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文化概論

第三節 春秋戰國文化趨一性特征的主要體現

　　春秋戰國時期的５５０年，既是中國文化輝煌的元典時代，也是中國文化趨向統一的輝煌時代。這一時期，統一的市場業已形成，趨於一致的政治製度在各國業已建立，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華夏族基本形成。

　　一、統一的市場業已形成

　　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戰國時代，隨著新的封建生產關係的成長，農業、手工業、商業都得到了迅速發展，各地區之間的交通和經濟聯係大大加強。

　　前麵已述，春秋戰國時期的農業生產已經十分發達。農業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脫離農業生產成為可能，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小手工業者。當時，不僅個體經營的小手工業者逐漸增多，在官營手工業之外，經營私營手工業的“豪民”人數也不少。這個時期，最發達的行業要屬冶鐵業和製鹽業，其他如冶銅業、漆器業、建築業、製陶業、皮革業和紡織業等也都有很大進步。由於受地理條件和技術傳統的影響，有些新興手工業往往在某些地區優先發展，形成了一些地區性的手工業。像楚國的漆器、鐵兵器、銅鏡等部門比較發達，中原國家則是金屬細工比較發達，長江下遊的釉陶製造業比較先進。

　　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擴大了社會分工，促進了商品交換的發展，使得商人在市場中的活動非常活躍。戰國時代，不僅統治者所需的日用品和奢侈品都依賴於市場，農民和手工業者也經常把各自的產品拿到市場上去進行交易。當時，幾乎每個城市中都劃出一塊或一塊以上的地區作為人們進行商品交易的場所，就連一些軍隊駐紮地也出現了“軍市”。適應商品交換的發展，被稱為“通貨”或“通施”的金屬貨幣也已廣泛流行。

　　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業的繁榮，又促進了各個地區間經濟聯係的加強，而各地間經濟聯係的加強還得益於水陸交通的發達。當時著名的人工水道有兩條：一條在中原地區，即魏國在魏惠王時（公元前３６０年）開通的鴻溝（在今河南省境內），它使黃河與濟水、汝水、淮水、泗水等相溝通，形成了黃淮平原上的水道交通網，對促進全國各地經濟、文化的交流起了巨大作用。後來秦朝滅亡後，楚漢相爭時曾以鴻溝為界，東麵屬楚，西麵歸漢，於是後世稱界限分明為“劃若鴻溝”。第二條在東部地區，即春秋末年吳王夫差為爭霸中原而在長江和淮河間開鑿的邗溝（在今江蘇省境內），時間是公元前４８６年，它不僅溝通了江淮兩大水係，而且北麵還與濟水、沂水相溝通，其作用和影響及於後世許多年。

　　南方由於天然水道的便利，水路交通更是發達，其水運首推長江。長江上通巴蜀，下達吳越，溝通東西，甚是方便。巴蜀的大船“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裏”，“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裏，裏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在今太湖、鄱陽湖、洞庭湖的四周，水道縱橫，水上交通更是四通八達。

　　戰國時代各國間陸路交通也有發展。在魏國、趙國和齊國之間有一條交錯的交通大道，叫做“午道”，是當時軍事上的必爭之地。從成皋（今河南滎陽西北虎牢關）沿黃河到函穀關（今河南靈寶東北），有一條交通大道，叫做“成皋之路”，東方各國聯合攻秦經常是由此進軍的，因此也是軍事上必爭之地。從方城（今河南方城東北）往東，有一條大道，叫做“夏路”，是中原地區通往楚國的重要交通線；往東南則有道可通下蔡（今安徽鳳台）、居巢（今安徽壽縣東南）等地。從漢中越七盤嶺進入四川，有一條要道，叫做“石牛道”，亦稱“金牛道”，是漢中通往巴蜀的重要交通線。另外，在太行山地區，通過井陘（今河北井陘西北）、孟門（今河南輝縣西）、天門（今山西晉城南）、軹道（今河南濟源西北），有許多條通過太行山的重要交通線，溝通太行山兩邊地區，這些道路統稱為“太行之道”。戰國時代陸路交通的發達雖然主要是為了軍事目的，但對於加強各國之間的經濟聯係無疑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到戰國後期，陸路交通更加發達。比如秦國為了解決蜀地的交通困難，在陡峭的崖壁上修築了“棧道千裏”，這是陸路交通的重大發展。

　　當時交通最為發達的要屬“無有名山大川之阻”的魏國。據史載，其地“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從郢至梁，不過百裏；從陳至梁，二百餘裏。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這樣的地理環境及便利的交通條件，雖有利於商業往來及本國軍隊的調動，但當強敵來攻時也會為敵人提供方便，而使自己陷於不利之地。

　　由於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交通條件的便利，使得各地之間的經濟往來大為加強。尤其到戰國後期，各地出產的手工業原料，包括各種木材、礦物、水產、海產、鳥獸的牙骨皮毛等，已運銷全國以供手工業生產之需，同時各地重要的手工業產品也向全國行銷，其中最主要的商品還是各地的特產。如秦國市場上就有來自齊國的百絹、西方昆侖山的寶玉、西蜀的顏料丹砂和曾青、北方的駃騠（馬的一種），以及楚國的銅、錫、鼉（鱷魚的一種）皮鼓及珠子、犀牛、象牙等工業品。各地經濟上的廣泛聯係已經到了“四海之內若一家”的程度，從而促使中國文化走向統一。

　　二、趨於一致的政治製度業已建立

　　從戰國初期到中期，魏、趙、韓、齊、楚、秦、燕７國的社會改革前後共經曆了一百多年。由於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階級力量的對比不同，社會改革的深度和廣度很不一致，經曆的曲折和反複也不盡相同，但基本的趨勢都是地主階級的專政代替奴隸主貴族的專政，在政治製度上都建立了封建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盡管有的國家可能君權稍弱些，中央集權稍差點，但從總的情況看基本上取消了以前舊的政治體係，並逐漸趨於一致。

　　戰國時各國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的突出特點就是建立了以國王為首的封建官僚政治機構。這種新的封建製的行政機構體係一般分為中央、郡、縣３級。中央政府官僚機構以丞相（亦稱相、相邦、相國等，楚國則稱令尹）為首，輔佐國王，統籌全局；將軍（或稱將，楚國則稱柱國或上柱國），為武官之長，負責統兵打仗。中國古代文武官職比較明顯的區分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地方政府分為郡、縣兩級。郡出現於春秋時期，起初是設立在邊境要地的行政區劃，地位較之縣要低。以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多，到戰國時郡逐漸發展成為地方最高行政區劃，郡內設若幹縣。郡設守或太守為長官，縣設縣令（長）為長官。縣以下還有鄉、裏。另外，還有屬於軍事組織性質的亭。七國之中隻有齊國始終沒有設郡，而是設立類似於郡的都，長官稱大夫。

　　這種官僚機構的最基本特點是，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各級主要官吏都必須由國王來任免，並對國王負責。官吏上任時，由國王頒發印璽，作為任官的憑證，免職時收回。地方官每年年終要將自己轄境內的戶口、墾田、租稅收入及治安情況上報中央，稱為“上計”。國王根據上計來考核官吏的政績，作為升降或任免的依據。這樣就改變了過去完全由貴族擔任官卿的製度，相對來說可以將一些有才之士放在領導崗位，有利於封建統治和鞏固國家政權。這種官僚機構還有一個特點是，地方的權力集中於中央，中央的權力集中於國王手中，國王掌握著國家所有的權力，包括行政權、軍事權、財政權、司法權及用人權等。在國中，隻有國王有權發布命令、下達軍令、頒布法令等，各級官吏隻能服從、執行和提出建議，所以叫做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這種製度是中國人在曆經數百年磨難，犧牲無數生命之後才摸索出來的一種新型的封建製的政治製度，它徹底改變了以前奴隸主貴族的“世卿世祿”製度，消除了西周分封製所帶來的一係列不穩定因素，有力地維護了君權，維護了封建政治統治。尤其是，它還維護了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小農經濟，為之提供了穩定的、強有力的保護。這一話題將在下一章談論。

　　與這種官僚政治機構相適應，各國還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官吏俸祿製度，即由封建國家來支付各級官吏的職務薪水及養家費用，主要是實物。當時各國計算俸祿的單位雖然各不相同，如齊國和魏國以“鍾”為單位計算，趙國、韓國、秦國、燕國以“石”為計算單位，楚國以“擔”為計算單位，俸祿高者可達萬石、萬鍾、萬擔，但是具體製度內容都是差不多的。俸祿製度的實行，取消了分封土地或賜田、賞田給各級官吏的做法，至少不再大規模地進行了，從而使國家的土地不再被分割，全國絕大部分地區都能直接聽命於國王，這樣就減少了分裂割據的可能性。

　　隨著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的確立，各國軍事製度也趨於一致。在兵役製度方麵，各國基本上都實行郡縣征兵製，即以郡縣為單位征發兵役，征召的對象主要是農民。另外，各國還建立了常備兵製度。常備兵是經過考選並且受過專門訓練的部隊，像當時齊國的“技擊”、魏國的“武卒”、秦國的“銳士”，都屬於這類常備兵。由於他們的戰鬥力很強，所以構成了軍隊中的主力。郡縣征兵製和常備兵製度的建立也是封建製度的確立所帶來的成果。在奴隸製時代，當兵打仗以獲得榮譽是一種隻有自由人才能享有的權利，這一點中國如此，古羅馬更是如此。在中國奴隸製時代，軍隊的主力是身著鎧甲的甲士，他們由貴族和平民的上層充當，奴隸雖然也有不少在軍中服役，但基本上都是從事後勤或雜役工作，即便上陣衝殺，也不過是充當炮灰而已。封建製的建立不僅取消了兵役製度方麵的這些限製，而且擴大了兵源，並使軍隊的戰鬥力迅速增強，從而適應了兼並戰爭的需要。當時各國擁有的軍隊從幾十萬到上百萬人不等，在一次戰爭中每方各出動幾萬、幾十萬人是常有的事。戰國時期，各國軍隊的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步兵成為軍隊中的主力，騎兵正在崛起，奴隸製時代處於主力地位的車兵的作用大為下降，雖還不致在軍隊中完全取消，但境況明顯是日薄西山，一天不如一天了，這是趙武靈王適應社會發展潮流進行的“胡服騎射”改革所帶來的變化。

　　為了維護君權，軍隊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一般都牢牢地抓在了各國國君手中。輔助國君統領軍隊的無論是將（或稱將軍），還是稍次一級的尉，都隻有帶兵權而無調兵權。為了控製軍隊，嚴防軍權旁落，以維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各國都實行了兵符調兵製度。兵符一般製成虎形，從中間一分兩半，一半在國君手中，一半在地方。一般來說，凡５０人以上的用兵調動，就必須由國君派人持虎符到軍中去合符，絲毫不差才能調兵。如果沒有出示國君的那半個虎符，任何人都不能調動軍隊。公元前２５７ 年，長平之戰後，秦軍包圍趙國首都邯鄲，趙國一麵組織力量堅決抵抗，一麵向魏國和楚國求救。魏王派將軍晉鄙率１０萬大軍救趙，但又懼怕秦國報複，不敢下令進攻。最後魏公子信陵君無忌設計溝通魏王寵姬，竊出虎符，前往軍中，殺死心有疑慮的晉鄙，奪得兵權，發兵救趙，與楚軍、趙軍相配合，大敗秦軍，使秦軍東擴的計劃暫時受到挫折。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竊符救趙”的故事，它說明了虎符調兵的嚴肅性。

　　戰國時代的司法製度也充分體現了君主專製的味道。國君握有最高的司法審判權，對一切案件都有權幹預或審理。中央設有專門執掌司法的官吏，如秦國的廷尉、楚國的廷理等，他們必須對國君負責。地方司法工作由郡、縣行政長官兼理，一般性案件由郡守、縣令（長）審理，重大案件交由中央審理。這一司法製度的建立不僅使當時各國司法製度趨於一致，而且開創了今後兩千年封建社會地方長官兼理司法製度之先河。

　　戰國時代由於各國經過改革後所建立的政治製度極為相近，這樣就為秦的統一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礎。秦的統一，在政治製度上無非就是將以前分散於各地的、局部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統一合並為一個。盡管為了適應統一的需要也會做一些必要的調整，尤其要進一步強化君權，但不管怎麽說，秦朝用不著在這方麵花費掉很大精力，而且也用不著花許多時間讓被征服地區的人民來適應這一製度。

　　實際上，當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也必然會提出在中國範圍內實現統一的要求。因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的本質就是要統一權力，將所轄境內的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其結果是先統一了自己境內的權力，待其鞏固之後又去強行統一別人境內的權力歸為己有，進而逐漸擴大，最終將全國的權力都統一於一個君主的手中。而其他君主或因國力不濟而亡，或因專製主義不堅強而亡，最終不得不將自己的權力“交給”實行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最堅決的君主，讓他實現統一，彪炳史冊。

　　三、統一的華夏民族業已出現

　　春秋戰國時期，經過５００多年的兼並戰爭，到戰國中期以後不僅數目眾多的諸侯國已經並入到少數幾個大國的版圖中，而且在原始華夏族以外的那些所謂的“異族”也被納入到了華夏族中來，其中北方的狄族多為晉國兼並，西方的戎族多被秦國兼並，東方的夷族多並入了齊國，南方的苗蠻則有不少被楚國吞並。

　　不僅如此，尤為重要的是，以前被中原國家視為蠻夷的秦國和楚國，也經過幾百年的文化交流逐漸實現了華夏化。例如，秦國的習俗原本比較落後，“與戎狄同俗”，“不識禮義德行”，甚至“父子無別，同室而居”，長期被東方國家所蔑視。到了戰國中期商鞅變法時，他曾下大力氣改變這種落後的風俗習慣，使秦俗從此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至秦統一中國前，秦俗已經大為改觀，甚至受到一些來自六國的人士的稱讚。楚國也一樣，經過與中原國家長期的交往、交融，其文化從語言文字、生活方式到政治製度、禮儀文化等各個方麵都已經與中原華夏文化趨於一致了。

　　這樣，在燕山以南，長江中下遊平原以北的黃河中下遊、淮河、漢江流域的廣大地區的居民，已經基本上融合成為一個民族。從此，不再有華夏與蠻夷、戎狄的區別了，這些異族已經成了曆史名詞。到秦漢時，華夏民族終於完成政治上的統一，形成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習俗上及生活方式上等各個方麵具有鮮明共性的統一民族———漢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