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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秦漢文化大一統特征的主要體現
秦漢文化大一統特征的體現主要有兩方麵：一是專製皇權的創建與初步完善；二是專製思想的確立。
一、皇帝製度的創建與初步完善
皇帝製度的創建是秦漢時期一項偉大的文化傑作，它不僅影響了以後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政治製度———一直到１９１１年才退出曆史舞台，而且直到今天其在思想意識等方麵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在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時代，它既造就了中國文化的繁榮，同時也將中華民族帶入險些滅亡的境地。
（一）“皇帝”名號的確定
秦滅六國、統一中國後，秦王嬴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自己確定個名號。先秦時期，夏、商、周的最高統治者都稱“王”，戰國中期以後隨著東周天子的徹底失勢，諸侯國的國君也開始稱王。最先稱王的是魏惠王，以後其他諸侯國君紛紛效仿。秦國從秦孝公的兒子惠文王開始稱王。
現在，所有的諸侯王都已被擊敗，自感取得前無古人的業績、功高蓋世的秦王嬴政再不願意以稱“王”來取榮了。他對眾臣說：“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鹹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於是，他讓眾臣議定出一個新的名號。諸大臣尚跳不出傳統思維的束縛，認為古時有天皇、地皇和泰皇，而天、地是不能被人所替代的，那麽算起來隻有“泰皇”最為尊貴，於是建議嬴政稱“泰皇”。其實，嬴政早有想法，他認為自己既有三皇之德，又有五帝之功，功德無量，何不采“三皇五帝”之合，於是他下令自己的稱號為“皇帝”，並稱：“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從此人們稱其為秦始皇。
嬴政發明的“皇帝”一稱是亙古以來最崇高的名號，以後曆代最高統治者也都把它作為自己的專稱。
（二）避諱和專享製度的規定
為了使皇帝神聖化、威嚴化，使人人敬畏，不敢冒犯，秦始皇創立了與之相關的避諱製度，嚴禁臣民在言語和文字中涉及皇帝的名字。秦始皇名政，於是他下令將“正月”改稱“端月”，或者“正”字發“征”的音。不僅皇帝的名字要避諱，同音字也要避諱。如秦時地方基層單位的長官“裏正”改稱“裏典”。另外，皇帝家人的名字也須避諱。如秦始皇的父親因名為子楚，所以楚國、楚地在秦朝時改稱“荊國”、“荊地”。不僅如此，因古人豎行寫字，所以避諱製度還規定，在文稿中凡出現“皇帝”、“始皇帝”等字樣或與之同義的詞句，均必須抬頭，另行頂格書寫，以免造成壓迫皇帝之感。避諱製度為後世繼承。如西漢武帝的孫子宣帝名劉詢，從此生活在戰國的荀況改稱孫卿；東漢光武帝名劉秀，於是秀才改稱茂才，等等。
皇帝專享製度則嚴禁臣民濫用專歸皇帝的“名物”，如皇帝的自稱“朕”。“朕”在秦統一以前任何貴族都可以用來表示“我”的意思，但是自秦以後則成為皇帝獨享的用語，其他人再用將沒有好果子吃。再如，皇帝專用的禦印稱“璽”。秦以前，貴族的印都可以稱“璽”，但是現在隻有皇帝的禦印才可以稱“璽”，而且隻有皇帝才能用玉質的璽。另外，秦始皇還同意眾臣提出的皇帝的“命”為“製”、“令”為“詔”的建議。製，為皇帝關於製度的命令；詔，為皇帝詔告臣民的一般命令。其他如秦始皇的服飾、車馬等也都有一套顯示其“唯我獨尊”的製度。
這種專享製度在漢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漢時規定：“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製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稱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禦。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製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以後各代基本上延續了這樣的製度。
（三）名位製度的建立和發展
名位製度是皇帝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突出了皇帝的特殊地位，充分強調了由皇帝一人獨治天下的製度，主要包括年號、廟號、諡號、尊號及陵寢號等。
１。年號
年號是曆代帝王紀元所立的名號。一說始於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年），一說起於漢武帝元鼎時（公元前１１６—前１１１年）。秦始皇、秦二世、漢高祖、漢惠帝、漢文帝、漢景帝均沒有年號，都是以數字表示，如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２１３年，焚書）、漢高祖七年（公元前２００年，白登之圍）、漢景帝前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吳楚七國之亂）等。漢武帝以後，曆代封建帝王，不管是統一政權的皇帝，還是分裂割據政權的君主，均通過頒布或改定年號來確立自己最高統治者的地位。
在古代，年號的改定一般為新帝即位或者遇有祥瑞及重大事故時進行，稱為“改元”。曆史上有的皇帝改元定號１０餘次，有的於一年之內數改年號，都是出於某種目的。秦漢時期，漢武帝曾改元１１次，而東漢明帝在位１８年則隻用一個年號“永平”。
年號初創時期多與祥瑞和重大變故有關，後來的年號則與當時的政治形勢聯係逐漸密切，往往反映著當時的時事和政局的特點，以及體現著皇帝治國的意向。到明清時，年號固定為一帝一號，每當原來的皇帝去世，便由嗣位皇帝或權貴們審時度勢，製定並頒行新的年號，從中明顯反映出嗣位皇帝的實際地位和治國意圖。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年號“洪武”，體現他以武定國的尚武思想。其繼任者朱允炆年號“建文”，意在建立文治。而明成祖朱棣發動政變奪取帝位，定年號為“永樂”，是希望造就永遠安樂的局麵。又如，晚清文宗奕詝去世，其子穆宗載淳年幼，由慈安、慈禧兩太後垂簾聽政，因此確定年號為“同治”，等等。
２。廟號
廟號是皇帝死後受到後世祭祀的廟宇稱號。按照古代的宗廟製度，隻有有資格被祭祀的祖先才可建立廟堂。由於廟的數額有限，不是每一個皇帝死後都能享此“殊榮”，所以要根據死去皇帝的世係和在王朝政治中的地位來確定其祭祀地位，凡可享此“殊榮”的，稱為祖或宗。開國皇帝都稱為“祖”，如高祖、太祖、世祖等，其後則稱“宗”，如太宗、世宗等，統稱之為廟號。以漢王朝為例，西漢開國皇帝劉邦為太祖，漢文帝為太宗，漢武帝為世宗，漢宣帝為中宗；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為世祖，漢明帝為顯宗，漢章帝為肅宗。當時，並非每一個皇帝都能建宗立廟的這種廟號製度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對已死皇帝政績行事的評價，用以對新即位皇帝進行鑒戒。
但是，這種廟號待遇上有所區別的做法，往往招致在位皇帝的反對。因為對自己死後難以確定是否能得廟號而懷反感，認為與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格格不入，進而采取各種方式要求取消這種做法。唐代以後，廟號製度終於有了重大的變化，皇帝在死後都獲得廟號，開國皇帝稱“祖”，其餘稱“宗”，不再按照世係和政績排位，以此加強皇帝的絕對權威，確立對本朝皇帝不容指摘的絕對崇高地位。不過，明成祖朱棣例外，他以燕王之身“靖難”奪取帝位，遷都北京，初廟號太宗，後來明世宗朱厚熜以朱棣重新奠定帝國大鴻基大業，功擬太祖，所以改廟號為“成祖”。
３。諡號
諡號是古時帝王或貴族死後按其生前的功業和品德所評定的一個稱號，一般用一字或兩個字來概括，目的是為了“褒善貶惡”。相傳，這項製度始於西周初，周公曾作 《諡法》。“諡字”一般分為美、平、惡三類，用以褒、憐、貶。一生為善或建有功勳的，得美諡，如文、昭、敬、恭、莊、襄、烈等；誌向未申、一生平淡或短命夭折的，得平諡，如懷、悼、哀、隱、閔等；行為背禮或作惡胡為的，得惡諡，如紂、煬、醜、昏、蕩等。
秦統一後，秦始皇不再認可這項實行近千年的諡法製度。他認為，一方麵諡法製度是兒子評議父親，臣下評議君主，有損於作為天子的尊嚴，與其至高無上的地位不相符合；另一方麵古人用作諡號的字隻有三四十個，有時會出現父子諡號一樣的情況，非常不妥。所以，秦始皇決定由他來確定後世子孫的排列，用從一到萬的數字計，可以永遠不相重複。這樣，秦王朝就成了曆史上唯一皇帝沒有諡號的朝代。其實，秦始皇不廢諡法，他所得到的諡字一定不會差，因為他統一中國，奠定許多封建製度基礎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漢王朝恢複了諡法製度，諡號由禮官議定，群臣上奏，報請新皇帝裁決，並增加新的內容，旨在保持皇位的正統，提高已故和當今在位皇帝的統治權威。漢代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留了古風，帝王的諡號僅一二字，沒有太過分的浮誇，也沒有利用它進行完全不符合實際的炫耀和溢美。例如：漢惠帝———愛民好與曰惠；漢文帝———經緯天地曰文；漢景帝———布義行剛曰景；漢武帝———威強睿德曰武；漢昭帝———聖聞周達曰昭；漢宣帝———聖善周聞曰宣；漢元帝———行義悅民曰元；漢成帝———安民立政曰成；漢哀帝———恭仁短折曰哀；漢平帝———布綱治紀曰平；光武帝———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漢明帝———照臨四方曰明；漢章帝———溫克令儀曰章；漢和帝———不剛不柔曰和；漢殤帝———短折不成曰殤；漢安帝———寬容和平曰安；漢順帝———慈和偏服曰順；漢衝帝———幼少在位曰衝；漢質帝———忠正無邪曰質；漢桓帝———克敵服遠曰桓；漢靈帝———亂而不損曰靈；漢獻帝———有智有聖曰獻。
唐代以後，諡字逐漸增多，精心堆砌上許多讚美、頌揚、祝福的辭藻，為死去的皇帝歌功頌德，失去了諡號原來具有的可褒可貶之意，與死者生平事跡完全脫節。如北宋亡國之君宋徽宗，其諡號竟然是“體育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以昏聵懶惰著稱、迷信道教而求長生、２０多年不見朝臣的明世宗朱厚熜的諡號竟然是：“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這些華而不實的讚美之辭，與其說是歌功頌德，還不如說是對其人其事的莫大諷刺。
４。尊號
尊號是在諡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漢開國皇帝劉邦死後被上尊號為高皇帝，當為上尊號之始，但唐朝以前並無定製。唐高宗李治當政時，接受群臣的公開吹捧，被尊為“天皇大帝”，是為皇帝活著上尊號之始。本來“皇帝”已經是至尊至貴的稱號，但他們並不滿足，還想在皇帝行列中更突出自己，尊上加尊，榮上加榮。武則天以女主自為皇帝，示意親佞上尊號為“則天大聖皇帝”。自此，群臣上尊號便成為定製。唐玄宗李隆基以後，在位皇帝常多次接受群臣上尊號。如唐玄宗本人竟被６次上尊號，每次上尊號都增加兩字，務求一尊再尊，最後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孝德證道皇帝”。這種將本來應該在死後才能得到的諡號提前推加給活著的皇帝，使他們即時取得一切虛榮，求取畸形心態的滿足的做法直接限製了諡號的作用。
５。陵寢號
陵寢號是對每一個皇帝死後墳墓的專用稱呼。一般是根據死去皇帝一生的行事活動特點而概括擬定，例如長陵、茂陵、昭陵、乾陵等。
陵寢製度出現於戰國，確立於東漢。它作為推崇至高無上的皇權、維護等級製度、鞏固專製統治的一種手段，為曆代統治者所繼承。曆代皇帝生前都大規模地營建陵墓，並設有專門的官署守護和日常灑掃祀祠。陵寢號的內涵包括諸如世係、頌揚、尊崇、懷念、求佑等多方麵的內容。
（四）尊君抑臣朝儀的製定
神化君權，還要有一套能體現出皇帝無上尊貴的朝儀。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博采前代和六國禮儀，雜糅秦國自己的製度，取其合意的內容，製定出一套完整的尊君抑臣的新的朝儀製度，以後到漢代進一步發展完善。司馬遷在 《史記· 叔孫通列傳》 中記載了漢高祖劉邦舉行大典時的盛況：
天剛亮，眾官在皇宮外集合完畢，然後在主持行禮的謁者引導下魚貫進入宮門。宮廷院中，車騎步卒整齊威嚴地布列四周護衛著宮殿，院中還陳設著兵器、旌旗等物，以壯聲勢。眾官獲準進殿後，疾步前行。宮殿前的台階上數百名皇帝的警衛———郎中，分立兩旁。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進殿後依次排列，站在西側，麵向東方；文官丞相以下依次站立在東側，麵向西方。禮儀官大行排設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九賓之禮，由引讚者從殿上往下依次傳呼唱謁。待眾官站定之後，皇帝乘坐輦車從寢宮出來，儀仗官們手執旗幟傳呼清道，導引各級官吏依次上前祝賀唱讚。行禮完畢，由皇帝賜宴。侍坐在殿上的官員都必須低垂著頭，按尊卑等級挨次起身向皇帝祝酒上壽。酒過九巡，謁者傳言“酒宴到此結束”，眾官退出。飲宴時由禦史執法，舉止不合儀禮者立刻拖出。
這套禮儀製度是叔孫通根據古禮與秦儀雜就而成的，從中不僅體會出皇帝的無上威嚴，而且還可以體會到無上的榮耀，難怪劉邦第一次見到時樂得連稱：“我到今天才知道當皇帝的尊貴！”在此之前，他那些起自布衣的將相們不是在朝堂上紮堆聊天，就是喝醉了酒拔刀亂砍柱子，或者痛哭流涕，或者喊叫叱罵，毫無規矩。有了這套肅穆威嚴的朝儀後，再沒有人敢在朝堂之上放肆無禮了。
秦漢時所確立的尊君抑臣的朝儀製度不僅為以後專製皇帝所繼承，而且得到不斷發展———隋唐以前大臣在皇帝麵前可以按席就坐，兩宋時則隻能站立兩班，到明清時不僅雙膝下跪而且張口必稱“奴才”，皇帝與臣下的政治距離越拉越大。
皇帝製度還有許多內容，在此不再一一贅言。秦漢時期建立的這套皇帝製度，為中國封建時代的專製製度奠定了基礎。從此以後，經過曆朝曆代的強化，到明清時期君主的權力終於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對於中國古代文化來說，有了穩固的皇權，就有了穩固的中央集權製度；有了穩固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就會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有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小農經濟就會得到發展；而小農經濟的繁榮發展反過來又繼續強化了君主專製製度，終於形成一個“怪圈”。所以，最終的結果是，專製製度從最初的應運而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到最後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反動製度。
二、思想領域專製統治的初步實現
秦漢時期專製思想的確立經曆了一番曲折的過程，曆時八九十年的時間。
秦始皇的統一是實踐法家學說而取得的豐碩成果。統一以後他繼續實踐法家理論，下令在全國範圍禁止私學，並通過焚燒詩書等舉措對人們的思想進行強行劃一，以求實現法家提倡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及“禁其心”、“禁其言”、“禁其事”的理想社會。秦始皇天真地認為既然能夠運用法家學說完成統一，也一定能夠運用它來實行長期有效的專製統治。但實踐證明這是行不通的，因為法家學說隻適合於戰爭年代而不適合於和平建設時期。力主實行嚴刑酷法統治的法家學說在和平建設時期成了極度“擾民”的反動理論，最終導致秦王朝“成也法家，敗亦法家”，隻統治了１５年時間便轟然倒塌。秦朝的滅亡，標誌著運用法家思想維護專製統治的失敗，從此法家學說遭到曆史的唾棄。
西漢初年，由於經曆了戰國末年的多年混戰、秦王朝的暴政、秦末農民戰爭和４年的楚漢戰爭，社會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土地荒蕪，糧食匱乏，牲畜大量死亡，國力極為虛弱，以致於皇帝在全國範圍內竟然找不到４匹毛色一樣的駕車馬，有的大臣上朝甚至乘坐牛車。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為了維護其根本利益，不得不采用黃老“清靜無為”思想，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以恢複社會經濟。這一時期，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雖然在不斷加強，尤其公元前１５４年漢景帝鎮壓吳、楚七國之亂後，中央集權製度得到空前的加強，但黃老“清靜無為”思想的盛行嚴重阻礙了皇權的進一步強化。
到西漢中期，經過七八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終於全麵恢複起來。漢武帝時，國力已相當強大，經濟富足。據稱，糧倉裏的糧食新糧蓋舊糧已經堆不下，糧食把圍擋都漲破了，流到了院子裏；錢庫裏的銅錢長久不用，堆積太多，串錢的牛皮繩子都斷了，散錢到處都是。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拋棄了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改取主動出擊的姿態，對外北擊匈奴，對內削弱諸侯，以鞏固大一統局麵。與此同時，由於封建負擔不斷加重，土地兼並日漸嚴重，農民生活十分痛苦，不斷爆發起義。凡此種種，使統治者感到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思想體係，一方麵為專製皇權的統治尋找理論依據，另一方麵為鉗製臣民準備一套思想枷鎖。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董仲舒走上了曆史舞台。
董仲舒（約公元前１７９—前１０４年），西漢廣川（今河北棗強）人，儒家公羊學派的大師，著有 《春秋繁露》 等書。他自小攻讀 《春秋》，由於讀書專心致誌，留下了“三年不窺園”的傳說。景帝時他曾做過博士官，充當皇帝的顧問；武帝時在地方封國作相，還一度入獄，晚年退居在家，集眾講學。由於他名氣很大，所以朝廷每有“大議”便派使者向他請教。
漢武帝即位之初，下令地方舉薦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以公羊學大師身份應召，當選首列。從此以後，他投合當政者的口味，多次上書、對策，進而撰述、講學，全麵闡發自己的學說，形成了完整的思想體係。不過，董仲舒的學說已不是孔孟學說的原貌，他在采荀子之學的基礎上，還雜糅了法家、陰陽家等諸子學說，按需所取，並將古典儒學神學化，所以稱為“新儒術”。
董仲舒的“新儒術”首先鑒於統一、集權既是大勢所趨又是漢武帝所追求的，於是搬出 《春秋》 一書進行穿鑿附會，宣稱 《春秋》 提倡的大一統思想是天地間最高的真理，古今通用，誰也不能違抗，並稱：“君人者，國之元也。”其次，吸收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提出：大一統要統到皇帝身上，必須要絕對尊君；皇帝與臣民的關係是幹和枝、本和末的關係，應該“強幹弱枝，大本小末”，這種主次關係，絕對不容顛倒。他還運用陰陽五行理論，提出：君主陽，臣主陰。陽居主位，陰居次位，這是永恒不變的，所以君臣的上尊下卑關係也永遠是固定不變的。董仲舒還把荀子的思想加以總結精練，提出“三綱”思想，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把它們當作最基本的人倫關係。另外，董仲舒還大肆宣揚君權神授、災異譴告、天人感應等思想，提出：“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一方麵為維護專製統治服務，另一方麵也希望通過天來約束至高無上的皇權，避免因其惡性膨脹而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危害。這樣，董仲舒通過雜糅諸家學說及將古典儒學神學化，順利地為漢武帝加強專製集權找到了成套的理論根據。
政治上加強專製集權，必然要求思想上也實現專製，董仲舒深知此道。他正式向漢武帝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建議立刻為漢武帝所采納，並在朝中設立了倡導儒家學說的“五經博士”。於是，儒術很快就取得了獨尊的地位。從此以後，人們隻有讀儒家的書才能當官，才會有前途，讀其他諸子的書隻能是自毀前程。因此，讀書人全部被吸引到儒學上來，其他學說逐漸衰落，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麵徹底結束了。
從西漢中期以後，儒家學說一直是封建正統理論，直到封建時代結束，它成為維護專製皇權的思想武器。
一、皇帝製度的創建與初步完善
皇帝製度的創建是秦漢時期一項偉大的文化傑作，它不僅影響了以後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政治製度———一直到１９１１年才退出曆史舞台，而且直到今天其在思想意識等方麵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在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時代，它既造就了中國文化的繁榮，同時也將中華民族帶入險些滅亡的境地。
（一）“皇帝”名號的確定
秦滅六國、統一中國後，秦王嬴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自己確定個名號。先秦時期，夏、商、周的最高統治者都稱“王”，戰國中期以後隨著東周天子的徹底失勢，諸侯國的國君也開始稱王。最先稱王的是魏惠王，以後其他諸侯國君紛紛效仿。秦國從秦孝公的兒子惠文王開始稱王。
現在，所有的諸侯王都已被擊敗，自感取得前無古人的業績、功高蓋世的秦王嬴政再不願意以稱“王”來取榮了。他對眾臣說：“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鹹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於是，他讓眾臣議定出一個新的名號。諸大臣尚跳不出傳統思維的束縛，認為古時有天皇、地皇和泰皇，而天、地是不能被人所替代的，那麽算起來隻有“泰皇”最為尊貴，於是建議嬴政稱“泰皇”。其實，嬴政早有想法，他認為自己既有三皇之德，又有五帝之功，功德無量，何不采“三皇五帝”之合，於是他下令自己的稱號為“皇帝”，並稱：“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從此人們稱其為秦始皇。
嬴政發明的“皇帝”一稱是亙古以來最崇高的名號，以後曆代最高統治者也都把它作為自己的專稱。
（二）避諱和專享製度的規定
為了使皇帝神聖化、威嚴化，使人人敬畏，不敢冒犯，秦始皇創立了與之相關的避諱製度，嚴禁臣民在言語和文字中涉及皇帝的名字。秦始皇名政，於是他下令將“正月”改稱“端月”，或者“正”字發“征”的音。不僅皇帝的名字要避諱，同音字也要避諱。如秦時地方基層單位的長官“裏正”改稱“裏典”。另外，皇帝家人的名字也須避諱。如秦始皇的父親因名為子楚，所以楚國、楚地在秦朝時改稱“荊國”、“荊地”。不僅如此，因古人豎行寫字，所以避諱製度還規定，在文稿中凡出現“皇帝”、“始皇帝”等字樣或與之同義的詞句，均必須抬頭，另行頂格書寫，以免造成壓迫皇帝之感。避諱製度為後世繼承。如西漢武帝的孫子宣帝名劉詢，從此生活在戰國的荀況改稱孫卿；東漢光武帝名劉秀，於是秀才改稱茂才，等等。
皇帝專享製度則嚴禁臣民濫用專歸皇帝的“名物”，如皇帝的自稱“朕”。“朕”在秦統一以前任何貴族都可以用來表示“我”的意思，但是自秦以後則成為皇帝獨享的用語，其他人再用將沒有好果子吃。再如，皇帝專用的禦印稱“璽”。秦以前，貴族的印都可以稱“璽”，但是現在隻有皇帝的禦印才可以稱“璽”，而且隻有皇帝才能用玉質的璽。另外，秦始皇還同意眾臣提出的皇帝的“命”為“製”、“令”為“詔”的建議。製，為皇帝關於製度的命令；詔，為皇帝詔告臣民的一般命令。其他如秦始皇的服飾、車馬等也都有一套顯示其“唯我獨尊”的製度。
這種專享製度在漢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漢時規定：“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製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稱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禦。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製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以後各代基本上延續了這樣的製度。
（三）名位製度的建立和發展
名位製度是皇帝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突出了皇帝的特殊地位，充分強調了由皇帝一人獨治天下的製度，主要包括年號、廟號、諡號、尊號及陵寢號等。
１。年號
年號是曆代帝王紀元所立的名號。一說始於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年），一說起於漢武帝元鼎時（公元前１１６—前１１１年）。秦始皇、秦二世、漢高祖、漢惠帝、漢文帝、漢景帝均沒有年號，都是以數字表示，如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２１３年，焚書）、漢高祖七年（公元前２００年，白登之圍）、漢景帝前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吳楚七國之亂）等。漢武帝以後，曆代封建帝王，不管是統一政權的皇帝，還是分裂割據政權的君主，均通過頒布或改定年號來確立自己最高統治者的地位。
在古代，年號的改定一般為新帝即位或者遇有祥瑞及重大事故時進行，稱為“改元”。曆史上有的皇帝改元定號１０餘次，有的於一年之內數改年號，都是出於某種目的。秦漢時期，漢武帝曾改元１１次，而東漢明帝在位１８年則隻用一個年號“永平”。
年號初創時期多與祥瑞和重大變故有關，後來的年號則與當時的政治形勢聯係逐漸密切，往往反映著當時的時事和政局的特點，以及體現著皇帝治國的意向。到明清時，年號固定為一帝一號，每當原來的皇帝去世，便由嗣位皇帝或權貴們審時度勢，製定並頒行新的年號，從中明顯反映出嗣位皇帝的實際地位和治國意圖。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年號“洪武”，體現他以武定國的尚武思想。其繼任者朱允炆年號“建文”，意在建立文治。而明成祖朱棣發動政變奪取帝位，定年號為“永樂”，是希望造就永遠安樂的局麵。又如，晚清文宗奕詝去世，其子穆宗載淳年幼，由慈安、慈禧兩太後垂簾聽政，因此確定年號為“同治”，等等。
２。廟號
廟號是皇帝死後受到後世祭祀的廟宇稱號。按照古代的宗廟製度，隻有有資格被祭祀的祖先才可建立廟堂。由於廟的數額有限，不是每一個皇帝死後都能享此“殊榮”，所以要根據死去皇帝的世係和在王朝政治中的地位來確定其祭祀地位，凡可享此“殊榮”的，稱為祖或宗。開國皇帝都稱為“祖”，如高祖、太祖、世祖等，其後則稱“宗”，如太宗、世宗等，統稱之為廟號。以漢王朝為例，西漢開國皇帝劉邦為太祖，漢文帝為太宗，漢武帝為世宗，漢宣帝為中宗；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為世祖，漢明帝為顯宗，漢章帝為肅宗。當時，並非每一個皇帝都能建宗立廟的這種廟號製度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對已死皇帝政績行事的評價，用以對新即位皇帝進行鑒戒。
但是，這種廟號待遇上有所區別的做法，往往招致在位皇帝的反對。因為對自己死後難以確定是否能得廟號而懷反感，認為與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格格不入，進而采取各種方式要求取消這種做法。唐代以後，廟號製度終於有了重大的變化，皇帝在死後都獲得廟號，開國皇帝稱“祖”，其餘稱“宗”，不再按照世係和政績排位，以此加強皇帝的絕對權威，確立對本朝皇帝不容指摘的絕對崇高地位。不過，明成祖朱棣例外，他以燕王之身“靖難”奪取帝位，遷都北京，初廟號太宗，後來明世宗朱厚熜以朱棣重新奠定帝國大鴻基大業，功擬太祖，所以改廟號為“成祖”。
３。諡號
諡號是古時帝王或貴族死後按其生前的功業和品德所評定的一個稱號，一般用一字或兩個字來概括，目的是為了“褒善貶惡”。相傳，這項製度始於西周初，周公曾作 《諡法》。“諡字”一般分為美、平、惡三類，用以褒、憐、貶。一生為善或建有功勳的，得美諡，如文、昭、敬、恭、莊、襄、烈等；誌向未申、一生平淡或短命夭折的，得平諡，如懷、悼、哀、隱、閔等；行為背禮或作惡胡為的，得惡諡，如紂、煬、醜、昏、蕩等。
秦統一後，秦始皇不再認可這項實行近千年的諡法製度。他認為，一方麵諡法製度是兒子評議父親，臣下評議君主，有損於作為天子的尊嚴，與其至高無上的地位不相符合；另一方麵古人用作諡號的字隻有三四十個，有時會出現父子諡號一樣的情況，非常不妥。所以，秦始皇決定由他來確定後世子孫的排列，用從一到萬的數字計，可以永遠不相重複。這樣，秦王朝就成了曆史上唯一皇帝沒有諡號的朝代。其實，秦始皇不廢諡法，他所得到的諡字一定不會差，因為他統一中國，奠定許多封建製度基礎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漢王朝恢複了諡法製度，諡號由禮官議定，群臣上奏，報請新皇帝裁決，並增加新的內容，旨在保持皇位的正統，提高已故和當今在位皇帝的統治權威。漢代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留了古風，帝王的諡號僅一二字，沒有太過分的浮誇，也沒有利用它進行完全不符合實際的炫耀和溢美。例如：漢惠帝———愛民好與曰惠；漢文帝———經緯天地曰文；漢景帝———布義行剛曰景；漢武帝———威強睿德曰武；漢昭帝———聖聞周達曰昭；漢宣帝———聖善周聞曰宣；漢元帝———行義悅民曰元；漢成帝———安民立政曰成；漢哀帝———恭仁短折曰哀；漢平帝———布綱治紀曰平；光武帝———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漢明帝———照臨四方曰明；漢章帝———溫克令儀曰章；漢和帝———不剛不柔曰和；漢殤帝———短折不成曰殤；漢安帝———寬容和平曰安；漢順帝———慈和偏服曰順；漢衝帝———幼少在位曰衝；漢質帝———忠正無邪曰質；漢桓帝———克敵服遠曰桓；漢靈帝———亂而不損曰靈；漢獻帝———有智有聖曰獻。
唐代以後，諡字逐漸增多，精心堆砌上許多讚美、頌揚、祝福的辭藻，為死去的皇帝歌功頌德，失去了諡號原來具有的可褒可貶之意，與死者生平事跡完全脫節。如北宋亡國之君宋徽宗，其諡號竟然是“體育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以昏聵懶惰著稱、迷信道教而求長生、２０多年不見朝臣的明世宗朱厚熜的諡號竟然是：“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這些華而不實的讚美之辭，與其說是歌功頌德，還不如說是對其人其事的莫大諷刺。
４。尊號
尊號是在諡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漢開國皇帝劉邦死後被上尊號為高皇帝，當為上尊號之始，但唐朝以前並無定製。唐高宗李治當政時，接受群臣的公開吹捧，被尊為“天皇大帝”，是為皇帝活著上尊號之始。本來“皇帝”已經是至尊至貴的稱號，但他們並不滿足，還想在皇帝行列中更突出自己，尊上加尊，榮上加榮。武則天以女主自為皇帝，示意親佞上尊號為“則天大聖皇帝”。自此，群臣上尊號便成為定製。唐玄宗李隆基以後，在位皇帝常多次接受群臣上尊號。如唐玄宗本人竟被６次上尊號，每次上尊號都增加兩字，務求一尊再尊，最後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孝德證道皇帝”。這種將本來應該在死後才能得到的諡號提前推加給活著的皇帝，使他們即時取得一切虛榮，求取畸形心態的滿足的做法直接限製了諡號的作用。
５。陵寢號
陵寢號是對每一個皇帝死後墳墓的專用稱呼。一般是根據死去皇帝一生的行事活動特點而概括擬定，例如長陵、茂陵、昭陵、乾陵等。
陵寢製度出現於戰國，確立於東漢。它作為推崇至高無上的皇權、維護等級製度、鞏固專製統治的一種手段，為曆代統治者所繼承。曆代皇帝生前都大規模地營建陵墓，並設有專門的官署守護和日常灑掃祀祠。陵寢號的內涵包括諸如世係、頌揚、尊崇、懷念、求佑等多方麵的內容。
（四）尊君抑臣朝儀的製定
神化君權，還要有一套能體現出皇帝無上尊貴的朝儀。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博采前代和六國禮儀，雜糅秦國自己的製度，取其合意的內容，製定出一套完整的尊君抑臣的新的朝儀製度，以後到漢代進一步發展完善。司馬遷在 《史記· 叔孫通列傳》 中記載了漢高祖劉邦舉行大典時的盛況：
天剛亮，眾官在皇宮外集合完畢，然後在主持行禮的謁者引導下魚貫進入宮門。宮廷院中，車騎步卒整齊威嚴地布列四周護衛著宮殿，院中還陳設著兵器、旌旗等物，以壯聲勢。眾官獲準進殿後，疾步前行。宮殿前的台階上數百名皇帝的警衛———郎中，分立兩旁。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進殿後依次排列，站在西側，麵向東方；文官丞相以下依次站立在東側，麵向西方。禮儀官大行排設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九賓之禮，由引讚者從殿上往下依次傳呼唱謁。待眾官站定之後，皇帝乘坐輦車從寢宮出來，儀仗官們手執旗幟傳呼清道，導引各級官吏依次上前祝賀唱讚。行禮完畢，由皇帝賜宴。侍坐在殿上的官員都必須低垂著頭，按尊卑等級挨次起身向皇帝祝酒上壽。酒過九巡，謁者傳言“酒宴到此結束”，眾官退出。飲宴時由禦史執法，舉止不合儀禮者立刻拖出。
這套禮儀製度是叔孫通根據古禮與秦儀雜就而成的，從中不僅體會出皇帝的無上威嚴，而且還可以體會到無上的榮耀，難怪劉邦第一次見到時樂得連稱：“我到今天才知道當皇帝的尊貴！”在此之前，他那些起自布衣的將相們不是在朝堂上紮堆聊天，就是喝醉了酒拔刀亂砍柱子，或者痛哭流涕，或者喊叫叱罵，毫無規矩。有了這套肅穆威嚴的朝儀後，再沒有人敢在朝堂之上放肆無禮了。
秦漢時所確立的尊君抑臣的朝儀製度不僅為以後專製皇帝所繼承，而且得到不斷發展———隋唐以前大臣在皇帝麵前可以按席就坐，兩宋時則隻能站立兩班，到明清時不僅雙膝下跪而且張口必稱“奴才”，皇帝與臣下的政治距離越拉越大。
皇帝製度還有許多內容，在此不再一一贅言。秦漢時期建立的這套皇帝製度，為中國封建時代的專製製度奠定了基礎。從此以後，經過曆朝曆代的強化，到明清時期君主的權力終於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對於中國古代文化來說，有了穩固的皇權，就有了穩固的中央集權製度；有了穩固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就會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有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小農經濟就會得到發展；而小農經濟的繁榮發展反過來又繼續強化了君主專製製度，終於形成一個“怪圈”。所以，最終的結果是，專製製度從最初的應運而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到最後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反動製度。
二、思想領域專製統治的初步實現
秦漢時期專製思想的確立經曆了一番曲折的過程，曆時八九十年的時間。
秦始皇的統一是實踐法家學說而取得的豐碩成果。統一以後他繼續實踐法家理論，下令在全國範圍禁止私學，並通過焚燒詩書等舉措對人們的思想進行強行劃一，以求實現法家提倡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及“禁其心”、“禁其言”、“禁其事”的理想社會。秦始皇天真地認為既然能夠運用法家學說完成統一，也一定能夠運用它來實行長期有效的專製統治。但實踐證明這是行不通的，因為法家學說隻適合於戰爭年代而不適合於和平建設時期。力主實行嚴刑酷法統治的法家學說在和平建設時期成了極度“擾民”的反動理論，最終導致秦王朝“成也法家，敗亦法家”，隻統治了１５年時間便轟然倒塌。秦朝的滅亡，標誌著運用法家思想維護專製統治的失敗，從此法家學說遭到曆史的唾棄。
西漢初年，由於經曆了戰國末年的多年混戰、秦王朝的暴政、秦末農民戰爭和４年的楚漢戰爭，社會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土地荒蕪，糧食匱乏，牲畜大量死亡，國力極為虛弱，以致於皇帝在全國範圍內竟然找不到４匹毛色一樣的駕車馬，有的大臣上朝甚至乘坐牛車。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為了維護其根本利益，不得不采用黃老“清靜無為”思想，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以恢複社會經濟。這一時期，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雖然在不斷加強，尤其公元前１５４年漢景帝鎮壓吳、楚七國之亂後，中央集權製度得到空前的加強，但黃老“清靜無為”思想的盛行嚴重阻礙了皇權的進一步強化。
到西漢中期，經過七八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終於全麵恢複起來。漢武帝時，國力已相當強大，經濟富足。據稱，糧倉裏的糧食新糧蓋舊糧已經堆不下，糧食把圍擋都漲破了，流到了院子裏；錢庫裏的銅錢長久不用，堆積太多，串錢的牛皮繩子都斷了，散錢到處都是。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拋棄了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改取主動出擊的姿態，對外北擊匈奴，對內削弱諸侯，以鞏固大一統局麵。與此同時，由於封建負擔不斷加重，土地兼並日漸嚴重，農民生活十分痛苦，不斷爆發起義。凡此種種，使統治者感到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思想體係，一方麵為專製皇權的統治尋找理論依據，另一方麵為鉗製臣民準備一套思想枷鎖。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董仲舒走上了曆史舞台。
董仲舒（約公元前１７９—前１０４年），西漢廣川（今河北棗強）人，儒家公羊學派的大師，著有 《春秋繁露》 等書。他自小攻讀 《春秋》，由於讀書專心致誌，留下了“三年不窺園”的傳說。景帝時他曾做過博士官，充當皇帝的顧問；武帝時在地方封國作相，還一度入獄，晚年退居在家，集眾講學。由於他名氣很大，所以朝廷每有“大議”便派使者向他請教。
漢武帝即位之初，下令地方舉薦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以公羊學大師身份應召，當選首列。從此以後，他投合當政者的口味，多次上書、對策，進而撰述、講學，全麵闡發自己的學說，形成了完整的思想體係。不過，董仲舒的學說已不是孔孟學說的原貌，他在采荀子之學的基礎上，還雜糅了法家、陰陽家等諸子學說，按需所取，並將古典儒學神學化，所以稱為“新儒術”。
董仲舒的“新儒術”首先鑒於統一、集權既是大勢所趨又是漢武帝所追求的，於是搬出 《春秋》 一書進行穿鑿附會，宣稱 《春秋》 提倡的大一統思想是天地間最高的真理，古今通用，誰也不能違抗，並稱：“君人者，國之元也。”其次，吸收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提出：大一統要統到皇帝身上，必須要絕對尊君；皇帝與臣民的關係是幹和枝、本和末的關係，應該“強幹弱枝，大本小末”，這種主次關係，絕對不容顛倒。他還運用陰陽五行理論，提出：君主陽，臣主陰。陽居主位，陰居次位，這是永恒不變的，所以君臣的上尊下卑關係也永遠是固定不變的。董仲舒還把荀子的思想加以總結精練，提出“三綱”思想，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把它們當作最基本的人倫關係。另外，董仲舒還大肆宣揚君權神授、災異譴告、天人感應等思想，提出：“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一方麵為維護專製統治服務，另一方麵也希望通過天來約束至高無上的皇權，避免因其惡性膨脹而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危害。這樣，董仲舒通過雜糅諸家學說及將古典儒學神學化，順利地為漢武帝加強專製集權找到了成套的理論根據。
政治上加強專製集權，必然要求思想上也實現專製，董仲舒深知此道。他正式向漢武帝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建議立刻為漢武帝所采納，並在朝中設立了倡導儒家學說的“五經博士”。於是，儒術很快就取得了獨尊的地位。從此以後，人們隻有讀儒家的書才能當官，才會有前途，讀其他諸子的書隻能是自毀前程。因此，讀書人全部被吸引到儒學上來，其他學說逐漸衰落，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麵徹底結束了。
從西漢中期以後，儒家學說一直是封建正統理論，直到封建時代結束，它成為維護專製皇權的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