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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宋元文化開放性特征的主要體現

  宋元文化的開放性特征主要體現在對外貿易發達及中外交通空前發展等方麵,但從方位上說,宋元不一。宋朝主要是從東部和東南沿海一帶與外界交往,而元朝的對外開放不僅是全方位的———既走東部和東南沿海,也走西北傳統的絲綢之路,而且從規模上講也更加宏大。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它們外部環境的不同,宋朝的西北和北部受到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的“封鎖”,元朝周邊則無強敵,幾乎沒有外患,因而對外交通幾乎。通無阻。

  一、對外貿易發達

  北宋時期,我國對外貿易較隋唐時期更為繁榮。如唐朝時僅在廣州一地設置市舶使,而北宋政府則在廣州、泉州、明州、杭州、揚州和密州(今山東膠縣,一說諸縣)和秀州(今浙江嘉興)等地都設有提舉市舶司。市舶司的任務主要是負責檢查進出口船舶,征收商稅,收購政府專賣品和管理外商等。北宋初年,從海舶中抽取的稅款每年達50萬貫,後來這一數字進一步上漲,成為北宋政府的一項重要收入。各市舶司所在港口都設有專供外商居住的番坊。來華外商都相對集中在某處,如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大多集中在廣州和泉州兩地。這一時期由海路來中國通商的國家和地區除阿拉伯諸國外,還有日本、朝鮮、印度支那半島、南洋群島和印度各國。

  南宋時海外貿易更加發達,前所未有,遠遠超過北宋。如市舶司又增加兩處,即溫州市舶司和江陰(今江蘇江陰)市舶司,以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另外,據統計,與南宋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廣州、泉州和明州是南宋對外貿易的三大商港。宋高宗趙構統治末年,市舶司的收入每年達200萬貫,超過北宋最高額的兩倍以上,約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20,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之一。當時明州居住有許多番商,有一個番商病死,留下巨萬資財,南宋政府命令他的仆人護喪、護資回國,一無所取,取得外國商人的極大信任。

  宋朝對外貿易輸出的商品主要有銅錢、瓷器、絲綢、鐵器等。由於對外貿易發達,往來頻繁,交往密切,以致東南亞許多國家自己不造錢幣,而直接使用宋朝的錢幣,由此造成宋朝錢幣大量外流,金屬錢幣嚴重不足,這也是“交子”、“會子”等紙幣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宋朝對外貿易輸入的商品主要是沉香、珍珠、藥材等。宋朝的外貿船最遠到達非洲南部。1954年,考古學家在非洲南部的羅得西亞讚比河流域,發掘出幾艘中國宋朝的大海船,並發現許多宋朝的銅錢。

  宋朝政府非常重視對外貿易。宋太宗曾派遣官員,攜帶皇帝的書信和金、帛等,到東南亞各國出使,歡迎他們來中國貿易。政府還規定:凡是本國商人能吸引外商前來貿易,使國家增加外貿商稅5萬貫以上的,可以補官;外國商船遇風險損壞的,中國可以幫助修理;外國商人賣完貨物回國,市舶司須設酒宴歡送;等等。

  元朝時,對外貿易繼續發達。當時泉州、慶元、上海、澉浦、杭州、溫州、廣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商居住。元朝政府在上述城市都設有市舶司,管理外貿。泉州是當時東方最大的商港。元朝對外貿易的地區很廣,西部到達中亞、俄羅斯、阿拉伯和非洲東海岸;東部到達高麗、日本;南部到達南洋群島、印度、印度支那半島等地。當時從東亞到西亞的陸路交通主要有兩條道路:一為欽察道,經敦煌、哈密、別失八裏(今新疆吉木薩爾)、土庫曼,到克裏木半島;一為波斯道,經敦煌、羅布泊、天山南路、大不裏士(今伊朗西北),到土耳其。元政府采取保護商道政策,使商道得以安全。通。和宋朝一樣,元朝也主要用絲綢、瓷器等換取外國的珍寶、香料、藥材等。元朝還實行官府給船和本錢,招募商人到國外貿易的政策,得利官府取7/10,商人取3/10。

  二、中歐往來空前頻繁

  在元朝統治時期,中國與歐洲往來之頻繁是空前的,中西文化的交融異常廣泛,前所未有。如羅馬教皇和法國國王都曾派遣使者來華,許多歐洲傳教士和商人也隨之而來,使基督教(當時叫“也裏可溫教”)一度在中國迅速發展。法國人盧布魯克來中國後,曾寫了一本《盧布魯克遊記》。

  這個時期,最著名的來華歐洲人非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馬可· 波羅莫屬。馬可· 波羅出身於一個旅遊世家。在他來中國以前,他的父親尼科羅和他的叔叔瑪浮都到過中國,蒙古大汗在他們動身回國的時候曾要他們答應再來。於是,1272年,在元朝建立後的第二年,他們踐約動身前往中國,並帶上了年僅17歲的馬可· 波羅。從威尼斯到中國,他們在旅途上花費了3年的時間,先乘船到今土耳其的一個港口愛亞斯,然後徒步橫貫整個亞洲大陸,從今阿富汗北部越過高高的帕米爾高原,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穿過大戈壁,到達蒙古。盜賊和戰爭曾迫使他們多次繞道和改變計劃。在阿富汗,因馬可· 波羅生病,他們不得不滯留了1年時間。最後,在1275年5月,曆經千難萬險的馬可· 波羅一行人,終於在長城以北的一個地方見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當年秋天,元世祖帶他們來到首都大都城(今北京)。元世祖非常喜歡馬可· 波羅,不僅帶他騎著大象去打獵,而且還準許他在富麗堂皇的皇宮和避暑離宮中自由出入,甚至還委任給他官職,讓他到各地辦事,出任地方官,並派他出使南洋。

  馬可· 波羅在中國生活了17 年,他去過中國很多地方,甚至去過西藏。1292 年,馬可· 波羅與他的父親、叔叔3人乘坐忽必烈下令特別裝備的大船,從今福建泉州起航返回家鄉。馬可· 波羅回到家鄉後的第三個年頭,威尼斯與熱那亞之間的貿易競爭演變為戰爭。馬可· 波羅以一個船隊的文職指揮官的身份參加戰鬥,不幸被俘,囚禁在熱那亞的監獄裏。在監獄中,他將自己在東方的見聞口述給“獄友”,由他人寫成 《東方見聞錄》,俗稱 《馬可· 波羅行記》 或 《馬可· 波羅遊記》。當他的見聞錄發表時,因為內容太過離奇而被認為是一派謊言。如他記載了一種可以像木炭一樣燃燒的黑色石頭,這實際上就是煤,此時的歐洲人哪裏見過這樣的東西,完全超出他們的想像,因此拒不相信。再如,他記載說中國人可以紡織出一種投入火中也不會燃燒的物質,即石棉,歐洲人同樣也接受不了。至於元朝皇宮中那些曾令馬可· 波羅目不暇接的鍍金雕刻品、藝術珍藏和華貴的鋪設,更讓歐洲人覺得是天方夜譚。以至於1324年當馬可· 波羅病危時,一個牧師仍在勸說他收回這些荒唐離奇的故事。馬可· 波羅用最後一口氣說:“非常抱歉,我還沒有說出我所見到的一半多呢!”《東方見聞錄》 在當時雖然沒有人相信,但過了100多年以後,它成了西方人拚命想到東方來的動力之一。

  在歐洲人到中國來的同時,中國人也有去歐洲的,其中最有名的是畏兀兒人列邊騷馬。他是也裏可溫教士,要去耶路撒冷朝拜聖地,後來接受伊兒汗國大汗阿魯渾的命令出使歐洲。他去過羅馬、巴黎,幾乎走遍了歐洲各國的首都。

  三、與亞非各國往來密切

  元朝時中國與朝鮮、日本和東南亞各國的聯係十分密切。元稱朝鮮為高麗,當時有許多朝鮮人長期定居在中國,有的朝鮮人對漢文化有很深的造詣。中國的海船經常到朝鮮港口進行貿易。在今韓國海岸,曾發現沉沒在海底的裝載貨物的元朝海船。

  在亞歐大陸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蒙古貴族,曾試圖到大海中一展身手。元世祖建立元朝後,接連對日本發動了兩次進攻。第一次出兵是1274 年,結果無功而返。第二次是1281年,元兵分兩路進攻日本,一路從朝鮮東渡對馬海峽,另一路從今浙江寧波浮海北進。誰知在日本鷹島遇到颶風,戰船多毀壞,將卒溺死無數,剩餘的又遭日軍掩殺,幾乎全軍覆沒。此後,中國和日本的友好關係有所發展。元成宗鐵穆耳(1295—1307年在位)曾派使臣到日本通好。日本有許多僧人到中國來學習佛學和儒學、文學等,日本的商船也定期來中國貿易。

  元朝對東南亞各鄰國也曾以兵戎相見。元世祖多次對這裏用兵———1282 年出兵占城(今越南南部),1283年和1287年兩次出兵緬國(今緬甸),1285年和1288年兩次出兵安南(今越南北部),1292年出兵爪哇(今印尼爪哇島)。元兵在這裏作戰有勝有負,其勢已成強弩之末。隨著元兵徒勞而返,雙方歸於和平,交往逐漸增多起來。元朝接連派使者出使占城和安南,許多中國商人也經常那裏經商。元朝時,中國與真臘(今柬埔寨)的友好往來最為密切。1296年,使臣周觀達奉命出使真臘,並對當地的風土、國情做考察。他與真臘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得到真臘人的尊敬。在柬埔寨著名的吳哥窟中,還保存著周觀達的塑像。周觀達著有 《真臘風土記》 一書,對真臘的地理、曆史、風俗習慣、社會製度等做了詳細的介紹。此外,元朝還曾與今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互派使臣。

  元朝與南亞各國也有頻繁交往,如與印度、尼泊爾、斯裏蘭卡都有往來。尼泊爾人阿尼哥長期留居中國,是元朝著名的雕塑藝術家。

  中亞和西亞的波斯、阿拉伯各國,當時都在伊兒汗國的統轄下,從中國到那裏,沿途都設置有驛站。元世祖曾派宰相孛羅出使伊兒汗國,把中國的紙幣、印刷術、驛站、針灸等傳到阿拉伯、波斯等地。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來中國的非常多,他們中的有些人也在元朝任職。1267年元朝設置的掌管天文的機構———回回司天監,其負責人就是波斯天文學家紮馬剌丁,他把波斯的天文儀器和 《萬年曆》,以及數學、天文書籍等帶來中國。元朝著名科學家郭守敬製定出的古代曆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 《授時曆》(365。2425天為一年)中,就吸收了不少阿拉伯的天文成果。阿拉伯建築師亦黑迭兒丁曾參加過大都城的建設。當時,中亞、西亞的穆斯林大規模地遷居中國,於是一個獨特的使用漢語、信仰伊斯蘭教和浸潤阿拉伯、波斯文化的回回民族逐漸在元朝形成。

  中國與非洲的往來在元朝時也有新發展,經常有中國的商船行至非洲東海岸。今天在東非不少國家中都保留著元朝商船帶去的瓷器等中國器物。元朝的使臣到過馬達加斯加等地。非洲人到中國來的最著名的就是大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 拔圖塔。他於1325年越過非洲北部,乘坐海船來到中國。伊本· 拔圖塔去過中國不少地方,如大都、杭州、廣州等,並擔任中國的官職。回國後,他寫了一部 《伊本· 拔圖塔遊記》,記載了不少他所目睹的中國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的情況。

  宋元時期與亞、非、歐各國的頻繁交往,不僅使中華文明的西傳速度大大加快,也使世界文化的總體麵貌變得更為輝煌燦爛。當然,與此同時,中國人自己也從中受益匪淺。宋元文化所取得的一係列成就與其開放性特征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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