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文化概論

第一節 春秋戰國文化輝煌的背景

　　春秋戰國時期輝煌文化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於社會經濟的高度發達、政治形勢的複雜多樣及學術爭鳴的活潑活躍等，同時它們也是這一時期文化輝煌的具體體現。

　　一、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水平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這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第二個經濟高峰期———戰國兩漢時期的前半程。從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角度來說，由於奴隸製度的衰落，生產關係得到很大改善，一家一戶的封建小農經濟逐漸上升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從舊的生產關係束縛下解放出來的農民有著比奴隸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同時，各諸侯國為了在激烈的政治、軍事鬥爭中保持不敗，並能提高國力，吞並別人，也紛紛施行各種政策保障和發展農業生產。從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角度來說，鐵製農具得到了廣泛使用，用牛耕作的方式被迅速推廣，各諸侯國興修了許多農田水利灌溉工程，以改善農耕條件，如著名的都江堰、鄭國渠等，耕作技術也大幅度提高。

　　中國人最早使用鐵器是在殷商時，到西周晚期，鐵已經是較為常見的東西了。春秋末年，中國大部分地區都已使用鐵器。進入戰國後，鐵器的使用更加普遍，種類也增多，生產、生活中使用鐵農具、鐵工具已經是很平常的事情了。鐵農具的廣泛使用不僅有利於大量荒地的開墾，而且也便於深耕、發土、平田、除草和收割等各種農事操作，可以大大提高勞作效率。更為重要的是，鐵農具的廣泛使用使農耕中比較廣泛地使用牲畜成為可能和必要。春秋時期用牛耕田已是人們習見的事情，戰國時期除牛耕外還使用馬耕。用牲畜耕作比用人力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所以鐵農具和牛耕對發展農業生產起了重要的作用，代表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另外，當時的耕作方法也更加進步。戰國時代的人們已經注意到對不同的土壤實行不同的種植方法，並懂得廣泛地使用肥料，深耕、熟耘也已成為耕作中普遍的基本要求，而且對耕地、整田、選種、播種、保苗、除草、收割及季節時令的知識都有了很大的進步。這樣，不僅促使了耕地麵積迅速擴大，而且單位麵積產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戰國初期的魏文侯相國李悝曾對當時魏國的糧食產量做了一個統計，這使我們多少了解了那個時代農業經濟發展的一般情況。按李悝統計，當時一畝田通常可以產粟一石半，上熟可４倍，即６石；中熟可３倍，即４石半；下熟可一倍，即３石；小饑可收一石，中饑可收７鬥，大饑隻能收３鬥。戰國時的一畝約為今畝的３１。２%；戰國時的一石約為今製的２市鬥。推算下來，可知戰國時一般年景下，相當於今天一市畝的田地約可產粟９鬥６升多（今製），最好的年份則可以產３石８鬥５升（今製），折合成市斤為４６２斤，這個產量與今天比較也不算低。如果以一般年景的產量計算，則相當於今天一畝產糧１１５。２市斤，按一夫一妻耕百畝之田計算———當時百畝合今製３１。２畝———共產糧約３６００市斤。也就是說，戰國初期一個農業勞動力一年可生產糧食１８００斤，可以養活除自身以外四到五個人（以每人每年消耗３６０斤糧食計算），這可是個了不起的成就。春秋戰國時期，常備軍中的士兵、周遊列國的遊說之士、百家爭鳴的思想家們及各級行政部門的官吏等都是完全脫離生產的人，換句話說，他們都是吃白飯的。如果沒有豐富的食物，如此龐大的非生產性隊伍是不可能存在的。試想，如果孔子上午在地裏幹活，下午到學堂教書，他可能成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嗎？所以，曆史唯物主義關於“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觀點其中之一就是從這個角度講的。

　　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及奴隸製度的衰落，西周時期“工商食官”的官營手工業、商業的格局終於被突破了，城市日益繁榮。《戰國策》 記載當時齊國的首都臨淄的繁華是“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衣襟）成帷，舉袂（衣袖）成幕，揮汗成雨”。早幾年出土的總重２５００多公斤的曾侯乙青銅編鍾從一個側麵反映出這個時期手工業的成就，而弦高、範蠡、子貢、白圭、呂不韋等著名大私商的不斷湧現則是這個時期商業發達的標誌。

　　二、政治形勢的複雜多樣

　　春秋戰國文化輝煌局麵的形成首先要歸功於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發達，這是最基本的原因。但是，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發達並不是春秋戰國文化輝煌局麵形成的必然原因，因為以後各代的生產力和經濟水平從總體上看都高於這個時期，然而卻再也沒有出現過這種文化輝煌的局麵。是什麽原因造成了這樣不同的結局呢？答案是，這個時期的政治因素使然，類似的政治因素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

　　春秋戰國時期政治形勢的複雜多樣首先體現為階級、階層狀況的複雜。在曆時數百年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中，有４大階級彼此消長著：逐漸消退的是奴隸主舊貴族階級及其對抗階級———奴隸階級，逐漸生成的是新興地主階級及其對抗階級———農民階級。奴隸主舊貴族階級曾進行過一番苦苦的掙紮，他們不情願退出曆史舞台，但由於無力阻擋曆史的潮流，所以最終未能改變逐漸衰亡的命運。隨之，其對抗階級———奴隸階級的人數也日見減少。新興地主階級或從奴隸主舊貴族階級中兌變而來，或來自普通民眾之中，他們順應曆史潮流的發展，從弱到強，逐漸走上政治舞台，直至最終徹底擊敗奴隸主舊貴族階級，奪取政權。同時，其對抗階級———農民階級也逐漸形成，他們雖必須忍受地主階級沉重的剝削和壓迫，但畢竟有了自己的人格和獨立的經濟。當時，除了這兩對對抗階級外，社會上還存在著個體手工業者集團（或階層）和商人集團（或階層）等，一些大私商甚至可以富敵諸侯。由於每一個階級、每一個集團（或階層）都有自己的主張、理想、願望、利益，所以他們都力圖展現自己的政治意圖，都希望社會朝著有利於自己利益的方向發展，由此促成了“百家爭鳴”局麵的出現。而“百家爭鳴”的形成恰恰是這一時期文化輝煌的重要成就。

　　其次，新舊製度交替、政局動蕩。這個時期奴隸製的消亡、封建製的確立，不僅是新舊製度的交替，更是文化上的新舊交替。而封建製比奴隸製更為先進，更能代表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所以其文化也更加順應社會發展、更加具有生命力，當它在代替奴隸製舊文化的過程中也必然會呈現新的繁榮。與此同時，激烈的兼並戰爭也打破了各諸侯國間孤立、靜態的統治格局。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殖，各諸侯國從以前的相互隔遠逐漸走到一個空間中爭霸爭雄。它們在同一個大舞台上演著此消彼長的人間活劇的同時，也促使不同區域的文化相互衝突、相互交織並相互滲透，從而既為文化重組提供機會，也使文化傳播的規模日盛。

　　三、學術爭鳴的活潑活躍

　　春秋戰國時期學術爭鳴活動，即“百家爭鳴”，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自由、最開放、最有成就、最有學術味道、最為名副其實的文化現象。它既是這一時期文化輝煌形成的背景，也是其主要體現。

　　“百家爭鳴”的出現除了上述兩個重要的因素外，還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是學術環境寬鬆活潑。在春秋戰國那個社會急劇動蕩的時代，各諸侯國要在激烈的政治鬥爭和兼並戰爭中獲得生存，必須不斷地改進統治手段、統治方法。春秋戰國時期的兼並戰爭是十分激烈的。有數字顯示，春秋初的時候尚有１００多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但經過３００多年的兼並混戰，到戰國初就剩下２０多個了，以後又經過進一步兼並，最後隻剩下７個，即被稱為“戰國七雄”的齊、楚、燕、韓、趙、魏、秦。在如此激烈的兼並戰爭中如何保存自己，壯大自己，並能吞並別人，是一個很嚴峻的課題。任何一個諸侯國都不想被別人吞並，都想壯大自己，吞並別人，但是怎樣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呢？實踐證明，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實行“文化開明政策”，即招徠各種人才，試用各式賢才；允許各種學說、各個學派的存在，讓他們自由發展、自由爭鳴等。通過這些人的學術活動和實踐活動，為自己摸索出一條既能立於不敗之地又最適合社會發展的道路。因此，各諸侯國基本上都允許各家各派的學者在自己的境內自由出入，允許他們在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華。

　　其次是“私學”的興盛和“養士”風氣的盛行。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奴隸製的衰落，在學術領域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以前“學在官府”的官學變成了學在私人的私學，這樣就使得各個階級、階層、集團的人士都有了受教育的機會，有學問、有知識的人多起來。在以前的奴隸製時代，學校都是官辦的，是為貴族子弟開設的，不允許庶人的子弟上學讀書。春秋時期，由於“禮崩樂壞”，官學維持不下去了，於是一些掌握文化知識的最低級貴族———士，因為生活沒有了著落，被迫流落民間，有的便以教書為業。同時，新興地主階級分子由於大部分來自庶民或破落貴族，缺少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夠讀書，掌握文化知識，以為日後奪權奠定文化基礎。於是，當老師和學生兩方麵的因素都具備以後，開辦私學的條件就成熟了。當時，開辦私塾的人實際上都是不同階級、階層和集團的代言人，他們對於各種學術問題，包括天文、地理、數學、物理、人類社會的起源等爭論不休，對政治製度和社會的發展前途更是各有主張，爭論不已，從而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麵。與此同時，戰國時期還盛行著“養士”的風氣。“養士”，即將各種人才網羅到自己門下，一方麵擴大自己的勢力，一方麵讓他們為自己服務。當時，齊國的齊威王、齊宣王在都城臨淄稷門外專門開辟的供“文學遊說之士”“不治而議論”的學校———稷下學宮是最為有名的“養士”場所。那些來自不同國家、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千裏迢迢來到齊國，聚集於稷下學宮，他們在這裏著書立說，自由辯論，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一千多人，成為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一個重要中心。稷下學宮一直到秦統一的時候才壽終正寢，一共持續了１５０年左右的時間。除此之外，戰國“四公子”———齊國的孟嚐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也各養士多達幾千人。這些被養的士中間有不少是“百家”學者，他們處在同一個時空中，更可以麵對麵地進行直接的爭鳴。所以，幾乎可以這樣說，每一個“養士”場所，就是“百家”直接交鋒、爭鳴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