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寫作實用教程

第十七章 精神分析批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者》

　　“導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原名 Sigismund Shlomo Freud，猶太人，奧地利精神病醫生及精神分析學家，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著有《性學三論》《夢的釋義》《圖騰與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學》《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引論新編》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者》是用“俄狄浦斯情結”解釋文學作品的名篇。在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區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種人格：有創造性的藝術家、神經病患者、道德家和罪人。作者對這四種看似矛盾的性格作出心理學的解釋，以《卡拉馬佐夫兄弟》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小說中出現的情節為例，揭示出不同人格的心理學依據，與另兩部名著《哈姆雷特》《俄狄浦斯王》相似的是它們都表現了共同的主題——弑父。作者指出，愛父與恨父兩種無法調和的矛盾造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矛盾性格和他作品中令人歎為觀止的描寫，文章還以《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為例分析了性心理在文學作品中的影響。“俄狄浦斯情結”是弗洛伊德理論中最有爭議的部分之一，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穎的解讀文學作品的方式。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豐富的人格裏，可以區分出四個方麵：有創造性的藝術家，神經病患者，道德家和罪人。一個人怎麽會陷入如此令人迷惑的複雜情況裏去的呢？

　　有創造性的藝術家這一點最少受到懷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並不低於莎士比亞。《卡拉馬卓夫兄弟》是迄今為止最壯麗的長篇小說，小說裏關於宗教法庭庭長的描寫是世界文學中的高峰之一，其價值之高是難於估量的。可惜，在有創造性的藝術家這個問題麵前，精神分析學是無能為力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道德家是最容易受到攻擊的一點。如果我們企圖把他作為道德家加以高度評價，理由是一個人隻有經曆了深重的罪惡，才能達到道德的頂峰，我們便忽視了因此而引起的懷疑。一個有道德的人是一個心裏一感到誘惑就對這誘惑進行反抗，而決不屈從於它的人。一個人，先是犯了罪，然後又在自己的懺悔中樹立高尚的道德準則，這樣他就會受到譴責：他使事情對自己變得太容易了。他沒有獲得道德的實質：自我克製，因為生活中的道德行為是一種實際的人類利益。他使人想起大規模遷徒的野蠻人，進行屠殺，又以苦行贖屠殺之罪，直到苦行變成進行屠殺的一種實際手段。“恐怖的伊凡”就是這樣幹的，的確，向道德的妥協是俄羅斯人典型的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道德上所作的種種努力，最終結果決不是十分光彩的。經過一場使個人本能要求與社會主張調和起來的激烈鬥爭之後，他最終落到了一種既服從俗權又服從神權，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上帝和狹隘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卑微境地——這是那些二、三流的思想家毫不費力就可以達到的境界。這正是這個偉大個性的弱點。陀思妥耶夫斯基拋棄了成為人類的導師和救星的機會，而使自己與人類的看守在一起。人類文明的未來對他將沒有什麽可感謝的。人們也許可以說，因為他的神經疾病，他注定了要以失敗告終。他的偉大的智力和他對人類之愛的力量本來可能會向他打開另一條使徒式的生活道路。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一個罪人或罪犯，引起了激烈的反對，這種反對並不需要根據對罪犯的世俗判斷。這種反對的真正動機很快就變得明顯了。罪犯身上一般有兩種基本特征：無節製的利己主義和強烈的破壞性衝動。兩者的共同點，並作為它們表現出來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愛的缺乏，對（人類）對象的情感上的欣賞力的缺乏。人們會立即想到這種看法與陀思妥耶夫所基的情況是相矛盾的——他對愛的極大需要和他巨大的愛的能力，這些可以在他誇張的仁慈的表現中見到，這些使他在有權去恨、有權去報複的場合中去愛、去幫助人，例如，在他與他的第一個妻子和她的情人的關係中就是如此。這樣的話，人們一定要問，為什麽想要把陀思要耶夫斯基看作一個罪犯呢。答案是來自他選擇的素材，他選擇的全是暴戾的、殺氣騰騰的、充滿利己主義欲望的人物，這樣就表明了他的內心有著相類似的傾向；答案還來自他生活中的某些事實，像他的賭博嗜好，他的關於強奸過一個少女的事的坦白，這個坦白可能是真的。①如果我們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相當強烈的破壞本能——這種破壞本能本來很容易使他變成一個罪犯，在他的現實生活中這種本能主要針對他自己（內向的而不是外向的），並以受虐狂和罪惡感表現出來。這樣來認識，上述矛盾就可以得到解決了。然而，他的個性中留有大量施虐狂特征，這些特征在他的容易煩躁，愛受折磨和甚至對他所愛的人不能容忍中表現出來；也在他，作為一個作家，對待讀者的方式中表現出來。這樣，在小事上他對別人是施虐狂者，而在較大的事情上他對自已是施虐狂者，而事實上他是一個受虐狂者——也就是說，他是一個最溫和、最仁慈和最樂於助人的人。

　　我們已經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複雜個性中挑選了三個因素，一個是數量的，兩個是質量的：他的感情生活的特別的強烈性，他天生反常的本能氣質（這種氣質不可避免地使他成為一個施虐——受虐狂者，或者一個罪犯），和他那無法分析的藝術天才。這個結合可以在不犯神經病的情況下完好地存在著；有的人就是單純受虐狂而沒有神經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能要求和對這些要求的克製力（加上有效的升華方式）之間的力的對比如取得平衡，就必然會使他歸入所謂的“本能性格”的一類人物。但是這個情況被同時存在的神經病弄得模糊了，正如我們說過的，神經病在這個情況中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越頻繁發作，自我控製的情況就越混亂。因為神經病畢竟僅僅是自我無力進行綜合的一種跡象，就是說自我在企圖那樣做的時候，卻已喪失了它的統一性。

　　嚴格地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經病是如何表現的呢？他把自己稱作癲癇病人，別人也這樣認為。病發作起來很猛烈，伴有喪失意識、肌肉痙攣和隨之而來的抑鬱狀態。這個所謂的癲癇病很可能隻是他的神經病的症狀，從而必須把它劃歸為歇斯底裏癲癇症，就是說，一種嚴重的歇斯底裏症。這一點由於這兩個原因，我們還不能完全確定。一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作癲癇症的病曆資料是不完全的和不可靠的；二是我們對癲癇症發作的有關病理狀態的了解還不充分。

　　先來看看第二點。這裏沒有必要重複完整的癲癇病理學，因為這不會使問題得到決定性的說明。不過也可以談一點，古老的癲癇症的症狀在臨床上仍然可以看到，這種不可思議的疾病伴隨著難於預測的、平白無故的痙攣發作。患者的性格會變得煩躁和愛尋釁鬧事，所有的精神官能逐漸削弱。但這裏概述的圖像輪廓並不十分精確。這病發作時來勢凶猛，伴隨著咬舌頭，小便失禁，導致嚴重自我傷害的危險的癲癇狀態，不過也可能使病人處於短時間的意。誌。喪。失。，或者一陣突發的暈眩，或者可能使病人在短時間內做事與其性格不符，好象處於無意識的控製之下。這些發作雖然一般說來是純粹的肉體的原因決定的，這些肉體的原因以一種我們還不理解的方式作用著，不過，可以把它們的第一次發作歸因於純粹精神上的原因（例如，一次恐嚇），或者說第一次發作是對另外一些精神刺激所起的反應。盡管典型的智力損傷現象可能在壓倒多數的病例中存在，但是，至少在我們知道的一個病例中（赫爾姆霍茲的病例中），疾病並未妨礙他在智力方麵取得高度成就（另外一些可以作出同樣斷言的病例也許是有爭論的，容易受到懷疑的，如同陀思妥耶大斯基的病例）。那些癲癇症患者可以給人一個遲鈍和發育受到抑製的印象，這種病往往伴有極明顯的白癡現象和極嚴重的大腦缺陷，縱然這些並不是必不可少的臨床症狀。但是，某些程度不同的發作也會發生在一些智力發展良好的人身上，和有著過分的、經常失去控製的情感生活的人身上。難怪在這些情況中，人們發現，認為“癲癇病”單純是一種臨床上的存在已是不可能的了。我們在一些明顯的症狀中發現的類似之處好象需要作出機能上的說明。仿佛可以認為人體中有機地存在著一個反常的本能釋放機製，它可以作用於相當不同的情況中——既可以作用於嚴重的組織解體或中毒性疾病所引起的大腦活動障礙的病情中，也可以作用於對精神機能控製不足和精神能量的活動達到臨界點的情況中。在這兩種情況的後麵，我們瞥見了潛在的本能釋放機製本身。這種機製不能遠離性的過程，這個過程基本上是中毒的來源：古代的醫生們把性交說成是一種輕度的癲癇，由此而認識到性行為中釋放刺激的癲癇方式的平息和適應。①

　　這個共有的因素可以被稱作“癲癇反應”，無疑也受到神經官能症的支配。這種神經官能症的實質是用肉體的方法排除大量的刺激，這些刺激已無法用精神的方法來對付。所以，癲癇的發作就成了歇斯底裏症的一種症狀，也就象正常的性釋放過程一樣。因此，區分官能的癲癇和“情感”癲癇是完全正確的。這樣做的實際意義在於：第一種病人是大腦患病，而第二種人是神經患病。在第一種情況中，他的精神生活受到來自外部的不能相容的侵擾，而在第二種情況中，這種紛擾則是他精神生活本身的表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症極其可能是屬於第二種。嚴格地說，這還不能得到證明。要證明這一點，我們必須能夠把他最初幾次發作的症狀和後來的幾次反複安排到他的精神生活的整個曆程中去考察，但在這方麵，我們所知甚少。對他癲癇發作的描述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麽，我們掌握的他的癲癇發作的情況和他的經曆之間的關係的材料既不完全，又常常互相矛盾。最有可能的設想是，這種發作遠遠溯源於他的童年時代，它們開始表現為較為輕微的症狀，而並不表現為癲癇症形式，直到他十八歲時的那次慘重的經曆——他的父親被殺②——以後，它們才以癲癇症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果在他流放西伯利亞期間，他的癲癇症完全停止發作的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麽，這對我們的說明是相當有利的，但是這和另外一些說法卻有矛盾。

　　《卡拉瑪卓夫兄弟》中的父親被害，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父親的命運之間相當清楚的聯係，引起不止一個寫他的傳記的作者的注意，並引導他們去請教了“某一現代心理學派”。從精神分析學（它的意義就是進行精神分析）的觀點出發，我們企圖了解那個事件中最嚴重的損傷，並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它的反應看作他的神經病的轉折點。但是，如果我著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來證實這一看法，我就不得不冒著使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學術語和理論的讀者感到困惑難解的風險。

　　我們有一個可靠的出發點。我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幾次發作的意義，在他小時候，在“癲癇症”發生很久以前，他就有過幾次發作，這些發作具有死亡的意義：它們的先兆是對死亡的恐懼，它們的症狀是昏睡、嗜眠。當他還是一個孩子時，這病以一種突發的，毫無理由的憂鬱形式，一種情感形式首次出現在他的身上，就像他後來告訴他的朋友梭羅維也夫那樣，仿佛他當場就要死去似的。實際上，隨之而來的是一種與真正死亡極為相似的狀態。他的兄弟安德烈告訴我們，甚至費奧多還相當小的時候，他在睡前常常留下一張字條，上麵寫著他怕他夜裏可能會沉睡得象死去了一樣，因此他請求一定要將他的葬禮推遲五天舉行（參見弗羅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年）。

　　我們知道這種死一樣的發作的意義和目的。④它們意味著發病者以死者自居，不管是以一個真正死了的人自居，還是以一個還活著的，而主觀地希望他死亡的人自居。後一種情況意義更為重大。這個發作就具有懲罰的價值。一個人希望另一個人死去，現在這一個人就。是。那另一個人，他自己死去了。在這一點上，精神分析學的理論主張，對一個男孩子來說，那另一個人通常是他的父親，這種發作（它被稱為歇斯底裏的發作）是由於希望他可恨的父親死去而作的一種自我懲罰。

　　根據一個眾所周知的觀點，弑父既是人類的，也是個人的一種基本的和原始的罪惡（參見我的《圖騰與禁忌》，1912—1913年）。在任何情況中它都是犯罪的主要根源，盡管我們不知道它是否是唯一的一個根源，研究工作還不能確證犯罪和贖罪需要的精神起源。但是根源不一定隻有一個。心理情況是錯綜複雜的，是需要闡明的。男孩子和他的父親的關係正如我們所說，是一個“矛盾的”關係。除了企圖去掉作為競爭對手的父親的仇恨之外，對他的某種程度上的溫情，一般也是存在的。這兩種精神狀態結合起來，產生了以父親自居的心理；男孩子想要處於父親的地位上，是因為他羨慕父親，希望能象他父親一樣，也因為他希望能把他趕下去。這時，這全部的發展過程都與一個強有力的障礙相抵觸。在某一時候，孩子開始領會，由於除掉作為競爭對手的父親的企圖將會被父親用閹割來對他進行懲罰。這樣，由於對閹割的恐懼——就是說，為了保持他的男性格怔，他便放棄了占用他母親和除掉他父親的意念。這個意念於是留存於無意識之中，形成了罪惡感的基礎。我們相信，我們在這裏敘述的是正常的過程，即所謂“俄狄浦斯情結”的正常命運；不過，對它還需要進行大量的論述。

　　當兩性同體（bisexuality）的體質因子，在男孩子身上比較強壯地發展起來時，更複雜的情況就出現了。因為男孩子在閹割的威脅下，他偏向女性的傾向已經漸漸變得有力起來，把自己置於他母親的地位，接替她，作為他父親愛情的對象。但是對閹割的恐懼也使得這個解決方法成為不可能。男孩子值得，如果他要作為一個女人而被他父親所愛，他也必須忍受閹割。於是，憎恨父親和愛戀父親這兩種衝動都遭到了壓抑。這裏有一個心理上的區別：因為對外。部。的。威脅（閹割）的恐懼而拋棄了憎恨父親的意念，同時，對父親的愛戀又被當作了一種內。部。的。本能的威脅，雖然歸根結底，它還得溯源於同一個外部的威脅。

　　對父親的憎恨所以難於被接受的原因是對父親的恐懼；閹割無論是作為懲罰，還是作為愛的代價，都是可怕的。在壓抑憎恨父親的意念的兩個因素中，第一個，即對懲罰和閹割的直接恐懼，可以被看作是正常的因素；其病因的加劇，好象隻隨著第二個因素——對女性姿態的恐懼——的增強而發生的。因此，一種強而有力的天生的兩性同體的氣質便成為神經官能症的一個先決條件或加重病情的原因之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肯定具有這樣的一種氣質，它以一種實際存在的形式（如同潛伏的同性戀）表現在下述情況裏：他生活中男性友誼所占的重要地位，他對他的情敵們的奇怪的柔情態度，以及如他在長篇小說的許多例子中所顯示的：他對隻能用被壓抑的同性戀才得以說明的場麵的卓越理解。

　　我這樣對愛戀父親與憎恨父親的態度，和這態度在閹割恐懼的影響下所引起的一些變化，作了闡明，在不熟悉精神分析學的讀者看來，它們如果是乏味的和難以置信的，那我感到非常抱歉，不過我無法改變這些事實。在我的料想之中，恰恰是這個閹割情結必然會引起人們最普遍的否定。但是我隻能堅持認為，精神分析學的經驗已經對這些事情特別給予了證實，並啟發我們從中找到解開各種神經官能症的秘密的鑰匙。我們必須應用這種經驗解開我們這位作家的所謂的“癲癇症”之謎。對我們的意識如此不相容的，正是控製我們無意識的精神生活的那些東西。

　　但是，到此為止，我所說的還沒有能詳細闡述壓抑俄狄浦斯情結中憎恨父親所產生的結果。這裏需要補充一點新的東西：就是說，不管怎麽樣，以父親自居的心理最終為它自己在自我中取得了一個永久性的地位。它被容納於自我，但卻又是作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在與自我的其他內容相對立中存在著。我們給它取名為“超我”，並把繼承父親影響這最重要的功能歸於它。如果父親是嚴厲、粗暴和凶狠的，那麽“超我”就從他那裏接過這些品性，並且在它與自我的關係中，那被認為已受壓抑的被動狀態又重新恢複了。超我變成了施虐狂的超我，自我最終以女性的被動方式變成了受虐狂的自我。一種對於懲罰的巨大需求在自我中發展著，這種需求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命運的犧牲品，又在某種程度上從超我的虐待中尋求滿足（就是說在罪惡感中尋求滿足）。因為任何一種懲罰，歸根結底都是閹割，所以，也是原來對父親的被動狀態的恢複。甚至命運，作為最後的手段，也隻不過是父親後來的投影而已。

　　良心形成的正常過程與這裏敘述的反常過程一定是相似的。我還不能成功地在這兩者之間劃出一條適當的界線。我們將看到，在這裏，大部分結果是由於被壓抑的女性的順從成分。另外，不管這個使兒子懼怕的父親是否特別粗暴，這作為一個附加因素，一定也是很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況正是這樣，我們可以從他顯著的罪惡感的事實和他生活中受虐狂的行為追溯到一種特別強烈的女性成分。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況可以概括為：一個天生具有特別強烈的兩性同體的素質的人，他能夠特別有力地防止自己依靠一個非常嚴厲的父親。這種兩性同體的特性，是我們業已認識了的他的性格的補充。他早年的死一樣的發作的症狀，可以理解為他的自我中的以父親自居的作用，這個自居作用作為一個懲罰被超我所允許。“你為了成為你的父親而企圖殺他。現在，你就。是。你的父親，但卻是一個死了的父親。”這就是歇斯底裏症狀的正常機製。再進一步：“現在，你的父親正要殺你。”對於自我，死亡的症狀是男性願望和幻想的一種滿足，是一種受虐狂的滿足；對於超我，它是一種懲罰的滿足，是一種施虐狂的滿足。自我和超我，兩者都行使了父親的作用。

　　總之，主體和客體（他的父親）之間的關係盡管還保留著它的內容，卻被改變為自我和超我之間的關係，這猶如一個新的舞台上的一套新布景。這些來自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反應，如果現實不進一步給它們養料，就可能會消失。但是父親的那些性格仍保持著老樣子，或者更確切地說，它逐年在退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他父親的憎恨和他要可惡的父親死去的願望仍然保持著。如果現實滿足了這些被壓抑的願望，那是很危險的，幻想變成了現實，所有的防禦措施都要隨著加強。這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發作便表現出癲癇的特征，無疑，它們仍然表明作為懲罰的、以父親自居的作用，但是，它們變得可怕了，就象他父親的可怕的死亡一樣。至於這些發作還吸收了哪些內容，特別是性的內容，我們就無法推知了。

　　有一件事情十分明顯：在癲癇發作的先兆中，要經曆一陣極度的狂喜。這很可能是在聽到死亡的消息時所感到的勝利和解脫的喜悅，緊接著的是一種更加殘酷的懲罰。這正如我們觀察到的，在原始遊牧部落中，殺了他們的父親的兄弟們反複於勝利和哀痛，即節日般的歡樂和哀悼之中。我們發現這樣的情況反複出現在圖騰的進餐儀式中①。我們如果證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症在西伯利亞不曾發作過這一事實，那麽這就能證明了發作是對他的懲罰這一觀點。當他受到其他方式的懲罰時，他便不再需要發作了。但是，這事不能得到證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組織對受懲罰的需要，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他完好地度過了痛苦和屈辱的年月。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一個政治犯是不公平的，對此他本人也一定明白，但是他接受了卑鄙的父親——沙皇給予的這個不應有的懲罰，作為他反對生父的罪過所應得的懲罰的替代。他得到了他父親的代理人——沙皇的懲罰，而不是自我懲罰。這裏，我們看到了社會施行懲罰在心理學上的正當理由。事實是，一大群罪犯渴望被懲罰。他們的超我要求懲罰，這樣，就免去了自己對自己懲罰的必要了②。

　　每一個熟悉歇斯底裏症狀所表現的複雜變化的人都將理解，不從這一點著手，就無法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症發作的意義③。我們能夠假設它們的最初含義，在後來增加的許多內容中仍然保持不變，這就夠了。我們能夠很有把握地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未擺脫過由弑父意圖而產生的罪惡感的影響。罪惡感決定了他在另外兩個範圍裏的態度，這兩個範圍在與父親的關係中是決定的因素：他對他卑鄙的父親——沙皇——是徹底效忠的，這個沙皇曾經同他一起在現。實。生活中演出過殺人的喜劇，他的發作以戲劇的形式那麽頻繁地表現為殺人。這裏懺悔占了上風。另外在宗教範圍裏，他保持著較大的自由：根據顯然可靠的記述，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還在信仰宗教和無神論之間徘徊。他的巨大的才智，使他不可能忽視宗教信仰導致的智力上的難題。通過個人對世界曆史發展的概括，他希望找到一條出路，並且從對基督理念的褻瀆中解脫出來，他甚至希望用他所受到的苦難作為扮演基督似的角色的資格。如果說他基本上沒有獲得什麽自由，而變成了一個反對者，那是因為忤逆罪——這種普遍存在於人類之中，宗教感情賴以建立的忤逆罪在他身上達到了超個人的強度，甚至他那巨大的才智對此也無能為力。寫到這裏，我們可能會受到指責，說我們放棄了公正的分析，而以宗派的特定的世界觀來判斷陀思妥耶夫斯基。保守主義者會支持宗教法庭庭長，而對陀恩妥耶夫斯基作出與我們不同的審判。這種異議是正當的；人們隻能為他開脫，種種跡象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決定是受他的神經病引起的智力上的變化所限製的。

　　很難說是由於巧合，文學史上的三部傑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土比亞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卓夫兄弟》都表現了同一主題——弑父。而且，在這三部作品中，弑父的動機都是為了爭奪女人，這一點也十分清楚。

　　確實，表現最直接的是取材於希臘傳說的戲劇《俄狄浦斯王》中的描寫。劇中仍然是主人公自己犯罪。但是在詩的處理上不可能不加以柔化和掩飾。直率地承認弑父的意圖，正如我們在精神分析過程中所得出的，不經過分祈的準備，幾乎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希臘戲劇保留了這種犯罪行為，同時還巧妙地設計了主人公的無意識動機，而得以把必不可少的緩和以受乖戾的命運所強迫的形式放到現實中去。主人公的犯罪行為是無意識的，顯然並沒有受到女人的影響；但是，這後一點是在這樣的情況中被注意到了：主人公隻有在他對那個象征著他父親的惡人重新采取行動之後，才能占有母後。在他的罪行被揭露和被自己意識到以後，主人公並不企圖用命運強迫的人為的權宜之計來為自己開脫。他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他受到了懲罰，好象這些是完全有意識的罪行，這就我們的理智來說，肯定是不公正的，但是在心理學上卻是完全正確的。

　　在英國這個戲劇中，表現就比較間接了。主人公自己並不犯罪，是別人犯的罪。對於這個人來說，並不是弑父。因此，被禁止的爭奪女人的動機並不需要掩飾。而且，由於我們了解了他人的罪行對主人公的影響，我們透過折光就看見了主人公的俄狄浦斯情結。他應該為親人報仇，但奇怪得很，他發現自己不能這樣做。我們知道這是他的罪惡感麻痹了他，但是，這種罪惡感以一種與神經官能症的過程完全一致的方式轉變為他不能履行他的職責的感覺。這表明，主人公感到他的罪惡是一個超個人的罪惡。他蔑視他人，並不亞於藐視自己：“按照每個人的身份去招待他，誰能不挨鞭子呢？”

　　俄國的這部長篇小說在同一個方向上向前邁進了一步。其中犯殺人罪的也是另外一個人。但是，這另一個人像主人公德米特裏一樣，與被殺的人有父子關係：在這另一個人的情況中，情殺的動機是公認的；他是主人公的弟弟，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自己身上的疾病——癲癇症歸在他身上，仿佛他在設法表白，他身上的癲癇症就是一種弑父行為。還有，在審判中的辯護詞裏，有一個對心理學的有名的嘲笑——說它是一把“兩用小刀”。這裏是一個高明的偽裝，為了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待事物的觀點的更深一層的意思，我們隻好把它倒過來看。並不是心理學該受到嘲笑，該受到嘲笑是法庭的審訊程序。誰犯了罪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心理學隻想了解誰渴望這樣做，誰在事情完成以後感到高興②。由於這個理由，所有的兄弟——除了阿廖沙這個當作反襯的人物以外，都同樣有罪，都是衝動的肉欲主義者，玩世不恭的懷疑論者和癲癇症罪犯。在《卡拉瑪卓夫兄弟》中，有一個場麵特別鮮明。在佐西馬神父與德米特裏談話時，他發現德米特裏準備弑父，於是就跪倒在德米特裏的腳下。這不可能意味著表示讚賞，而肯定意味著，聖徒正在抵製卑視和憎惡凶手的誘惑，並且由於這個理由，在凶手麵前表示謙卑。事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罪犯的同情是無止境的，它遠遠超出那些不幸的家夥可能要求得到的憐憫，它使我們想起了“敬畏”，過去，人們正是懷著這種“敬畏”對待癲癇病人與神經病人的。一個罪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幾乎就是一個救世主。罪犯自己承擔了罪責，這個罪責原應由別人來承擔。因為他已經殺人了，別人也就不再有任何殺人的需要了；這個別人一定要感激他，因為沒有他，別人隻好自己去殺人。這不單單是仁慈的憐憫，而是一個基於類似殺人衝動基礎上的自居作用——實際上，是一個稍微變化了的自戀。（這樣說，我們不是在對這個仁慈的倫理學價值提出質疑。）這也許是相當普遍的對別人仁慈同情的機製，人們很容易在受罪惡支配的小說家身上覺察到這個機製。無疑，這個因自居作用而引起的同情心是決定陀思妥耶夫斯選擇題材的重要因素。他首先涉及的是一般的犯罪（他的動機是自我主義的）和政治犯罪、宗教犯罪；直到他的晚年，他才回頭寫最基本的罪行——弑父，並在他的一部藝術作品中用它來完成他的坦白。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遺稿和他妻子的日記的發表，使我們對他一生中的一段插曲——他在德國時如何沉迷於瘋狂的賭博（見弗羅·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有了清楚的認識，人們都把賭博看作肯定是他的病態激情的發作。這裏不乏對這個招人譴責的、又毫無價值的行為的文過飾非。正象神經病人身上經常發生的那樣，他的罪惡感以債務負擔的明確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可以借口說，他希望在賭桌上贏錢，這樣就能回俄國而不被債權人逮起來。但是，這隻是一個借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清楚的，他認識到並坦率地承認了這個事實。他知道他主要是為賭博而賭博。①。他憑衝動作出的荒誕行為的所有細節，都顯示出這一點，還顯示了另外更多的情況。他不肯罷休，除非輸掉了所有的東西。對他來說，賭博也是自我懲罰的一個方式。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年輕的妻子發誓，或者用他的名譽許下諾言說他不再去賭博了，或者在哪一天不再賭博了；但是，結果正如他妻子所說，他總是失信。當他輸到他和她處於極其拮據的境地，他便從中獲得續發性病理上的滿足。事後，他在她的麵前責罵和羞辱自己，要她蔑視他，讓她感到自己嫁給這樣一個慣犯而傷心。當他這樣卸掉了他良心上的負擔後，第二天，他又會重新開始這一切。他的年輕妻子習慣了這種循環，因為她注意到一件事提供了挽救的真正希望：他的文學寫作，當他們失去了所有的錢，典當了他們最後的東西，他的寫作就會進行得十分出色。當然，她並不理解其間的聯係。當他的罪惡感由於他加在自己身上的懲罰而得到滿足，那加在他寫作上的限製就變得不那麽嚴厲了，於是他就讓自己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向前邁進幾步。②

　　一個賭徒早已埋葬了的童年的哪一部分變成了他的賭博沉迷的因素呢？回答可以毫無困難地從我們的一位年輕作家的一個故事中推測出來。斯蒂芬·茨威格，他偶爾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過研究（1920），在他的包括三個短篇小說的集子題為《感情的混亂》（1929）中收入了一篇題為《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的小說。這個篇幅不大的傑作表麵上顯然隻想表現一個漫不經心的女人是一個什麽樣的造物，她甚至連自己都感到驚訝：一個出乎意料的機遇會驅使她走到什麽地步。但是這個故事所講的遠遠超出了這些。如果對它進行一個精神分析的解釋，我們就會發現它敘述了（毫無辯護的意圖）一件相當不同的事，一件帶有普遍的人性的事，或者毋寧說男性的事。這個解釋是這麽清楚以致人們難以拒絕。這是藝術創作的本質特征，——作者是我的好友，在我問他的時候，他向我保證：我對他所作的解釋，跟他的知識和他的意圖都是格格不入的，盡管作品敘述中采用的一些細節似乎有意為這個隱藏的秘密提供了一條線索。

　　在這篇小說中，一個上了年紀的貴婦人向作者講述了她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經曆。她還年輕的時候就作了寡婦，是兩個兒子的母親，但兒子們不再需要她了。在她四十二歲那年，那時她在生活中已無所追求。在一次毫無目的的旅行中，她偶然來到了蒙特·卡羅賭場。這個地方給她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在這些印象中，她很快就被一雙手迷住了。這雙手似乎極其真誠和強烈地顯露了不幸的賭徒的全部感情。這雙手是屬於一位漂亮的年輕人的，而作家仿佛出於無心使他的年齡與敘述者的大兒子同齡。他在賭輸了所有的東西以後，陷入絕望的深淵，懷著到卡西諾花園去結束他毫無希望的生活的明顯意圖離開了賭場。一種莫名其妙的憐憫感驅使她跟蹤他，用盡各種努力來挽救他。他原以為她是當地常見的糾纏不休的一類女人，於是企圖擺脫她，但是她不離開他，並且發現自己身不由已地、極其自然地到了他的旅館房間，最後還和他同床。這個即興的愛情之夜後，她強求這位年輕人——他現在顯然已經平靜下來——莊嚴發誓他從今以後將永遠不再賭博，然後她給他一筆回家的旅費，約好出發前在車站上會麵。這時，她已經對他開始感到一種極大的柔情，她準備犧牲她的一切來占有他，她決定和他一起走而不和他分離。但是，各種意外的事情耽誤了她，因此她沒有趕上火車。她懷著對離去的年輕人的思念，再一次來到賭場時，她大為吃驚，她又一次見到了那雙曾激起她同情的手：這個不講信義的年輕人又回到了賭場。她提醒他他所立下的誓言，但是他沉迷於他的賭博激情中，竟罵她是掃帚星，叫她滾開，並把她曾想用來挽救他的錢拋給了她。她在深深的恥辱中匆匆離去，後來她知道，她沒能使他免於自殺的結局。

　　當然，這個娓娓動聽的、動機純真的小說自身是完美的，也確實深深地打動了讀者。但是精神分析學告訴我們，小說的創造基本上是建立在青春期充滿希望的幻想上的，實際上不少人有意識地記住這幻想的，這種幻想體現了孩子的希望：他的母親應親自使他懂得性生活，免得他受到手淫引起的可怕傷害（為數眾多的關於挽救主題的創造性作品都有同樣的起因）。手淫這一“惡習”被賭癮代替了；①強調手的熱烈的動作暴露了這一由來。確實，賭博的愛好是過去手淫的對等物，“playing”是托兒所裏實際上稱呼用手玩弄生殖器的行為的詞匯。那種不可抵抗的誘惑本質，那種嚴肅的保證永不再犯卻又做不到的決心，那種麻木不仁的快樂和他正在毀掉自己（自殺）的不道德的行為——所有這些因素都毫無變化地保留在手淫為賭博所替代的過程中。是的，茨威格的故事是由母親，而不是由兒子講出來的。這必定會使兒子樂意地想道：“如果我的母親知道手淫對我意味著什麽樣的危險，她當然會允許我在她身上發泄我所有的溫情而把我從危險中救出來。”母親與妓女等同起來——在故事中，年輕人把她看作妓女——與上述幻想有關。它使難於接觸的婦女變為容易按觸了。與幻想相伴隨的不道德的行為帶來了故事的不幸結局。注意一下作者賦予小說的外觀，是如何企圖掩飾它的精神分析的含義，也是十分有趣的。因為，女人的性生活是否受突然發生的、神秘的衝動所支配，這是大有疑問的。而精神分析學卻揭示了這個女人做出令人驚訝的行為的充分動機，這個女人曾一直避開愛情。為了忠實於她死去了的丈夫，她警覺地抵禦所有類似的引誘；但是——這裏，兒子的幻想是正確的——作為母親，她卻不能逃避完全無意識地把愛情轉移到兒子的身上，命運在這無法抵抗的地方抓住了她。

　　如果對賭博的沉迷，連同破除這一惡習的不成功的努力和它所提供的自我懲罰的機會是手淫衝動的重複，我們對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占有如此之大的地位就不應感到驚奇了。總之，我們發現兒童早期和青春期自我性滿足，在所有的嚴重的神經病例中起著作用；至於關於努力壓抑這種自我性滿足和對父親的恐懼之間的關係，人們已知道得這樣清楚，以致毋需贅述了。②

　　（選自《弗洛伊德論美文選》，[澳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張喚民譯，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