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文化概論

第一節 夏文化的猜測

　　夏文化處在中華文明發生的初期，具有幼稚性的特征是毫無問題的。但是，由於夏朝的曆史對今人來說內容不夠豐富，其文化特征和內在性格的具體體現尚沒有足夠的曆史素材作依托，所以目前還不能肯定，隻能是猜測。

　　一、數千年的疑惑及揭破

　　實際上，在曆史上關於是否有夏王朝存在都曾有著長期的爭議。生活在春秋末的孔子說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意思是：夏朝的禮製，我能說出來，但它的後代杞國（在今河南杞縣）的禮製不足以為證了。這說明作為曆史學家的孔子對夏朝是肯定的。但是，過了２００多年，到了戰國中後期，人們對夏朝的認識卻開始模糊起來，如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在 《天問》 中曾對夏朝曆史一連提出過二十幾個疑問。《天問》 主要是對自然現象發問，而關於人類曆史則隻對夏朝發問，如“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意思是：洪水的源泉那麽深沉，大禹怎麽能把它填住？大地被分為九等，大禹是如何劃分的？說明屈原那個時代的人們對夏朝曆史的了解已經是渺渺茫茫、恍恍惚惚的了。但奇怪的是，又過去２００年左右的時間，到西漢時，大曆史學家司馬遷居然完整地列出了夏王的世係表。司馬遷在 《史記· 夏本紀》 中明確記載：夏朝從啟到桀共傳１４世，曆１７君，後被商族所滅。這就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了。

　　除了上述３件事以外，夏朝曆史在其他典籍中也有記載，但要麽是片片段段的，要麽是令人生疑的。如 《尚書》 中的 《禹貢》 和 《甘誓》 雖然列為 《夏書》，但其成文年代至早不會超過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是說晚於夏朝１５００年以上。經過了如此久遠的時間，誰還敢相信其所記內容是完全真實的呢？再如 《左傳》、《國語》、《呂氏春秋》 等書雖然也能見到《夏書》，但不是一筆代過，就是隻引片言支語，而且常常出現互相抵牾的現象，讓人難以取舍真偽。至於戰國晚期到兩漢間，雖然談論夏史的書籍多了起來，但那都是傳聞，甚至帶有演義性質，不足為信。

　　在古代，對夏朝曆史比較真實的一次揭示可能是在西晉的時候。公元２８１年（晉武帝司馬炎太康二年），位於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縣西南）的一個戰國魏王的墓被發掘，出土了記載曆史的竹簡數十車，當時被稱為 《汲塚書》，後來稱 《竹書紀年》。書中詳記了夏朝的世係，與司馬遷 《史記》 所載一模一樣。由於魏國出於晉國，而晉國又是西周初年姬姓封國之一，因此周室的典籍魏國的史官是應該能見到的，其追述西周以前的史事也應該有其古史的根據，所以該書的史料價值應該是極高的。可惜的是，此書在宋時便已失傳了。今天所見的 《竹書紀年》 是宋人或明人偽托的，稱為今本，可疑之處頗多。

　　夏王朝曆史的迷霧一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後才最終被撥開。１９５９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師二裏頭發掘出一處古代文化遺跡，後被命名為“二裏頭文化”。經考證，二裏頭文化遺址是夏朝後期王都所在地。以後，在西起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東至河南、河北、山東３省交界處，南接湖北，北入河北的廣大地區又陸續發現了一些具有夏文化特征的遺址，顯示出夏族人曾在這片廣闊的區域活動過。這樣，曆史上確實存在過一個夏王朝終於成為不爭的事實。

　　從考古發掘情況來看，夏王朝的統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其勢力和影響可達黃河南北，直到長江流域。從政治上來說，此時國家已經出現，王位世襲製也已經確立起來，並有了早期的行政區域。相傳大禹曾劃“九州”，即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實際上，這是春秋戰國的學者根據自己所掌握的地理知識，對中國地域所進行的大致劃分。不過，既然夏朝已經進入文明時代，按地域劃分國民肯定已經發生，隻是不如後世所描述的那樣清晰罷了。另外，奴隸主和奴隸兩大對立階級也已產生，但奴隸數量並不多，而且很少有債務奴隸，大部分奴隸來自戰爭中的俘虜。從經濟上來說，夏朝社會雖已處於青銅時代，但青銅冶鑄業尚不發達，這從二裏頭文化遺址中隻出土了一些刀、鏃、爵、鈴等小件器物的事實就可以證明。

　　二、夏文化性格的猜測

　　今天我們雖然已經證明夏王朝是存在的，但從總的情況看，我們對夏朝曆史的掌握還是膚淺的，還存在許多空白。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就是我們至今沒有發現夏朝的文字，更沒有發現夏朝文字所記載的夏朝曆史。而夏朝肯定是有文字的，因為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古文字———商朝的甲骨文已經是比較成熟的文字了。根據任何事物都有發生、發展和滅亡過程的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在商朝甲骨文之前肯定應該有比它更原始些的文字。所以，在商朝之前的夏朝已有文字當是無可爭議的，甚至早在夏朝建立以前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就應該產生文字的雛形了。但非常遺憾的是，遲至今日仍沒有人見過夏朝的文字，商王朝仍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可考的朝代。所以，我們對夏文化的勾勒隻能是依據少量的資料進行猜測了。

　　夏文化的性格之一也許是“忠於職守”，這主要從鯀因治水而被殺的傳說得出的結論。相傳堯在位的時候，黃河流域發生了很大的水災，莊稼被淹，房屋被毀，人們隻好往高處搬。不少地方還有毒蛇猛獸，傷害人和牲口，人們實在過不下去日子了。於是堯召開部落聯盟會議，商量治水的問題，眾人推薦鯀來擔當此任。據說堯並不信任鯀，但苦於沒有更好的人選，隻好勉強同意。鯀用了９年的時間治水，卻未能將洪水製服。因為他隻懂水來土掩，構築堤壩擋水，結果洪水衝塌了堤壩，造成更大的禍患。後來，舜接替了部落聯盟首領的位子，他親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發現鯀辦事不力，就把鯀殺掉了，又讓鯀的兒子禹去治水。禹改變了他父親的做法，采用開渠引水、疏浚河道的辦法，花了１３年的時間，終於把洪水引入大海，製服了水患。這就是流傳甚久的鯀和禹父子２人治水的故事。疑問在哪兒呢？疑問在鯀被殺的原因上。我們都知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句古語，也就是說洪水來了必須用土構築堤壩去擋水才能防止水患，今天也一樣，因此鯀構築堤壩擋水肯定是沒有錯的。換句話說，他不應該因此而被殺。至於洪水破堤，或是因為技術原因，或是因為不可抗力所造成的，不能全怪鯀，今天的堤壩被洪水衝破也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嘛！而且，人類構築堤壩總有一個發展過程，隻有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破堤，築堤技術才能不斷提高。鯀那個時代或許是我們的先民第一次構築堤壩，所以在技術上肯定存在許多問題，但也肯定積累了一些經驗，後來大禹之所以治水成功，就是汲取了這些經驗教訓的結果。另外，必須消除一個誤解，即這個傳說的明顯暗示———鯀是在攔河築堤，結果越擋水越大，才造成更大的禍患。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一是鯀不可能那樣傻，二是他也沒有那樣的技術，他根本無法使河水斷流，今天攔河構築堤壩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更何況原始社會的古人了。所以，鯀隻能是沿著河道構築堤壩擋水，他肯定不會在河道上攔腰築堤擋水。那麽，他為什麽被殺呢？既然水來土掩的舉動是沒有錯的，那麽就應該把目光放在他動用了什麽“土”去擋水這個問題上麵了。經考古發掘證實，鯀所動用的土是附近神山上的土，這可是要命的舉動。因為這座神山上的祭祀活動是以堯、舜為首的那個部落聯盟最高的精神信仰，它維係著整個部落聯盟的團結與統一，挖了它的土等於動搖了部落聯盟全體成員的精神寄托，會造成部落聯盟四分五裂的結果，這是比洪水淹死人要嚴重得多的問題。所以，為了維係部落聯盟的團結與統一，作為部落聯盟首領的舜不得不斷然采取了殺掉鯀的措施，這才是鯀被殺的真實原因。那麽，它如何反映出夏文化忠於職守的性格呢？實際上，無論是鯀也罷還是禹也罷，都不可能是一個人在治水，他們是率領著夏族人去治水的，至少夏族人是治水“勞動大軍”中的主體。夏族人接到的命令是治理洪水，消除水患，這是他們必須完成的職責，於是當洪水襲來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構築堤壩，擋水救人，因此便不管不顧地就近挖掘了神山上的土，最終釀成了首領被殺的悲劇，為自己的忠於職守付出了慘重代價。另外，以後禹繼續治水的傳說也透露出夏族人的這種文化性格。傳說禹治水期間，曾幾次經過家門而不入，甚至聽見妻子塗山氏剛生下的兒子啟在哇哇大哭，他也沒有進家探望一下。這不正是夏族人忠於職守的最好實證嗎？

　　而從鯀被殺，其子禹無怨無悔地繼續治水這個傳說，又透露出夏文化的另外一個性格特征———“任勞任怨”。正是有這種內在精神動力的支持，才使得夏族人從首領被殺的悲痛中頑強地站立起來，繼續完成自己的職責，直到１３年後終於治水成功。實際上，舜用禹治水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鯀被殺的另一層含義是，作為部落聯盟中來自其他部落的舜不願意看到夏族正在日益強大起來這個事實，所以他才找借口把鯀殺了，以遏止夏族人勢力的發展。而在洪水災禍沒有消除麵前，他雖不願意看到夏族逐漸強大，但又必須得派人治水，所以最後在兩個禍患中取其輕，不得不派有能力的禹去治水，其他問題隻有待以後再說了。當然，舜最不願意看到的結局還是發生了，治水的成功不僅使夏族人獲得了整個部落聯盟的尊重，而且還使部落聯盟首領的職位毫無爭議地落在了他們手中，夏族人終於因此而強大起來了。

　　除上述兩點以外，夏文化似乎還具有“活潑好動”的文化性格，這也是其文化幼稚特征的直觀反映，其具體的曆史現象就是夏王朝曾多次遷都。據傳說，夏朝曾８次遷都，最後遷到今河南偃師二裏頭，這已被考古發掘證實。對照後代的王朝，除了商朝，很少有如此頻繁遷都的。後世絕大多數王朝，從建立到滅亡都隻有一個都城，這實際上是文化成熟的反映。而夏朝頻繁遷都，其原因雖是多方麵的，但至少是由於缺乏經驗造成的。通過頻繁地遷都，他們逐漸積累起選址、造城等經驗，所以它既反映出中國文化在這個階段的幼稚性，也體現出與夏文化的年齡階段相吻合的活潑好動的幼兒性格。

　　還有，夏文化性格或許是充滿“憂鬱不安”的，這可從“杞人憂天”這個寓言故事中隱約反映出來。“杞人憂天”，亦稱“杞國之憂”，出自 《列子· 天瑞》，說的是杞國有個人怕天塌下來，吃飯睡覺都感到不安，以後用於譏諷那些心有不必要的憂慮之人。前麵所引孔子的話“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表明作為夏族人後代的杞國文化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了，因為此時距離夏王朝滅亡已經有１０００年的時間了，所以他們的禮製已不能印證夏朝的禮製，但他們畢竟是夏族人的後裔，在生產力低下的年代，盡管１０００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但文明的進步、文化的改造是極其緩慢的，所以夏人的文化傳統到春秋末期或許不會改變得一點不剩，應該多少會保留一些的，這樣透過“杞人憂天”我們或許能看到夏文化“憂鬱不安”的性格特征。

　　總之，由於夏朝的曆史一直不甚明朗，因此關於其文化性格的描述難以接近實際，上述忠於職守、任勞任怨、活潑好動、憂鬱不安等都隻是猜測。這樣，商王朝就成為在中國曆史上形成具有自己獨特文化風格的第一個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