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寫作實用教程

第十八章 曆史與美學批評：雷達《廢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論》

　　“導讀”

　　雷達，原名雷達學，甘肅天水人，當代文學批評家。主要論著有《小說探勝》《文學的青春》《蛻變與新潮》《民族靈魂的重鑄》《文學活著》《思潮與文體》等。

　　作者以宏闊的視野對《白鹿原》展開“曆史的”和“美學的”的批評，對小說“題材駕馭”、“文化意蘊”、“人物塑造”、“人性衝突”、“文化立場”、“藝術追求”等方麵作出了高度評價，認為《白鹿原》是“一部宗法文化廢墟上的民族精魂”，是“我國當代傑出的長篇小說”。評論界認為這是第一篇對《白鹿原》作出係統而全麵評價的評論文章。既有閱讀的情感溫度，也有分析的深入細切；既有比較的曆史視野，也有美學的分析評判。作者文筆優美，見解深刻，評價公允，令人信服。本文堪稱曆史與美學批評的典範。

　　我從未象讀《白鹿原》這樣強烈地體驗到，靜與動、穩與亂、空間與時間這些截然對立的因素被渾然地扭結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異的魅力。古老的白鹿原靜靜地佇立在關中大地上，它已佇立了數千載，我仿佛一個遊子在夕陽下來到它的身旁眺望，除了炊煙嫋嫋，犬吠幾聲，周遭一片安詳。夏雨，冬雪，春種，秋收，傳宗接代，敬天祭祖，宗祠裏繚繞著仁義的香火，村巷裏彌漫著古樸的鄉風，這情調多麽象吱呀呀緩緩轉動的水磨，沉重而且悠久。可是，突然間，一隻掀天揭地的手樂隊指揮似的奮力一揮，這塊土地上所有的生靈就全都動了起來，呼號、掙紮、衝突；碰撞、交叉、起落。訴不盡的恩恩怨怨、死死生生，整個白鹿原有如一鼎沸鍋。在從清末民元到建國之初的半個世紀裏，一陣陣颶風掠過了白鹿原的上空，而每一次的變動，都震蕩著它的內在結構：打亂了再恢複，恢複了再打亂。在這裏，人物的命運是縱線，百回千轉，社會曆史的演進是橫麵，愈拓愈寬，傳統文化的興衰則是精神主體，大廈將傾，於是，人、社會曆史、文化精神三者之間相互激蕩，相互作用，共同推進了作品的時空，我們眼前便鋪開了一軸恢宏的、動態的、縱深感很強的關於我們民族靈魂的現實主義的畫卷。

　　我也很少看到當代作品中象《白鹿原》這樣，把人在曆史生活中的偶然與必然的複雜微妙關係，揭示到了如此出神入化的境界。那種常見的，作者受某種觀念驅使，又讓人物去體現這種觀念的“手”放鬆了，一任隱蔽的規律性在作品中自由前行。近五十年歲月，在白鹿原這塊土地上，盛衰興替，人事滄桑，變動不可謂不劇烈，但是，你將奇妙地感到。一旦舍棄了表層變動，後麵是一個深邃的海：幾乎每個人的生死禍福，升降沉浮，都是難以預料的，出人意表的，卻又是不可逆轉的，合情合理的。書讀到一半的時候，沒有人能象讀有些作品那樣，預知主要人物的命運歸宿。好象有種不可見的“道”主宰著一切，又好象高踞雲端的上蒼默默注視著人群，每個人都恪守著自己的性格邏輯行動，每個人都被自身的利欲情欲驅遣，他們爭奪著，抵消著，交錯著，平衡著不斷地走錯房間，最終誰也難以完全達到預想的目標，誰也跳不出辯證法的掌心，大家仿佛都成了命運的玩物，天道的工具，共同服從於一種不可抗拒的強大的必然。這可真是令人驚訝的真實，它既不同於非理性的、不可知的曆史神秘主義，也不同於把人當作“曆史本質”的理念顯現符號的先驗決定論。

　　在閱讀《白鹿原》的整個過程中我強烈感到，原先的陳忠實不見了，一個陌生的大智若愚的陳忠實站到了麵前。他在什麽時候悟了“道”，得了“理”，暗暗參透了物換星移、魚龍變化的奧秘？在陝西灞橋鎮閉門謝客，著書五載的陳忠實隻是樸素地說：“當我第一次係統審視近一個世紀以來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一係列重大事件時，又促進了起初的那種思索，進一步深化而且漸入理想境界，甚至連‘反右’、‘文革’都不覺得是某一個人的偶然判斷的失誤或是失誤的舉措了。所以悲劇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這個民族從衰敗走向複興複壯過程中的必然。這是一個生活演變的過程，也是曆史演進的過程”①。同樣的話，別人也說得出，但理性的感知與飽和著生活血肉的感悟是大不一樣的。對於創作出“白鹿原”整體意象的陳忠實來說，這是了不起的覺醒和發現。陳忠實的全部努力，就在於揭去覆蓋在曆史生活上的層層觀念障蔽，回到事物本身去，揭示存在於本體中的那個隱蔽的“必然”。

　　由於廓清了某些觀念的迷霧，浮現出生活的本相，盡管《白鹿原》的取材、年代、事件己被許多人寫過，《白鹿原》依然呈現出全新的麵貌，給人以刮垢磨光後的驚喜；驚喜於那麽多本在的人物、心理、文化形態何以到了今天才被發掘出來。

　　《白鹿原》是一個整體性的世界，自足的世界，飽滿豐富的世界，更是一個觀照我們民族靈魂的世界。說它是民族靈魂的一麵鏡子，並不過份。對一部長篇小說而言，它是否具有全景性、史詩性，並不在於它展現的外在場景有多大，時間跨度有多長，牽涉的頭緒有多廣，主要還在於它本身是否一個濃縮了的龐大生命，是否隱括了生活的內在節奏，它的血脈，筋絡，骨骼以至整個肌體，是否具有一種強力和輻射力。《白鹿原》正是以這樣凝重、渾厚的風範躋身於我國當代傑出的長篇小說的行列。

　　二

　　若僅就聚攏生活的手段、概括生活的基本方式而言，《白鹿原》並無多少標新立異之處，它不可能逃出許多經典的現實主義作品已經提供的範式。白鹿原是一片地域，黃土高原上一塊聚族而居的坡塬，散落著幾個村莊。最大的白鹿村由白、鹿兩姓組成，形成一個大宗族，一個典型的基層文化單元，一個血緣共同體組成的初級社會群體，“它具有初級性和穩定性，外延可以很方便地伸向廣大社會，內涵可以是廣大社會的縮影”。於是，《白鹿原》采用了“通過一個初級社會群體來映現整個社會”①的方法。事實上，《紅樓夢》《靜靜的頓河》《喧嘩與騷動》《百年孤獨》從大的結構框架來說，莫不如此。我國當代長篇小說中，《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暴風驟雨》《創業史》《豔陽天》《芙蓉鎮》《古船》等，也概莫能外。

　　然而，方式終究隻是方式，問題在於你究竟翻新了什麽，注入了什麽，有多少獨特的、重要的發現，概括了多少新的社會曆史內容和民族文化底蘊。我們不妨拿《白鹿原》與《豔陽天》略作比較—兩作的時代背景和主旨不同，但也不是絕對不可比。兩作相比，真有恍若隔世之感。按說，白鹿村與《豔陽天》裏的東山塢，同是北方農村，同屬一個文化源流，不是沒有一脈相承之處的。可是，東山塢的一切生活形態，一切人物及其心理，都用階級鬥爭的漏鬥分解過了，盡管浩然在當時允許的範疇內還是表現了難得的才情，全書也不乏細節的生動與豐富和某些人物的活脫的生命，但觀念化畢竟排擠和箝製著生活化，肖長春們，焦淑紅們，馬之悅們，馬老四們的一言一動，一怒一笑，無不與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掛鉤，隻有在“鬥爭”的間隙，才流露出少許自然的世俗感情和人間氣，與《白鹿原》的寫法相比，它不知遺漏了多少文化意蘊和精神空間啊。對於中國農民性格和靈魂的探索，以及養育他們的文化土壤和精神血緣的挖掘，它都淡化掉了，因而它隻能是一部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的作品。《白鹿原》寫了“最後一個地主”白嘉軒，這個人與傳統文化有千絲萬縷聯係，甚至他本身就是傳統文化的象征；《豔陽天》倒也寫了個地主馬小辮，這個人除了念念不忘破壞和變天，他那“心不死”的“心”裏就沒有更多的東西可言了。誠然，地主也是多種多樣的，但它屬觀念的工具還是鮮活的生命，有無豐厚的文化內涵，還是不難判別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豔陽天》對於它的時代而言不失為比較優秀的長篇，但它的構築太多左的階級鬥爭觀念的廊柱，它在無情的時間的衝刷下東倒西歪也就不足為怪了。

　　同樣，《白鹿原》與《芙蓉鎮》也不是不可以略加比較。這兩部作品的時代和主題不同，但概括方式近似，都是透過“小社會”的旋轉變化來隱括大社會、大時代的變遷。《芙蓉鎮》也在對曆史進行深切反思，那反思集中在撥開“階級鬥爭擴大化”（此係當時的提法）所布下的迷陣，尋蹤辨跡，力求還曆史和人物以本來麵目。它的最大功績在於恢複和堅持了“寫真實”這一現實主義的要義，因而它對極左路線破壞下的中國農村現實的揭示是深刻的，它對三中全會的路線和政策的擁護也是由衷而熱烈的，加以作者奇妙地把湖南山鎮的風土人情與政治鬥爭的狂飆巨瀾糅合起來，使作品煥發出久違了的藝術魂力。可是，冷靜一想，作者的眼光終究局限在一個短時期內，他雖然揚棄了左的“階級鬥爭理論”，但沒有也不可能擺脫狹義的政治本位視角。這當然是當時的思想解放的程度和風氣所局限，但它不可能不影響作品去發掘更深邃更廣大的真實，尤其是影響了作品的文化意蘊的深度。

　　那麽《白鹿原》呢？如果說，《芙蓉鎮》的寫法是對《豔陽天》的寫法的一次否定（哲學意義上的）和反撥，表現了現實主義發展的某些征兆的話，那麽《白鹿原》又是對《芙蓉鎮》的寫法的一種提升和深化，同樣傳遞著現實主義在當今中國文學中推進的最新信息。就在《芙蓉鎮》發表後不久，我國思想界興起了研究文化的熱潮，文學界也掀起了一股“尋根熱”，無論其創作實績如何，這一思潮乃是思想解放運動的繼續，它擴大了人們的眼界，把“文化”這一塵封多年的、更為廣大的視角引入了思想界，大大擴充了人們審度生活的眼光和認識世界的圖式，打破了固守著單一的政治視角的狹局。人們意識到，看取生活的眼光，總會受到媒介和角度的製約，認識活動終究還是主觀世界的活動，怎樣使這主觀世界更接近事物的本質，就需要多種視角的互補和矯正，這才有可能趨向本體的最大真實。這並沒有取消政治視角、經濟視角的意思，而是還須動用文化參照的眼光，學會把事物放到長時期中，追本溯源、尋根究底的本領。《白鹿原》並沒有回避本世紀上半葉一係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國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等都或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了，當然它的焦點始終聚結在白鹿原上的宗法製和禮俗化的農村，但是，在這裏，無論是大革命的“風攪雪”，大饑荒大瘟疫的災禍，國共兩黨的分與合，還是家族間的明爭暗鬥，維護禮教的決心，天理與人欲的對抗，以至每一次新生與死亡，包括許許多多人的死，都浸染著濃重的文化意味，都與中華文化的深刻淵源有關，都會勾起我們對本民族曆史文化的深長思考。這也許就是《白鹿原》與《芙蓉鎮》在把握生活、反思曆史上的最明顯的不同。《白鹿原》無疑具有更大的文化性、超越性和史詩性。雖然都在觀照一個村莊，從《豔陽天》到《芙蓉鎮》再到《白鹿原》作家們的眼光發生了怎樣深刻的曆史性變化嗬。

　　為了使《白鹿原》達到足夠的心理深度和文化深度，作者切入曆史生活的角度和倚重點也很值得注意。作者在卷首引用了巴爾紮克的一句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不管巴爾紮克說這話的本意是什麽，也不管它有無奧義，由這句話再證之以作品。可看出陳忠實獨特的追求。秘史之“秘”。當指無形而隱藏很深的東西，那當然莫過於內心，因而秘史一首先含有心靈史、靈魂史、精神生活史的意思。《白鹿原》的敘述風格確乎具有很強的心理動作性；它的筆墨也確乎不在外部情節的緊張而在內在精神的緊張。更重要的是對“民族秘史”的理解。那自然是相對於曆史麵言的。民族曆史通常是指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和一般意義的文化史，那麽陳忠實所理解的“民族秘史”是什麽呢？簡而言之，家族秘史。家族製度在我國根深蒂固，有如國家的基礎，故有“家國一體”之說。重在寫家族，也就深入到了宗法社會的細胞。但作者又不是一般的寫家族秘史，他的寫法，帶有濃重的“家譜性質”，也就是說，他要力求揭示宗法農民文化最原始、最逼真的形態。在作者看來，白鹿原所在的關中地區乃多代封建王朝的基地，具有深潛的文化上層，而生成寸這個土層的白、鹿兩族的曆史也就典型不過地積澱著我們民族的文化秘密。我們不會忘記，《白鹿原》以怎樣精細曲折的筆墨描寫了“天然尊長”借鄉約、族規、續家譜來施展文化威力，甚至不吝篇幅把族規的原文都存留下來。《白鹿原》固然是個宏大的建築、但究其根本，它的礎石乃是對中國農村家族史的研究：它是枝葉繁盛的大樹。那根係紮在宗法文化的深土層中。所以，與其說它是“通過初級社會群體映現整個社會”不如進一步說，它是通過家族史來展現民族靈魂史。

　　寫宗族製度、宗法文化自然並非《白鹿原》的新發現，魯迅先生開創的新文學運動早就省察及此，洞若觀火；冥頑不靈的趙太爺、魯四老爺之流也早在一些中短篇小說裏露麵，這些代表人物的可憎麵目我們決不陌生。在現代文學的發展中，矛頭直指宗族罪惡的也不在少數。可是，我們細細檢點一番後發現，正麵剖視農村家族內部結構的作品並不多，家族尊長的麵目也多少有點凝固化、模式化了，更多的作品把重點放到衝出家族牢獄的新生代身上，家族本身的文化形態和曆史變遷反倒被遺落了。《白鹿原》恰恰是把白、鹿兩族的生存狀態作為宗法文化的完整模型，置放在風雨縱橫的曆史進程中，進行正麵的、係統的、深刻的綜合審視。作者的視線有時也隨白、鹿兩家的子孫活動，轉向城市、根據地或抗日前線，但那視點始終又回落到家族的曆史文化變遷上。而且，最重要的是，作者的審視是站在今天思想文化高度的重新審視，那諸多的新發現，那宗法文化的餘暉和臨近終結，就不是過去的文學可以包括。

　　三

　　《白鹿原》的思想意蘊要用最簡括的話來說，就是正麵觀照中華文化精神和這種文化培養的人格，進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運和曆史命運。倘與另一部政治文化色彩濃厚的長篇《古船》相比，可以說：《古船》寫的是人道，《白鹿原》寫的是人格。

　　《白鹿原》的作者，對於浸透了文化精神的人格，極為癡迷，極為關注。他雖也渲染社會的變動，但真正的目的是，穿越社會，深入腠理，緊緊抓住富於文化意蘊的人格，洞觀民族心理的秘密。在他看來，一個富有文化價值的人格，猶如一把鑰匙，可以打開民族文化的庫藏。支配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它的人倫精神，思維方式，生活觀念，以至倫理型文化的特征，均可通過人格的結構反映出來。《白鹿原》有多少充滿魅力的人格啊，白嘉軒、朱先生、鹿子霖、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海、鹿三„„，哪一個不是陌生而複雜。其中，白鹿村族長白嘉軒，尤被作為中華文化的正統人格代表，突現於作品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麵對白嘉軒，我們會感到，這個人物來到世間，他本身就是一部濃縮了的民族精神進化史，他的身上，凝聚著傳統文化的負荷，他在村社的民間性活動，相當完整地保留了宗法農民文化的全部要義，他的頑健的存在本身，即無可置疑地證明，封建社會得以維係兩千多年的秘密就在於有他這樣的棟梁和柱石們支撐著不絕如縷。作為活人，他有血有肉，作為文化精神的代表，他簡直近乎人格神。

　　白嘉軒是作者的一個重大發現。現當代文學史上，雖不能沒有原型，但的確沒有人用如此的完整形態，如此細密的筆觸，如此的評價眼光描寫過他。在經濟上，他當過地主，盡管因解放前三年鹿三已死他未再雇長工，恰好“漏了網”，但這並不能說明他不具備地主階級的思想意識。作者寫他，不是糾纏在常見的階級鬥爭眼光下的善善惡惡，也不是按著常見的反麵形象的模式來處理，而是超越了簡單化的批判層麵，從文化的根因上來寫。對於他的狡黯，迷信風水，視土地如命，作者倒也沒有放過。小說開始不久，他就精心策劃了一場買地戲，內心欲火中燒，外表上顯出可憐和無奈，可謂深諳人心之道，目的則在把鹿家的風水寶地弄到手，保佑白家福運綿長。這不是典型的地主階級的思維嗎？但這些不是白嘉軒的重心所在，由於他終生不脫離勞動，生活方式與自耕農並無不同，他表達的實際是農民的思想情緒，這個深沉的精靈似的人物遠不是一般的地主可以望其項背。其實，在靜默的、較為封閉的農村，至今我們仍能嗅到白嘉軒的靈魂的殘餘氣息，這種封建精英人物長久地活在我們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陳忠實終於捕捉到了他。

　　白嘉軒一出場，就以他的“六娶六亡”以至不得不娶第七房女人的傳奇經曆先聲奪人。小說劈頭第一句話便是：“白嘉軒後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裏娶過七房女人”。有人發現這一段有聲有色的描寫與後麵的情節關係不大，就認為不過是有趣的楔子或嘩眾的手段罷了，或認為無非是寫其傳宗接代的生活目標而已。其實不然。這裏既有生殖崇拜的影子，又在渲染這位人格神強大的雄性的能量，暗喻他的出現如何不同凡響。作者寫這位白鹿原的族長，有意疏離其社會性，強化其文化性。白嘉軒對政治有種天然的疏遠，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內省、自勵、慎獨、仁愛上去，監視著每一個可能破壞道德秩序和禮俗規範的行為，自覺地捍衛著宗法文化的神聖。控製他的人格核心的東西，是“仁義”二字。“做人”，是他的畢生追求。“麥草事件”中，於情急中長工鹿三代他出頭，他大為感動，那評價是這樣一句話：“三哥，你是人！”這個評價也是他自己的心跡表露。人者，仁也，包含著講仁義，重人倫，尊禮法，行天命的複雜內涵。他未必受過係統的儒家教育，但他對儒家文化精義的領悟和身體力行，真是活學活用，無與倫比。他淡泊自守，“願自耕自種自食，不願也不去做官”，一生從不放棄勞動。他的慎獨精神仿佛是天生的，說“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他的心理素質的強韌，精神紀律的一絲不苟，確實讓人驚歎。他有如一個逆曆史潮流而行的舟子，一個悲劇英雄，要憑著自身的最後活力堅持到最後一息。正是這種精神力量，使他享有桃李無言的威望。

　　按說，白嘉軒所信奉的文化，所恪守的戒律是最壓抑人性的，他卻表現出非常獨立的人格，不能不說是個奇跡。這大約也是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一個方麵吧。如果權且拋開階級屬性和文化屬性僅僅作為一個人來欣賞，白嘉軒沉著，內斂，堅強，豪恨，不失為大丈夫，男子漢，具有強大的魅力。他的身形特點是“腰板挺得太直太硬”，後來被土匪打斷了腰，自然“挺”不下去了，佝僂著腰仰麵看人，如狗的形狀，但在精神上，他依然“挺得太直太硬”。這個人，真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勇毅，“尚誌”精神貫徹始終。當然，這裏的獨立人格與近代民主思潮所謂個性解放、人格獨立不可同日而語。

　　為了維護他的人格尊嚴和他所忠誠的綱常名教，白嘉軒遭受的精神打擊異常殘酷。在家族內部，他把教育視為頭等大事，言傳身教，用心良苦。他深夜秉燭給兒子講解“耕讀傳家”的匾額，唯恐失傳，強令兒子進山背糧食，為的是讓他們懂得“啥叫糧食”。長子白孝文新婚後有“貪色”傾向，被他警覺，及時遏製；小女兒白靈是他掌上明珠，任其嬌縱，可是一發現白靈有離經叛道的苗頭，他即不惜囚禁，囚禁失效，他居然忍痛割斷父女關係，“隻當她死了”。凡是事關禮教大義，他就露出了很少表露的殘忍性。對於白孝文的墮落，他痛心疾首地說：“忘了立身立家的綱維，毀了的不止是一個孝文，白家要毀了”。孝文倒向蕩婦田小娥的懷抱一節，是深刻揭示白嘉軒的靈魂最有力量的情節。起初這隻是“殺人的閑話”，等到眼看就要證實的瞬間，作品寫來真有驚天動地，萬箭鑽心之力：

　　“白嘉軒在那一瞬間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終點，猛然狗似地朝前一縱，一腳踏到窯洞的門板上，光當一聲，自己同時也栽倒了。”這真是靈魂的電閃雷鳴！能夠承受一切的白嘉軒，在這個靜靜的雪夜體驗了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死亡和徹底絕望，他被真正擊中了要害。我們不能不讚賞作者的誅心之筆。然而，即使麵對如此摧毀性的打擊，白嘉軒也還沒有倒下，隻見他的精神之可懼，生命力之潑旺。他說：“要想在咱莊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鹿三的一句：“嘉軒，你好苦啊”，道盡了他為維持禮教和風化所忍受的非凡痛苦。

　　白嘉軒的人格中包含著多重矛盾，由這矛盾的展示便也揭示著宗法文化的兩麵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溫情，而是永遠貫穿著不可解的人情與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與抹煞人性的尖銳矛盾。這也可說是《白鹿原》的又一深刻之處。白嘉軒人情味甚濃，且毫無造作矯飾，完全發乎真情，與長工鹿三的“義交”，充分體現著“親民、仁民、愛物”的風範；對黑娃、兆鵬，兆海等國共兩黨人士或一時落草為匪者，他也無黨派的畛域，表現了一個仁者的胸襟。可是，一旦有誰的言行違反了禮義，人欲冒犯了天理，他又刻薄寡恩，毫不手軟。他在威嚴的宗祠裏，對賭棍煙鬼施行的酷刑，對田小娥和親生兒子孝文使用的“刺刷”，令人毛骨悚然。他的一身，仁義文化與吃人文化並舉。田小娥死後，屍體腐爛發臭，後來蔓延的一場大瘟疫據說就是由她引起的，村人們無不栗栗自危，對這昔日的“淫婦”、“婊子”燒香磕頭，還許願要“抬靈修廟”。白嘉軒卻不顧眾怨、沉靜如鐵，說：“我不光不給她修廟還要給她造塔，把她燒成灰壓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見天日”。他果然在小娥的舊居上造了塔，連同荒草中飛起的小飛娥一並燒滅。這個最敦厚的長者同時是最冷血的食人者。

　　的確，白嘉軒把“仁義”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程度，他的私德也幾乎無可指摘，這容易使人產生作者是否無條件地肯定傳統文化的疑問。隻有把與白嘉軒對立的另一人物鹿子霖拉出來一起考察，才能看出作者的思考是深刻的。如果白嘉軒是真仁真義，鹿子霖就是假仁假義。白、鹿兩家的矛盾貫串始終，這兩家也確乎為爭地爭權發生過一些衝突，特別是鹿子霖的巧設風流圈套拉孝文下水，深重地傷害過白嘉軒。但我以為，白、鹿兩家的矛盾並不象有些作品，糾纏於一般的政治、經濟紛爭，它是高層次的，主要表現為人格的對照，精神境界的較量。鹿子霖是白鹿原的“鄉約”，是反動政權布置在村社裏的爪牙。他貪婪、陰險、自私、Y蕩，舍不得放棄任何眼前利益。他也耐不住半點寂寞，“官癮比煙癮還難戒”；他被欲望和野心燃燒著，一麵在上司田福賢麵前搖尾乞憐，一麵在田小娥身上發泄瘋狂的占有欲。他的兩個兒子都很成材，兆鵬是中共高層領導，兆海是國民黨內的抗日軍官，他除了在不同時期從兒子們身上分些餘炎，誇耀鄉裏，並無多少真摯的骨肉之親。真是尊長不象尊長，父親不象父親。白嘉軒對官職堅辭不受，他卻為謀官極盡鑽營；白嘉軒不靠官職聲威自重，他卻必須借一個官名撐持門麵。冷先生一語：“你要能摻上嘉軒的三分性氣就好了”，點穿了他極端自私的卑汙人格。他有時毒辣得驚人，看著因捉奸而氣昏倒地的白嘉軒，“像欣賞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隻獵物”；有時又怯懦得可鄙，受兒子牽連入獄後逢人表白，以淚洗麵。當然，他也不是天良泯絕到了萬劫不複，“麥草事件”中他與兒媳婦在性心理上一報一還，耳熱心跳，潛台詞豐富，但終究還是在亂倫的邊緣收住了腳。再說，他的貪婪躁熱，急功近利對白鹿原的沉滯生活也許還有點推動作用呢。作者把白嘉軒的道德人格與鹿子霖的功利人格比照著寫，意在表明：象白嘉軒這樣的人，固然感召力甚大，但終不過是鳳毛麟角，他所堅持的，是封建階級和家族長遠的、整體的利益，他頭上罩著聖潔的光環，具有淩駕一切富貴貧賤之上，凜然不可犯的尊嚴，但是，真正主宰著白鹿原的，還是鹿子霖、田福賢們的敲榨和掠奪，敗壞和褻瀆，他們是些充滿貪欲的怪獸，隻顧吞噬眼前的一切。於是，白嘉軒的維護禮義，就麵臨著雙重挑戰：一麵是白鹿原上各式各樣反叛者的挑戰，一麵是本階級中如鹿子霖們的挑戰。江河日下，道將不存，他怎不倍感身心交瘁呢！

　　毫無疑問，白嘉軒是個悲劇人物，他的悲劇那麽獨特，那麽深刻，那麽富有預言性質，關係到民族精神生活的長遠價值問題，以至寫出這個悲劇的作者也未必能清醒地解釋這個悲劇。質而言之，白嘉軒的悲劇性也即民族傳統文化的悲劇性，就是二十世紀末葉的今天，這個悲劇也沒有絕跡，現代國人不也為找不到精神家園和文化立足點而浮躁、焦灼嗎？我們看到，雖然白嘉軒在白鹿原上威望素著，但在幾十年顛來倒去的政治鬥爭中，他愈來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間，愈來愈陷入無所作為的尷尬。懷抱著仁義信念的白嘉軒發現，昔日滋水縣令授予“仁義白鹿村”的榮耀已成舊夢，暴動、殺戮、災禍、國難、流血的武裝鬥爭卻接踵而來，他無力回天，隻能和他的精神之父朱先生一起，把白鹿原喻為“烙燒餅的鏊子”了。縱觀白的一生，可謂憂患重重，創巨痛深。他為反對橫征暴斂發動過“交農事件”，大革命他被遊街示眾，事後並不參於血腥報複；他被土匪致殘；他經受過失女之痛，喪妻之悲，破家之難，不肖子孫的違忤之苦„„，但這一切都不能動搖他的文化信仰。他堅持認為，“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腳地上的任何人，隻要是人，遲早都要跪倒到祠堂裏頭”。他的文化態度決定了，他既看不慣共產黨，也看不國民黨，在現實鬥爭中無所憑依，就隻能做些積德行善，維持風化的事務，到了最後，他除了在冷寂中續續家譜，已無所事事這不是一個抱著農民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者嗎？

　　究其根本，白嘉軒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但他的人格又充滿沉鬱的美感，體現著我們民族文化的某些精華，東方化的人之理想。我同意這樣的看法：“白嘉軒的悲劇性就在於，作為一個封建性人物，雖然到了反封建的曆史時代，他身上許多東西仍呈現出充分的精神價值。而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卻要為時代所革除，這此有價值的東西就顯出濃厚的悲劇性”①。我想，隻要我們懂得把封建思想和傳統文化區別開來，白嘉軒的某些精神品性在今天仍具某種超越性和繼承性，是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在於，作者缺乏更清醒的悲劇意識，小說臨近尾聲如強弩之末，白的悲劇性本應愈演愈烈，作者卻放棄了最後“衝刺”，遂使“生於末世運偏消”的悲劇力量的挽歌情調大為減弱，實為全書最大之遺憾。

　　四

　　《白鹿原》終究是一部重新發現人，重新發掘民族靈魂的書。在逆曆史潮流而行的白嘉軒身上展現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環，這是發現；但更多的發現是，在白嘉軒們代表的宗法文化的威壓下呻吟著、反抗著的年輕一代。《白鹿原》一書中交織著複雜的政治衝突、經濟衝突和黨派鬥爭、家族矛盾，但作為大動脈貫穿始終的，卻是文化衝突所激起的人性衝突—禮教與人性、天理與人欲、靈與肉的衝突。這也是全書最見光采，最驚心動魄的部分。無數生命的扭曲、茶毒、萎謝，構成了白鹿原上文化交戰的慘烈景象。人不再是觀念的符號，人與人的衝突也不再直接訴諸社會觀和價值觀的衝突，而是轉化為人性的深度，靈魂內部的鼎沸煎熬。

　　如果拋開一個階級一個典型的成見，我們將發現，黑娃也好，白孝文也好，田小娥也好，他們都是直接從生活中提取的異常複雜的形象。田小娥不是潘金蓮式的人物，也不是常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她的文化內涵相當錯雜。她早先是郭舉人的小妾，實際地位“連狗都不如”，是一種特殊的錦衣玉食的奴隸，性奴隸。她與黑娃的相遇和偷情，是悶暗環境中綻放的人性花朵，盡管帶著過份的肉欲色彩，畢竟是以性為武器的反抗。她和黑娃都首先是為了滿足性饑渴，但因為合乎人性和人道，那初嚐禁果的顫栗，新銳的感覺，可以當作抒情詩來讀。小娥的人生理想不過是當個名正言順的莊稼院媳婦罷了，可這點微末的希望也被白嘉軒的“禮”斬絕了，不準她進祠堂因而也不被白鹿原社會承認。黑娃出逃後，她伶仃如秋燕，無依無靠，鹿子霖趁機占有了她，她雖出於無奈，但也帶著出賣性質。社會遺棄了她，她也開始戲弄社會；她是受虐者，但也漸漸生出了施虐的狠毒。隻是，她常常找錯了對象。她的誘騙狗蛋，已有為虎作倀之嫌，至於在鹿子霖的教唆下，把白孝文的“褲子碼下來”，則已墮為宗族爭鬥詭計的工具。白嘉軒用“刺刷”當眾打得她鮮血淋漓，這固屬封建禮教對她的摧殘；她以牙還牙，誘白孝文成奸，給“清白”潑汙水，也不失為與汝偕亡的決絕：可是，受鹿子霖操縱，等於助封為虐，又使僅有的一點正義性消失殆淨。這是多麽複雜的糾葛！善耶？惡耶？是反抗，還是墮落？是正義，還是邪惡？實難簡單判斷。

　　這個“尤物”、“淫婦”以僅有的性武器在白鹿原上報複著，反抗著，褻瀆著，肆虐著，她是傳統文化的棄兒，反過來又給這文化以極大的破壞。設陷阱敗壞孝文的名聲，本出於報複的惡念，目的達到後她卻沒有歡悅，隻有沉重；她對孝文原本滿懷敵意，待孝文倒入她的懷抱，她又頓生愛憐的真情；她教孝文抽大煙本是出於愛心，結果使孝文更加沉淪。這心態又是何等複雜！她是連自己也以為下賤的，但在構陷孝文成功後的“狂歡”之夜裏，她卻“尿了鹿子霖一臉”！這個奇舉，是她對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種最奇特、最惡謔、最蔑視的嘲弄，隻有她才幹得出來。這一筆堪稱絕唱。魯迅先生談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時指出：“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到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麵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那罪惡之下的真正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他們活得長久”。作家的寫田小娥，真也近乎這樣的人性深邃程度。她以惡的方式生。又以惡的方式死。她被自己的公公鹿三殺害，但鹿三並不是真正的凶手；鹿三是善良的篤信禮教的勞動者。連鹿三都不能見容，可見宗法文化對她是何等深惡痛絕。她當然鬥不過白嘉軒，白嘉軒有武器，那就是經過幾千年積澱和磨礪的道統，她沒有武器，隻有肉體和盲目的報複心理，她的毀滅是必然的。她死後屍體腐爛，居然引發了一場大瘟疫，這個恨世者用她年輕的生命表達了對舊文化的抗議，盡管是病態的、有毒的抗議。

　　同樣怵目驚心的，是白孝文的命運突變，大起大落。如果田小娥是被傳統文化從外麵壓碎的話，那麽白孝文就是從舊文化營壘中遊蕩出來，險些自我毀滅的浪子，他的文化拷問意義比小娥更深刻。為了培養這個族長的接班人，白嘉軒耗費了多少心血啊，真是惕惕厲厲，如履薄冰，孝文也果然不負厚望，一副非禮勿親、端肅恭謹的神態，他從精神到行動都儼然新任的族長了。可是，這個孝子賢孫卻象沉默的活火山潛藏著危險。這一點自嘉軒沒有覺察，他自己也不知道。田小娥的誘惑等於打開牢門放出了他軀體中的野獸，盡管他起初怒斥著這下賤的女人，但惡獸放出便不可收拾，禁錮解除便欲海難填。他通奸，他吸毒，他沉迷在幻覺中，成為人人不齒的敗家子。這個從德高望重的白家門樓逃逸出來的不肖子孫，經過了從靈的壓抑到肉的放縱的迷狂；他不具備任何革命性，因而隻能受軀殼支配，“世界也就簡單到隻剩下一個蒸饃和一個煙泡兒”了。小說寫他與小娥最初的性活動，“那個東西”戲劇性地忽而中用忽而不中用，其實在寫靈與肉的分離、禮教的壓抑對人的殘酷捉弄，頗為深刻。

　　誠然，揭露禮教對人性的壓抑並不是個新話題，但是，站在二十世紀末重新發現人的高度，以文化批判的眼光深入探究民族靈魂，揭示宗法文化下人的可憐、扭曲、變態的慘象，就具有了現代意義。作者的筆伸向人的潛意識深層。比如，鹿子霖的兒媳婦，新婚一夜後，就不再過正常生活，丈夫兆鵬厭棄她且渺無蹤影，她漸漸產生了性妄想，公公的挑逗加劇了她的譫妄，肉體成為罪惡的牢獄，這個善良本份的農村婦女陷入不能自拔的絕路，患上淫瘋病，終於死去。禮教殺人，殺得慘酷，她的犧牲幾乎找不到凶手。

　　也許我們會感到困惑：作者一麵不無讚賞地描寫白嘉軒的仁義境界和人格魅力，一麵又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法文化的噬人本質，這不是自相矛盾的悖論嗎？其實，作者的出發點是共同的，這出發點就是一切為了“人”，怎樣使人從人之暗夜走向健全、光明之路。由於“人”回到主體位置，對民族靈魂的探索占壓倒地位，因而人的曆史不再是與政治經濟發展史相平行的被動的活動史，獲得了本體意義上的相對獨立性，才出現了這種貌似悖論的現象。試想，如果不是把表現“曆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馬克思）放在首位，不是突出了文化性格，《白鹿原》與許多反映農村曆史變遷過程的作品又有多少區別？它還能拒絕平庸嗎？

　　五

　　《白鹿原》的作者不再站在狹義的、短視的政治視點上，而是站到了時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製高點上來觀照曆史。他以民族心史為構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劇和農民式的抗爭作為主線來結構全書。每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和每一次大變動，都使白鹿原小社會在動蕩中重新聚合，都在加深這一悲劇。作者勢必遇到的問題是，怎樣把政治上的階級鬥爭，黨派鬥爭，經濟上的狀態和人與自然的鬥爭，納入到文化審視的大框架中。雖然，它突出著人的主體地位，深掘著個體的文化內涵，但是，倘若脫離了具體的政治經濟鬥爭，它給自己規定的文化主題無論多麽高深，也必將流於虛飄。現在，《白鹿原》裏的眾生不是抽象的文化符號，他們一刻也沒有停止具體的、曆史的社會實踐和相互猛烈撞擊，可是，他們又一個個展現出豐沛的文化性格，此中的奧秘何在？作者是怎樣處理人、曆史、文化的關係的？

　　我不認為作者已經全然放棄了階級鬥爭的評價眼光，他的努力在於，即使寫階級鬥爭，也盡可能多地浸淫濃重的文化色調，把原先被純淨化、絕對化了的“階級鬥爭”還原到它本來的混沌樣相，還原到最大限度的曆史真實。這當然不是外敷一點文化的油彩就可以奏效的，而是，既看到階級關係，也看到共通的民族心理模式。

　　我們注意到，《白鹿原》裏的人與人的關係，有種“鬥不夠、打不散”的奧妙，似乎誰也不能容忍誰，誰又離不開誰，這種相互鬥爭又相互依存的關係長久地維持著。家族之間如白家之與鹿家，國共兩黨之間的兆鵬、白靈之與兆海、嶽維山，宗族領袖之間如白嘉軒之與鹿子霖，情敵之間如黑娃之與孝文，主仆之間如白嘉軒之與黑娃„„除了鹿三與白嘉軒的關係有些特殊，其餘的真是打得難解，合得難分。作品中有一趣節：白靈與兆海這對戀人，在國共合作時期曾用拋一枚銅元來決定誰姓“國”誰姓“共”，雖屬遊戲，卻象征著一種真實。他們後來果真戲劇性地交換了各自的黨派屬性。這種不棄不離的描寫，正是進入了規律性思考的表現，頗有幾分參透了天地造化的味道。作者的創造性在於，他在充分意識到文化製約的不可抗拒的前提下，把文化眼光與階級鬥爭眼光交融互滲，從而把真實性提到一個新高度。主要人物黑娃的成功創造，即是一例。

　　黑娃不同於我們熟悉的那種草莽英雄，也不是由農民成長起來的共產主義戰士，而是宗法文化的犧牲品，雖然他們做過的他都做過。黑娃的階級意識是天然的，又是模糊的，盡管白嘉軒對他的父親鹿三優厚有加、極為器重，他仍然對白含著敵意。潛在的、不自覺的敵意。白家的兒女待他也不薄，一起上學堂，還給他冰糖吃。他永遠也忘不了這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可是，在他當了土匪衝進白家時，他還是由不得自己對著一袋冰糖撒尿。這又是一種本能的仇恨。他懷著對富人和祠堂的憎恨，投身大革命，打土豪，鬧農協，砸宗祠裏的石碑，掀起一場“風攪雪”。然而，可悲的是，他雖在毀族規，砸招牌，卻一點也沒有跳出宗法文化的樊籬。他一度淪落為流冠，土匪，支撐他的無非是江湖義氣；他後來又歸附過國民黨，再後來大徹大悟，投到朱先生門下埋首四書五經；解放前夕他率部起義，竟因白孝文的暗算而被人民政府錯殺。臨刑時，他拒不與田福賢、嶽維山之流站在一起受刑，表現他至死也未失去階級本能。

　　黑娃的經曆可謂極盡曲折，其文化意味更是引人深思。雖然他金剛怒目，敢作敢為，不愧頂天立地的好漢，雖然他國、共、匪、儒家信徒一身而四任，但他仍在長夜中摸索，他的困境實為我們民族的文化困境。若僅從文化意義看，他的革命比起阿 Q的革命來，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進步。盡管他比阿 Q 堅強得多，行動得多，但他也如阿Q一樣，並沒有真正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特別是封建宗法文化的奴隸的地位。他象一個盲目的彈子，在世事如麻的棋局中撞來撞去，始終撞不出文化怪圈。他與白嘉軒原本誓不兩立，最後卻走到了一起。跪回到白的宗祠裏。我不知道作者究竟是以讚賞的還是遺憾的心情在看黑娃的懺悔、修身，拜朱先生為師？在我看來，這除了證明傳統文化的黑洞具有極大吸力之外，聲淚俱下的黑娃的昵喃：“不孝男兆謙跪拜祖宗膝下，洗心革麵學為好人乞求祖宗寬容”，是頗有些滑稽的。黑娃在解放戰爭的槍炮聲中作此抉擇，這真能安頓他的靈魂嗎？無疑的，這隻能仍是悲劇，文化的悲劇，精神的悲劇。

　　我發現，隻要作者堅持從民族文化性格入手，就寫得深入；一旦回到傳統的為政治寫史的路子或求全、印證、追求外在化的全景效果，就筆墨阻塞，不能深入。鹿兆鵬的地位本是極重要的，他是中共省委委員，多次大鬥爭的策劃者，但作者吃不準他的文化性格，又怕不寫他不足以概括全景，於是，這個人物似乎經常露麵，又一觸即走，入不了“戲”。他甚至鬥不過田福賢，他的作為好象隻是秘密地開過一次省委擴大會，搞掉過一個叛徒；而這，也還是通過作者交代出來的。由於作者對都市曆史較為生疏，寫地下鬥爭的章節缺少聲色。比較起來，倒是白靈與兆海這兩個年輕的出走者、叛逆者寫得動人，他們的命運有極強烈的感染力。原因是，他們雖然遠離了白鹿原，但靈魂還留在白鹿原上，所謂“白鹿精魂”。他們都沒有死於敵人的槍下，卻死於自己人的鋒刃，不也是文化的別一種悲劇麽。

　　我始終認為，陳忠實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念是充滿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讚賞；既在鞭撻，又在挽悼；他既看到傳統的宗法文化是現代文明的路障，又對傳統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戀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農業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從中開出拯救和重鑄民族靈魂的靈丹妙藥。這一方麵是文化本身的兩重性決定的，另一方麵也是作者文化態度的反映。如果說他的真實的、主導的、穩定的態度是對傳統文化的肯定和繼承，大約不算冤枉。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文化價值觀念，但我堅決捍衛他作為一個作家保留自己獨特的評價生活的眼光的權利。作家就是作家，他不是社會學家、曆史學家、文化史家、哲學史家，他沒有必要必須與一般的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的觀點保持一致，這就好象許多優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從來就不與市場經濟保持一致，從來就批判著金錢的罪惡一樣。這是不影響他們揭示出充分的真實的。換句話說，正是他們世界觀與創作的矛盾，使他們看到了別人看不到的隱蔽的真實。對我們的作家來說，可悲的倒不是出現了這種錯位和矛盾，而是這種矛盾太少，太不深刻。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深邃的，富於穿透力的思想眼光往往可提取更大的真實的意義。

　　由朱先生這個人物，是不難透露出作者傾向性的消息的。如果白嘉軒隻達到道德境界，那麽作者所塑造的關中學派的大儒朱先生，就進入天地境界了。錢穆先生曾對“天地良心”四字有過絕妙的解釋，他說：“（天地良心）但亦可謂天屬宗教，地屬科學，心屬哲學，宗教、科學、哲學之最高精義亦可以此四字涵括，以融通合一。亦。可。謂。中。國。文。化。傳。統。即。在。此。天。地。良。心。四。字。一。俗。語。中。①”（重點為筆者所加）。朱先生其人也正就浸淫著“天地良心”四字。他確乎繼承著中國士大夫中獨善其身，淡泊退藏的一脈，每當事關民生疾苦，他義肯挺身而出，如隻身卻敵，禁絕煙土，賺濟災民，投筆從戎，發表宣言等等，突出表規了他的民本思想。但就個人生活而言，他與政治嚴格保持距離，絕仕進，棄功名，優遊山水，著書立說，編撰縣誌。國民黨想借他的名聲欺騙輿論，威脅利誘他發宣言，他決不屈從，表現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凜凜氣節。他又料事如神，未卜先知，狀類半人半仙。他平生隻出過一次遠門到南方，頗不耐煩南人的狡黯，抱著很深的成見，從此隱身林泉，過著一簞食一瓢飲式的清淡生活。這樣的描寫，自然是文化氣息再濃厚不過了，可是我總覺得，朱先生缺乏人間氣和血肉之軀，他更象是作者的文化理想的“人化”，更接近於抽象的精神化身。

　　這個判斷可能有些武斷，但我們是可以提出許多間題來問一問的。比如，朱先生身處清末民元，他為什麽一點也沒有受到康梁以至孫中山思想的影響？他對諸如大革命、國共兩黨究竟抱何種看法？因為，作為當時的一個知識分子，哪怕是隱士型的知識分子，也不可能毫無立場。他稱白鹿原是“翻燒餅的鏊子”，其實是各打五十大板。他雖然拒發宣言，但主要是為了保全自己的名節。他的最後一卦是算定共產黨要勝利，但根據是國民黨旗上的“滿地紅”。弄不清是出於深刻的看法，還是一種神秘主義的機敏？他死後墓磚上刻著“折騰到何日為止”，文革中被學生們挖出，引起一片驚呼。連幾十年後的文革他也料到了。我並不是說，作者不可以用“神化”的浪漫筆調，隻能用寫實的方法，而是認為，朱先生對一係列重大問題太朦朧了。他時而讓人想起伯夷叔齊，時而讓人想到超現實的神仙。他死後終於化身為白鹿飄逸而去。

　　問題不在於能不能這樣寫，而在於作者為什麽要這樣寫。我想，作者站在中華文化的立場上是無可厚非的，他著力表現中華文化的深厚，博大，源遠流長，根深葉茂也無可厚非，但是，要真正看清傳統文化的利與弊，又不可僅僅固守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場上，還需要借鏡外來文化的眼光，看到傳統文化麵臨的挑戰，才能更深刻地探索中華文化的曆史運命。沉醉於朱先生的飄逸，欣賞朱先生的高蹈，召喚朱先生的退藏，連同他的神秘主義，作為審美對象固然是不錯的，但畢竟不是中華文化的當代出路。我想陳忠實這樣寫是不奇怪的，甚至其他來自農村的作家這樣寫也是不奇怪的。對於血統農民的兒子，血管裏流淌著傳統農民的血液，精神上飽受農民文化熏陶的陳忠實來說，他更容易認同農業文化及其哲學觀，更容易接受重理輕欲、貴義賤利的傳統觀念。作家的思想傾向到底還是影響了他的藝術世界——“白鹿原”畢竟是個封閉的、自足的世界。這個藝術世界對於它的存在狀態來說是極為真實的，對於未來的世紀來說，它提供得最多的還是教訓，而不是廣闊的文化前景。

　　六

　　《白鹿原》的出現，給當今寂寞的文學界帶來了新的震撼和自信，它告訴人們，我們民族的文學思維並沒有停滯，作為社會良知的作家們，也沒有放棄對時代精神價值的嚴肅思考。這樣大氣的作品，沒有足夠的沉潛和冷靜，沒有充分的積累和學養，是斷然寫不出來的。它是那樣地飽滿，厚實，綿密，又是那樣地古拙，蒼涼，沉鬱。嚐有讀者說：“看《白鹿原》有聽秦腔的感覺。”這是準確捕捉到了它的風格特質。《白鹿原》確實深入到了秦漢文化的魂魄，以至它使我們驀然想起這樣的詩句：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

　　然而，《白鹿原》的出現又絕非偶然。它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出現，但正是八十年代為它準備了條件。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到，凡是新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重要的積極變革成果，都對《白鹿原》的創作發生了或直接或隱蔽的影響。倘若沒有思想解放運動，沒有深長的政治反思、經濟反思和文化反思，沒有文化尋根，沒有現代主義思潮的激蕩，沒有外來文學的廣開思路，《白鹿原》是不可能產生的。所以，在充分肯定作者的厚積薄發的同時，應該看到它是新時期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一次飛躍。它在人們盛談“後新時期文學”的時候出現，似乎又一次證明著物質發展與精神生產的不平衡。

　　讀《白鹿原》，對它的藝術形態會感到幾分陌生。作為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它的現實主義不是原有的概念、範疇、方法特征可以輕易概括的，就象一個正處在嬗變中的新東西難以命名一樣。它無疑在認識方式和概括方式上繼承了傳統現實主義的優勢，但它又明顯地，有意識地克服著以往現實主義（主要是“革命現實主義”）的某些局限，例如，對政治視角的過份推崇；突出理性、意義、本質的要求對表現生活原生態的削弱；戲劇化和兩極化的傾向；強調社會屬性輕視文化屬性和自然屬性的傾向，等等。以往許多作品的一個突出弱點是，在捕捉生活時，往往隻抓住了理性的經絡，卻讓大量生命的活水和層次豐富的“生活流”從指縫間漏掉了。《白鹿原》除了用文化眼光統率全局，化解全局外，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找到了一種有能量、有張力的敘述方式。它有如一股敘事流，熔動作，心理，質感，情緒於一體，推動情節，充滿動勢，浩浩乎漫流而下，取代了苯拙的對話和慢悠悠的描寫。它的意義決不限於敘述語言。它是一種濃度很大的，致力於回到事物本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表現。這也許是新寫實小說對作者的啟發吧。

　　但《白鹿原》決不是跟在新寫實小說身後亦步亦趨，它的氣度要大得多。如果說，新寫實小說對傳統的典型觀深表懷疑的話，《白鹿原》的作者對之仍然尊崇，典型人物的刻劃仍是他慘淡經營的核心。不過，他對典型性格的理解更側重於典型的文化人格。在對人的描寫上，《白鹿原》有兩方麵極具突破性質。一是強烈的、不可臆測的命運感。每個人物都沿著自己的命運軌跡在運動，到處都是活躍的元素，而每個人的命運又都不是直線，無不極盡峰回路轉，柳暗花明，衝波逆折，騰挪跌宕之妙，好象九節鞭似的曲折。這裏並無人為的編造痕跡，而是人生的複雜、曲折，豐富的真實顯現，是深化了的現實主義的表征。不是深刻地洞悉人物，不是大力排除“理念”和“本質”的幹擾，人物是不可能如此充分地暴露自我的。

　　第二個方麵更加重要。那就是，隨著作者對人本身的重新發現，人的自身世界的擴大一作者表現人的手段也更加豐富，突破了拘守理性的傳統現實主義的疆界。作者把潛意識、非理性、魔幻、性力、死亡意識等現代主義感興趣的領域和手段，大膽借進了自己的方法世界。其中以通過性意識活動展示人物的文化精神和生命活力顯得突出。作者力圖寫出社會屬性，心理屬性，生物屬性相統一的完整的人性。在死亡大限麵前深掘靈魂，更是《白鹿原》的一大特色。它寫了很多生命的殞落：小娥之死，仙草之死，孝文媳婦之死，鹿三之死，白靈之死，兆海之死，朱先生之死，黑娃之死；„„真是各有各的死法，充分表現了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人，一反過去有些作品在死亡描寫上的大眾化、平均化、模式化的平庸。這些死亡，決無雷同，它通過“無”讓人看到“有”的價值，且能超升到文化境界中去，真所謂“知死方能知生”。這不也是現實主義的具體而微的發展變化麽。

　　當然，《白鹿原》也時有駁雜、生硬、不協調的部分，借鑒和糅合的功夫還不到家。不少論者指出他受《百年孤獨》的影響，事實上，他受俄蘇現實主義文學史詩觀的影響更為明顯。《靜靜的頓河》裏流蕩著哥薩克民族的獷悍之氣，仿佛受了葛利高裏的啟發似的，《白鹿原》裏的白嘉軒，則浸潤著秦漢文化的血脈，以及那塊土地上的山水風雲和艱苦卓絕，忍辱負重的精神。作者一再說，他寫的是“白鹿精魂”，一部《白鹿原》展示給我們的，不正是宗法文化廢墟上的民族精魂嗎。

　　在我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中，《白鹿原》無疑帶有過渡性、不確定性，它的作者致力於原生態與典型化的整合，文化審視與社會曆史概括的整合，現實主義方法與某些現代主義手法的整合，取得了突出的成績。站在今天的曆史高度來看，開放的現實主義具有多種可能性，更高的峰巒還在前麵。

　　1993、6初稿

　　8，30抄改

　　（選自《文學評論》1993年 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