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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春秋戰國文化元典性特征的主要體現
春秋戰國文化呈現明顯的元典性特征，這也是其文化輝煌的主要成果。所謂“元典性”，是指這一時期的文化思想乃是中國文化精神的真正源頭。其具體體現為中國曆史上第一批“百科全書式”的淵博學者的湧現，中華思想文化寶庫的初步形成，以及第一批流芳千古的文化典籍的製作，等等。此時，中國文化精神的各個側麵得到充分的展開和升華，中華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確定。在以後的數千年時間裏，曆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學家、軍事家、經濟家等無一不是把這個時期的文化當作自己的思想源泉，因此這個時期既可以稱為中國文化的“元典時期”，也可以稱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
一、第一批“百科全書式”的淵博學者的湧現
春秋戰國時期湧現出的中國曆史上第一批“百科全書式”的淵博學者主要指的是創立道家、儒家、墨家等學派的老子、孔子、墨子等人。他們不僅以巨大的熱情、雄偉的氣魄和無畏的勇氣開創出影響後世中國文化走向的思想學派，並且對宇宙、社會、人生等無比廣闊的領域發表了縱橫八極的議論，顯示出他們對自然及人類社會全方位的關注。
（一）老子及其主要思想貢獻
老子，一說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春秋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東）人，道家學派的創始者。關於他的生卒年代和身世，今已無法確考，隻知道他曾經做過周朝管理藏書的官吏，與孔子同時代。據 《史記》 記載，孔子曾經到東周向老子請教過關於“禮”的問題，估計老子應該比孔子年齡大一些。當時老子對孔子說：“你所說的禮，倡導它的人連骨頭都已腐爛了，隻剩下言論了。我以為，君子時運來時就該駕著車出去做官，生不逢時就要像蓬草一樣隨風飄轉。我聽說，擅長經商的人總把貨物隱藏起來，就像什麽東西也沒有一樣；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總是謙虛得像愚鈍的人一樣。你應該拋棄驕氣和過多的欲望，拋棄你做作的情態神色和過大的誌向，這些對於你來說是沒有好處的。我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些了。”老子沒有直接回答孔子的問題，但孔子聽後對弟子說：“我知道，鳥能飛、魚能遊、獸能跑。會跑的用網捕捉，會遊的用線去釣它，會飛的用箭去射它，至於龍，我不知道該怎麽辦了，因為它是駕著風騰飛上天的。我今天見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龍吧！”可見孔子對老子是十分敬重的。老子在東周住了很久，眼看周朝越來越衰敗，便心灰意冷地回到老家去當隱士了。
老子的政治主張從總體上說屬於沒落階級一種無可奈何的頹廢思想，表現為在急劇動蕩的社會變革麵前，他既對現實不滿，但又無能為力；既感到自己的沒落，但又實在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所以幹脆主張讓社會倒退回去。由於他已經知道自己所依賴的奴隸製社會是沒有希望和前途的，所以他不像孔子那樣要求回到西周奴隸製鼎盛時期，而是幹脆主張讓社會退回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蒙昧時代。基於這樣的思想，老子一方麵對日漸衰敗的奴隸製典章製度失去信心，主張幹脆廢棄它們；另一方麵對新興地主階級的製度和新興事物更是深惡痛絕。他嚴厲譴責新興地主階級的奢侈揮霍，指責他們對民眾繁重的剝削和發動殘酷的戰爭，造成田地荒蕪，百姓餓死。他主張應“絕聖棄智”，既不要聖人也不要聰明者，摒棄賢才，排斥能者，使民不爭，一切循其自然，實行“無為而治”，強調“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當然，老子對新興地主階級的攻擊並不是為了民眾說話，而是下台的舊階級對新上台的暴發戶的謾罵，同時他還堅決反對儒家所宣揚的仁、義、禮等思想，主張廢棄一切倫理規範。
老子的哲學思想有很大成就，他與莊子可以稱得上是先秦時期最具抽象思維的思想家。老子對中國哲學史的最大貢獻就是創造了“道”這個概念，“道”在 《老子》 中也稱為“無”、“大”和“一”。“道”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哲學史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抽象概念，在此之前雖然已經出現了“天”、“五行”等抽象概念，但它們實際上都是在自然界中已有的物質基礎上提煉抽象出來的，而老子的“道”則完全是他憑自己的腦子想像出來的。老子的“道”不僅超越時間，超越空間，而且也超越人們的認識，人們對“道”聽不見，看不到，摸不著。“道”不僅無形無聲無物，它還先天地宇宙而生，並生天地宇宙萬物，在天地宇宙萬物生成之後，“道”無時不在，無處不存。但“道”本身並沒有目的，也沒有意誌，它實行自然無為，根本不主宰由它產生的世界萬物。這麽一個純粹抽象的概念不知花費了老子多少心血才思考出來，真是難為他老人家了。
老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另一個貢獻是提出了樸素辯證法。他從複雜變動的世界萬物中，抽象出長短高下、剛柔強弱、智愚巧拙、生死勝敗之類，認為它們都是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體。他認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矛盾著的雙方，一方要依另一方的存在而存在，這種矛盾的統一觀是人類認識史上一個重大的發展。不僅如此，老子還提出事物的發展能夠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即所謂“反者道之動”。“反”即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但發展到相反的方向以後，還要再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也就是回到最初的狀態，這是老子對“運動”的一個重要認識，正如他認為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老子還有一個被人們所忽視的貢獻，即提出了中國最早的自然法思想，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最早產生於古希臘，後來被古羅馬法學家所沿用，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啟蒙家利用它提出“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思想。但是十分可惜，這種思想在中國沒有發展起來，被封建專製製度扼殺了。
（二）孔子及其主要思想貢獻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儒家學派的創始者，生於公元前５５１年（一說公元前５５２年），卒於公元前４７９年，享年７２歲（一說７３歲）。據說孔子的出生地附近有一座山，名尼丘（即尼山），所以他取名丘，字仲尼。仲，是行二的意思，因為他上麵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是個殘疾人。還有一說，因其父母曾禱於尼丘而生孔子，故名。
孔子出身破落的奴隸主貴族家庭，家境貧寒，到他自己的時候隻能通過教書掙錢來養家糊口。但在孔子身上卻有著王族的血統，他是殷商第３０位君主帝乙的後裔。帝乙就是殷商末代國君商紂王的父親，殷商滅亡後，西周將商紂王的庶兄、帝乙之子微子啟封於宋。孔子是微子啟的第１５代孫，是帝乙的第１６代孫，但不是直係。孔子這一支的直係先祖曾做宋卿，到孔子前第５代祖的時候，宋國發生內亂，他的先祖逃到了魯國。孔子的曾祖還做過魯國的大夫，屬於貴族，但到他父親的時候家道中衰了，失去了貴族的身份。孔子的王族血統對他的影響很大，提醒著他不要忘記自己貴族的身份，而祖上的光輝業績也時時激勵著孔子。正因如此，在春秋那種紛亂的時代，孔子能夠挺身而出，不辭勞苦地東奔西走，四處宣揚自己的主張，積極救世，甚至“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當然這隻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孔子的父親名紇（？—公元前５４８年），字叔，《左傳》 作梁紇，《史記》 作叔梁紇。他曾做過魯國的下級武官，還是當時一位比較有名的武士。據說有一次他隨軍攻打一座城池時，所懸城門突然墜下，叔梁紇挺身上前，托起城門，救出了自己的人。孔子的母親，傳說姓顏，名徵在，亦稱顏徵。她與孔紇結婚時，兩人的年歲相差較大，孔紇６０多歲，顏氏１７歲，所以兩人的結合不符合當時的婚姻習俗，受到社會的奚落，被稱為“野合”。後世有人望文生義，非說孔子是私生子，這是不對的。孔子母親的顏氏家族原是魯國的望族，後來也衰敗了，到他母親的時候也已經不再屬於富貴階層了。
孔子童年是很不幸的，據說當他３歲的時候，孔紇逝世了。不知出於什麽原因，顏氏在世的時候一直沒有告訴孔子他父親的葬地。後來，孔子１７歲時母親也死了，他經過多方打聽才找到父親的墓地，將母親與父親合葬在一起。孔子在少兒時代不僅失去了自己的雙親，而且生活是非常艱辛的。孔子成年後曾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意思是：我小的時候很貧賤，所以能做很多下賤的事情。他還說：“吾不試，故藝。”意思是：我沒有被國家任用，所以學會了一些隻有普通人才掌握的技藝。孔子學會的技能肯定很多。據 《論語·子罕》 記載，魯國負責管理宮廷事務的太宰曾問孔子學生子貢：“孔子是一位聖人吧？為什麽這樣多才多藝？”子貢回答：“是天讓他成為聖人，且多才多藝。”孔子聽說後才講出了前麵“多能鄙事”的話，並接著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意思是：真正的君子會有這樣多的技能嗎？是不會多的。孔子這樣的出身經曆正應和了孟子的“天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這句話，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孔子所說的“多能鄙事”，可能包括他在季氏家幹的管理倉庫和牧養牲畜的工作，當時他２０多歲。據孔子自己說，他管理倉庫做委吏（會計）的時候把賬目管理得很妥善，管牛羊做“乘田”（官稱）的時候把牛羊養得很肥壯。這說明孔子不是好高騖遠的人，他能踏踏實實從“鄙事”做起，以為將來的發展奠定基礎。
孔子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展現出才華了。據 《史記· 孔子世家》 記載，孔子１７ 歲時，魯國的一個大夫孟僖子在臨死之前對自己的兒子孟懿子說：孔丘是聖人（商湯）之後。我聽說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孔子“少而好禮”，我死以後，你一定要以他為老師。孟僖子死後，懿子和孟僖子的另外一個兒子南宮敬叔果真遵從父命投到孔子門下來“學禮”。孔子５１歲的時候，由於他的名氣而被魯國權臣任為中都宰（地方官），後升任司寇，主管司法，但隻幹了３年，就被罷免。從此，孔子率領弟子們周遊列國，他到過齊國、衛國、陳國、宋國、蔡國、楚國等，晚年又回到魯國，從事整理和傳授古籍的工作。
孔子所創立的學派，因與春秋時代從巫、史、祝、卜分化出來的“師儒”有淵源關係，所以稱“儒家”。“師儒”是西周傳授道藝的官吏，他們以六藝教人。
孔子所代表的是奴隸主舊貴族階級，因此他的思想從總的來說是比較保守的。孔子的思想傾向性很明確，就是希望回到西周那種講求禮製的時代去。他認為隻要人們的言行都符合禮製的要求，天下就會太平，人民就能過上好日子，要求君臣父子都應恪守周禮規定的名分，以嚴格親疏、貴賤、尊卑、上下的區別。他把春秋時代“禮崩樂壞”的社會現象看作是“天下無道”，給予非常嚴厲的抨擊。
孔子最重要的思想是“仁”，這是他對中國文化的一大貢獻。“仁”的意思就是“愛人”，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克己複禮為仁”，等等。“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標準，他把當時經常發生在貴族之間破壞周禮和犯上作亂的行為，看作是貴族之間彼此不能相愛的結果，因此反複強調要“愛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孔子企圖通過實施“仁”的道德約束來維護周禮所代表的統治秩序和政治製度。孔子還主張以德禮為治，強調對民眾要“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以圖改善統治者和民眾的關係。從“仁”的思想出發，他勸告統治者要講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惠則足以使民”、“使民如承大祭”等。他還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都是針對當時一些統治者專靠刑政高壓手段治民而提出的，具有積極意義。
孔子對中國文化的另一大貢獻就是發展了私人講學的風氣。中國曆史上私學之興並不是由孔子開始的。據文獻記載，當時私人講學的風氣很盛，晉國的叔向、鄭國的壺丘子林和鄧析、魯國的少正卯等都收徒講學，其中少正卯還多次將孔子的學生吸引走了，所以應該說孔子是第一批開辦私學的人。不過，孔子將這股興辦私學之風發揚光大了。傳說孔子有弟子３０００人，其中精通禮、樂、射、禦、書、數六藝的有７２賢人。孔子在教育理論方麵總結出很多很好的經驗，如在學習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以及“毋意”（不憑空揣測）、“毋必”（不要絕對肯定）、“毋固”（不要固執）、“毋我”（不要自以為是）、“溫故而知新”、“學而時習之”、“三人行必有我師”等；在教學上的“因材施教”、“誨人不倦”等，直到今天仍有著很好的借鑒意義。
需要說明的，孔子所宣揚的周禮，都是經過他加工改造以後的，並非是真正的周禮。而且，作為一個思想家，孔子不會不知道社會是無法逆轉回西周那個時代的。孔子所主張的回歸西周社會，實際上是回歸到經過他加工的理想化的西周社會，不是曆史中客觀存在的西周社會。例如，當時的禮帽較之西周的傳統已經有了一點改變，孔子認為這種修改比過去節儉，於是說：“我從眾。”意思是：我同意大家的做法。他所提出“舉賢才”的主張，即要求在不觸動舊製度的根本前提下，從下層貴族中選拔一些較有德才的人來參與政事，顯然也是他根據社會進步而對周禮進行的修正。而開辦私學，甚至“有教無類”，更是典型的破壞周禮等級製度的舉動，孔子不僅積極讚同和勇於實踐，並且是其中幹得最好的一個。由此可見，孔子並不是頑固維護周禮不變，而是比較務實和趕得上時代潮流的。
我國著名曆史學家夏曾佑老先生在他的 《中國古代史》 一書中曾提到，中國曆史上有３位至關重要的人物：孔子、秦始皇和漢武帝。他說：“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後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後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三者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夏老先生的話不無道理。西漢以後，孔子被封建統治者推崇為聖人，其思想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正統，影響極其深遠。不僅如此，孔子還是享譽世界的文化人物，這已是今天舉世公認的事實。
（三）墨子及其主要思想貢獻
墨子，名翟，宋國人，一說魯國人，大約生於公元前４６８年，卒於公元前３７６年，活了大約９３歲，是名副其實的長壽老。墨子屬於春秋戰國之際的思想家，與孔子未曾謀麵，他出生的時候孔子已經去世是十一二年了。其實墨子最初也是學儒的，但因不滿其煩瑣的“禮”而另立新說，成為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本人出身於手工業勞動者，當過木匠，造過車子，其技術與當時的名匠魯班（公叔般）齊名。同時，他還是一個自然科學家，在物理、數學方麵有許多傑出的成就。墨子曾做過小官，讀過許多書，參加過政治活動，因此他很了解當時的社會政治鬥爭情況。他也熟習古代的經典，常與儒家學派辯論，是儒家的主要反對學者。
墨子的最基本思想是“兼相愛，交相利”，即讓人們相互愛護，相互關心，相互幫助，利益均沾。他是一個堅決的“反戰主義者”，十分痛恨那些侵犯弱國、小國的戰爭，主張“非攻”，要人們修城造械，製止以強淩弱的戰爭。他說：“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墨子曾經步行１０天１０夜，從齊國趕到楚國，阻止了楚國對宋國將要發動的進攻，成為千古美談。
墨子在政治上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舉賢才”主張，提出“尚賢”思想。孔子的“舉賢才”限定在貴族範圍內，而墨子認為，無論是農夫工匠，“有能即舉之”，無須限定身份。在他看來，“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原來的貧賤之人，隻要有賢能就應當舉用；原來富貴的人，無賢無能的，就降為貧賤，這顯然是與儒家所維護的宗法等級製度相對立的。他還提出“尚同”思想，即要民眾向上服從各級官吏，與他們保持一致；各級官吏則向上服從君主，向君主看齊。他試圖用上說下教的方法，說服統治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則得治”。
墨子還提出判斷客觀事物是非真假的三個根據———“三表”，也叫“三法”，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意思是：推究來曆、詳查實情、考驗實用。其中，“有用之者”是墨子“三表”中最重要的思想，他以此反對戰爭，反對貴族的世襲和特權，提倡節用、節葬和非樂等。
二、中華思想文化寶庫的初步形成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諸子百家的創立及它們的爭鳴活動，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境界，中華民族文化的思想寶庫初步形成。
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其實主要隻有十幾家左右的樣子，但每家之中又分為許多派別，從而形成“百家”。百，是多的意思，不是定數。當時最主要的學術派別分別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兵家、名家、小說家、縱橫家、雜家、農家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家們在“寬鬆”的政治環境之下，各抒己見，相互爭鳴，相互攻擊，相互兼容，從而使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涵極大地豐富起來。
（一）儒家思想———從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
關於孔子及其思想，前麵已述。孟子和荀子都是戰國時代的人，一個是戰國中期人，一個是戰國末期人，他們２人繼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又都有創新。孔子、孟子、荀子３個人的思想分別代表了古典儒學３個不同階段的主要理論。需要說明的是，儒家在戰國時雖被法家認定為“顯學”，但在各學派中並無特殊地位。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國（今山東鄒縣東南）人，大約生於公元前３７２年，卒於公元前２８９年。據說孟子小的時候，家住在墓地附近，孟子遊戲時總是模仿辦喪事埋葬死人的活動，孟母覺得不妥，把家搬到了集市附近。誰知孟子嬉戲時又開始模仿商人交易的行為，於是孟母決定再搬家。這次搬到了學校的附近，孟子很快模仿起禮儀來，孟母這才把心放下來。孟子上學以後，一次放學回家，孟母正在織布，問道：“課程學到哪裏了？”孟子回答：“還和原來一樣。”孟母立刻拿起刀將織布機上的經線割斷。孟子惶恐不安地問為什麽。孟母說：君子靠學習來確立自己的名譽，靠向老師請教來增長智慧，這樣才可以得到安寧和遠離禍患。現在你荒廢學業，就像我割斷經線一樣，最終將一事無成。從此，孟子從早到晚勤學不息，終於成為天下聞名的大學者。這就是流傳甚廣的“孟母三遷”和“孟母斷織”的故事。
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的學生，他也像孔子那樣從事教育活動，廣收門徒。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張，他也奔走於列國之間，到過齊國、魏國、宋國、魯國等。但和孔子一樣，他的主張也不被采用。晚年，孟子回到鄒國，著書立說。
孟子的主要文化貢獻是把孔子“仁”的思想發展為“仁政”的主張，同時把孔子的思想進一步唯心化，形成一套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係，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因此後人一向把他看成是孔子的正統繼承人，與孔子並稱為“孔孟”。孟子“仁政”主張的中心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簡稱“民貴君輕”，強調普通民眾的重要性，要求君主必須對他們施行“仁政”，與民“同憂”、“同樂”。他甚至提出可以將不行“仁政”的暴君流放或誅殺掉，“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所以他認為“武王伐紂”是誅一獨夫，並不是軾君。孟子的“民貴君輕”主張是其思想中最具積極意義的部分。為了這句話，１７００多年後，明太祖朱元璋差點將他的牌位撤掉。
孟子的“仁政”主張要求統治者實行這樣幾條措施。第一是讓農民有地可耕。他提出由政府授給農民百畝私田，作為恒產，禁止買賣，然後實行井田製的辦法收取租稅，即“方裏而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意思是：９００畝土地中有１００畝是公田，由８家共同耕種，收成作為租稅上繳。第二是保護農業生產。他認為征發兵役、力役都不要延誤農時，春耕春播時要幫助有困難者，秋後對受災地區要減少賦稅。第三是加強對臣民的禮治教育。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在於“明人倫”，讓人們做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孝”和“悌”是核心。為了保證這些措施的施行，孟子又提出“尚賢”的主張。他認為必須用賢德的人來實行“仁政”，國君要尊重“賢人”，“尚賢”的最高形式就是“禪讓”。為了保證“仁政”得到實施，孟子強烈反對兼並戰爭，主張實行“王道”，通過“保民”，用和平的方式統一天下。
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性善論”。他認為性善是天給予人的本性，仁、義、禮、智是人生下來就具備的４個善端，隻要把這些善端擴而充之，就人人都可以為堯舜了。孟子的“仁政”就是這樣推論出來的。他認為人人都有同情心，這就是“仁”的善端，把這種同情心推而廣之用在政治上，就是“仁政”。
另外，作為學者，孟子對於個人品德還提出通過修養應該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這種偉丈夫式的頂天立地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極大。
孟子的思想不僅在當時不受重視，而且在整個封建社會前期都沒有受到重視，尤其當孔子早在西漢時就已經成為“聖人”了，他卻一直默默無聞，直到北宋時他這朵花才開放出來。北宋神宗皇帝封孟子為“鄒國公”，以後元朝文宗皇帝又加封他為“鄒國亞聖公”，僅次於孔子，從此孔孟才開始並提。
荀子，名況，字卿，後世也稱之為孫卿，趙國人。他出身於稷下學宮，據說曾在那裏“三為祭酒（學長）”，可見其學問之大。嚴格說來，荀子的思想“屬性”是不甚明朗的，因為他雖出身儒家，但由於廣泛吸收了各家精華，因此其思想既有近於法家之處，又有近於墨家的地方。他對孔孟的態度也很有意思，荀子非常尊崇孔子，但對子思－孟子這一派的儒家學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荀子的兩個學生韓非和李斯，都是戰國末期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其中韓非還是戰國法家之集大成者，李斯則幫助秦始皇統一了中國，最終做了秦朝的丞相。荀子曾於公元前２６６年西入秦國，與秦昭王見過麵。他盛譽秦國的“法治”社會，稱其“威，強乎湯武；廣，大乎舜禹”，認為遠遠超過曆代“先王”。離開秦國後，荀子又去了趙國，最後受戰國四大公子之一的楚國的春申君之邀入楚為官。春申君死後，荀子一直在楚國做學問和教書。
荀子之所以猛烈抨擊孟子，是因為其思想基礎是“性惡論”。他認為人天生就是好逸惡勞的，所以人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裏好愉逸”，而“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等都是人的本性。“性惡論”也是法家的思想基礎之一，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麽韓非和李斯作為荀子的學生卻成為地地道道的法家代表人物了。但荀子的“性惡論”與法家不同的是，他重視後天的學習和積累，強調環境影響的作用，認為隻要肯學習，通過禮法仁義的教育，就能改惡向善。同時，他反對“天才”之說，認為所謂的“聖人”並非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學習積累的結果，這一思想具有進步意義。
從“性惡論”出發，荀子在政治上提出“禮治”論，主張對民眾要“明禮義以化之”，“重刑罰以禁之”。不過，作為出身儒家的思想家，荀子仍將“禮”的作用放在了“法”之上，提出先禮而後法，認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主要是靠禮義道德教化，而不能完全依靠刑罰和獎賞。但同時，為了適應新興地主階級對法製的要求，他把“禮”的內涵擴大了，把“禮”說成是“法之大分而類之綱紀也”，即認為禮是法的基本條理，也是法的綱領。這就給“禮”賦予了“法”的內涵。不僅如此，荀子還對傳統儒學的“禮”進行了改造，認為“禮”的要求應該是：君“以禮分施，均遍而不偏”；臣“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父要“寬惠而有禮”；子要“敬愛而致恭”；兄要“慈愛而見友”；弟要“敬詘而不悖”；夫要“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妻應“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這些理論為西漢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的整套封建倫理奠定了基礎。
荀子還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即“人定勝天”思想。他認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即天不具有宗教神秘性，它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不會因人間政治的好壞而轉移。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人可以“製天命而用之”。盡管荀子所說的這個“人”指的是所謂的“君子”，不是指普通民眾，他認為隻有“君子”才能“理天地”，但其意義十分重大。舉目四望，同一時期的其他地區的文化此時還是迷信色彩相當濃厚的，如地中海地區的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仍迷信萬物有靈，相信神靈是存在的，而黃河流域的中國文化已經高舉起了祛除迷信思想的大旗，中國文化的早熟又可見一斑。
儒家學說的宗旨是，告訴人們如何積極麵對生活，以及如何建立和服從社會秩序。但是，就當時來說，孔孟思想的最大的問題是脫離了社會現實。他們企圖通過讓統治者提高個人的修養，通過實行“仁政”，來達到統一的目的，完全是書生氣十足的異想天開。所以，當時沒有一個國君肯采用他們的理論，這既是他們一生不得誌的原因所在，也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說在政治上頗受排擠的原因所在。實際上，孔孟的思想都是適合於和平時期的理論，並不適合戰爭時期。相比之下，荀子的思想比孔孟要更加接近社會實際些，也更加唯物些。事實上，荀子是中國古代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之一，他把中國古代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向前大大地推進了一步，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因此，荀子的理論比孔孟更多地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比如他提出的“法後王”的進步曆史觀，就因適應新興地主階級建立統一政權的要求而被秦國的統治者所運用。不僅如此，荀子的思想實際上還是後世封建正統學術的真正開山鼻祖。西漢中期，社會穩定以後，儒家學術一掃多年的晦氣，終於以主角的身份占據曆史舞台時，其雖冠名為孔孟之學，其實獨尊的是荀子之學。以後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正統學術都沒有超出荀子設計的藍圖。
而曆代封建統治者之所以揚孔孟抑荀子，是因為荀子的學說有些內容不適合封建統治階級的胃口，主要有３點：一是荀子的思想屬於唯物主義，不利於封建帝王的神聖化；二是荀子的“性惡論”既不利於美化統治階級和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識，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人們物質欲望的合理性，衝淡了統治階級對人民實行道德教化的社會功用；三是荀子直語“嚴刑”，有損於統治階級的“仁德”形象。但另一方麵，荀子的學說由於結合了儒法思想，又非常符合封建統治的實際利益。如此一來，封建統治階級對荀子之學隻能是明裏棄之而暗中用之了。這也是荀子成不了聖人的原因。
（二）道家思想———從老子到莊子
老子所創立的道家學派，在春秋戰國時並不叫這個名稱。“道家”的名稱始見於西漢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的 《論六家之要指》，稱之為“道德家”。《漢書· 藝文誌》 因其以“道”為宇宙天地萬物的本源和學說的中心，故稱為“道家”，以後才有此名。春秋末戰國初，道家主要與儒、墨之學對立；戰國中期，道家主要與儒學對立，其代表人物是莊子。
莊子，名周，字子休，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人，大約生於公元前３６９年，死於公元前２８６年，與孟子同時。莊子出身是一個破落的貴族知識分子，但他身上也有王族血統，他是楚莊王的後裔。莊子學問很大，曾遍讀諸家著作，但家裏很窮，經常衣履不整，家裏揭不開鍋時他隻好向別人借糧食吃，有時他還不得不打些草鞋賣點錢混日子。不過莊子很有骨氣，他曾經做過管理漆園的小吏，後來辭職不幹了。有一次，魏王召見他，他竟要穿著破爛衣服去赴召。後來楚威王也曾派人攜厚幣請他出來做楚相，他說自己要過逍遙自在的隱士生活，一口回絕掉了。莊子對一切都抱無所謂的態度，認為生死本來沒有什麽區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他的妻子死了，他也不哭，坐在屍體旁邊，敲著瓦盆唱著歌，給後世留下了一個成語，叫“鼓盆而歌”。
莊子也可以稱得上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但他的學說是典型的沒落階級的思想，比老子還要消極。他把老子對現實社會的詛咒和不滿進一步發展為對人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厭棄和否定，可是他又不敢起來進行反抗鬥爭，所以隻好沉浸在悲觀失望中，通過在主觀意識中尋求到的精神解脫來安慰自己沒落的遭遇。他主張齊物我、齊是非、齊大小、齊生死、齊貴賤，幻想一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主觀精神境界。他提出人應該安時處順，逍遙自得，“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以此來養生避害。他反對追求知識，認為人生有限，知識無邊，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限的知識，是違反“養生”原則的危險行為。莊子還認為，如果一個人覺悟到沒有是非標準的話，就可以超脫一切了，甚至能擺脫自己肉體的拖累（“無己”），獲得絕對的精神自由，成為“至人”、“真人”，不需要糧食、空氣，在宇宙間作“逍遙遊”，與天地渾然一體。
莊子的思想反映了戰國時期沒落的貴族階級失去一切的絕望情緒，同時也是他們在極度的消極悲觀之中自我麻痹、自我安慰的表現。正因為莊子整天沉浸在自己想像的精神世界中，所以使得他的精神世界非常發達，遐想無限。他寫的散文如 《逍遙遊》，汪洋恣肆，儀態萬芳，想像豐富，在戰國諸子中最為突出，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瑰寶。莊子的思想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得到更大的發展，成為更為精細的“玄學”，並影響深遠。
道家學說的宗旨是，當社會秩序解體或出現社會動亂的時候，當麵對社會越來越多的不公平現象時，告訴人們如何超脫和回避。這樣的宗旨雖然從總體上說是消極的，但具體到單個事件、單個人，甚至某個特殊時段時，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不可一概否定。另外，道家學說中往往隱含一些極深刻的道理，如“治大國若烹小鮮”之類，更是中華文化的精華所在。
（三）法家思想———從商鞅到韓非
法家是以宣揚法治為核心的學派，以春秋時期的管仲、子產、鄧析為先驅，以戰國初期到中期的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等為早期代表，以戰國末的韓非為集大成者。其中，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偏於“勢”，韓非則受道家和荀子思想影響，把“法”、“術”、“勢”三者結合，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論。
法家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將自己的理論用諸政治實踐並獲得成功的學派，如管仲曾為齊桓公卿，幫助齊桓公率先稱霸；子產為鄭國執政，在鄭國首先實行改革，使鄭國在列強的夾縫中得以生存；鄧析是鄭國大夫，經常幫助人打官司，可以稱得上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律師”，他還辦學校教授法律知識，其編定的中國第一部個人修訂的成文法典———《竹刑》在鄭國被采用實行；李悝在戰國初年幫助魏文侯變法改革，使魏國在戰國七雄中率先強大，並製作出中國第一部封建法典———《法經》；吳起曾為楚悼王令尹，輔佐楚悼王實行變法改革獲得一定成效，使楚國一度富強；申不害為韓昭侯相，為相１７年，使韓國國治兵強，無人敢犯；商鞅為秦孝公大良造，在秦國進行兩次變法改革，獲得成功，為秦始皇的統一奠定堅實的基礎。
法家代表人物中隻有慎到和韓非是純學者。慎到，趙國人，是當時頗負盛名的學者，曾在稷下講學。他強調“勢治”，即執行法令須靠權勢，認為君主“抱法處勢”，可以“無為而治天下”，反對賢人治國。韓非後麵再講。
法家也是當時諸子百家中主張以武力進行統一的學派。由於法家的理論適應當時的政治形勢，即隻有通過血和鐵、刀與劍才能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所以才被統治者所賞識，並取得了成功。但是，由於種種的原因，法家的代表人物常不得好死，如鄧析因私製刑書而被當權者殺害，吳起被“受其迫害者”亂箭射死，商鞅被反對派車裂而亡，韓非則被同窗李斯毒殺於秦國獄中……
法家學派中，商鞅因變法成功而著稱，韓非以集大成者而著名，他們的思想基本代表了法家的學術成就。
商鞅，公孫氏，名鞅，後因功被秦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東南），故又叫商鞅。他是衛國（在今河南、山東交界）的庶出公子，故亦稱衛鞅。商鞅大約出生於公元前３９０年，死於公元前３３８年，活了５０幾歲。商鞅從小就好刑名之學，他是戰國中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
商鞅的出生地衛國是西周初年的大國，始封之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建都朝歌（今河南淇縣）。但公元前６６０年衛國被翟（狄）人（春秋前長期活動在齊、魯、衛、宋、邢等國之間的部族）所敗，後來依靠齊國的幫助，遷到楚丘（今河南滑縣）複國，但從此成為小國，以後又遷都帝丘（今河南濮陽）。到戰國時代，衛國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由於衛國貧弱的現狀，讓商鞅感到無用武之地，所以他便到魏國求發展，投在魏相公叔痤門下作家臣，時值魏惠王統治時。公叔痤臨死前向魏惠王推薦商鞅，但建議未被采用。不久，恰逢秦孝公招賢，於是公元前３６１年商鞅西入秦國，受到秦孝公的賞識，被委以重任。
商鞅於公元前３５９年（一說前３５６年）和前３５１年兩次變法，他在秦國的變法改革是戰國七雄中最徹底、最成功的，由此不僅奠定了秦國富強的基礎，而且最終在一百二三十年之後由秦國完成了統一。由於變法的成功，使商鞅成為戰國中期以前最有聲望、最有影響的法家代表人物，同時他還是封建地主階級出色的政治改革家。他的名字與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
商鞅不僅是一位政治改革家，而且還是一位較早的法家理論家。商鞅以前的法家人物，如李悝、吳起等人，都缺乏理論學說，從商鞅開始建立了自己的理論。商鞅的政治思想總結起來包括３個部分，一是“農戰”，二是重刑，三是君主集權。
商鞅認為治國要治根本，要使國家富強起來，最根本的就是要發展農業生產。他認為農業是根本，是本業，而手工業、商業則是枝葉，是末業，因此要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崇本抑末。他主張用官爵來獎勵農業生產，使民歸心於農，因為使民歸心於農既可以促進農業生產，多打糧食，使國富兵強，又可以使民敦厚樸實，為國所用。商鞅堅決要求消除那些讀詩書禮樂好言談的遊說之士，認為他們隻會使國家戰敗和貧弱。
商鞅還認為“行賞”和“用法”是為治之本。他主張“明法”，即將法律公開，讓百姓知曉法律規定，不做邪辟之事；還主張“一斷於法”，即依法辦事。他明確提出“刑無等級”，即對於犯法者不論官爵大小一律依法懲處；還提出“重刑輕罪”，即用重刑懲處輕罪，其目的是要“以刑去刑”。他說：“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商鞅還說：“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意思是：刑罰能生出強大的威力，威力能生出恩惠來。
商鞅提出，法是君臣都要遵守的，信（誠信）是君臣都要建立的，權則必須是君主所獨攬的。他認為權製必須獨斷於君，大權必須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所以他堅決維護君主集權、君主專製製度。
韓非，大約生於公元前２８０年，卒於公元前２３３年。韓非的思想雖屬於法家學派，但是又帶有黃老、道家學派的一些思想，所以司馬遷稱他“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韓非與李斯共同拜荀子為師，韓非的學問做得比李斯好，但是韓非有口吃的生理缺陷，不能憑嘴遊說諸侯，所以學成以後他隻能回到韓國，把主要精力用在著書立說上了。韓非廣泛吸收了法家前輩們的精華，使其思想理論成為戰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韓非的理論在韓國無人理睬，韓國的國君安甚至對他十分反感。後來有人把韓非的書帶到了秦國，頗愛法家思想理論的秦王嬴政看後興奮異常，竟然脫口說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他立刻派軍隊把韓非接到了秦國。但是，到秦國以後，韓非很快陷進官場的是是非非之中，並向秦王建議不要先滅韓國，令嬴政頗有想法，將他下了大獄。時任廷尉的李斯利用職權，瞞著秦王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將他殺害。
韓非的主要文化貢獻如下所述。
一是提出“法”、“術”、“勢”結合的君主獨裁理論。韓非認為，實行“法治”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法”就如同“規矩”，沒有了法，臣下就會作亂於下。他反對以賢臣治國，認為：“吏不必賢，能守我法而已。”他還提出：“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思想。“術”，即君主駕馭臣下的權術。韓非認為，“術”是君主必須具備的才能，君主的“術”是不能讓人知道而由君主暗中運用的。韓非認為，商鞅隻講法而不講術，結果是“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所以秦國數十年不能成帝王之業。“勢”，即君主的權威。韓非認為：“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製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隻有威勢才能使法令得以推行，因為“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韓非認為，“法”、“術”、“勢”三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廢。同時，他特別強調“法”與“勢”的結合，認為：“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韓非的這套“法”、“術”、“勢”的理論，把戰國法家思想發展到了頂峰。
二是強調暴力製惡。他主張：“重一刑之罪而止境內之邪。”他說：“所謂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
三是主張愚民鉗口。韓非認為：“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他提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韓非的這套理論沒法不讓秦王嬴政喜歡。作為國土麵積遠大於六國之合的秦國國君，年輕的嬴政一定要有一番作為，韓非的學說給他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以後，無論是在統一時還是在統一後，嬴政的種種作為中處處都能見到韓非理論的影子。
法家學說的宗旨是，一方麵極力維護君主的權力，拚命抬高君主的位子，教給君主統治臣民的各種手段；另一方麵強令臣民尊重專製王權，絕對服從專製王權，忠實執行法律，嚴格依法行事，死心塌地接受嚴刑酷法的暴虐統治，不得反抗。法家思想家們自己就是這樣做的，所以他們都有致命的弱點，即線性思維，頭腦僵硬，一心想著為君主服務，與其他人都搞不好關係，最後成為眾矢之的，都死於他們辛辛苦苦維護、強化和無限推崇的專製君權之手，這不能不說是法家的一大悲劇。從這一點說，法家代表人物的“不得好死”，沒一個是值得同情的，是他們自己害了自己。以後，李斯死得更慘，被秦二世“具五刑”而死，也就是把什麽罪都受夠了以後才被處死。李斯的死，為戰國法家的悲劇畫上了句號。
（四）墨家思想———從墨子到“墨辯”再到遊俠
春秋戰國時代，墨家是與儒家齊名的學派。直到戰國末期，墨家弟子仍然充斥天下，不可勝數，被韓非稱為“顯學”。
墨家代表的是小手工業者的利益和思想，其成員多是“耕稼樹藝”、“紡績織紝”的小手工業者，還有少數來自社會下層的“士”。他們雖與奴隸主舊貴族階級相對立，但與新興地主階級也相對立，可是他們自己在政治上並沒有地位，形不成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所以不得不依附於新興地主階級，這樣就使得他們的主張顯得十分軟弱無力。而實際上，新興地主階級從來也沒有采納過墨家的意見，因為他們那種充滿小生產者天真與幻想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實現。
墨子的弟子稱為“墨者”，他們結成組織十分嚴密的團體，製定有嚴格的紀律，強調服從命令，違反禁令者，輕則開除，重則處死。另外，他們還講究艱苦實踐，以自苦勵誌。相傳“墨者”都能赴火蹈刃，是當時社會一個令人生畏的群體。
墨子死後，墨家一分為三，首領稱“巨子”，代代下傳。至戰國後期，墨家又匯合為兩支：一支注重幾何、光學、力學等自然科學研究，尤其發展了前期墨家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被稱為“墨辯”。“墨辯”是中國哲學史上最早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最有體係的邏輯理論，內容豐富、深刻，具有較多的科學性。另一支發展了墨家學說主張用強力討回公道的宗旨，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其除暴安良、劫富濟貧、蔑視皇權的俠客思想對專製皇權構成威脅。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墨家學派因不利於封建統治而遭致壓製，逐漸湮沒，成為“絕學”，直至清代乾隆以後，才重新被重視和研究。
（五）其他學派的主要思想
除了上述儒、道、法、墨四大家外，春秋戰國時代的陰陽家影響也很大。
陰陽家，亦稱“陰陽五行家”，是戰國時期提倡陰陽五行說的學派。該學派把西周以來的陰陽說與五行說神秘化，用以附會人類社會曆史，提出“五德終始”的曆史循環論，其著名代表人物是鄒衍。
鄒衍，戰國後期齊國人，生卒年代約為公元前３０５年—前２４０年，活了大約６６歲。他最初是學習儒學的，後來覺得儒、墨兩家的學問都是一曲之見，於是另辟他途，研究陰陽五行。他曾周遊各國，主要在齊國、燕國、趙國一帶宣傳他的理論主張。鄒衍的學說包括天文、地理、曆史３個部分，構成一個宏大的體係，但是保存下來的主要是他的曆史學說，因為這部分內容與當時的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受到統治者的重視並被接受，因而得以保存下來。另外，其地理部分的內容也有一些保留下來。
鄒衍的最大創造在於他把五行理論運用到了曆史學之中，發明了“五德終始”學說，亦稱“五德轉移”說，即以五行生克原理來解釋王朝的興廢更替。鄒衍的“五行”用的是自己發明的順序，即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五行相勝的關係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水德之後又是土德，開始另一個周期，如此循環不已。
五行也叫“五材”，其思想和概念出現於春秋時期。它是當時的一些思想家以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金、木、水、火、土５種物質來解釋世界萬物的形成。這種不用神而用物質性的元素來說明世界的構成，應該屬於唯物主義的觀點，是當時自然科學發展的結果，但鄒衍又將其改造回去了。
鄒衍認為每一個王朝都受一種“德”的支配，當這個王朝衰落後，必然會被受另一種“德”支配的王朝所替代。每當一“德”興起時，天必會顯現出某種征兆以示下民。這種征兆，即自然界發生的某種奇特的現象，就是改朝換代的信息，被稱為“符應”。受後一“德”支配而興起的帝王便要依照天的示意，製定符合該“德”的政令、服色、冠輿等製度。具體來說，到鄒衍生活的時代為止已經出現的王朝，他認為是虞朝、夏朝、商朝、周朝４個朝代。虞，即舜的部落，鄒衍把黃帝到舜的時代稱為虞朝。鄒衍認為虞朝是依土德而建的，其色尚黃；夏依木德而建，其色尚青；商依金德而建，其色尚白；周依火德而建，其色尚赤。依據這個理論，他斷定代替周火的必定是依水德而立的“尚黑”的王朝。“五德終始”雖然荒誕不經，但是它把改朝換代看作是不可抗拒的規律，認為每一個朝代都不是永恒不變的，每一個朝代都會有自己的終數，這樣的曆史發展觀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另外，這一學說在理論上論證了周朝必亡，在當時也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當時，周朝的衰落、滅亡雖然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如何在理論上解決周朝滅亡後由新的朝代代替的問題，各家各派都在尋求理論依據。因為周王畢竟是“天子”，盡管周朝已經很虛弱了，但它仍受天的保佑。西周取代商朝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理論已經被講濫，雖然天的作用依然存在，但這套理論已無法再讓人深信不疑。當時，各家各派在周朝滅亡、由新朝代替方麵都沒有找出更好的理論依據。鄒衍的這套理論不僅比較合理地說明了朝代的更替是不可控製的自然規律，而且更加具有現實意義的是，它關於周代火德已衰，必將為體現水德的王朝所替代的理論，給那些想摘取王冠的諸侯們以極大的鼓舞。這是他們放手爭奪最高政治權力的理論依據，從此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放開手腳大幹一場了。所以，鄒衍的理論不僅促使了周朝的滅亡，而且為諸侯通過以血和火、刀與劍的戰爭統一中國創造了理論依據。也正因為如此，鄒衍的理論在當時受到各國統治者的推崇，盛極一時。
“五德終始”說被秦始皇完全接受。統一中國後，秦朝實行的就是水德製度，如黃河被更名為“德水”，衣服、旌旗等全都尚黑。另外，水德尚六，所以“六”這個數字是秦國基本的量度單位，如法律規定“步過六尺有罰”，即走路時的步子超過６尺（合今製１米４左右）就要被處罰，實際上是跑。不許人們在大街上跑步，這體現秦朝法律的苛酷。
鄒衍的理論在東漢時被著名的唯物主義者王充等人批駁得體無完膚，從此“五德終始”說衰頹下去。
兵家是春秋戰國時期研究軍事的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孫臏、尉繚等。他們總結春秋戰國時代的戰爭經驗，提出了一係列戰略戰術原則，包含有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現存兵家的重要著作有 《孫子兵法》、《吳起》、《司馬法》、《孫臏兵法》、《尉繚子》 等。由於兵家研究對象的獨特性，所以這一學派與法家一樣，也是當時最為務實的學派，成就也很大，對後世影響更是深遠，甚至及於海外。
名家是戰國時以辯論名實關係為中心的學派。名，指名詞，概念；實，指事物、實際。這一學派分成兩個主要派別。一個是以公孫龍為代表的“離堅白”派———著重分析感覺和概念，區別個別和一般、具體和抽象。“離堅白”的意思是：人用眼看石隻識其白，不識其堅；用手摸石隻覺其堅，不覺其白，故隻有白石、堅石，而沒有堅白石。其他還有“白馬非馬”、“牛羊五足、雞三足”等命題。另一個是以惠施為代表的“合同異”派———認為一切差別和對立都是相對的。“合同異”的意思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同的，其同一性是絕對的，而差異性則是相對的，異合於同之中。其他還有“天與地卑”、“山與澤平”等１０個命題。這個學派的出現體現了當時中國人思辨能力的水準，同時在中國哲學史上影響也很大。
小說家指采集民間傳說、議論，借以考察民情風俗的學派。
縱橫家指戰國時期從事外交遊說活動的謀略家。六國聯合抗秦，稱“和縱”；秦國聯合某國進攻其他國家，稱“連橫”。公孫衍、蘇秦是和縱派主要代表，張儀則為連橫派主要代表。他們沒有定主，朝秦暮楚，反複無常，也沒有形成完整的思想體係。
雜家是兼收諸子思想的學派，一直發展到漢初。雜家沒有提出自己獨立的中心觀點，也沒有形成完整體係，以戰國末期的呂不韋和西漢淮南王劉安為代表。
農家是反映農業生產、農民思想的學派，如提出“君民並耕”、“市賈不二”等。代表人物是戰國楚國的許行，他曾被孟子罵為“南蠻鴃舌之人”。鴃，伯勞鳥。許行有門徒幾十人，這些人生活極為簡樸，穿粗麻衣服，靠打草鞋、編席子為生。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過著流浪的生活，是農村中的赤貧者。
其實關於春秋戰國諸子學派的劃分並不全麵，自戰國以後就存在爭議，但不管劃分成什麽樣，它們的學術理論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思想寶庫的最初內涵當是無可爭議的。
三、第一批流芳千古的文化典籍的製作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學派的創立者和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不僅知識淵博、見解獨到，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編纂、修訂了一大批中國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從而便利了學術思想的保存與傳播。
（一）儒家經書
在春秋戰國文化典籍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當屬儒家經書。經，原本是古籍的統稱，凡帶有原理、原則性的著述都可以稱作經，所以幾乎各種學問都有經。“經”字本義是指縱的絲，就是訂書的線，經常要讀的書必須用線把它訂牢，以免錯亂，後來引申為“經書”，指經常必讀的書。再以後，所謂的經書，專指儒家所傳授的幾種書，其餘諸子的著述皆不在群經範圍之內了。
儒家經書可分“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及“四書五經”等，但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是“六經”和“四書”，以及 《左傳》、《周禮》、《孝經》 等。
儒家六經，即 《詩經》、《尚書》、《禮記》、《樂經》、《易經》 和 《春秋》 ６部經典。
《詩經》 是春秋以前平民和貴族的詩歌總集，本來隻稱 《詩》，後被儒家奉為經典，故得名。相傳 《詩經》 是孔子從數千篇中選出３０５篇編訂而成，流傳至今。其所收作品上起周初，下至春秋中葉，分 《風》、《雅》、《頌》 ３部分。《風》 是民間歌唱的詩，表現各地方的風俗；《雅》 是朝廷歌唱的詩，說明朝廷政治的好壞；《頌》 是宗廟祭祀的詩，讚美祖先的功業。作品中大部分是今陝西、甘肅、山東、山西、河南等地民歌，小部分是貴族作品。《詩經》 不但是最古的一部文學書，也是研究殷周特別是西周社會的最有價值的史料。
《尚書》，亦稱 《書》、《書經》，是上古曆史文獻和史跡記述的匯編。尚，古通“上”；書，就是史。上古的時候，史為記事之官，書為史官所記之史，“尚書”就是上古之史。相傳為孔子編訂，原書１００篇，今存５８篇，內容基本上是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談話記錄，包括帝堯和夏、商、周幾個時代的史料，是極為珍貴的有文字可考的史料，在古代史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禮經》，簡稱 《禮》，亦名 《儀禮》 或 《士禮》，是記載周代部分禮製的典籍，舊說係周公所作，經孔子整理，實際應成書於戰國前期。其內容有周人的各種禮節儀式，如冠禮、婚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聘禮、鄉射禮等，是研究西周社會情況、等級製度的重要資料。
《樂經》，今無存，內容不可考，估計是與 《禮》 相配合的音樂。據稱毀於秦朝末年項羽入鹹陽後所放的大火中，漢代已見不到 《樂經》，所以僅設“五經博士”。
《易經》，亦稱 《周易》、《易》，是周代的占卜書，舊說是孔子編寫的，實際非一人一時之作，最晚應成書於戰國末期。“易”的原義是“簡易”，因周人以蓍草占卜較之以前殷商以甲骨占卜簡單容易，故得名。其內容包括 《經》 和 《傳》 兩部分：《經》 主要是６４卦的卦辭和３８４爻的爻辭，《傳》 是對 《經》 的注釋和論述。《易經》 以八卦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自然現象，推測自然和社會的變化，認為陰陽兩種勢力的相互作用形成萬事萬物。其中包含的樸素辨證觀點是研究殷商春秋戰國思想，包括哲學、社會曆史、自然科學思想的重要材料。
《春秋》，亦稱 《春秋經》，相傳是孔子依據魯國的曆史並參考周王室及各諸侯國史官的記載而整理修訂的一部史書。它是中國第一部斷代編年體史書，其內容起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４８１年），共３４２年的曆史，記載了周王室及各諸侯國間的政治、軍事活動，以及日食、地震、水災等自然現象。由於 《春秋》 的文字過於簡單，記載的史實隻是一個大綱或提要，事情的原委記載的很不詳細，於是後來就有人將它的史實補充敘述和進行評論，這就是 《傳》。給 《春秋》 作 《傳》 流傳至今的共３家，即春秋末魯國人左丘明作 《春秋左氏傳》，簡稱 《左傳》；戰國齊國人公羊高作 《春秋公羊傳》，簡稱 《公羊傳》；戰國魯國人穀梁赤作 《春秋穀梁傳》，簡稱 《穀梁傳》。３種 《傳》合稱 《春秋三傳》，均為經書，但後兩 《傳》 主要是評論，沒有多少史實補充，比較空洞，且一直是口授，直到西漢初期才寫成書。《左傳》 開始也是口授，約在戰國初年成書，其內容豐富，是一部很寶貴的史書，同時還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是研究先秦社會史和文學史不可缺少的典籍。
“六經”至漢代受到尊崇。在 《史記· 孔子世家》 和 《滑稽列傳》 中，司馬遷稱“六經”為“六藝”，並闡述其對教育的作用是：“《禮》 以節人，《樂》 以發和，《書》 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 以神化，《春秋》 以道義。”
四書，即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４部著作。
《大學》 和 《中庸》 最初是 《禮記》 中的兩篇。《禮記》，亦稱 《小戴禮》、《小戴記》、《小戴禮記》，是戰國至西漢初儒家學者各種儀禮論文的選集，相傳為西漢初戴聖編，共４９篇，內容包含了許多儒家的重要思想，如“天下為公”、“中庸之道”等。《大學》 疑為秦漢之際荀子後學作，一說作於戰國，篇中著重闡明修身、治家與政治的關係。《中庸》 相傳為戰國子思所作，一說秦漢之際儒者所作，篇中以“中和”為道德行為的最高標準和世界萬物的基本秩序，提出一套個人修養與天道、社會曆史相聯係的學說。
《論語》 是孔子弟子、再傳弟子所記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述，由孔子的再傳弟子編輯成書，共２０篇，約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內容綜合了孔子道德和教育的多方麵論述，反映其哲學、政治觀點，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資料。東漢時 《論語》 列入七經（《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孝經》）之中。
《孟子》 為孟子及其弟子萬章等著，一說為孟子弟子、再傳弟子著，共７篇，記載了孟子的政治活動及其思想，南宋時升經。
“四書”之名始於南宋，其時大儒朱熹將此４部著作匯編在一起並加注釋，名為 《四書章句集注》 刊行天下，始有此名。元朝時明令以 《四書章句集注》 考試士子，一直到清末，相沿不改。四書統治封建社會後期的思想達７００年之久，影響深遠。
另外，《周禮》，亦稱 《周官》、《周官經》，是記載西周官製的典籍，傳為周公旦所作，實際上應為戰國時代儒者根據各國官製添附儒家政治思想增減編排而成，其中經濟思想頗多，還夾雜了一些法家的觀點，對研究西周、春秋戰國時的政治製度史有一定價值。《孝經》 至晚成書於戰國，為孔子後學所撰，為宣揚孝道的著述，從漢代起受到推崇。
（二）諸子著述
除了儒家經書外，春秋戰國諸子的著述流傳至今的有２１種。“子”原是春秋戰國時師兄弟之間的通稱，後來凡是有學問、有著述的人都可以稱“子”，他們的書就叫子書。“諸子”之稱始於漢代，本來包括儒家，但近世學者提到諸子主要指道、法、名、墨、縱橫、雜６家。下列諸子之書雖名為諸子親手所著，但實際上大部分是出於戰國人之手，或是後人根據戰國的材料撰述而成的，其中有真的，有偽的，而偽的則有部分真、部分偽的，也有全偽的，或者是書不偽而作者是偽的，更有偽中之偽的，所以今人已難以全部辨別清楚了。
道家的著作有以下幾種。
《老子》，亦稱 《道德經》 或 《德道經》，相傳為李耳作，現今多數人認為成書於戰國時期，其內容基本保留了老子的思想。
《文子》，傳為春秋老子弟子文子所作，今人定為戰國時期的作品。書中各章均冠以“老子曰”，以老子“道”之思想為宗，雜取儒、墨、法諸家語。
《關尹子》，相傳為春秋末關尹喜所作，也有稱係秦漢間方士所偽托。
《列子》，相傳為戰國鄭國列禦寇所作，原本早佚，今本多認為是魏晉人托名偽作。書中多取先秦諸子及漢代人言論並輯錄民間故事、寓言、神話等。
《楊子》，傳為戰國魏國楊朱所作，實為後人依托。
《鶡冠子》，傳為戰國楚國隱士鶡冠子所作，內容以道家思想為本，兼及儒、法、陰陽、名、墨、兵各家思想。
《莊子》，莊周及其後學所作，為戰國至漢初道家莊子一派的著作總集。
《亢倉子》，亦稱 《亢桑子》，傳為戰國東周人庚桑楚所作，其書雜取 《老子》、《莊子》、《列子》、《商君書》、《呂氏春秋》 等著述內容，間有獨到見解，基本思想則屬於道家。
法家著作有以下幾種。
《管子》，托名管仲所作，其實大部分內容為稷下學者采拾管仲言行推其旨意而成，其中也有漢朝人附益
一、第一批“百科全書式”的淵博學者的湧現
春秋戰國時期湧現出的中國曆史上第一批“百科全書式”的淵博學者主要指的是創立道家、儒家、墨家等學派的老子、孔子、墨子等人。他們不僅以巨大的熱情、雄偉的氣魄和無畏的勇氣開創出影響後世中國文化走向的思想學派，並且對宇宙、社會、人生等無比廣闊的領域發表了縱橫八極的議論，顯示出他們對自然及人類社會全方位的關注。
（一）老子及其主要思想貢獻
老子，一說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春秋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東）人，道家學派的創始者。關於他的生卒年代和身世，今已無法確考，隻知道他曾經做過周朝管理藏書的官吏，與孔子同時代。據 《史記》 記載，孔子曾經到東周向老子請教過關於“禮”的問題，估計老子應該比孔子年齡大一些。當時老子對孔子說：“你所說的禮，倡導它的人連骨頭都已腐爛了，隻剩下言論了。我以為，君子時運來時就該駕著車出去做官，生不逢時就要像蓬草一樣隨風飄轉。我聽說，擅長經商的人總把貨物隱藏起來，就像什麽東西也沒有一樣；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總是謙虛得像愚鈍的人一樣。你應該拋棄驕氣和過多的欲望，拋棄你做作的情態神色和過大的誌向，這些對於你來說是沒有好處的。我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些了。”老子沒有直接回答孔子的問題，但孔子聽後對弟子說：“我知道，鳥能飛、魚能遊、獸能跑。會跑的用網捕捉，會遊的用線去釣它，會飛的用箭去射它，至於龍，我不知道該怎麽辦了，因為它是駕著風騰飛上天的。我今天見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龍吧！”可見孔子對老子是十分敬重的。老子在東周住了很久，眼看周朝越來越衰敗，便心灰意冷地回到老家去當隱士了。
老子的政治主張從總體上說屬於沒落階級一種無可奈何的頹廢思想，表現為在急劇動蕩的社會變革麵前，他既對現實不滿，但又無能為力；既感到自己的沒落，但又實在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所以幹脆主張讓社會倒退回去。由於他已經知道自己所依賴的奴隸製社會是沒有希望和前途的，所以他不像孔子那樣要求回到西周奴隸製鼎盛時期，而是幹脆主張讓社會退回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蒙昧時代。基於這樣的思想，老子一方麵對日漸衰敗的奴隸製典章製度失去信心，主張幹脆廢棄它們；另一方麵對新興地主階級的製度和新興事物更是深惡痛絕。他嚴厲譴責新興地主階級的奢侈揮霍，指責他們對民眾繁重的剝削和發動殘酷的戰爭，造成田地荒蕪，百姓餓死。他主張應“絕聖棄智”，既不要聖人也不要聰明者，摒棄賢才，排斥能者，使民不爭，一切循其自然，實行“無為而治”，強調“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當然，老子對新興地主階級的攻擊並不是為了民眾說話，而是下台的舊階級對新上台的暴發戶的謾罵，同時他還堅決反對儒家所宣揚的仁、義、禮等思想，主張廢棄一切倫理規範。
老子的哲學思想有很大成就，他與莊子可以稱得上是先秦時期最具抽象思維的思想家。老子對中國哲學史的最大貢獻就是創造了“道”這個概念，“道”在 《老子》 中也稱為“無”、“大”和“一”。“道”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哲學史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抽象概念，在此之前雖然已經出現了“天”、“五行”等抽象概念，但它們實際上都是在自然界中已有的物質基礎上提煉抽象出來的，而老子的“道”則完全是他憑自己的腦子想像出來的。老子的“道”不僅超越時間，超越空間，而且也超越人們的認識，人們對“道”聽不見，看不到，摸不著。“道”不僅無形無聲無物，它還先天地宇宙而生，並生天地宇宙萬物，在天地宇宙萬物生成之後，“道”無時不在，無處不存。但“道”本身並沒有目的，也沒有意誌，它實行自然無為，根本不主宰由它產生的世界萬物。這麽一個純粹抽象的概念不知花費了老子多少心血才思考出來，真是難為他老人家了。
老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另一個貢獻是提出了樸素辯證法。他從複雜變動的世界萬物中，抽象出長短高下、剛柔強弱、智愚巧拙、生死勝敗之類，認為它們都是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體。他認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矛盾著的雙方，一方要依另一方的存在而存在，這種矛盾的統一觀是人類認識史上一個重大的發展。不僅如此，老子還提出事物的發展能夠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即所謂“反者道之動”。“反”即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但發展到相反的方向以後，還要再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也就是回到最初的狀態，這是老子對“運動”的一個重要認識，正如他認為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老子還有一個被人們所忽視的貢獻，即提出了中國最早的自然法思想，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最早產生於古希臘，後來被古羅馬法學家所沿用，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啟蒙家利用它提出“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思想。但是十分可惜，這種思想在中國沒有發展起來，被封建專製製度扼殺了。
（二）孔子及其主要思想貢獻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儒家學派的創始者，生於公元前５５１年（一說公元前５５２年），卒於公元前４７９年，享年７２歲（一說７３歲）。據說孔子的出生地附近有一座山，名尼丘（即尼山），所以他取名丘，字仲尼。仲，是行二的意思，因為他上麵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是個殘疾人。還有一說，因其父母曾禱於尼丘而生孔子，故名。
孔子出身破落的奴隸主貴族家庭，家境貧寒，到他自己的時候隻能通過教書掙錢來養家糊口。但在孔子身上卻有著王族的血統，他是殷商第３０位君主帝乙的後裔。帝乙就是殷商末代國君商紂王的父親，殷商滅亡後，西周將商紂王的庶兄、帝乙之子微子啟封於宋。孔子是微子啟的第１５代孫，是帝乙的第１６代孫，但不是直係。孔子這一支的直係先祖曾做宋卿，到孔子前第５代祖的時候，宋國發生內亂，他的先祖逃到了魯國。孔子的曾祖還做過魯國的大夫，屬於貴族，但到他父親的時候家道中衰了，失去了貴族的身份。孔子的王族血統對他的影響很大，提醒著他不要忘記自己貴族的身份，而祖上的光輝業績也時時激勵著孔子。正因如此，在春秋那種紛亂的時代，孔子能夠挺身而出，不辭勞苦地東奔西走，四處宣揚自己的主張，積極救世，甚至“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當然這隻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孔子的父親名紇（？—公元前５４８年），字叔，《左傳》 作梁紇，《史記》 作叔梁紇。他曾做過魯國的下級武官，還是當時一位比較有名的武士。據說有一次他隨軍攻打一座城池時，所懸城門突然墜下，叔梁紇挺身上前，托起城門，救出了自己的人。孔子的母親，傳說姓顏，名徵在，亦稱顏徵。她與孔紇結婚時，兩人的年歲相差較大，孔紇６０多歲，顏氏１７歲，所以兩人的結合不符合當時的婚姻習俗，受到社會的奚落，被稱為“野合”。後世有人望文生義，非說孔子是私生子，這是不對的。孔子母親的顏氏家族原是魯國的望族，後來也衰敗了，到他母親的時候也已經不再屬於富貴階層了。
孔子童年是很不幸的，據說當他３歲的時候，孔紇逝世了。不知出於什麽原因，顏氏在世的時候一直沒有告訴孔子他父親的葬地。後來，孔子１７歲時母親也死了，他經過多方打聽才找到父親的墓地，將母親與父親合葬在一起。孔子在少兒時代不僅失去了自己的雙親，而且生活是非常艱辛的。孔子成年後曾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意思是：我小的時候很貧賤，所以能做很多下賤的事情。他還說：“吾不試，故藝。”意思是：我沒有被國家任用，所以學會了一些隻有普通人才掌握的技藝。孔子學會的技能肯定很多。據 《論語·子罕》 記載，魯國負責管理宮廷事務的太宰曾問孔子學生子貢：“孔子是一位聖人吧？為什麽這樣多才多藝？”子貢回答：“是天讓他成為聖人，且多才多藝。”孔子聽說後才講出了前麵“多能鄙事”的話，並接著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意思是：真正的君子會有這樣多的技能嗎？是不會多的。孔子這樣的出身經曆正應和了孟子的“天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這句話，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孔子所說的“多能鄙事”，可能包括他在季氏家幹的管理倉庫和牧養牲畜的工作，當時他２０多歲。據孔子自己說，他管理倉庫做委吏（會計）的時候把賬目管理得很妥善，管牛羊做“乘田”（官稱）的時候把牛羊養得很肥壯。這說明孔子不是好高騖遠的人，他能踏踏實實從“鄙事”做起，以為將來的發展奠定基礎。
孔子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展現出才華了。據 《史記· 孔子世家》 記載，孔子１７ 歲時，魯國的一個大夫孟僖子在臨死之前對自己的兒子孟懿子說：孔丘是聖人（商湯）之後。我聽說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孔子“少而好禮”，我死以後，你一定要以他為老師。孟僖子死後，懿子和孟僖子的另外一個兒子南宮敬叔果真遵從父命投到孔子門下來“學禮”。孔子５１歲的時候，由於他的名氣而被魯國權臣任為中都宰（地方官），後升任司寇，主管司法，但隻幹了３年，就被罷免。從此，孔子率領弟子們周遊列國，他到過齊國、衛國、陳國、宋國、蔡國、楚國等，晚年又回到魯國，從事整理和傳授古籍的工作。
孔子所創立的學派，因與春秋時代從巫、史、祝、卜分化出來的“師儒”有淵源關係，所以稱“儒家”。“師儒”是西周傳授道藝的官吏，他們以六藝教人。
孔子所代表的是奴隸主舊貴族階級，因此他的思想從總的來說是比較保守的。孔子的思想傾向性很明確，就是希望回到西周那種講求禮製的時代去。他認為隻要人們的言行都符合禮製的要求，天下就會太平，人民就能過上好日子，要求君臣父子都應恪守周禮規定的名分，以嚴格親疏、貴賤、尊卑、上下的區別。他把春秋時代“禮崩樂壞”的社會現象看作是“天下無道”，給予非常嚴厲的抨擊。
孔子最重要的思想是“仁”，這是他對中國文化的一大貢獻。“仁”的意思就是“愛人”，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克己複禮為仁”，等等。“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標準，他把當時經常發生在貴族之間破壞周禮和犯上作亂的行為，看作是貴族之間彼此不能相愛的結果，因此反複強調要“愛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孔子企圖通過實施“仁”的道德約束來維護周禮所代表的統治秩序和政治製度。孔子還主張以德禮為治，強調對民眾要“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以圖改善統治者和民眾的關係。從“仁”的思想出發，他勸告統治者要講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惠則足以使民”、“使民如承大祭”等。他還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都是針對當時一些統治者專靠刑政高壓手段治民而提出的，具有積極意義。
孔子對中國文化的另一大貢獻就是發展了私人講學的風氣。中國曆史上私學之興並不是由孔子開始的。據文獻記載，當時私人講學的風氣很盛，晉國的叔向、鄭國的壺丘子林和鄧析、魯國的少正卯等都收徒講學，其中少正卯還多次將孔子的學生吸引走了，所以應該說孔子是第一批開辦私學的人。不過，孔子將這股興辦私學之風發揚光大了。傳說孔子有弟子３０００人，其中精通禮、樂、射、禦、書、數六藝的有７２賢人。孔子在教育理論方麵總結出很多很好的經驗，如在學習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以及“毋意”（不憑空揣測）、“毋必”（不要絕對肯定）、“毋固”（不要固執）、“毋我”（不要自以為是）、“溫故而知新”、“學而時習之”、“三人行必有我師”等；在教學上的“因材施教”、“誨人不倦”等，直到今天仍有著很好的借鑒意義。
需要說明的，孔子所宣揚的周禮，都是經過他加工改造以後的，並非是真正的周禮。而且，作為一個思想家，孔子不會不知道社會是無法逆轉回西周那個時代的。孔子所主張的回歸西周社會，實際上是回歸到經過他加工的理想化的西周社會，不是曆史中客觀存在的西周社會。例如，當時的禮帽較之西周的傳統已經有了一點改變，孔子認為這種修改比過去節儉，於是說：“我從眾。”意思是：我同意大家的做法。他所提出“舉賢才”的主張，即要求在不觸動舊製度的根本前提下，從下層貴族中選拔一些較有德才的人來參與政事，顯然也是他根據社會進步而對周禮進行的修正。而開辦私學，甚至“有教無類”，更是典型的破壞周禮等級製度的舉動，孔子不僅積極讚同和勇於實踐，並且是其中幹得最好的一個。由此可見，孔子並不是頑固維護周禮不變，而是比較務實和趕得上時代潮流的。
我國著名曆史學家夏曾佑老先生在他的 《中國古代史》 一書中曾提到，中國曆史上有３位至關重要的人物：孔子、秦始皇和漢武帝。他說：“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後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後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三者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夏老先生的話不無道理。西漢以後，孔子被封建統治者推崇為聖人，其思想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正統，影響極其深遠。不僅如此，孔子還是享譽世界的文化人物，這已是今天舉世公認的事實。
（三）墨子及其主要思想貢獻
墨子，名翟，宋國人，一說魯國人，大約生於公元前４６８年，卒於公元前３７６年，活了大約９３歲，是名副其實的長壽老。墨子屬於春秋戰國之際的思想家，與孔子未曾謀麵，他出生的時候孔子已經去世是十一二年了。其實墨子最初也是學儒的，但因不滿其煩瑣的“禮”而另立新說，成為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本人出身於手工業勞動者，當過木匠，造過車子，其技術與當時的名匠魯班（公叔般）齊名。同時，他還是一個自然科學家，在物理、數學方麵有許多傑出的成就。墨子曾做過小官，讀過許多書，參加過政治活動，因此他很了解當時的社會政治鬥爭情況。他也熟習古代的經典，常與儒家學派辯論，是儒家的主要反對學者。
墨子的最基本思想是“兼相愛，交相利”，即讓人們相互愛護，相互關心，相互幫助，利益均沾。他是一個堅決的“反戰主義者”，十分痛恨那些侵犯弱國、小國的戰爭，主張“非攻”，要人們修城造械，製止以強淩弱的戰爭。他說：“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墨子曾經步行１０天１０夜，從齊國趕到楚國，阻止了楚國對宋國將要發動的進攻，成為千古美談。
墨子在政治上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舉賢才”主張，提出“尚賢”思想。孔子的“舉賢才”限定在貴族範圍內，而墨子認為，無論是農夫工匠，“有能即舉之”，無須限定身份。在他看來，“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原來的貧賤之人，隻要有賢能就應當舉用；原來富貴的人，無賢無能的，就降為貧賤，這顯然是與儒家所維護的宗法等級製度相對立的。他還提出“尚同”思想，即要民眾向上服從各級官吏，與他們保持一致；各級官吏則向上服從君主，向君主看齊。他試圖用上說下教的方法，說服統治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則得治”。
墨子還提出判斷客觀事物是非真假的三個根據———“三表”，也叫“三法”，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意思是：推究來曆、詳查實情、考驗實用。其中，“有用之者”是墨子“三表”中最重要的思想，他以此反對戰爭，反對貴族的世襲和特權，提倡節用、節葬和非樂等。
二、中華思想文化寶庫的初步形成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諸子百家的創立及它們的爭鳴活動，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境界，中華民族文化的思想寶庫初步形成。
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其實主要隻有十幾家左右的樣子，但每家之中又分為許多派別，從而形成“百家”。百，是多的意思，不是定數。當時最主要的學術派別分別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兵家、名家、小說家、縱橫家、雜家、農家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家們在“寬鬆”的政治環境之下，各抒己見，相互爭鳴，相互攻擊，相互兼容，從而使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涵極大地豐富起來。
（一）儒家思想———從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
關於孔子及其思想，前麵已述。孟子和荀子都是戰國時代的人，一個是戰國中期人，一個是戰國末期人，他們２人繼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又都有創新。孔子、孟子、荀子３個人的思想分別代表了古典儒學３個不同階段的主要理論。需要說明的是，儒家在戰國時雖被法家認定為“顯學”，但在各學派中並無特殊地位。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國（今山東鄒縣東南）人，大約生於公元前３７２年，卒於公元前２８９年。據說孟子小的時候，家住在墓地附近，孟子遊戲時總是模仿辦喪事埋葬死人的活動，孟母覺得不妥，把家搬到了集市附近。誰知孟子嬉戲時又開始模仿商人交易的行為，於是孟母決定再搬家。這次搬到了學校的附近，孟子很快模仿起禮儀來，孟母這才把心放下來。孟子上學以後，一次放學回家，孟母正在織布，問道：“課程學到哪裏了？”孟子回答：“還和原來一樣。”孟母立刻拿起刀將織布機上的經線割斷。孟子惶恐不安地問為什麽。孟母說：君子靠學習來確立自己的名譽，靠向老師請教來增長智慧，這樣才可以得到安寧和遠離禍患。現在你荒廢學業，就像我割斷經線一樣，最終將一事無成。從此，孟子從早到晚勤學不息，終於成為天下聞名的大學者。這就是流傳甚廣的“孟母三遷”和“孟母斷織”的故事。
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的學生，他也像孔子那樣從事教育活動，廣收門徒。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張，他也奔走於列國之間，到過齊國、魏國、宋國、魯國等。但和孔子一樣，他的主張也不被采用。晚年，孟子回到鄒國，著書立說。
孟子的主要文化貢獻是把孔子“仁”的思想發展為“仁政”的主張，同時把孔子的思想進一步唯心化，形成一套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係，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因此後人一向把他看成是孔子的正統繼承人，與孔子並稱為“孔孟”。孟子“仁政”主張的中心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簡稱“民貴君輕”，強調普通民眾的重要性，要求君主必須對他們施行“仁政”，與民“同憂”、“同樂”。他甚至提出可以將不行“仁政”的暴君流放或誅殺掉，“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所以他認為“武王伐紂”是誅一獨夫，並不是軾君。孟子的“民貴君輕”主張是其思想中最具積極意義的部分。為了這句話，１７００多年後，明太祖朱元璋差點將他的牌位撤掉。
孟子的“仁政”主張要求統治者實行這樣幾條措施。第一是讓農民有地可耕。他提出由政府授給農民百畝私田，作為恒產，禁止買賣，然後實行井田製的辦法收取租稅，即“方裏而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意思是：９００畝土地中有１００畝是公田，由８家共同耕種，收成作為租稅上繳。第二是保護農業生產。他認為征發兵役、力役都不要延誤農時，春耕春播時要幫助有困難者，秋後對受災地區要減少賦稅。第三是加強對臣民的禮治教育。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在於“明人倫”，讓人們做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孝”和“悌”是核心。為了保證這些措施的施行，孟子又提出“尚賢”的主張。他認為必須用賢德的人來實行“仁政”，國君要尊重“賢人”，“尚賢”的最高形式就是“禪讓”。為了保證“仁政”得到實施，孟子強烈反對兼並戰爭，主張實行“王道”，通過“保民”，用和平的方式統一天下。
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性善論”。他認為性善是天給予人的本性，仁、義、禮、智是人生下來就具備的４個善端，隻要把這些善端擴而充之，就人人都可以為堯舜了。孟子的“仁政”就是這樣推論出來的。他認為人人都有同情心，這就是“仁”的善端，把這種同情心推而廣之用在政治上，就是“仁政”。
另外，作為學者，孟子對於個人品德還提出通過修養應該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這種偉丈夫式的頂天立地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極大。
孟子的思想不僅在當時不受重視，而且在整個封建社會前期都沒有受到重視，尤其當孔子早在西漢時就已經成為“聖人”了，他卻一直默默無聞，直到北宋時他這朵花才開放出來。北宋神宗皇帝封孟子為“鄒國公”，以後元朝文宗皇帝又加封他為“鄒國亞聖公”，僅次於孔子，從此孔孟才開始並提。
荀子，名況，字卿，後世也稱之為孫卿，趙國人。他出身於稷下學宮，據說曾在那裏“三為祭酒（學長）”，可見其學問之大。嚴格說來，荀子的思想“屬性”是不甚明朗的，因為他雖出身儒家，但由於廣泛吸收了各家精華，因此其思想既有近於法家之處，又有近於墨家的地方。他對孔孟的態度也很有意思，荀子非常尊崇孔子，但對子思－孟子這一派的儒家學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荀子的兩個學生韓非和李斯，都是戰國末期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其中韓非還是戰國法家之集大成者，李斯則幫助秦始皇統一了中國，最終做了秦朝的丞相。荀子曾於公元前２６６年西入秦國，與秦昭王見過麵。他盛譽秦國的“法治”社會，稱其“威，強乎湯武；廣，大乎舜禹”，認為遠遠超過曆代“先王”。離開秦國後，荀子又去了趙國，最後受戰國四大公子之一的楚國的春申君之邀入楚為官。春申君死後，荀子一直在楚國做學問和教書。
荀子之所以猛烈抨擊孟子，是因為其思想基礎是“性惡論”。他認為人天生就是好逸惡勞的，所以人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裏好愉逸”，而“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等都是人的本性。“性惡論”也是法家的思想基礎之一，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麽韓非和李斯作為荀子的學生卻成為地地道道的法家代表人物了。但荀子的“性惡論”與法家不同的是，他重視後天的學習和積累，強調環境影響的作用，認為隻要肯學習，通過禮法仁義的教育，就能改惡向善。同時，他反對“天才”之說，認為所謂的“聖人”並非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學習積累的結果，這一思想具有進步意義。
從“性惡論”出發，荀子在政治上提出“禮治”論，主張對民眾要“明禮義以化之”，“重刑罰以禁之”。不過，作為出身儒家的思想家，荀子仍將“禮”的作用放在了“法”之上，提出先禮而後法，認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主要是靠禮義道德教化，而不能完全依靠刑罰和獎賞。但同時，為了適應新興地主階級對法製的要求，他把“禮”的內涵擴大了，把“禮”說成是“法之大分而類之綱紀也”，即認為禮是法的基本條理，也是法的綱領。這就給“禮”賦予了“法”的內涵。不僅如此，荀子還對傳統儒學的“禮”進行了改造，認為“禮”的要求應該是：君“以禮分施，均遍而不偏”；臣“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父要“寬惠而有禮”；子要“敬愛而致恭”；兄要“慈愛而見友”；弟要“敬詘而不悖”；夫要“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妻應“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這些理論為西漢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的整套封建倫理奠定了基礎。
荀子還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即“人定勝天”思想。他認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即天不具有宗教神秘性，它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不會因人間政治的好壞而轉移。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人可以“製天命而用之”。盡管荀子所說的這個“人”指的是所謂的“君子”，不是指普通民眾，他認為隻有“君子”才能“理天地”，但其意義十分重大。舉目四望，同一時期的其他地區的文化此時還是迷信色彩相當濃厚的，如地中海地區的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仍迷信萬物有靈，相信神靈是存在的，而黃河流域的中國文化已經高舉起了祛除迷信思想的大旗，中國文化的早熟又可見一斑。
儒家學說的宗旨是，告訴人們如何積極麵對生活，以及如何建立和服從社會秩序。但是，就當時來說，孔孟思想的最大的問題是脫離了社會現實。他們企圖通過讓統治者提高個人的修養，通過實行“仁政”，來達到統一的目的，完全是書生氣十足的異想天開。所以，當時沒有一個國君肯采用他們的理論，這既是他們一生不得誌的原因所在，也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說在政治上頗受排擠的原因所在。實際上，孔孟的思想都是適合於和平時期的理論，並不適合戰爭時期。相比之下，荀子的思想比孔孟要更加接近社會實際些，也更加唯物些。事實上，荀子是中國古代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之一，他把中國古代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向前大大地推進了一步，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因此，荀子的理論比孔孟更多地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比如他提出的“法後王”的進步曆史觀，就因適應新興地主階級建立統一政權的要求而被秦國的統治者所運用。不僅如此，荀子的思想實際上還是後世封建正統學術的真正開山鼻祖。西漢中期，社會穩定以後，儒家學術一掃多年的晦氣，終於以主角的身份占據曆史舞台時，其雖冠名為孔孟之學，其實獨尊的是荀子之學。以後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正統學術都沒有超出荀子設計的藍圖。
而曆代封建統治者之所以揚孔孟抑荀子，是因為荀子的學說有些內容不適合封建統治階級的胃口，主要有３點：一是荀子的思想屬於唯物主義，不利於封建帝王的神聖化；二是荀子的“性惡論”既不利於美化統治階級和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識，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人們物質欲望的合理性，衝淡了統治階級對人民實行道德教化的社會功用；三是荀子直語“嚴刑”，有損於統治階級的“仁德”形象。但另一方麵，荀子的學說由於結合了儒法思想，又非常符合封建統治的實際利益。如此一來，封建統治階級對荀子之學隻能是明裏棄之而暗中用之了。這也是荀子成不了聖人的原因。
（二）道家思想———從老子到莊子
老子所創立的道家學派，在春秋戰國時並不叫這個名稱。“道家”的名稱始見於西漢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的 《論六家之要指》，稱之為“道德家”。《漢書· 藝文誌》 因其以“道”為宇宙天地萬物的本源和學說的中心，故稱為“道家”，以後才有此名。春秋末戰國初，道家主要與儒、墨之學對立；戰國中期，道家主要與儒學對立，其代表人物是莊子。
莊子，名周，字子休，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人，大約生於公元前３６９年，死於公元前２８６年，與孟子同時。莊子出身是一個破落的貴族知識分子，但他身上也有王族血統，他是楚莊王的後裔。莊子學問很大，曾遍讀諸家著作，但家裏很窮，經常衣履不整，家裏揭不開鍋時他隻好向別人借糧食吃，有時他還不得不打些草鞋賣點錢混日子。不過莊子很有骨氣，他曾經做過管理漆園的小吏，後來辭職不幹了。有一次，魏王召見他，他竟要穿著破爛衣服去赴召。後來楚威王也曾派人攜厚幣請他出來做楚相，他說自己要過逍遙自在的隱士生活，一口回絕掉了。莊子對一切都抱無所謂的態度，認為生死本來沒有什麽區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他的妻子死了，他也不哭，坐在屍體旁邊，敲著瓦盆唱著歌，給後世留下了一個成語，叫“鼓盆而歌”。
莊子也可以稱得上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但他的學說是典型的沒落階級的思想，比老子還要消極。他把老子對現實社會的詛咒和不滿進一步發展為對人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厭棄和否定，可是他又不敢起來進行反抗鬥爭，所以隻好沉浸在悲觀失望中，通過在主觀意識中尋求到的精神解脫來安慰自己沒落的遭遇。他主張齊物我、齊是非、齊大小、齊生死、齊貴賤，幻想一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主觀精神境界。他提出人應該安時處順，逍遙自得，“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以此來養生避害。他反對追求知識，認為人生有限，知識無邊，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限的知識，是違反“養生”原則的危險行為。莊子還認為，如果一個人覺悟到沒有是非標準的話，就可以超脫一切了，甚至能擺脫自己肉體的拖累（“無己”），獲得絕對的精神自由，成為“至人”、“真人”，不需要糧食、空氣，在宇宙間作“逍遙遊”，與天地渾然一體。
莊子的思想反映了戰國時期沒落的貴族階級失去一切的絕望情緒，同時也是他們在極度的消極悲觀之中自我麻痹、自我安慰的表現。正因為莊子整天沉浸在自己想像的精神世界中，所以使得他的精神世界非常發達，遐想無限。他寫的散文如 《逍遙遊》，汪洋恣肆，儀態萬芳，想像豐富，在戰國諸子中最為突出，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瑰寶。莊子的思想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得到更大的發展，成為更為精細的“玄學”，並影響深遠。
道家學說的宗旨是，當社會秩序解體或出現社會動亂的時候，當麵對社會越來越多的不公平現象時，告訴人們如何超脫和回避。這樣的宗旨雖然從總體上說是消極的，但具體到單個事件、單個人，甚至某個特殊時段時，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不可一概否定。另外，道家學說中往往隱含一些極深刻的道理，如“治大國若烹小鮮”之類，更是中華文化的精華所在。
（三）法家思想———從商鞅到韓非
法家是以宣揚法治為核心的學派，以春秋時期的管仲、子產、鄧析為先驅，以戰國初期到中期的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等為早期代表，以戰國末的韓非為集大成者。其中，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偏於“勢”，韓非則受道家和荀子思想影響，把“法”、“術”、“勢”三者結合，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論。
法家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將自己的理論用諸政治實踐並獲得成功的學派，如管仲曾為齊桓公卿，幫助齊桓公率先稱霸；子產為鄭國執政，在鄭國首先實行改革，使鄭國在列強的夾縫中得以生存；鄧析是鄭國大夫，經常幫助人打官司，可以稱得上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律師”，他還辦學校教授法律知識，其編定的中國第一部個人修訂的成文法典———《竹刑》在鄭國被采用實行；李悝在戰國初年幫助魏文侯變法改革，使魏國在戰國七雄中率先強大，並製作出中國第一部封建法典———《法經》；吳起曾為楚悼王令尹，輔佐楚悼王實行變法改革獲得一定成效，使楚國一度富強；申不害為韓昭侯相，為相１７年，使韓國國治兵強，無人敢犯；商鞅為秦孝公大良造，在秦國進行兩次變法改革，獲得成功，為秦始皇的統一奠定堅實的基礎。
法家代表人物中隻有慎到和韓非是純學者。慎到，趙國人，是當時頗負盛名的學者，曾在稷下講學。他強調“勢治”，即執行法令須靠權勢，認為君主“抱法處勢”，可以“無為而治天下”，反對賢人治國。韓非後麵再講。
法家也是當時諸子百家中主張以武力進行統一的學派。由於法家的理論適應當時的政治形勢，即隻有通過血和鐵、刀與劍才能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所以才被統治者所賞識，並取得了成功。但是，由於種種的原因，法家的代表人物常不得好死，如鄧析因私製刑書而被當權者殺害，吳起被“受其迫害者”亂箭射死，商鞅被反對派車裂而亡，韓非則被同窗李斯毒殺於秦國獄中……
法家學派中，商鞅因變法成功而著稱，韓非以集大成者而著名，他們的思想基本代表了法家的學術成就。
商鞅，公孫氏，名鞅，後因功被秦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東南），故又叫商鞅。他是衛國（在今河南、山東交界）的庶出公子，故亦稱衛鞅。商鞅大約出生於公元前３９０年，死於公元前３３８年，活了５０幾歲。商鞅從小就好刑名之學，他是戰國中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
商鞅的出生地衛國是西周初年的大國，始封之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建都朝歌（今河南淇縣）。但公元前６６０年衛國被翟（狄）人（春秋前長期活動在齊、魯、衛、宋、邢等國之間的部族）所敗，後來依靠齊國的幫助，遷到楚丘（今河南滑縣）複國，但從此成為小國，以後又遷都帝丘（今河南濮陽）。到戰國時代，衛國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由於衛國貧弱的現狀，讓商鞅感到無用武之地，所以他便到魏國求發展，投在魏相公叔痤門下作家臣，時值魏惠王統治時。公叔痤臨死前向魏惠王推薦商鞅，但建議未被采用。不久，恰逢秦孝公招賢，於是公元前３６１年商鞅西入秦國，受到秦孝公的賞識，被委以重任。
商鞅於公元前３５９年（一說前３５６年）和前３５１年兩次變法，他在秦國的變法改革是戰國七雄中最徹底、最成功的，由此不僅奠定了秦國富強的基礎，而且最終在一百二三十年之後由秦國完成了統一。由於變法的成功，使商鞅成為戰國中期以前最有聲望、最有影響的法家代表人物，同時他還是封建地主階級出色的政治改革家。他的名字與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
商鞅不僅是一位政治改革家，而且還是一位較早的法家理論家。商鞅以前的法家人物，如李悝、吳起等人，都缺乏理論學說，從商鞅開始建立了自己的理論。商鞅的政治思想總結起來包括３個部分，一是“農戰”，二是重刑，三是君主集權。
商鞅認為治國要治根本，要使國家富強起來，最根本的就是要發展農業生產。他認為農業是根本，是本業，而手工業、商業則是枝葉，是末業，因此要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崇本抑末。他主張用官爵來獎勵農業生產，使民歸心於農，因為使民歸心於農既可以促進農業生產，多打糧食，使國富兵強，又可以使民敦厚樸實，為國所用。商鞅堅決要求消除那些讀詩書禮樂好言談的遊說之士，認為他們隻會使國家戰敗和貧弱。
商鞅還認為“行賞”和“用法”是為治之本。他主張“明法”，即將法律公開，讓百姓知曉法律規定，不做邪辟之事；還主張“一斷於法”，即依法辦事。他明確提出“刑無等級”，即對於犯法者不論官爵大小一律依法懲處；還提出“重刑輕罪”，即用重刑懲處輕罪，其目的是要“以刑去刑”。他說：“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商鞅還說：“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意思是：刑罰能生出強大的威力，威力能生出恩惠來。
商鞅提出，法是君臣都要遵守的，信（誠信）是君臣都要建立的，權則必須是君主所獨攬的。他認為權製必須獨斷於君，大權必須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所以他堅決維護君主集權、君主專製製度。
韓非，大約生於公元前２８０年，卒於公元前２３３年。韓非的思想雖屬於法家學派，但是又帶有黃老、道家學派的一些思想，所以司馬遷稱他“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韓非與李斯共同拜荀子為師，韓非的學問做得比李斯好，但是韓非有口吃的生理缺陷，不能憑嘴遊說諸侯，所以學成以後他隻能回到韓國，把主要精力用在著書立說上了。韓非廣泛吸收了法家前輩們的精華，使其思想理論成為戰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韓非的理論在韓國無人理睬，韓國的國君安甚至對他十分反感。後來有人把韓非的書帶到了秦國，頗愛法家思想理論的秦王嬴政看後興奮異常，竟然脫口說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他立刻派軍隊把韓非接到了秦國。但是，到秦國以後，韓非很快陷進官場的是是非非之中，並向秦王建議不要先滅韓國，令嬴政頗有想法，將他下了大獄。時任廷尉的李斯利用職權，瞞著秦王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將他殺害。
韓非的主要文化貢獻如下所述。
一是提出“法”、“術”、“勢”結合的君主獨裁理論。韓非認為，實行“法治”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法”就如同“規矩”，沒有了法，臣下就會作亂於下。他反對以賢臣治國，認為：“吏不必賢，能守我法而已。”他還提出：“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思想。“術”，即君主駕馭臣下的權術。韓非認為，“術”是君主必須具備的才能，君主的“術”是不能讓人知道而由君主暗中運用的。韓非認為，商鞅隻講法而不講術，結果是“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所以秦國數十年不能成帝王之業。“勢”，即君主的權威。韓非認為：“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製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隻有威勢才能使法令得以推行，因為“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韓非認為，“法”、“術”、“勢”三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廢。同時，他特別強調“法”與“勢”的結合，認為：“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韓非的這套“法”、“術”、“勢”的理論，把戰國法家思想發展到了頂峰。
二是強調暴力製惡。他主張：“重一刑之罪而止境內之邪。”他說：“所謂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
三是主張愚民鉗口。韓非認為：“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他提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韓非的這套理論沒法不讓秦王嬴政喜歡。作為國土麵積遠大於六國之合的秦國國君，年輕的嬴政一定要有一番作為，韓非的學說給他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以後，無論是在統一時還是在統一後，嬴政的種種作為中處處都能見到韓非理論的影子。
法家學說的宗旨是，一方麵極力維護君主的權力，拚命抬高君主的位子，教給君主統治臣民的各種手段；另一方麵強令臣民尊重專製王權，絕對服從專製王權，忠實執行法律，嚴格依法行事，死心塌地接受嚴刑酷法的暴虐統治，不得反抗。法家思想家們自己就是這樣做的，所以他們都有致命的弱點，即線性思維，頭腦僵硬，一心想著為君主服務，與其他人都搞不好關係，最後成為眾矢之的，都死於他們辛辛苦苦維護、強化和無限推崇的專製君權之手，這不能不說是法家的一大悲劇。從這一點說，法家代表人物的“不得好死”，沒一個是值得同情的，是他們自己害了自己。以後，李斯死得更慘，被秦二世“具五刑”而死，也就是把什麽罪都受夠了以後才被處死。李斯的死，為戰國法家的悲劇畫上了句號。
（四）墨家思想———從墨子到“墨辯”再到遊俠
春秋戰國時代，墨家是與儒家齊名的學派。直到戰國末期，墨家弟子仍然充斥天下，不可勝數，被韓非稱為“顯學”。
墨家代表的是小手工業者的利益和思想，其成員多是“耕稼樹藝”、“紡績織紝”的小手工業者，還有少數來自社會下層的“士”。他們雖與奴隸主舊貴族階級相對立，但與新興地主階級也相對立，可是他們自己在政治上並沒有地位，形不成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所以不得不依附於新興地主階級，這樣就使得他們的主張顯得十分軟弱無力。而實際上，新興地主階級從來也沒有采納過墨家的意見，因為他們那種充滿小生產者天真與幻想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實現。
墨子的弟子稱為“墨者”，他們結成組織十分嚴密的團體，製定有嚴格的紀律，強調服從命令，違反禁令者，輕則開除，重則處死。另外，他們還講究艱苦實踐，以自苦勵誌。相傳“墨者”都能赴火蹈刃，是當時社會一個令人生畏的群體。
墨子死後，墨家一分為三，首領稱“巨子”，代代下傳。至戰國後期，墨家又匯合為兩支：一支注重幾何、光學、力學等自然科學研究，尤其發展了前期墨家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被稱為“墨辯”。“墨辯”是中國哲學史上最早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最有體係的邏輯理論，內容豐富、深刻，具有較多的科學性。另一支發展了墨家學說主張用強力討回公道的宗旨，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其除暴安良、劫富濟貧、蔑視皇權的俠客思想對專製皇權構成威脅。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墨家學派因不利於封建統治而遭致壓製，逐漸湮沒，成為“絕學”，直至清代乾隆以後，才重新被重視和研究。
（五）其他學派的主要思想
除了上述儒、道、法、墨四大家外，春秋戰國時代的陰陽家影響也很大。
陰陽家，亦稱“陰陽五行家”，是戰國時期提倡陰陽五行說的學派。該學派把西周以來的陰陽說與五行說神秘化，用以附會人類社會曆史，提出“五德終始”的曆史循環論，其著名代表人物是鄒衍。
鄒衍，戰國後期齊國人，生卒年代約為公元前３０５年—前２４０年，活了大約６６歲。他最初是學習儒學的，後來覺得儒、墨兩家的學問都是一曲之見，於是另辟他途，研究陰陽五行。他曾周遊各國，主要在齊國、燕國、趙國一帶宣傳他的理論主張。鄒衍的學說包括天文、地理、曆史３個部分，構成一個宏大的體係，但是保存下來的主要是他的曆史學說，因為這部分內容與當時的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受到統治者的重視並被接受，因而得以保存下來。另外，其地理部分的內容也有一些保留下來。
鄒衍的最大創造在於他把五行理論運用到了曆史學之中，發明了“五德終始”學說，亦稱“五德轉移”說，即以五行生克原理來解釋王朝的興廢更替。鄒衍的“五行”用的是自己發明的順序，即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五行相勝的關係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水德之後又是土德，開始另一個周期，如此循環不已。
五行也叫“五材”，其思想和概念出現於春秋時期。它是當時的一些思想家以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金、木、水、火、土５種物質來解釋世界萬物的形成。這種不用神而用物質性的元素來說明世界的構成，應該屬於唯物主義的觀點，是當時自然科學發展的結果，但鄒衍又將其改造回去了。
鄒衍認為每一個王朝都受一種“德”的支配，當這個王朝衰落後，必然會被受另一種“德”支配的王朝所替代。每當一“德”興起時，天必會顯現出某種征兆以示下民。這種征兆，即自然界發生的某種奇特的現象，就是改朝換代的信息，被稱為“符應”。受後一“德”支配而興起的帝王便要依照天的示意，製定符合該“德”的政令、服色、冠輿等製度。具體來說，到鄒衍生活的時代為止已經出現的王朝，他認為是虞朝、夏朝、商朝、周朝４個朝代。虞，即舜的部落，鄒衍把黃帝到舜的時代稱為虞朝。鄒衍認為虞朝是依土德而建的，其色尚黃；夏依木德而建，其色尚青；商依金德而建，其色尚白；周依火德而建，其色尚赤。依據這個理論，他斷定代替周火的必定是依水德而立的“尚黑”的王朝。“五德終始”雖然荒誕不經，但是它把改朝換代看作是不可抗拒的規律，認為每一個朝代都不是永恒不變的，每一個朝代都會有自己的終數，這樣的曆史發展觀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另外，這一學說在理論上論證了周朝必亡，在當時也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當時，周朝的衰落、滅亡雖然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如何在理論上解決周朝滅亡後由新的朝代代替的問題，各家各派都在尋求理論依據。因為周王畢竟是“天子”，盡管周朝已經很虛弱了，但它仍受天的保佑。西周取代商朝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理論已經被講濫，雖然天的作用依然存在，但這套理論已無法再讓人深信不疑。當時，各家各派在周朝滅亡、由新朝代替方麵都沒有找出更好的理論依據。鄒衍的這套理論不僅比較合理地說明了朝代的更替是不可控製的自然規律，而且更加具有現實意義的是，它關於周代火德已衰，必將為體現水德的王朝所替代的理論，給那些想摘取王冠的諸侯們以極大的鼓舞。這是他們放手爭奪最高政治權力的理論依據，從此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放開手腳大幹一場了。所以，鄒衍的理論不僅促使了周朝的滅亡，而且為諸侯通過以血和火、刀與劍的戰爭統一中國創造了理論依據。也正因為如此，鄒衍的理論在當時受到各國統治者的推崇，盛極一時。
“五德終始”說被秦始皇完全接受。統一中國後，秦朝實行的就是水德製度，如黃河被更名為“德水”，衣服、旌旗等全都尚黑。另外，水德尚六，所以“六”這個數字是秦國基本的量度單位，如法律規定“步過六尺有罰”，即走路時的步子超過６尺（合今製１米４左右）就要被處罰，實際上是跑。不許人們在大街上跑步，這體現秦朝法律的苛酷。
鄒衍的理論在東漢時被著名的唯物主義者王充等人批駁得體無完膚，從此“五德終始”說衰頹下去。
兵家是春秋戰國時期研究軍事的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孫臏、尉繚等。他們總結春秋戰國時代的戰爭經驗，提出了一係列戰略戰術原則，包含有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現存兵家的重要著作有 《孫子兵法》、《吳起》、《司馬法》、《孫臏兵法》、《尉繚子》 等。由於兵家研究對象的獨特性，所以這一學派與法家一樣，也是當時最為務實的學派，成就也很大，對後世影響更是深遠，甚至及於海外。
名家是戰國時以辯論名實關係為中心的學派。名，指名詞，概念；實，指事物、實際。這一學派分成兩個主要派別。一個是以公孫龍為代表的“離堅白”派———著重分析感覺和概念，區別個別和一般、具體和抽象。“離堅白”的意思是：人用眼看石隻識其白，不識其堅；用手摸石隻覺其堅，不覺其白，故隻有白石、堅石，而沒有堅白石。其他還有“白馬非馬”、“牛羊五足、雞三足”等命題。另一個是以惠施為代表的“合同異”派———認為一切差別和對立都是相對的。“合同異”的意思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同的，其同一性是絕對的，而差異性則是相對的，異合於同之中。其他還有“天與地卑”、“山與澤平”等１０個命題。這個學派的出現體現了當時中國人思辨能力的水準，同時在中國哲學史上影響也很大。
小說家指采集民間傳說、議論，借以考察民情風俗的學派。
縱橫家指戰國時期從事外交遊說活動的謀略家。六國聯合抗秦，稱“和縱”；秦國聯合某國進攻其他國家，稱“連橫”。公孫衍、蘇秦是和縱派主要代表，張儀則為連橫派主要代表。他們沒有定主，朝秦暮楚，反複無常，也沒有形成完整的思想體係。
雜家是兼收諸子思想的學派，一直發展到漢初。雜家沒有提出自己獨立的中心觀點，也沒有形成完整體係，以戰國末期的呂不韋和西漢淮南王劉安為代表。
農家是反映農業生產、農民思想的學派，如提出“君民並耕”、“市賈不二”等。代表人物是戰國楚國的許行，他曾被孟子罵為“南蠻鴃舌之人”。鴃，伯勞鳥。許行有門徒幾十人，這些人生活極為簡樸，穿粗麻衣服，靠打草鞋、編席子為生。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過著流浪的生活，是農村中的赤貧者。
其實關於春秋戰國諸子學派的劃分並不全麵，自戰國以後就存在爭議，但不管劃分成什麽樣，它們的學術理論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思想寶庫的最初內涵當是無可爭議的。
三、第一批流芳千古的文化典籍的製作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學派的創立者和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不僅知識淵博、見解獨到，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編纂、修訂了一大批中國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從而便利了學術思想的保存與傳播。
（一）儒家經書
在春秋戰國文化典籍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當屬儒家經書。經，原本是古籍的統稱，凡帶有原理、原則性的著述都可以稱作經，所以幾乎各種學問都有經。“經”字本義是指縱的絲，就是訂書的線，經常要讀的書必須用線把它訂牢，以免錯亂，後來引申為“經書”，指經常必讀的書。再以後，所謂的經書，專指儒家所傳授的幾種書，其餘諸子的著述皆不在群經範圍之內了。
儒家經書可分“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及“四書五經”等，但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是“六經”和“四書”，以及 《左傳》、《周禮》、《孝經》 等。
儒家六經，即 《詩經》、《尚書》、《禮記》、《樂經》、《易經》 和 《春秋》 ６部經典。
《詩經》 是春秋以前平民和貴族的詩歌總集，本來隻稱 《詩》，後被儒家奉為經典，故得名。相傳 《詩經》 是孔子從數千篇中選出３０５篇編訂而成，流傳至今。其所收作品上起周初，下至春秋中葉，分 《風》、《雅》、《頌》 ３部分。《風》 是民間歌唱的詩，表現各地方的風俗；《雅》 是朝廷歌唱的詩，說明朝廷政治的好壞；《頌》 是宗廟祭祀的詩，讚美祖先的功業。作品中大部分是今陝西、甘肅、山東、山西、河南等地民歌，小部分是貴族作品。《詩經》 不但是最古的一部文學書，也是研究殷周特別是西周社會的最有價值的史料。
《尚書》，亦稱 《書》、《書經》，是上古曆史文獻和史跡記述的匯編。尚，古通“上”；書，就是史。上古的時候，史為記事之官，書為史官所記之史，“尚書”就是上古之史。相傳為孔子編訂，原書１００篇，今存５８篇，內容基本上是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談話記錄，包括帝堯和夏、商、周幾個時代的史料，是極為珍貴的有文字可考的史料，在古代史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禮經》，簡稱 《禮》，亦名 《儀禮》 或 《士禮》，是記載周代部分禮製的典籍，舊說係周公所作，經孔子整理，實際應成書於戰國前期。其內容有周人的各種禮節儀式，如冠禮、婚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聘禮、鄉射禮等，是研究西周社會情況、等級製度的重要資料。
《樂經》，今無存，內容不可考，估計是與 《禮》 相配合的音樂。據稱毀於秦朝末年項羽入鹹陽後所放的大火中，漢代已見不到 《樂經》，所以僅設“五經博士”。
《易經》，亦稱 《周易》、《易》，是周代的占卜書，舊說是孔子編寫的，實際非一人一時之作，最晚應成書於戰國末期。“易”的原義是“簡易”，因周人以蓍草占卜較之以前殷商以甲骨占卜簡單容易，故得名。其內容包括 《經》 和 《傳》 兩部分：《經》 主要是６４卦的卦辭和３８４爻的爻辭，《傳》 是對 《經》 的注釋和論述。《易經》 以八卦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自然現象，推測自然和社會的變化，認為陰陽兩種勢力的相互作用形成萬事萬物。其中包含的樸素辨證觀點是研究殷商春秋戰國思想，包括哲學、社會曆史、自然科學思想的重要材料。
《春秋》，亦稱 《春秋經》，相傳是孔子依據魯國的曆史並參考周王室及各諸侯國史官的記載而整理修訂的一部史書。它是中國第一部斷代編年體史書，其內容起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４８１年），共３４２年的曆史，記載了周王室及各諸侯國間的政治、軍事活動，以及日食、地震、水災等自然現象。由於 《春秋》 的文字過於簡單，記載的史實隻是一個大綱或提要，事情的原委記載的很不詳細，於是後來就有人將它的史實補充敘述和進行評論，這就是 《傳》。給 《春秋》 作 《傳》 流傳至今的共３家，即春秋末魯國人左丘明作 《春秋左氏傳》，簡稱 《左傳》；戰國齊國人公羊高作 《春秋公羊傳》，簡稱 《公羊傳》；戰國魯國人穀梁赤作 《春秋穀梁傳》，簡稱 《穀梁傳》。３種 《傳》合稱 《春秋三傳》，均為經書，但後兩 《傳》 主要是評論，沒有多少史實補充，比較空洞，且一直是口授，直到西漢初期才寫成書。《左傳》 開始也是口授，約在戰國初年成書，其內容豐富，是一部很寶貴的史書，同時還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是研究先秦社會史和文學史不可缺少的典籍。
“六經”至漢代受到尊崇。在 《史記· 孔子世家》 和 《滑稽列傳》 中，司馬遷稱“六經”為“六藝”，並闡述其對教育的作用是：“《禮》 以節人，《樂》 以發和，《書》 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 以神化，《春秋》 以道義。”
四書，即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４部著作。
《大學》 和 《中庸》 最初是 《禮記》 中的兩篇。《禮記》，亦稱 《小戴禮》、《小戴記》、《小戴禮記》，是戰國至西漢初儒家學者各種儀禮論文的選集，相傳為西漢初戴聖編，共４９篇，內容包含了許多儒家的重要思想，如“天下為公”、“中庸之道”等。《大學》 疑為秦漢之際荀子後學作，一說作於戰國，篇中著重闡明修身、治家與政治的關係。《中庸》 相傳為戰國子思所作，一說秦漢之際儒者所作，篇中以“中和”為道德行為的最高標準和世界萬物的基本秩序，提出一套個人修養與天道、社會曆史相聯係的學說。
《論語》 是孔子弟子、再傳弟子所記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述，由孔子的再傳弟子編輯成書，共２０篇，約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內容綜合了孔子道德和教育的多方麵論述，反映其哲學、政治觀點，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資料。東漢時 《論語》 列入七經（《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孝經》）之中。
《孟子》 為孟子及其弟子萬章等著，一說為孟子弟子、再傳弟子著，共７篇，記載了孟子的政治活動及其思想，南宋時升經。
“四書”之名始於南宋，其時大儒朱熹將此４部著作匯編在一起並加注釋，名為 《四書章句集注》 刊行天下，始有此名。元朝時明令以 《四書章句集注》 考試士子，一直到清末，相沿不改。四書統治封建社會後期的思想達７００年之久，影響深遠。
另外，《周禮》，亦稱 《周官》、《周官經》，是記載西周官製的典籍，傳為周公旦所作，實際上應為戰國時代儒者根據各國官製添附儒家政治思想增減編排而成，其中經濟思想頗多，還夾雜了一些法家的觀點，對研究西周、春秋戰國時的政治製度史有一定價值。《孝經》 至晚成書於戰國，為孔子後學所撰，為宣揚孝道的著述，從漢代起受到推崇。
（二）諸子著述
除了儒家經書外，春秋戰國諸子的著述流傳至今的有２１種。“子”原是春秋戰國時師兄弟之間的通稱，後來凡是有學問、有著述的人都可以稱“子”，他們的書就叫子書。“諸子”之稱始於漢代，本來包括儒家，但近世學者提到諸子主要指道、法、名、墨、縱橫、雜６家。下列諸子之書雖名為諸子親手所著，但實際上大部分是出於戰國人之手，或是後人根據戰國的材料撰述而成的，其中有真的，有偽的，而偽的則有部分真、部分偽的，也有全偽的，或者是書不偽而作者是偽的，更有偽中之偽的，所以今人已難以全部辨別清楚了。
道家的著作有以下幾種。
《老子》，亦稱 《道德經》 或 《德道經》，相傳為李耳作，現今多數人認為成書於戰國時期，其內容基本保留了老子的思想。
《文子》，傳為春秋老子弟子文子所作，今人定為戰國時期的作品。書中各章均冠以“老子曰”，以老子“道”之思想為宗，雜取儒、墨、法諸家語。
《關尹子》，相傳為春秋末關尹喜所作，也有稱係秦漢間方士所偽托。
《列子》，相傳為戰國鄭國列禦寇所作，原本早佚，今本多認為是魏晉人托名偽作。書中多取先秦諸子及漢代人言論並輯錄民間故事、寓言、神話等。
《楊子》，傳為戰國魏國楊朱所作，實為後人依托。
《鶡冠子》，傳為戰國楚國隱士鶡冠子所作，內容以道家思想為本，兼及儒、法、陰陽、名、墨、兵各家思想。
《莊子》，莊周及其後學所作，為戰國至漢初道家莊子一派的著作總集。
《亢倉子》，亦稱 《亢桑子》，傳為戰國東周人庚桑楚所作，其書雜取 《老子》、《莊子》、《列子》、《商君書》、《呂氏春秋》 等著述內容，間有獨到見解，基本思想則屬於道家。
法家著作有以下幾種。
《管子》，托名管仲所作，其實大部分內容為稷下學者采拾管仲言行推其旨意而成，其中也有漢朝人附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