上，廣大無邊”的，其充塞於宇宙，無處不在。最終他把“理”和封建倫理道德聯係起來，提出“理”就是“仁、義、禮、智”，並稱：“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也就是說，三綱五常先天就產生了。由於“理”是永恒不變的，所以“綱常萬年，磨滅不得”。朱熹認為人性中有“天理”和“人欲”的對立。“天理”是至善的，“人欲”是萬惡的，因此要“存天理，滅人欲”。他說：“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者寡矣。不存者寡，則天理分數多矣。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多分數，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實際上，他的“存天理，滅人欲”就是要求百姓甘受封建統治，不要起來反抗。
理學的影響至深至遠。比如，朱熹用“天理”遏製“人欲”，束縛帶有自我色彩、個人色彩的情感欲求發展的主張，在統治者的支持下得到全麵推行，其結果是使得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逐漸向感情內向轉化。今日中國人性格內向的特征就是肇始於宋文化。再如，中華民族“重義輕利”觀念的形成也是肇始於理學。傳統儒學並不排斥“利”，在談到“義”與“利”時，講的是“先義後利”，並無輕重之別，但理學把它發展為片麵的“重義輕利”觀念，其結果是嚴重影響中國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最終阻礙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生成。
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理論體係，其特點是著意於知性反省、造微於心性之際，強調自省、自律。它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個人內心世界，強調古已有之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正因如此，使得宋文化在思想學術方麵表現出十足的密致精細、完備成熟的特征。
宋文化密致精細、完備成熟的特征還體現為科學技術的發達。詳見本章第一節。
三、精巧內趨 文氣十足
宋文化獨有的特征還有精巧內趨、文氣十足。這一特征的形成，首先得益於宋朝“重文輕武”基本國策的長期實行。
“重文輕武”政策原則的確立也肇始於宋太祖，是他有鑒於五代時期軍事將領擁兵奪權的教訓而製定的基本國策。五代時期，政權的更替都是隨著軍權的得失而轉移的。在短短５０多年的時間裏，朝代換了５個，皇帝換了８個，連宋太祖自己也是利用手中的兵權篡位奪權當上皇帝的。因此，建隆二年（公元９６１年），剛剛當上皇帝不久，宋太祖便利用舉行宴會之機，“杯酒釋兵權”，以高官厚祿為條件，解除了宿將石守信（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王審琦（殿前都指揮使）、高懷德（殿前副都點檢）等統領禁軍的權力，同時順勢取消了殿前都點檢、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３個禁軍高級將領職位，改以資淺才庸的低級軍官統領禁軍，並由此確定下“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從宋太祖以後，宋朝統治者都有意識地壓抑武將，抬高文官、士人的地位，提倡文治。如中央掌管軍政的樞密使及地方軍事長官皆用文官。宋太祖曾十分得意地對親信大臣趙普說：“我現在派１００多個文人擔任地方的藩鎮，就算都去貪汙，為害也不及武將的十分之一。”不僅如此，作戰時也多以文臣擔任統兵主帥。
其次，與兩宋教育的發達和科舉製的完備有關。兩宋時期由於擺脫了士族地主政治的束縛，等級差別縮小，低級官僚子弟和寒素子弟都可以就學，從而便利了他們的成才。同時，宋朝政府還十分重視發展地方學校，如北宋末年曾“學校之設遍天下”，從而使知書達理的文人在整個社會中所占比例升高。與此同時，科舉製也日臻完備。宋朝不僅形成了嚴格的３級考試和３年一考製度，而且考試手段更加完善，采取如搜身、彌封、謄錄、鎖院、別試等多種前所未有的防弊措施，力求做到公平競爭。兩宋時，科舉考試向讀書人廣泛開放，不問家世，一旦錄取，即刻授官，且升遷前景遠較其他仕途優越。科舉的規模也明顯擴大，錄取人數數倍於唐朝。據資料顯示，唐朝登科總數為６ ６０３人，兩宋則達到４５ ６４０人。兩宋宰相９０%係科舉出身。與唐朝相比，進士科已成為宋朝科舉的主要名目，其他科目無足輕重。由於進士科主要考詩賦、經義，因此促使人們專心致誌地埋頭讀儒家的書，讀書人的群體規模也比以前增大了許多。
再次，與宋朝統治者重視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遺產整理有關。宋朝建立後，在戎馬倥傯中收集書籍，又於民間廣求亡書，校勘整理經史子集，編纂類書、史書和文獻目錄，大力進行圖書建設。經濟稍好，又重新建立被毀的“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另外還增設秘閣、龍圖閣、天章閣，不僅發揮了藏書和整理古籍的巨大功能，而且還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文人賢哲。
由於“重文輕武”，以及教育發達、科舉製完備，所以宋朝社會的整體文化素養超過漢唐時期，不僅文氣十足，而且人才濟濟。如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朝就據有６位，即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明人徐有貞曾說：“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此話並非虛言。
宋文化精巧內趨、文氣十足特征的突出體現是詞的創作。詞是曲子詞的簡稱，亦稱長短句，是唐朝時興起的一種新的文體。它最初流行於民間，後來才出現文人作品。唐末、五代時，詞在文人手裏有了發展，到宋朝時達於空前繁榮階段。詞是宋朝文學成就的一個重要標誌，流傳至今的宋詞超過兩萬首，詞人１ ０００餘家。宋詞雖然與唐詩並稱，分別為中國文學史上兩個難以逾越的高峰，但是與唐詩含義闊大、形象眾生、長於抒發遠大誌向相比，宋詞就顯得小而狹、巧而新、精而細了許多。詞的特點是更加側重音律與語言的契合，其造境搖曳空靈，其取徑幽約怨悱，其寄托要眇悵惆。正因如此，它也更加便於文人騷客抒發內心的惆悵、哀怨、思念、追憶、悲切、失意及愛戀等情感，比詩更能稱得上是文人的作品。在宋詞中，盡管也有頗為陽剛的豪邁慷慨之作，如蘇軾的 《念奴嬌· 赤壁懷古》、嶽飛的 《滿江紅》、辛棄疾的 《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等，但其感人至深、引人入勝的還是那些婉約陰柔、情深意長之詞。如柳永的 《雨霖鈴》：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裏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詞中那難以割舍的戀情與離別之恨，以及終身失意的感慨，催人淚下。
再如，秦觀的 《鵲橋仙》：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愛情的真摯與純潔，在詞中得到充滿激情的歌唱，令人心中頓湧無盡之愛。
又如，李清照的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卷簾西風，人比黃花瘦。
其詞將因悲秋傷別而引起的無盡寂寞與相思情懷真摯地抒寫出來，讀來使人對其境遇充滿了同情之心。
即使是嶽飛這樣背負“精忠報國”２０年、金戈鐵馬、烈火狂飆、南征北戰、屢建大功的錚錚鐵漢，也有逸致閑情、溫柔旖旎、近於婉約的詞作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裏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為功名，舊山鬆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詞作中的淡淡傷情猶如萬山磅礴中嗚咽的流水，較之其壯懷激烈的 《滿江紅》 來說顯得沉鬱蒼涼許多，也更能引人心動，令人含淚欲流。
由於詞具有婉約陰柔、陽剛之氣不足的文人特質，因此也更加適合女性表達細膩的情感。這就是為什麽唐朝沒有一流的女詩人，而宋朝卻有一流的女詞人———李清照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宋文化精巧內趨、文氣十足的特征還體現在以下一些方麵。一如繪畫。宋朝的繪畫強調融詩歌、書法於作品之中，富於瀟灑高邁之氣與優雅細密、溫柔恬靜之美。而且宋朝十分盛行山水、花鳥畫。與人物畫相比較，山水畫和花鳥畫更適合文人的欣賞與愛好。再如古文。宋人的文章以舒徐和緩、陰柔澄定、明白曉。、平易近人為特色。著名的作品有範仲淹的 《嶽陽樓記》、歐陽修的 《醉翁亭記》 和 《秋聲賦》。還有如宋詩，其如紗如葛、思慮深沉，給人以別樣的享受。王安石後期登山臨水、詠物抒懷寫景的小詩 《鍾山即事》、《金山三首》 是宋詩的典型代表，後人評價它們是“雅麗精絕，脫去流俗”，被稱為“王荊公體”。在生活方麵，如飲茶、穿著等，也同樣充滿了濃鬱的文人特質。宋人飲茶“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鹹造其極”；在服飾穿著上，宋人也是惟務潔淨，以簡樸清秀為雅。宋朝的瓷器製作更體現著這樣的文化特征，其脫略繁麗豐腴，尚樸澹，重意態，努力迎合著文人的鑒賞品位。宋朝的名窯中，定窯（今河北曲陽）產胎質潔白如粉的白瓷，汝窯（今河南汝州）產溫潤敦厚的青瓷，鈞窯（今河南禹州）產光彩奪目的綠色或紫色的窯變瓷器。官窯（今河南開封東南）產專供皇室使用的瓷器，顏色為粉青或淡青。哥窯（今浙江龍泉）產百圾碎。另外，江西景德鎮窯、浙江龍泉弟窯都生產晶瑩如玉的瓷器。像唐三彩、唐五彩這樣的花花綠綠作品，在宋朝是不多見的。
宋文化精巧內趨、文氣十足的特征集中體現在宋徽宗身上。這個北宋亡國之君，在政治上沒有什麽建樹，相反還有著一堆的毛病，但是在藝術方麵卻有著很高的造詣，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名垂青史、舉足輕重的人物。宋徽宗在詩詞、音樂、戲曲等方麵都有廣泛的愛好，尤其在書畫方麵，才藝最高。他自創的“瘦金體”，於書法史上獨樹一幟，成為後代楷模。在繪畫上，他擅長山水、人物，尤其擅長花鳥，在花鳥畫上的成就受到曆代品評者極高的讚譽，在中國繪畫史上成為花鳥畫承上啟下的重要畫家。讓這樣的人當皇帝，真是曆史的錯誤選擇。
在宋文化這種精巧內趨、文氣十足的氛圍之下，隋唐文化尚武的精神氣質早已飄散。宋軍對外作戰屢戰屢敗，它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內斂陰鬱 悲涼雄壯
宋文化內斂陰鬱、悲涼雄壯文化特征的形成，由外在和內在兩方麵因素造成：外在因素是兩宋外部環境的“險惡”，內在因素則是宋朝“守內虛外”基本國策的實施。
宋朝的周邊環境與前代王朝大不一樣。前代王朝，像秦、漢、隋、唐，都是絕對強大，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無法與它們抗衡，雙方衝突的結果都是以中原政權取得最後勝利而告終。而兩宋時，由於西北和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強大，使兩宋在與它們的對抗中不僅不占任何優勢，反而吃盡苦頭。
早在北宋建立之前，公元９１６年契丹貴族耶律阿保機（即遼太祖）就已經在今東北地區和蒙古地區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契丹，公元９４７年改國號為遼。１０３８年，北宋第四位皇帝仁宗時，在今甘肅、寧夏，以及青海、陝西和內蒙古的部分地區又興起了一個強大的黨項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大夏，史稱西夏，其第一任國君叫元昊。１２世紀初女真族又崛起於東北地區。１１１５年其首領完顏阿骨打（即金太祖）建立金國後迅速擴張勢力，１０年後滅亡了遼國，隨後又滅亡了北宋。１２０６年，更加強大的蒙古國在蒙古草原上建立。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對兩宋構成長期的軍事壓力，壓得兩宋始終喘不過氣來。
實際上，依綜合國力計算，兩宋王朝，尤其北宋並不比漢、唐差，而之所以對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屢戰屢敗，一個主要原因是，這些少數民族政權與以前大不相同，它們本身的漢化程度非常高。如遼和西夏基本上已經發展到封建製階段，同時又處在上升時期，國力強盛，再加上遊牧部族活潑好動、剽悍勇猛、虛心好學、進取心強烈的特點，使得他們不僅能夠與北宋王朝抗衡，而且還常常居於主動地位。以後的金和蒙古國，雖然剛建立時都處在原始社會末期向奴隸製過渡階段，但在與封建化的遼和西夏的接觸中，尤其是在與宋朝的交往中，促使他們迅速地封建化。如金在占據黃河流域地區後，很快就完成了封建化過程。文化差異上的縮小使得這些少數民族政權不僅能夠與中原王朝抗衡，而且還能戰而勝之。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宋朝北部缺少天險的屏護。在北宋建立前，公元９３６年，五代後晉的皇帝石敬瑭為了取得遼的支持，將幽雲十六州（亦稱燕雲十六州），即今北京到大同一線，割送給了遼朝。幽雲十六州地勢險要，東到今河北遵化，西到今山西神池，北到長城，南到今天津及今河北河間、保定、繁峙、寧武一線，是防禦中原地區的軍事要地及重要屏障。這一地區割給遼後，使黃河以北的中原地區無險可守。遼和後來的金及蒙古都是從這裏發動進攻南下中原的。北宋建立後，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炅都曾竭力想奪回這一地區，對遼發動了幾次戰爭，但無奈實力不濟，均以失敗告終，以後的北宋皇帝更加無所作為。所以，北宋的北部疆界始終沒有推至華北平原北部的山區。較之前代那些強大王朝來說，北宋的國土麵積要小許多。而北宋滅亡後，金的勢力直抵長江流域，更可以隨時南下威脅南宋。宋高宗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年），金兵渡過長江，宋高宗被金兵追得在海上飄蕩了好幾個月不敢上岸。這是曆史上北方遊牧民族軍隊第一次渡過長江天險，其明示的危險信號是不言而喻的。北部天險的喪失，也是宋朝在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對抗中始終處於被動地位的重要原因。
當然，僅僅因為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強大、北部天險喪失，就使得兩宋王朝疲弱不堪、認打認罰，未免有些牽強。外因還是要通過內因才起作用。造成兩宋文化上述特征的最重要因素是宋朝所奉行的“守內虛外”政策。
“守內虛外”政策源於宋太祖。應該說，宋太祖確定“守內虛外”政策還是具有一定政治眼光的。首先，他通過總結前代王朝滅亡的曆史經驗認為，對自己王朝威脅最大的不是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而是國內農民的反抗鬥爭。這一論斷的確實符合北宋建立後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現實。宋朝以前的各王朝剛建朝時，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一般都要限製地主的土地兼並，盡量改善一下農民的生存條件，如隋唐均田製的實行等。而宋朝由於是趙匡胤通過發動兵變，依靠手中的軍權奪取最高統治權而建立的，沒有經受過農民起義的洗禮，主觀上不具備緩和階級矛盾的條件。所以，北宋建立後不僅沒有盡量緩和階級矛盾，反而不立田製，聽任地主兼並土地，激化了階級矛盾。於是北宋建立後不久，全國絕大部分土地很快就被地主，尤其是官僚大地主所占有，廣大農民失去土地淪為佃農。為此，宋朝政府將全國戶籍分成主戶和客戶兩大類。主戶是占有土地、承擔賦稅的納稅戶，分五等，其中上戶三等約占總人口的１０%左右，卻占有全國８０%以上的土地。客戶則是沒有土地的民戶，靠給人佃耕為生。同時，北宋政權實行優恤官員的政策，凡官員都給優厚官俸，有錢、有米、有職田、有辦公田、有柴草錢、有年節賞錢等，還有隨從、當差人的衣糧等，並且不用服徭役。加之宋朝的官極多，宋真宗時為１萬人，６０年後到英宗時已增加到２４ ０００人，到徽宗時官員數目比宋初增加了１０倍。因此，宋朝的貧富差距非常之大。結果，公元９９３年，北宋王朝建立僅僅３０多個年頭後，四川地區就爆發了有幾十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這次起義值得一提的是其“均貧富”口號的提出。這一口號的提出在曆史上是第一次。它不僅表達了農民要求平均財富和土地的迫切願望，而且標誌著中國農民反抗地主階級的鬥爭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正是由於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的鬥爭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所以地主階級鎮壓農民階級的手段也必定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守內虛外”基本國策的製定和實施，就是宋朝統治者鎮壓農民反抗鬥爭的手段進一步提高的體現。
為了防範農民反抗鬥爭，宋朝政府采取多種措施，處處提防。如每遇災荒之年即招募大量饑民入伍。此舉既擴大了兵力，加強了鎮壓力量，又削弱了農民的反抗力量，是比較有效的。兩宋時期沒有發生過一次全國規模的農民起義，與此不無關係。兩宋時期著名的農民起義，除了前麵提到的王小波、李順起義以外，還有北宋末年徽帝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爆發於今安徽、浙江一帶的方臘起義，當時各地響應起義的有近百萬之眾。另外，南宋初年高宗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洞庭湖區爆發的鍾相、楊麽起義也是規模比較大的一次，參加起義的人數曾達２０萬人。這次起義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表明農民階級已經從要求經濟平等發展為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反抗水平進一步提高。鍾相、楊麽起義堅持數年，最後被以嶽飛的“嶽家軍”為主的南宋軍隊鎮壓下去。
其次，宋太祖總結了唐朝以來藩鎮割據、中央集權製衰弱的曆史經驗，對地方擁有過多軍隊心存芥蒂。於是，他把內外屯戍的士兵全都統屬於禁軍。禁軍本來是皇帝的親兵，但宋朝時凡中央直屬部隊都是禁軍，由朝廷直接統轄，是宋朝軍隊的主力。宋朝的地方軍隊都是老弱不說，還不許進行軍事訓練，戰鬥力幾乎為零。另外，宋太祖還確定了京師禁軍能製外郡禁軍的原則，即將禁軍中的大部分駐守在京師及附近地區。如北宋初全國兵額３７萬多，其中禁軍有近２０萬，近２０萬禁軍中，一半守衛京師，一半守邊區和內郡。由於在邊疆隻駐守了少量的邊防軍，所以一旦遭遇外敵入侵，這些邊防軍根本抵禦不住。
宋太祖確立下的這種“守內虛外”政策，為以後北宋、南宋的皇帝所奉行不替，成為兩宋的基本國策。它的實行使兩宋政府始終把統治重點放在內部，對於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則采取消極防禦態度，從而導致政治上一味妥協，軍事上不求有功，經濟上大量賠款，造成濃烈的內斂陰鬱的文化特征。同時，由於這一政策的泛濫，使兩宋最終都亡於少數民族政權———北宋亡於金，南宋亡於元。亡國的痛楚又給兩宋的文化抹上了濃厚的悲涼色彩，其最集中體現在兩宋亡國君主的淒慘結局上。北宋亡國君主宋徽宗趙佶、宋欽宗趙桓父子被金人俘後，拘禁在遙遠的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宋徽宗還算幸運，七八年後就死了，享年５３歲，少受了一些折磨。而宋欽宗過了近３０年的拘禁生活才死，享年５６歲，其所遭受的罪難以用語言表述。他們忍受的痛苦肯定包括日夜期盼趙構來救而最終卻成為泡影的絕望。而南宋末帝趙昺的結局更加悲涼。年僅８歲的他，被元兵追至海裏，無處可逃，最後由忠臣陸秀夫背負著投海而死。宋朝這樣的結局，趙氏子孫這樣的境遇，宋太祖肯定是料想不到的。
與此同時，麵對少數民族政權咄咄逼人的攻勢，一大批不甘被欺壓和奴役的漢族民族英雄曾進行積極的抗爭。但仍是由於“守內虛外”政策作祟，使他們全部以悲壯的結局告終，沒有一個人實現還我河山、重整江山的抱負，使宋文化在具有內斂陰鬱特征的同時，又具有沉重的悲涼雄壯之感。如北宋初年的楊業雖在對遼戰爭中屢建威名，但因文武不和，最終作戰失敗被俘，不屈絕食而死；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嶽飛雖讓金兵聞風喪膽，但最終被一肚子私心雜念的宋高宗夥同奸臣秦檜以“莫須有”罪名害死；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在南宋滅亡４年之後，仍不肯降元，最後慷慨就義於元大都。其他如北宋末南宋初的李綱，任宰相７０多天即被宋高宗罷免，空有一腔熱血卻無處施展；北宋末南宋初名將宗澤，雖屢敗金兵，但不被允許收複北方失地，最終憂憤成疾，臨死時猶連呼“過河”者三；南宋初名將劉錡，雖連破金兵，但遭秦檜等人排擠，被剝奪兵權，最終憂憤而死；南宋末名將王堅在四川抵抗元軍，致蒙古憲宗蒙哥重傷不治而亡，逼退蒙古軍，但最後被奸臣賈似道排斥，鬱鬱而終；南宋末名將張玨，１８歲從軍，在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陷落後仍在四川堅持抵抗，最後糧盡力竭，為元軍所俘，憤恨自縊而死；南宋末李庭芝固守揚州，被俘的謝太後曾兩次下詔勸降，他都堅決拒絕，並射殺使者，後轉戰泰州（今江蘇泰州），元兵破城時，他投池自盡，因水淺未死，被俘，押回揚州，寧死不屈，直至被害；南宋末愛國誌士、白潞洲書院創始人江萬裏，晚年住在廣信（今江西上饒市），元軍攻入廣信，他投池而死，以身殉國；南宋末張世傑，與陸秀夫奉末帝趙昺居厓山（今廣東新會南），與元兵大戰，元將派其外甥招降，他回答：“願學古代忠臣，死不移誌。”繼續忍著饑渴與元軍決戰，兵敗後不得不漂流海上，得知皇帝已死，部下勸他上岸，被他拒絕，最後船壞溺水而死。陸秀夫則先拔劍逼迫妻子跳海，然後自己背負趙昺投海而亡。當時船上官兵、家屬隨之投海者甚多，７天後海麵浮起上萬的死屍，場麵何其悲壯！
宋文化悲涼雄壯的特征還體現這些民族英雄的詞作和詩作中。著名詞作如嶽飛的 《滿江紅》：
怒發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眼望、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還有辛棄疾的 《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著名的詩作如陸遊的 《示兒》：
死去元知萬事空，
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
家祭無忘告乃翁。
還有文天祥的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
幹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這些詩詞作品字裏行間中所透露出的那種濃鬱的悲涼雄壯感，令人既感到振奮，又覺得辛酸，心頭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難以名狀的傷感和壓抑感。尤其，當想到由於南宋的滅亡使陸遊所企盼的“王師北定中原日”的“家祭”永遠無法舉行時，這樣的心理感受就更加沉重了。
二、致密精細 完備成熟
宋文化致密精細、完備成熟的特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在政治製度層麵，二在思想學術層麵。
在政治製度層麵，無論是防範農民的反抗鬥爭，還是提防統治集團內部各種對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不利的潛在威脅，宋朝統治者都殫精竭慮，製定出一套設計致密、考慮周到的製度，幾乎將一切不利於宋王朝長治久安的因素都考慮進去，顯現出前所未有的完備與成熟。
針對農民的反抗鬥爭，除了上述遇災荒之年即招募大量饑民入伍的防範措施以外，宋朝政府還格外加重了對“賊盜”的懲罰，力圖壓製農民的“不軌”行為。如規定持械殺人的“賊”，不分情節，不分首犯從犯，一律重杖處死。除了宋朝的根本大法 《宋刑統》 將嚴懲的鋒芒主要指向賊盜犯罪外，宋朝政府還頒行一些特別法，進一步加強鎮壓，如北宋仁宗嘉祐年間（１０５６—１０６３年）頒行的 《重法地法》。該法規定對於在開封府及附近州縣的賊盜犯罪須加重處罰，以後“重法地”又擴大到全國許多其他州縣。此外，還有北宋神宗熙寧四年（１０７１年）創立的 《盜賊重法》。該法以“複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為重法對象，規定即使不在重法地之內，這些犯罪亦以重論，而且還要株連家屬，沒收財產，對於窩贓包庇和累犯慣犯等也要嚴懲。宋朝的這些立法明顯重於唐律，顯現出階級矛盾趨於尖銳化的社會現實。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行之有效，前述兩宋沒有爆發過一次全國規模的農民起義，與這些法律的實施不無關係。
針對統治集團內部各種對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不利的潛在威脅，宋朝的統治者更是製定了一套“收權”與“分權”相結合的官僚體製，將官員反叛、背叛皇權的可能性壓縮到最小限度。其中，“收權”主要針對地方，即盡量將地方權力收歸中央，加強中央集權；“分權”則體現在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機構中，即不使任何官員可以專任其權，且令官員之間互相牽製，以加強專製皇權。所以，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在宋朝又得到進一步加強。
收權的實施首先體現在剝奪節度使的權力上。唐朝後期和五代時期，節度使大權在握，稱霸地方，不服中央，造成嚴重的藩鎮割據局麵。宋朝建立後，先規定節度使隻負責駐節所在州的政事，其藩鎮境內其餘各州不再由其領導，而直接隸屬朝廷。此舉使節度使的行政權力大為縮減，降低到與州長官相等，僅級別稍高些。稍後，又禁止節度使掌握實權，把這一職務變成元老重臣出守地方的虛銜，而將地方軍政實權歸於州長官，這樣節度使問題被順利解決。其次體現在嚴格控製州縣長官上。宋朝的地方行政雖沿用唐朝的州、縣兩級製，但控製極嚴。各州長官稱“權知軍州事”，簡稱“知州”，均由中央委任朝廷文官擔任，３年一換，而且本地人還不能在本地做官。縣長官———知縣亦由中央選派京官出任。這些出任地方長官的官員，都帶著原來的中央官銜，他們位高權重，威懾地方。北宋初年，符彥卿久鎮大名府，專橫一時，但當朝官周渭知永濟縣時，符彥卿郊迎，周渭隻在馬上拱揖答禮，他也無可奈何。再次體現在控製地方財權上。唐朝後期各地藩鎮的財賦收入多自己留充軍費，很少有人上交朝廷。五代時藩鎮更加驕橫，租賦根本不入朝廷。有鑒於此，宋太祖於乾德二年（公元９６４年）下令，從這一年起，各州郡的民租和專賣收入，除地方必要開支外，所有錢幣絹帛之類，都要送到京師。第二年又重申，各州除留少數必要費用外，全部解送京師，不許扣留。中央政府還派出朝官１８人分駐各地，收受民間租稅。宋太宗時朝官駐各州監督收稅成為定製。乾德三年（公元９６５年），北宋政府又開始設置轉運使，總管各道財賦。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９９７年），改道為路，全國分為１５路（後增至２６路）。轉運使是路一級的常設官員，主管某一路所屬州郡的財政稅收和水陸轉運。宋太宗還規定各路轉運使要輪流到京師報告當地財政情況。此舉改變了過去節度使把持地方財政，以大量財物留使、留州的現象，消除了地方割據的財政基礎。
分權的實施首先體現為中央的政事、軍事和財政３項大權由３個互不統屬的平行機構掌握，它們分別對皇帝負責，誰也無法專權。如宰相隻負責政事，其以前所掌之軍政由樞密院分割，宰相與樞密院號為“二府”；宰相以前所掌之財權由三司使分割。三司使地位僅次於宰相，稱為“計相”。不僅如此，在這３項大權內部還要進一步分權。如擔任宰相職務的不僅多人，而且並無定員。宋太祖用趙普為宰相，又用薛居正等３ 人為副相，稱“參知政事”，牽製宰相，分割宰相在政治上的權力。再如樞密院雖負責全國軍政，但它隻掌軍政令和調動部隊，並不直接掌兵。直接掌兵的是“三衙”（或稱“三司”）。三衙即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司、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司。它們直接統轄禁軍，負責禁軍的管理、訓練，但無權調遣軍隊。這樣，三衙和樞密院互相牽製，禁軍隻有皇帝才能指揮。無論三衙將帥或樞密使，都無法利用軍隊發動政變。另外，日常統兵與戰時統兵又有分別。三衙僅負責日常統兵，遇戰事則由朝廷另行委派將帥統兵出征，戰事結束兵歸三衙，將還本職。這樣，將不識兵，兵不識將，統兵將帥亦難以發動兵變。財政之權也一樣，雖由三司總負責，但三司下又有鹽鐵、度支、戶部３個部門。其中，鹽鐵掌管工商業收入和兵器製造，度支掌管財政收支和糧食漕運，戶部管理全國戶籍、賦稅和專賣等事，各負其責，各司其職。其次，分權的實施還體現為官與職不一、名與實分開的製度上。宋朝中央的台、省、寺、監等機構，都是官無定員，也無專職。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雖都各有長官，但如沒有特別指令均不主管本司事務。因為宋朝的官員有官、職、差遣之不同。官，隻是一種虛銜，作為敘級、定薪俸之用。宋初把尚書、侍郎等職稱都列入這一類。職，亦稱貼職，是一種清高的虛銜，隻表示學識水平，也沒有實權所掌，如秘閣修撰、龍圖閣學士等屬於這一類。宋朝的官員隻有獲得差遣，才能實際任職，執行具體職掌。朝官中的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外官中的知州、知縣、轉運使等都屬於這一類。如宋太祖時的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其官為兵部侍郎，即領兵部侍郎的俸祿；其職是樞密直學士，表示他具有樞密直學士的才識水平；其差遣參知政事，是其實職。宋朝一般的官員都是高官低差遣，領豐厚的俸祿，因此大家隻注重差遣，並不注重徒有虛名的官位。即使官至尚書，差遣也可能隻是個知州。這一製度的實行，避免了官員長期握有某方麵的權力而專權，威脅皇權。另外，分權不僅體現在硬件———製度方麵，還體現在軟件———用人方麵。為了防止任何人專權，宋朝統治者還往往以觀點、作風不同之人共謀朝政，讓他們彼此“異論相攪”，以達到“各不敢為非”的目的。這是兩宋時期時常改革派與保守派共處一朝、主戰派與主和派共居一堂的重要原因。如宋高宗初期主戰派李綱、宗澤便不得不與投降派黃潛善、汪伯彥同朝。而宋朝的黨爭之風非常嚴重也與此不無關係。
分權的實施在地方上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麵。首先，在路級機構的設置上，由最初設置的諸路轉運使司（簡稱“漕司”）負責監管地方財政，兼及行政監督，到後來又增設多種名目的路級監司。例如，提點刑獄司，簡稱“憲司”，主管司法；提舉常平司，簡稱“倉司”，主管倉儲；安撫使司，簡稱“帥司”，主管軍務、治安。漕司、憲司、倉司、帥司合稱“四監司”，它們互不統屬不說，路之轄境的劃分也不盡相同，或者雖相同而治所未必在一地。而且，它們既各有主管範圍，又互有重疊，往往使之兼理它務。這樣，四監司中哪個也不能在地方專權，老老實實聽從中央的指揮。其次，在州一級機構的設置上，宋朝有一絕妙安排，即在長官知州之外另設“通判”一職。通判亦由朝廷直接派遣，但它既非知州的副職，又非其屬官，地位微妙。通判不僅有權與知州共同處理州事，而且還負責監督知州的行動，並直接向朝廷報告地方情況，因此通判又稱“監州”。各州公文均須知州和通判並署，方能生效。知州和通判互相牽製，既防止他們擅權跋扈，又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防止他們專權和培植私人勢力。
通過以上各種措施，宋朝真正做到了“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於朝廷”，“以大係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最終集政權、財權、軍權於皇帝一人，使專製主義又得到空前發展。
不僅如此，宋朝統治者對於曆代均不能避免的宗室謀篡、外戚幹政、宦官專權等問題也在製度上設計了種種預防措施。如規定除遠親外，宗室成員不得參加科舉考試，擔任官職也有諸多限製。尤其與前代不同的是，宋朝的皇子都不直接封王，而是先授予防禦使之類的頭銜，然後經由國公、郡王等級別，逐漸升至親王，但親王的子孫並不許襲爵。朝會班序親王居於宰相之下，官屬亦從簡，等等。由於這一係列的防範措施，使得宋朝成為曆代王朝中“家天下”色彩最為淡薄的，皇帝的家人、親屬、家奴等各種非理性政治因素對政治、社會的影響都被控製到最低的程度。
宋朝統治者所製定的上述製度，可謂用心良苦、思慮深遠，幾乎算無遺策，它確實加強了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但弊病也是極大的。宋朝官僚製度最大的弊病在於防弊過當，矯枉過正，以至造成上下約束過緊，牽製過密，機構重疊，官員繁多，權力不專，權限不明，以及“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的嚴重後果。宋朝成為積貧積弱、苟且偷安的一個朝代，其深刻原因就在於此。
在思想學術層麵，宋文化密致精細、完備成熟的特征體現為理學的構建。
理學，亦稱道學，是以儒學為核心，經過儒、道、佛互相滲透而形成的一種比較完整的唯心主義思想體係。它在宋朝形成，以後影響到元、明、清３朝，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正統思想理論。
理學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宋初，仍繼續保持著文化多元的格局，儒學、佛教、道教均受到推崇，三教並立。中國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經 《開寶藏》 就是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９７１年）開始起刻的。道教經典也在宋初被編為 《寶文統錄》 和 《大宋開宮寶藏》。不過，在宋太祖、宋太宗時代，由於統治者正致力於統一全國，恢複殘破的封建經濟，還沒有來得及大力宣揚儒學。直到王小波、李順起義後，北宋統治者感覺到威脅，才開始逐步加強思想統治，興起複興儒家文化的運動。如宋朝政府設立了專為皇帝講儒家經傳的講席———經筵，自太學生、翰林侍講學士至崇政殿說書，皆充任講官。鹹平元年（公元９９８年），宋真宗一即位，就封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孫孔延世為“文宣王”。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年），他又親自到曲阜孔廟行禮，加諡孔子為“玄聖文宣王”，表示最高統治者對儒學的推崇。
宋初統治者推崇儒學，以“明綱紀”為目的。出於加強統治的需要，宋王朝統治集團清楚地認識到，明綱紀必須修禮樂，修禮樂必須重儒術，否則就避免不了重蹈前代藩鎮割據、君權旁落的覆轍。但盡管社會需要儒學的複興與發展，需要它重新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以適應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在思想領域進行一統化統治的需要，並作為對全社會進行道德控製的工具，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卻抑製並阻礙著儒學的複興和獨尊。所以，從宋初到宋仁宗統治的末期，振興儒學運動曆時８０餘年，並沒有收到預期的社會效果。雖然，儒學的興盛成為潮流，但佛教、道教的影響並未明顯減弱。當時，不僅大多數普通百姓求仙拜佛，文人學士專心於佛老的也不在少數。
佛教、道教之所以有這樣的影響，不僅僅因為它們在中國生根已有千年的曆史，它們的基本思想觀念已滲透到民族文化的心理深層，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佛教、道教都有比較完備的思辨哲學體係和比較深厚的理論思維。它們對於宇宙本質、萬物變遷、人心人性、善惡報應等問題的論說，都在高度抽象的概念中展開，使人感到高深莫測、神秘無比，因而不自覺地在主觀意識上誇大了它們的作用。相形之下，儒學則顯得淺顯、粗疏，無論是對天道變化、宇宙生成的解釋，還是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的論證，都比較直觀、通俗，缺乏係統的理論和高深的思辨。
有鑒於此，一些精通儒學的大師們，如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司馬光等，放棄了以往恪守先儒之說的傳統，以傳統儒學為基本框架，以是否益於綱常名教作為價值尺度和取舍標準，對佛教、道教的思辨哲學進行研究，大量吸取其理論思維的成果，將佛教、道教的本體論、認識論與儒學的倫理思想和政治哲學結合起來，用新的思辨哲學論證封建道德綱常、等級秩序和專製集權的合理性、神聖性，並且力求解決道德起源與道德修養等重大理論問題，從而創立了新的儒學思想體係———理學。
理學分為兩派：一派屬客觀唯心主義，以二程和朱熹為代表；一派屬主觀唯心主義，以陸九淵為代表。兩宋的理學，表麵上不談鬼神和神仙，也不像西漢董仲舒那樣鼓吹“天人感應”，而是提出一些新的命題，如“理”、“天理”、“心”、“性”、“人欲”等，對儒學重新做一番修補與闡釋工夫，使之更加哲理化，因而也更加適應封建社會趨向沒落時期統治者的需要。
二程就是程顥、程頤兄弟。他們是北宋洛陽（今河南洛陽）人，一同受業於周敦頤。因二人居住洛陽，所以其學世稱“洛學”。他們提出一個“理”的哲學範疇，認為“理”是宇宙的本源，先事物而存在，它不僅創造天地萬物，而且淩駕於物質之上。還認為，“理”是永恒不變的，這就是“天理”。進而，他們把封建倫理道德統統說成是符合“天理”的東西。如程頤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他極力宣揚封建禮教，提出“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思想，堅決反對寡婦再嫁。
陸九淵是南宋撫州（今江西臨州）人，出身豪族地主家庭。其主觀唯心主義是隨著階級鬥爭和民族矛盾的深化變化而出現的。他的哲學稱為“心學”，就是把“心”當作世界的本體，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不承認人心之外有物質世界，認為客觀世界隻是人心的產物。他說：“心即理。”還說，心就是仁義。他把封建倫理道德和哲學聯係在一起，提出要用“仁義”來破除百姓的物質欲望，反映出豪族地主對農民起義的極大恐懼。
兩宋時期，朱熹對理學所做的貢獻最大，因其思想體係淵源於二程，故後人稱為“程朱學派”。朱熹祖籍南宋徽州（今屬江西），出生在今福建。他學問廣博，在經學、史學、文學及考釋古籍等方麵均有成就。他不僅確立起了完整的理學體係，並且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二程的觀點，認為“理”或“天理”為天地萬物的根源。他還提出“氣”的範疇，認為“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是“生物之本”，“氣”是“生物之具（材料）”。他認為“理”是“超然於萬物之上，廣大無邊”的，其充塞於宇宙，無處不在。最終他把“理”和封建倫理道德聯係起來，提出“理”就是“仁、義、禮、智”，並稱：“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也就是說，三綱五常先天就產生了。由於“理”是永恒不變的，所以“綱常萬年，磨滅不得”。朱熹認為人性中有“天理”和“人欲”的對立。“天理”是至善的，“人欲”是萬惡的，因此要“存天理，滅人欲”。他說：“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者寡矣。不存者寡，則天理分數多矣。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多分數，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實際上，他的“存天理，滅人欲”就是要求百姓甘受封建統治，不要起來反抗。
理學的影響至深至遠。比如，朱熹用“天理”遏製“人欲”，束縛帶有自我色彩、個人色彩的情感欲求發展的主張，在統治者的支持下得到全麵推行，其結果是使得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逐漸向感情內向轉化。今日中國人性格內向的特征就是肇始於宋文化。再如，中華民族“重義輕利”觀念的形成也是肇始於理學。傳統儒學並不排斥“利”，在談到“義”與“利”時，講的是“先義後利”，並無輕重之別，但理學把它發展為片麵的“重義輕利”觀念，其結果是嚴重影響中國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最終阻礙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生成。
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理論體係，其特點是著意於知性反省、造微於心性之際，強調自省、自律。它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個人內心世界，強調古已有之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正因如此，使得宋文化在思想學術方麵表現出十足的密致精細、完備成熟的特征。
宋文化密致精細、完備成熟的特征還體現為科學技術的發達。詳見本章第一節。
三、精巧內趨 文氣十足
宋文化獨有的特征還有精巧內趨、文氣十足。這一特征的形成，首先得益於宋朝“重文輕武”基本國策的長期實行。
“重文輕武”政策原則的確立也肇始於宋太祖，是他有鑒於五代時期軍事將領擁兵奪權的教訓而製定的基本國策。五代時期，政權的更替都是隨著軍權的得失而轉移的。在短短５０多年的時間裏，朝代換了５個，皇帝換了８個，連宋太祖自己也是利用手中的兵權篡位奪權當上皇帝的。因此，建隆二年（公元９６１年），剛剛當上皇帝不久，宋太祖便利用舉行宴會之機，“杯酒釋兵權”，以高官厚祿為條件，解除了宿將石守信（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王審琦（殿前都指揮使）、高懷德（殿前副都點檢）等統領禁軍的權力，同時順勢取消了殿前都點檢、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３個禁軍高級將領職位，改以資淺才庸的低級軍官統領禁軍，並由此確定下“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從宋太祖以後，宋朝統治者都有意識地壓抑武將，抬高文官、士人的地位，提倡文治。如中央掌管軍政的樞密使及地方軍事長官皆用文官。宋太祖曾十分得意地對親信大臣趙普說：“我現在派１００多個文人擔任地方的藩鎮，就算都去貪汙，為害也不及武將的十分之一。”不僅如此，作戰時也多以文臣擔任統兵主帥。
其次，與兩宋教育的發達和科舉製的完備有關。兩宋時期由於擺脫了士族地主政治的束縛，等級差別縮小，低級官僚子弟和寒素子弟都可以就學，從而便利了他們的成才。同時，宋朝政府還十分重視發展地方學校，如北宋末年曾“學校之設遍天下”，從而使知書達理的文人在整個社會中所占比例升高。與此同時，科舉製也日臻完備。宋朝不僅形成了嚴格的３級考試和３年一考製度，而且考試手段更加完善，采取如搜身、彌封、謄錄、鎖院、別試等多種前所未有的防弊措施，力求做到公平競爭。兩宋時，科舉考試向讀書人廣泛開放，不問家世，一旦錄取，即刻授官，且升遷前景遠較其他仕途優越。科舉的規模也明顯擴大，錄取人數數倍於唐朝。據資料顯示，唐朝登科總數為６ ６０３人，兩宋則達到４５ ６４０人。兩宋宰相９０%係科舉出身。與唐朝相比，進士科已成為宋朝科舉的主要名目，其他科目無足輕重。由於進士科主要考詩賦、經義，因此促使人們專心致誌地埋頭讀儒家的書，讀書人的群體規模也比以前增大了許多。
再次，與宋朝統治者重視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遺產整理有關。宋朝建立後，在戎馬倥傯中收集書籍，又於民間廣求亡書，校勘整理經史子集，編纂類書、史書和文獻目錄，大力進行圖書建設。經濟稍好，又重新建立被毀的“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另外還增設秘閣、龍圖閣、天章閣，不僅發揮了藏書和整理古籍的巨大功能，而且還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文人賢哲。
由於“重文輕武”，以及教育發達、科舉製完備，所以宋朝社會的整體文化素養超過漢唐時期，不僅文氣十足，而且人才濟濟。如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朝就據有６位，即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明人徐有貞曾說：“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此話並非虛言。
宋文化精巧內趨、文氣十足特征的突出體現是詞的創作。詞是曲子詞的簡稱，亦稱長短句，是唐朝時興起的一種新的文體。它最初流行於民間，後來才出現文人作品。唐末、五代時，詞在文人手裏有了發展，到宋朝時達於空前繁榮階段。詞是宋朝文學成就的一個重要標誌，流傳至今的宋詞超過兩萬首，詞人１ ０００餘家。宋詞雖然與唐詩並稱，分別為中國文學史上兩個難以逾越的高峰，但是與唐詩含義闊大、形象眾生、長於抒發遠大誌向相比，宋詞就顯得小而狹、巧而新、精而細了許多。詞的特點是更加側重音律與語言的契合，其造境搖曳空靈，其取徑幽約怨悱，其寄托要眇悵惆。正因如此，它也更加便於文人騷客抒發內心的惆悵、哀怨、思念、追憶、悲切、失意及愛戀等情感，比詩更能稱得上是文人的作品。在宋詞中，盡管也有頗為陽剛的豪邁慷慨之作，如蘇軾的 《念奴嬌· 赤壁懷古》、嶽飛的 《滿江紅》、辛棄疾的 《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等，但其感人至深、引人入勝的還是那些婉約陰柔、情深意長之詞。如柳永的 《雨霖鈴》：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裏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詞中那難以割舍的戀情與離別之恨，以及終身失意的感慨，催人淚下。
再如，秦觀的 《鵲橋仙》：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愛情的真摯與純潔，在詞中得到充滿激情的歌唱，令人心中頓湧無盡之愛。
又如，李清照的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卷簾西風，人比黃花瘦。
其詞將因悲秋傷別而引起的無盡寂寞與相思情懷真摯地抒寫出來，讀來使人對其境遇充滿了同情之心。
即使是嶽飛這樣背負“精忠報國”２０年、金戈鐵馬、烈火狂飆、南征北戰、屢建大功的錚錚鐵漢，也有逸致閑情、溫柔旖旎、近於婉約的詞作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裏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為功名，舊山鬆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詞作中的淡淡傷情猶如萬山磅礴中嗚咽的流水，較之其壯懷激烈的 《滿江紅》 來說顯得沉鬱蒼涼許多，也更能引人心動，令人含淚欲流。
由於詞具有婉約陰柔、陽剛之氣不足的文人特質，因此也更加適合女性表達細膩的情感。這就是為什麽唐朝沒有一流的女詩人，而宋朝卻有一流的女詞人———李清照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宋文化精巧內趨、文氣十足的特征還體現在以下一些方麵。一如繪畫。宋朝的繪畫強調融詩歌、書法於作品之中，富於瀟灑高邁之氣與優雅細密、溫柔恬靜之美。而且宋朝十分盛行山水、花鳥畫。與人物畫相比較，山水畫和花鳥畫更適合文人的欣賞與愛好。再如古文。宋人的文章以舒徐和緩、陰柔澄定、明白曉。、平易近人為特色。著名的作品有範仲淹的 《嶽陽樓記》、歐陽修的 《醉翁亭記》 和 《秋聲賦》。還有如宋詩，其如紗如葛、思慮深沉，給人以別樣的享受。王安石後期登山臨水、詠物抒懷寫景的小詩 《鍾山即事》、《金山三首》 是宋詩的典型代表，後人評價它們是“雅麗精絕，脫去流俗”，被稱為“王荊公體”。在生活方麵，如飲茶、穿著等，也同樣充滿了濃鬱的文人特質。宋人飲茶“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鹹造其極”；在服飾穿著上，宋人也是惟務潔淨，以簡樸清秀為雅。宋朝的瓷器製作更體現著這樣的文化特征，其脫略繁麗豐腴，尚樸澹，重意態，努力迎合著文人的鑒賞品位。宋朝的名窯中，定窯（今河北曲陽）產胎質潔白如粉的白瓷，汝窯（今河南汝州）產溫潤敦厚的青瓷，鈞窯（今河南禹州）產光彩奪目的綠色或紫色的窯變瓷器。官窯（今河南開封東南）產專供皇室使用的瓷器，顏色為粉青或淡青。哥窯（今浙江龍泉）產百圾碎。另外，江西景德鎮窯、浙江龍泉弟窯都生產晶瑩如玉的瓷器。像唐三彩、唐五彩這樣的花花綠綠作品，在宋朝是不多見的。
宋文化精巧內趨、文氣十足的特征集中體現在宋徽宗身上。這個北宋亡國之君，在政治上沒有什麽建樹，相反還有著一堆的毛病，但是在藝術方麵卻有著很高的造詣，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名垂青史、舉足輕重的人物。宋徽宗在詩詞、音樂、戲曲等方麵都有廣泛的愛好，尤其在書畫方麵，才藝最高。他自創的“瘦金體”，於書法史上獨樹一幟，成為後代楷模。在繪畫上，他擅長山水、人物，尤其擅長花鳥，在花鳥畫上的成就受到曆代品評者極高的讚譽，在中國繪畫史上成為花鳥畫承上啟下的重要畫家。讓這樣的人當皇帝，真是曆史的錯誤選擇。
在宋文化這種精巧內趨、文氣十足的氛圍之下，隋唐文化尚武的精神氣質早已飄散。宋軍對外作戰屢戰屢敗，它是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