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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西周文化“少年老成”性格的體現
伴隨著西周文化“人本性”特征的形成，其文化性格也從殷商的“天真無邪”向“少年老成”轉化，中國文化活潑可愛的性格逐漸湮沒在曆史長河之中。
一、農業生產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經濟格局的確定
西周時期是我國古代四次經濟高潮中的第一次———另三次是戰國兩漢時期、隋唐時期和明清時期。從西周開始，中國古代經濟成分中農業經濟逐漸占據絕對的優勢地位，其他經濟部門與農業生產相比較越發顯得微不足道，甚至變得可有可無，完全改變了殷商時期經濟“全麵發展”的格局。
農業生產是人類最古老的經濟部門之一，在中國產生於距今一萬年前左右的時候。以後，隨著它的發展出現了兩次社會大分工，第一次是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第二次是商業經濟的分離。農業經濟是奴隸製時代和封建製時代的經濟基礎，如果按照正常發展，商業經濟的發展會不斷吞噬農業經濟，並在一定時期後從中產生資本主義，將社會帶入資本主義時代。不過中國出現了一些其他的問題，其中最關鍵的就是重農抑商政策的實施，它使商業經濟一直被牢固地局限在農業經濟許可的範圍內發展，使之始終沒有能力改變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經濟格局，從而也使得中國的封建主義社會延續得特別長。關於重農抑商政策，以後再談，這裏先談重農的事情。
中國重農的風氣是從西周開始的，這樣說並不是說夏、商就不重農。其實，農業一產生就受到我們祖先格外的重視，因為它使人們可以自主地種植農作物，能動地製造出食物來，而不再像以前那樣完全依賴自然。殷商時，農業也是第一大經濟部門，但是由於商族人有畜牧和經商的傳統，所以相比之下不如周人那樣專心致誌地重視農業生產。周人隻重視農業，而忽視其他經濟成分的發展。
西周時期，畜牧業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明顯下降，成為完全依屬於農業的經濟部門，這從西周祭祀鬼神的用牲量就可以看出來。西周初的祭祀有時還用到牛５００頭，羊、豬２０００頭，後來用牲的數量逐漸減少，它反映的就是畜牧業地位的變化。西周時期青銅冶鑄業仍然是手工業中最主要的部門，但周人的青銅冶鑄業明顯是繼承殷商的成就。在滅商前，周人的青銅製作技術顯著落後，基本上沒有鑄造出什麽大型的青銅器物。如前所述，西周的商業活動最初是由戰敗的商遺民從事的，而商遺民作為戰敗者，地位低微，又隻能在農閑的時候才能外出經營，商業經濟發展規模不大也是可想而知的。當然，隨著西周農業經濟的發展，手工業、商業經濟在此基礎上肯定會取得超過殷商時的成就，但這是客觀經濟規律使然，並不是西周統治者主觀願望的實現。至於西周的農業經濟，則要比殷商時發達得多。西周農業的發達除了生產力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族人本身有著悠久的重視農業的傳統。
周族是我國西北地區一個古老的部族，和羌族中的薑姓部落有過通婚關係。傳說周人的始祖姓姬，名棄，善於種植各種糧食作物，曾在堯、舜時代做過農官，教民耕種。周族人認為是他開始種植稷和麥的，故尊其為“神農”，稱為“後稷”。後稷的三世孫公劉為首領時，周族人定居於豳（今陝西旬邑），農業逐漸發達起來，人口也增多了。公劉九傳至古公亶父的時候，前麵已述，戎狄中的薰育族貪婪周族的土地和人口而來進犯，於是周族人遷徙到了岐山腳下的周原（今陝西岐山）。周原土地肥美，宜於耕植，周族人便在這裏定居下來，從此改變了戎狄習俗，並對外自稱“周人”。估計從這個時候起，周人開始逐漸向階級社會過渡了，所以與殷商的矛盾衝突也激烈起來。到古公亶父的兒子季曆時，周族逐漸強大的形勢引起殷商的警覺，商王文丁殺死了季曆。季曆的兒子姬昌繼位後仍稱西伯，姬昌就是周文王。由上述可見，周族人早有重農的傳統，與其他經濟部門不同，其農業生產並不是從殷人那裏承襲而來的，而是早有基礎。
周族人不僅有著悠久的重農傳統，而且他們還把農業生產看成是其部族得以延續不斷的重要的經濟基礎和維係族群不致分裂的前提條件，給農業經濟賦予了濃鬱的人文色彩。所以，不僅周族人被禁止經商，而且周族的首領，包括西周建立以後的最初數代周天子，都必須要帶頭下地參加勞動，這種情況在 《詩經》 中有不少反映。如西周第三代國君周康王春夏祈穀祭祀時告誡農官的樂歌 《詩經· 周頌· 噫嘻》 稱：“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意思是：偉大成王（西周第二代國君）的神靈已經招請到這裏。我正率領著眾多農夫們，耕耘土地播種百穀。即使以後隨著西周統治的穩固，以及周族內部階級的進一步分化，周天子距離實際生產越來越遠，其下地勞動逐漸流為形式，但每年春播時的“藉田”儀式周天子仍必須親自參加，以起模範帶頭作用。這個製度一直延續到明清時。
從西周開始，中國文化的農業屬性越來越濃鬱。農業經濟的發展特點一是比較穩定。在中國曆史上農業經濟在其穩步向前發展的同時，雖然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曾多次瀕於崩潰，但它從未徹底崩潰過，它能一次一次地挺過危機，並迎來新的輝煌。農業經濟的再一個特點是發展緩慢。雖然在數千年的時間中它也曾有過大幅度提高的上佳表現，但從總體上看，生產力的提高還是過於緩慢，這就是為什麽中國在領先西方數千年後突然落後的原因所在。農業經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具有逐漸僵化的趨向。因為從根本上說，農業生產不是一種活潑的經濟成分，它必須依托耕地才能生存與發展，不能隨意移動，而且還必須按照季節安排生產活動，靠天吃飯，不敢有半點馬虎，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同時，農業經濟還有一種自我封閉的情結，它不願意與外界交往，不願意其他經濟成分隨意地與其競爭。因此，這就決定了雖然在一定時間內，農業文化能夠創造輝煌燦爛的文明成就，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與生俱來的僵化性會越來越束縛它的發展，直至最後幾乎停滯不前。所以，以農業為主要經濟部門並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經濟結構必然顯現出的是一種老氣橫秋的文化性格。
本來西周時期尚處中國文化的兒童時代，仍應該是天真活潑的———如果殷商時期是一個人上幼兒園的年齡階段的話，那麽西周至多也就是上小學一二年級，七八歲的樣子———但其建築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上而形成的文化性格已與這樣的年齡階段極不相符了，它太成熟、太世故、太懂規矩了，其言談舉止、所思所想完全不像是一個孩子，而更像是一個小老頭。所以，可以這樣說，中國文化的內在性格幾乎沒有青壯年期，它是從幼兒園畢業後直接到了退休階段，這樣，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它要比同齡人聰明許多，但當別人正常發展起來後，中國文化便顯得底氣不足了。近代中國的落後挨打就是這種農業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二、注重血緣親緣關係 提倡孝道
為了維護宗法等級製度和鞏固奴隸主貴族統治，西周文化中浸透著濃鬱的注重血緣身份、強調親緣關係和提倡忠孝倫理道德的味道，使尚處在兒童時代的西周文化因格外強調這些人與人的關係而顯得非常凝重，失去了往日人與神之間的那種隨心所欲的關係，喪失了活潑可愛的兒童性格。
前麵已述，宗法製度是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之上的，血緣或血統決定著社會成員中每一個人的身份等級，關係著每一個人的政治地位和權利義務等，所以西周文化格外關注每一個人的血緣身份，並用禮製將其固定下來，使之在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隨時體現出來。在西周，如果是貴族則按血統分為天子、諸侯、大夫、士４個等級———實際上諸侯、大夫、士還分有多級，如諸侯有公、侯、伯、子、男５ 等，大夫和士各有上、中、下３ 等；如果是平民，則稱為“國人”，雖與貴族同姓，可以議論政治，甚至發起怒來可以將天子趕跑，但基本上不能享受禮，日常生活受到很多約束，如不能乘車，不能佩帶兵器，送禮隻能送家鴨，等等；如果是奴隸，那就什麽也別說了，吃苦耐勞在前不說，還經常受到虐待，甚至被主人隨意殺死。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個成員都按照已有的軌跡安排自己的一生，不需要創新，也不允許改變，一切按部就班，不可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這種僵化的社會關係必然導致這個社會的崩潰和滅亡。
與重視血緣身份相一致，西周文化格外強調親緣關係，尤其注重貴族之間的親緣關係。殷商之所以被處在弱勢的周人滅亡———在其並不強大的兵力進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除了樹敵太多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內部眾叛親離，使商紂王孤立無援。有鑒於此，西周統治者十分注意貴族內部的關係調節。在西周，從理論上說，所有貴族———不管是同血緣的還是異姓的，都是親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家都處在同一個血緣宗族體內，彼此認親，相互親近，團結一致，目的明確，就是要共同對付被統治者的不服和反抗，從而更加有效地實行奴隸主貴族統治，以確保統治集團中每一個成員的根本利益。而為了維護這種血緣親緣關係，確保等級製的構建，提倡忠孝倫理道德便成為切實的需要。
西周時期已構建起一整套忠孝倫理道德體係，如要求君臣有義（公正合宜的道德和舉動）、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排列的次第）、朋友有信的“五倫”，還有被稱為“五常”或“五典”的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它們從不同角度確定了宗法製之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中“五常”是關於家庭成員的，“五倫”涉及社會成員。而在宗法製之下，為了保證父係家長的絕對權威，最為提倡的就是“孝”。
“孝”，即子女孝順和孝敬父母，具有多重含義，如無條件地服從父母，父母在不遠遊、不分家，贍養年老父母，為亡父母守孝３年，等等，但其最基本含義乃是繁衍子孫，為家庭和家族傳宗接代，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孝”始於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公社時期，進入文明時代後，由於氏族血緣關係依舊相當濃厚，所以“以孝烝烝（厚美）”的風尚依然存在，於是統治者便利用它來為自己服務。例如，夏王朝為了有效地治理民眾，就曾極力勸尚孝道，並嚴厲懲處不孝行為，視之為最大的犯罪，故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之說。而宗法製完善的西周，更是將不孝視為“元惡大憝（恨）”之行，要求必須“刑茲無赦”。如在 《尚書· 康誥》 中，周武王就告誡其同母弟衛康叔姬封說：“罪惡極大的人，還有一些是不孝順父親、不友愛兄弟之人。例如做兒子的不認真履行父親交給的事務，使父親傷透了心；做父親的不能愛憐自己的兒子，反而厭惡其子；做弟弟的不顧天倫，不尊敬自己的哥哥；做哥哥的不顧念弟弟的痛苦，對弟弟極不友愛。如果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發展到了這種地步，而執政的人還不懲罰他們，那麽上天賜予民眾的常法就會大大地混亂了。你應該趕快運用文王製定的刑罰，懲罰這樣的人，不要對他們施行赦免。”不孝之罪也是以後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中最嚴重的罪行之一。
三、講禮崇儀 規矩行事
由於西周社會完全以禮製進行規範，任何人不得僭越等級身份，所以西周時人人必須時時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處處強調依禮行事。一般來說，西周貴族從７歲開始就要在日常生活中被灌輸禮的知識，如“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等，１０歲入小學後“朝夕學幼儀”，２０歲開始係統地、正規地學習禮，直到３０歲基本學成。
周禮的龐雜程度可以說超出現代人的想像，下麵簡單舉幾例。
諸侯生太子之禮：太子出生當天，國君要設太牢之禮———即牛、羊、豕三犧全備的祭祀活動，並由宰夫負責食具。第三天，通過占卜選出的一名已提前一天齋戒的士，身著正式朝服，從保姆手中接過太子。此時，射人用桑木做的弓將用蓬草莖做的６支箭，分別射向天地和四方。然後，再由保姆將太子抱回。接下來，由宰夫向抱子之士獻甜酒，並賜予他一束帛。隨後，又通過占卜選出一名士的妻子和一名大夫的妾，並由他們負責喂養太子。
為子之禮：做兒子的要使父母冬天感到溫暖，夏天感到清涼；傍晚要為父母鋪好枕席，早晨要向父母請安；見到父親誌同道合的友人，不讓他上前就不敢進前，不讓他退下就不敢退下，不發問他就不敢隨便說話；出門必先稟告父母，回家也必須麵告父母；平時說話不帶“老”字；起居不得占據室中西南角的位置，坐不敢坐在席子的正中，行不敢走在路的中間，站不敢站在門的中央；父母在世，帽子和衣服不鑲白邊等。
學生之禮：隨從先生而行，不可跑到路的對麵去與人交談；在路上遇到先生，應快步向前，立正，向先生拱手；先生同你說話要好好回答，不與你說話就快步退下；隨從年長的人上丘陵，一定要麵朝長者所看的方向等。
諸侯朝見周天子之“賓禮”：有朝、宗、覲、遇、會、同、問、視８ 種。朝、宗、覲、遇，指諸侯分別在春夏秋冬四季來朝覲周天子；會，亦稱“時見”，指周天子不定期接見諸侯；同，亦稱殷見，即天下諸侯一起來見周天子；問，亦稱“時聘”，指諸侯派手下大夫不定期向周天子匯報諸侯國情況；視，指諸侯派大夫定期問候周天子起居情況。
婚禮：亦稱“六禮”，分別為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納采，即男家通過掌管男女婚姻的機構———媒氏，向女家求婚，以雁為彩禮；問名，即媒人代男家請問女方的生年月日時辰及出生貴賤等；納吉，即男家將男女婚約之事卜問祖廟，求祖先告之相合的凶吉，卜得吉兆後乃正式訂婚；納征，即男家向女家送訂婚禮物，並準備結婚事宜；請期，即男家擇定吉日為婚期，與女家商定；親迎，即新郎奉父母之命，親赴女家迎娶新娘，回來舉行結婚儀式。
跪拜之禮：共有９ 種，分為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膜拜，其中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前３種。稽首是最隆重的跪拜禮，屬於臣拜君之禮，施禮者拜跪於地，然後引頭至地，並停留一段較長時間。頓首是地位相等或平輩人之間的跪拜禮，施禮者拜跪於地，引頭至地隻作短暫的接觸後就立即舉頭。空首則頭不真正叩地，其行禮的方法是拜跪於地後，先以兩手拱至地，然後引頭至手，這是國君回答臣下的拜禮。
西周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必須隨時注意禮的細節，否則會給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甚至帶來殺身之禍。如周禮有“履不上於堂”的規定，即不得穿鞋進屋。因為古人席地而坐，登堂便已就席，穿鞋既不衛生也不禮貌。春秋時這種遺風尚存，一次衛侯與大夫們飲酒，褚師聲子穿履登席，衛侯大怒。褚師聲子辯解說腳上生瘡，如果讓君侯看到了會嘔吐的。衛侯更加生氣，要砍掉褚師聲子的腳，嚇得褚師聲子趕快逃走了。再如做客人家吃羹時要“勿恕羹”、“勿嚃羹”。“羹”是古人經常食用的一道比現代所稱的濃湯還要濃一些的家常便飯。“恕羹”即往端上席的羹中加調料，由於羹中已配好調料，故客人再往裏加會使主人覺得自己調的羹不適合客人的口味而感到難堪。“嚃羹”則指狼吞虎咽地吃羹，這樣的吃法，一方麵很不禮貌，另一方麵也會使主人認為自己所調的羹不夠好，所以客人才囫圇吞咽，以求趕緊吃完。
從我們今人所能看到的曆史記載看，生活在春秋的孔子是最講究禮儀的，《論語》 中記載了孔子很多這方麵的故事。前麵已述，魯國的始封君是周公的兒子伯禽，由於與周公有這層關係，所以魯國受到周禮的熏陶比較濃厚，到春秋時仍保留著濃鬱的西周傳統，孔子就是深受這種文化的影響才成才的。同時，孔子的理想社會是西周，他在不斷宣揚自己理論主張的同時，還力圖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為恢複古老的周禮而努力，因此孔子講究禮儀的故事可以使我們從側麵了解周人的禮製生活。
據 《論語· 先進》 記載：孔子最得意的學生顏淵死時，其父顏路曾請求孔子賣掉車子替顏淵買個外槨（棺外的套棺），結果被孔子依禮拒絕。顏淵，名回，字子淵，死時年僅３２歲。他因“貧而好學，篤於存仁”而被孔子視為最得意的學生，孔子把他當作自己學說的繼承人，後人將他列為孔子學生中的七十二賢人之首，尊為“複聖”。顏淵的父親顏路也是孔子的學生。得知顏淵死訊，孔子悲痛欲絕地說：“噫！天喪予！天喪予！”意思是：老天是要我的命呀！但對於顏路的請求孔子卻一口回絕。他說：“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意思是：有才無才的兒子都是自己的兒子。孔鯉（孔子的兒子）死時，也是隻有棺而無槨的。我不能賣掉車子為顏淵買槨而自己步行，因為我曾經做過大夫（也可理解為“我是貴族之後”），是不可以步行的。孔子曾在５１歲至５４歲時在魯國做過官，屬於當過大夫的人，他將乘車外出看成是維護大夫尊嚴的事情，即使現在他已不是大夫了，而且顏淵還是他最喜愛的學生，但也不能使他放棄禮的要求而步行上街。
據 《論語· 子罕》 記載：孔子看見穿喪服、穿戴禮服禮帽（當官者）和瞎眼睛的人（樂官），總是畢恭畢敬的，即使他們比他的年齡小，他也要站起身來；而當經過這些人的身邊時，孔子肯定要快走幾步，以示對他們的敬意。
據 《論語· 鄉黨》 記載：孔子在朝廷上與同級的下大夫交談時，總是從容不迫，侃侃而談，但與地位高於自己的上大夫談話則要委婉和悅多了。當國君出來後，他立刻就會表現出恭敬不安的神情，但威儀適度。又載：每當國君讓孔子去接待賓客時，他馬上就會顯現出莊嚴的神色，步履也鄭重多了。當他與賓客相見施禮時，雖然左右拱手施禮使得禮服前後搖動但依舊非常整齊。當他見到賓客時，就會立刻快步抵前，姿態優美得猶如舒展翅膀的鳥兒。賓客辭去後，孔子必定要向國君複命說：“賓客已經遠去了。”還載：孔子進入朝廷大門時，總是恭敬地彎著身子，好像無容身之地的樣子。他從不站在門的中間，行走時也從不會踩踏門檻。當他經過國君前麵時，臉色立刻就會莊重起來，腳步也馬上加快些，說話的聲音壓得很低，就像說不出話來一樣。進入朝堂時，他總是用兩隻手提起衣襟上台階，並恭敬地彎著腰，屏住氣息就像停止呼吸一樣。出來時，他每下一層台階，臉色就放鬆一些，顯現出和悅的樣子。下完台階，他立刻快步前行，好像鳥兒展翅一樣。直到回到自己的坐席上，他內心還是恭敬不安的。另載：孔子出使別國舉行典禮時，他會恭敬地彎腰拿著圭，好像力量不夠而舉不起來的樣子，拿高一點好像在作揖，拿低一點好像在遞給別人東西；臉上還顯現出戰栗恐懼的顏色，腳步小而頻促，好像循著一條線走一樣。當向主人獻禮時，他滿臉都是和悅之色。直到私下相會，他才完全是輕鬆愉快的樣子。
有人考證，孔子的身高有１。９６米，一般也認為在１。８５以上，所以在當時人們就呼他為“長人”。想一想，一個身材如此高大的人做上述動作，是很難為他的。孔子遵禮的事跡還有很多，其他典籍如 《禮記》 上也有記載。不過，孔子身體力行的這些禮節儀式恐怕在他那個時代已沒有幾個人能做到了，倒不是因為太煩瑣，而是難在發自內心、誠心悅意地施禮。春秋末季的人不大可能會像孔子這樣誠惶誠恐、小心翼翼地依禮行事。所以，敬佩孔子的人把他當成大學問家，佩服得五體投地，經常遠道而來向他請教各種問題；厭煩他的人則認為他一個老古董，隻有殺了他社會才能進步。由於在西周時人們必須把很大精力放在煩瑣的禮節儀式上，所以西周文化必然會趨向於枯燥乏味、缺少生氣。
一、農業生產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經濟格局的確定
西周時期是我國古代四次經濟高潮中的第一次———另三次是戰國兩漢時期、隋唐時期和明清時期。從西周開始，中國古代經濟成分中農業經濟逐漸占據絕對的優勢地位，其他經濟部門與農業生產相比較越發顯得微不足道，甚至變得可有可無，完全改變了殷商時期經濟“全麵發展”的格局。
農業生產是人類最古老的經濟部門之一，在中國產生於距今一萬年前左右的時候。以後，隨著它的發展出現了兩次社會大分工，第一次是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第二次是商業經濟的分離。農業經濟是奴隸製時代和封建製時代的經濟基礎，如果按照正常發展，商業經濟的發展會不斷吞噬農業經濟，並在一定時期後從中產生資本主義，將社會帶入資本主義時代。不過中國出現了一些其他的問題，其中最關鍵的就是重農抑商政策的實施，它使商業經濟一直被牢固地局限在農業經濟許可的範圍內發展，使之始終沒有能力改變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經濟格局，從而也使得中國的封建主義社會延續得特別長。關於重農抑商政策，以後再談，這裏先談重農的事情。
中國重農的風氣是從西周開始的，這樣說並不是說夏、商就不重農。其實，農業一產生就受到我們祖先格外的重視，因為它使人們可以自主地種植農作物，能動地製造出食物來，而不再像以前那樣完全依賴自然。殷商時，農業也是第一大經濟部門，但是由於商族人有畜牧和經商的傳統，所以相比之下不如周人那樣專心致誌地重視農業生產。周人隻重視農業，而忽視其他經濟成分的發展。
西周時期，畜牧業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明顯下降，成為完全依屬於農業的經濟部門，這從西周祭祀鬼神的用牲量就可以看出來。西周初的祭祀有時還用到牛５００頭，羊、豬２０００頭，後來用牲的數量逐漸減少，它反映的就是畜牧業地位的變化。西周時期青銅冶鑄業仍然是手工業中最主要的部門，但周人的青銅冶鑄業明顯是繼承殷商的成就。在滅商前，周人的青銅製作技術顯著落後，基本上沒有鑄造出什麽大型的青銅器物。如前所述，西周的商業活動最初是由戰敗的商遺民從事的，而商遺民作為戰敗者，地位低微，又隻能在農閑的時候才能外出經營，商業經濟發展規模不大也是可想而知的。當然，隨著西周農業經濟的發展，手工業、商業經濟在此基礎上肯定會取得超過殷商時的成就，但這是客觀經濟規律使然，並不是西周統治者主觀願望的實現。至於西周的農業經濟，則要比殷商時發達得多。西周農業的發達除了生產力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族人本身有著悠久的重視農業的傳統。
周族是我國西北地區一個古老的部族，和羌族中的薑姓部落有過通婚關係。傳說周人的始祖姓姬，名棄，善於種植各種糧食作物，曾在堯、舜時代做過農官，教民耕種。周族人認為是他開始種植稷和麥的，故尊其為“神農”，稱為“後稷”。後稷的三世孫公劉為首領時，周族人定居於豳（今陝西旬邑），農業逐漸發達起來，人口也增多了。公劉九傳至古公亶父的時候，前麵已述，戎狄中的薰育族貪婪周族的土地和人口而來進犯，於是周族人遷徙到了岐山腳下的周原（今陝西岐山）。周原土地肥美，宜於耕植，周族人便在這裏定居下來，從此改變了戎狄習俗，並對外自稱“周人”。估計從這個時候起，周人開始逐漸向階級社會過渡了，所以與殷商的矛盾衝突也激烈起來。到古公亶父的兒子季曆時，周族逐漸強大的形勢引起殷商的警覺，商王文丁殺死了季曆。季曆的兒子姬昌繼位後仍稱西伯，姬昌就是周文王。由上述可見，周族人早有重農的傳統，與其他經濟部門不同，其農業生產並不是從殷人那裏承襲而來的，而是早有基礎。
周族人不僅有著悠久的重農傳統，而且他們還把農業生產看成是其部族得以延續不斷的重要的經濟基礎和維係族群不致分裂的前提條件，給農業經濟賦予了濃鬱的人文色彩。所以，不僅周族人被禁止經商，而且周族的首領，包括西周建立以後的最初數代周天子，都必須要帶頭下地參加勞動，這種情況在 《詩經》 中有不少反映。如西周第三代國君周康王春夏祈穀祭祀時告誡農官的樂歌 《詩經· 周頌· 噫嘻》 稱：“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意思是：偉大成王（西周第二代國君）的神靈已經招請到這裏。我正率領著眾多農夫們，耕耘土地播種百穀。即使以後隨著西周統治的穩固，以及周族內部階級的進一步分化，周天子距離實際生產越來越遠，其下地勞動逐漸流為形式，但每年春播時的“藉田”儀式周天子仍必須親自參加，以起模範帶頭作用。這個製度一直延續到明清時。
從西周開始，中國文化的農業屬性越來越濃鬱。農業經濟的發展特點一是比較穩定。在中國曆史上農業經濟在其穩步向前發展的同時，雖然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曾多次瀕於崩潰，但它從未徹底崩潰過，它能一次一次地挺過危機，並迎來新的輝煌。農業經濟的再一個特點是發展緩慢。雖然在數千年的時間中它也曾有過大幅度提高的上佳表現，但從總體上看，生產力的提高還是過於緩慢，這就是為什麽中國在領先西方數千年後突然落後的原因所在。農業經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具有逐漸僵化的趨向。因為從根本上說，農業生產不是一種活潑的經濟成分，它必須依托耕地才能生存與發展，不能隨意移動，而且還必須按照季節安排生產活動，靠天吃飯，不敢有半點馬虎，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同時，農業經濟還有一種自我封閉的情結，它不願意與外界交往，不願意其他經濟成分隨意地與其競爭。因此，這就決定了雖然在一定時間內，農業文化能夠創造輝煌燦爛的文明成就，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與生俱來的僵化性會越來越束縛它的發展，直至最後幾乎停滯不前。所以，以農業為主要經濟部門並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經濟結構必然顯現出的是一種老氣橫秋的文化性格。
本來西周時期尚處中國文化的兒童時代，仍應該是天真活潑的———如果殷商時期是一個人上幼兒園的年齡階段的話，那麽西周至多也就是上小學一二年級，七八歲的樣子———但其建築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上而形成的文化性格已與這樣的年齡階段極不相符了，它太成熟、太世故、太懂規矩了，其言談舉止、所思所想完全不像是一個孩子，而更像是一個小老頭。所以，可以這樣說，中國文化的內在性格幾乎沒有青壯年期，它是從幼兒園畢業後直接到了退休階段，這樣，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它要比同齡人聰明許多，但當別人正常發展起來後，中國文化便顯得底氣不足了。近代中國的落後挨打就是這種農業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二、注重血緣親緣關係 提倡孝道
為了維護宗法等級製度和鞏固奴隸主貴族統治，西周文化中浸透著濃鬱的注重血緣身份、強調親緣關係和提倡忠孝倫理道德的味道，使尚處在兒童時代的西周文化因格外強調這些人與人的關係而顯得非常凝重，失去了往日人與神之間的那種隨心所欲的關係，喪失了活潑可愛的兒童性格。
前麵已述，宗法製度是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之上的，血緣或血統決定著社會成員中每一個人的身份等級，關係著每一個人的政治地位和權利義務等，所以西周文化格外關注每一個人的血緣身份，並用禮製將其固定下來，使之在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隨時體現出來。在西周，如果是貴族則按血統分為天子、諸侯、大夫、士４個等級———實際上諸侯、大夫、士還分有多級，如諸侯有公、侯、伯、子、男５ 等，大夫和士各有上、中、下３ 等；如果是平民，則稱為“國人”，雖與貴族同姓，可以議論政治，甚至發起怒來可以將天子趕跑，但基本上不能享受禮，日常生活受到很多約束，如不能乘車，不能佩帶兵器，送禮隻能送家鴨，等等；如果是奴隸，那就什麽也別說了，吃苦耐勞在前不說，還經常受到虐待，甚至被主人隨意殺死。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個成員都按照已有的軌跡安排自己的一生，不需要創新，也不允許改變，一切按部就班，不可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這種僵化的社會關係必然導致這個社會的崩潰和滅亡。
與重視血緣身份相一致，西周文化格外強調親緣關係，尤其注重貴族之間的親緣關係。殷商之所以被處在弱勢的周人滅亡———在其並不強大的兵力進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除了樹敵太多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內部眾叛親離，使商紂王孤立無援。有鑒於此，西周統治者十分注意貴族內部的關係調節。在西周，從理論上說，所有貴族———不管是同血緣的還是異姓的，都是親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家都處在同一個血緣宗族體內，彼此認親，相互親近，團結一致，目的明確，就是要共同對付被統治者的不服和反抗，從而更加有效地實行奴隸主貴族統治，以確保統治集團中每一個成員的根本利益。而為了維護這種血緣親緣關係，確保等級製的構建，提倡忠孝倫理道德便成為切實的需要。
西周時期已構建起一整套忠孝倫理道德體係，如要求君臣有義（公正合宜的道德和舉動）、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排列的次第）、朋友有信的“五倫”，還有被稱為“五常”或“五典”的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它們從不同角度確定了宗法製之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中“五常”是關於家庭成員的，“五倫”涉及社會成員。而在宗法製之下，為了保證父係家長的絕對權威，最為提倡的就是“孝”。
“孝”，即子女孝順和孝敬父母，具有多重含義，如無條件地服從父母，父母在不遠遊、不分家，贍養年老父母，為亡父母守孝３年，等等，但其最基本含義乃是繁衍子孫，為家庭和家族傳宗接代，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孝”始於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公社時期，進入文明時代後，由於氏族血緣關係依舊相當濃厚，所以“以孝烝烝（厚美）”的風尚依然存在，於是統治者便利用它來為自己服務。例如，夏王朝為了有效地治理民眾，就曾極力勸尚孝道，並嚴厲懲處不孝行為，視之為最大的犯罪，故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之說。而宗法製完善的西周，更是將不孝視為“元惡大憝（恨）”之行，要求必須“刑茲無赦”。如在 《尚書· 康誥》 中，周武王就告誡其同母弟衛康叔姬封說：“罪惡極大的人，還有一些是不孝順父親、不友愛兄弟之人。例如做兒子的不認真履行父親交給的事務，使父親傷透了心；做父親的不能愛憐自己的兒子，反而厭惡其子；做弟弟的不顧天倫，不尊敬自己的哥哥；做哥哥的不顧念弟弟的痛苦，對弟弟極不友愛。如果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發展到了這種地步，而執政的人還不懲罰他們，那麽上天賜予民眾的常法就會大大地混亂了。你應該趕快運用文王製定的刑罰，懲罰這樣的人，不要對他們施行赦免。”不孝之罪也是以後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中最嚴重的罪行之一。
三、講禮崇儀 規矩行事
由於西周社會完全以禮製進行規範，任何人不得僭越等級身份，所以西周時人人必須時時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處處強調依禮行事。一般來說，西周貴族從７歲開始就要在日常生活中被灌輸禮的知識，如“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等，１０歲入小學後“朝夕學幼儀”，２０歲開始係統地、正規地學習禮，直到３０歲基本學成。
周禮的龐雜程度可以說超出現代人的想像，下麵簡單舉幾例。
諸侯生太子之禮：太子出生當天，國君要設太牢之禮———即牛、羊、豕三犧全備的祭祀活動，並由宰夫負責食具。第三天，通過占卜選出的一名已提前一天齋戒的士，身著正式朝服，從保姆手中接過太子。此時，射人用桑木做的弓將用蓬草莖做的６支箭，分別射向天地和四方。然後，再由保姆將太子抱回。接下來，由宰夫向抱子之士獻甜酒，並賜予他一束帛。隨後，又通過占卜選出一名士的妻子和一名大夫的妾，並由他們負責喂養太子。
為子之禮：做兒子的要使父母冬天感到溫暖，夏天感到清涼；傍晚要為父母鋪好枕席，早晨要向父母請安；見到父親誌同道合的友人，不讓他上前就不敢進前，不讓他退下就不敢退下，不發問他就不敢隨便說話；出門必先稟告父母，回家也必須麵告父母；平時說話不帶“老”字；起居不得占據室中西南角的位置，坐不敢坐在席子的正中，行不敢走在路的中間，站不敢站在門的中央；父母在世，帽子和衣服不鑲白邊等。
學生之禮：隨從先生而行，不可跑到路的對麵去與人交談；在路上遇到先生，應快步向前，立正，向先生拱手；先生同你說話要好好回答，不與你說話就快步退下；隨從年長的人上丘陵，一定要麵朝長者所看的方向等。
諸侯朝見周天子之“賓禮”：有朝、宗、覲、遇、會、同、問、視８ 種。朝、宗、覲、遇，指諸侯分別在春夏秋冬四季來朝覲周天子；會，亦稱“時見”，指周天子不定期接見諸侯；同，亦稱殷見，即天下諸侯一起來見周天子；問，亦稱“時聘”，指諸侯派手下大夫不定期向周天子匯報諸侯國情況；視，指諸侯派大夫定期問候周天子起居情況。
婚禮：亦稱“六禮”，分別為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納采，即男家通過掌管男女婚姻的機構———媒氏，向女家求婚，以雁為彩禮；問名，即媒人代男家請問女方的生年月日時辰及出生貴賤等；納吉，即男家將男女婚約之事卜問祖廟，求祖先告之相合的凶吉，卜得吉兆後乃正式訂婚；納征，即男家向女家送訂婚禮物，並準備結婚事宜；請期，即男家擇定吉日為婚期，與女家商定；親迎，即新郎奉父母之命，親赴女家迎娶新娘，回來舉行結婚儀式。
跪拜之禮：共有９ 種，分為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膜拜，其中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前３種。稽首是最隆重的跪拜禮，屬於臣拜君之禮，施禮者拜跪於地，然後引頭至地，並停留一段較長時間。頓首是地位相等或平輩人之間的跪拜禮，施禮者拜跪於地，引頭至地隻作短暫的接觸後就立即舉頭。空首則頭不真正叩地，其行禮的方法是拜跪於地後，先以兩手拱至地，然後引頭至手，這是國君回答臣下的拜禮。
西周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必須隨時注意禮的細節，否則會給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甚至帶來殺身之禍。如周禮有“履不上於堂”的規定，即不得穿鞋進屋。因為古人席地而坐，登堂便已就席，穿鞋既不衛生也不禮貌。春秋時這種遺風尚存，一次衛侯與大夫們飲酒，褚師聲子穿履登席，衛侯大怒。褚師聲子辯解說腳上生瘡，如果讓君侯看到了會嘔吐的。衛侯更加生氣，要砍掉褚師聲子的腳，嚇得褚師聲子趕快逃走了。再如做客人家吃羹時要“勿恕羹”、“勿嚃羹”。“羹”是古人經常食用的一道比現代所稱的濃湯還要濃一些的家常便飯。“恕羹”即往端上席的羹中加調料，由於羹中已配好調料，故客人再往裏加會使主人覺得自己調的羹不適合客人的口味而感到難堪。“嚃羹”則指狼吞虎咽地吃羹，這樣的吃法，一方麵很不禮貌，另一方麵也會使主人認為自己所調的羹不夠好，所以客人才囫圇吞咽，以求趕緊吃完。
從我們今人所能看到的曆史記載看，生活在春秋的孔子是最講究禮儀的，《論語》 中記載了孔子很多這方麵的故事。前麵已述，魯國的始封君是周公的兒子伯禽，由於與周公有這層關係，所以魯國受到周禮的熏陶比較濃厚，到春秋時仍保留著濃鬱的西周傳統，孔子就是深受這種文化的影響才成才的。同時，孔子的理想社會是西周，他在不斷宣揚自己理論主張的同時，還力圖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為恢複古老的周禮而努力，因此孔子講究禮儀的故事可以使我們從側麵了解周人的禮製生活。
據 《論語· 先進》 記載：孔子最得意的學生顏淵死時，其父顏路曾請求孔子賣掉車子替顏淵買個外槨（棺外的套棺），結果被孔子依禮拒絕。顏淵，名回，字子淵，死時年僅３２歲。他因“貧而好學，篤於存仁”而被孔子視為最得意的學生，孔子把他當作自己學說的繼承人，後人將他列為孔子學生中的七十二賢人之首，尊為“複聖”。顏淵的父親顏路也是孔子的學生。得知顏淵死訊，孔子悲痛欲絕地說：“噫！天喪予！天喪予！”意思是：老天是要我的命呀！但對於顏路的請求孔子卻一口回絕。他說：“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意思是：有才無才的兒子都是自己的兒子。孔鯉（孔子的兒子）死時，也是隻有棺而無槨的。我不能賣掉車子為顏淵買槨而自己步行，因為我曾經做過大夫（也可理解為“我是貴族之後”），是不可以步行的。孔子曾在５１歲至５４歲時在魯國做過官，屬於當過大夫的人，他將乘車外出看成是維護大夫尊嚴的事情，即使現在他已不是大夫了，而且顏淵還是他最喜愛的學生，但也不能使他放棄禮的要求而步行上街。
據 《論語· 子罕》 記載：孔子看見穿喪服、穿戴禮服禮帽（當官者）和瞎眼睛的人（樂官），總是畢恭畢敬的，即使他們比他的年齡小，他也要站起身來；而當經過這些人的身邊時，孔子肯定要快走幾步，以示對他們的敬意。
據 《論語· 鄉黨》 記載：孔子在朝廷上與同級的下大夫交談時，總是從容不迫，侃侃而談，但與地位高於自己的上大夫談話則要委婉和悅多了。當國君出來後，他立刻就會表現出恭敬不安的神情，但威儀適度。又載：每當國君讓孔子去接待賓客時，他馬上就會顯現出莊嚴的神色，步履也鄭重多了。當他與賓客相見施禮時，雖然左右拱手施禮使得禮服前後搖動但依舊非常整齊。當他見到賓客時，就會立刻快步抵前，姿態優美得猶如舒展翅膀的鳥兒。賓客辭去後，孔子必定要向國君複命說：“賓客已經遠去了。”還載：孔子進入朝廷大門時，總是恭敬地彎著身子，好像無容身之地的樣子。他從不站在門的中間，行走時也從不會踩踏門檻。當他經過國君前麵時，臉色立刻就會莊重起來，腳步也馬上加快些，說話的聲音壓得很低，就像說不出話來一樣。進入朝堂時，他總是用兩隻手提起衣襟上台階，並恭敬地彎著腰，屏住氣息就像停止呼吸一樣。出來時，他每下一層台階，臉色就放鬆一些，顯現出和悅的樣子。下完台階，他立刻快步前行，好像鳥兒展翅一樣。直到回到自己的坐席上，他內心還是恭敬不安的。另載：孔子出使別國舉行典禮時，他會恭敬地彎腰拿著圭，好像力量不夠而舉不起來的樣子，拿高一點好像在作揖，拿低一點好像在遞給別人東西；臉上還顯現出戰栗恐懼的顏色，腳步小而頻促，好像循著一條線走一樣。當向主人獻禮時，他滿臉都是和悅之色。直到私下相會，他才完全是輕鬆愉快的樣子。
有人考證，孔子的身高有１。９６米，一般也認為在１。８５以上，所以在當時人們就呼他為“長人”。想一想，一個身材如此高大的人做上述動作，是很難為他的。孔子遵禮的事跡還有很多，其他典籍如 《禮記》 上也有記載。不過，孔子身體力行的這些禮節儀式恐怕在他那個時代已沒有幾個人能做到了，倒不是因為太煩瑣，而是難在發自內心、誠心悅意地施禮。春秋末季的人不大可能會像孔子這樣誠惶誠恐、小心翼翼地依禮行事。所以，敬佩孔子的人把他當成大學問家，佩服得五體投地，經常遠道而來向他請教各種問題；厭煩他的人則認為他一個老古董，隻有殺了他社會才能進步。由於在西周時人們必須把很大精力放在煩瑣的禮節儀式上，所以西周文化必然會趨向於枯燥乏味、缺少生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