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寫作實用教程

第九章 評論寫作實踐練習：《馮前》評論

　　一、2009 年四川大學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文學評論寫作”試題。仔細閱讀小說《馮前》，根據小說內容撰寫一篇文學評論文章，要求字數不少於1500字。

　　在朋友中，我同馮前，可以說相處的時間最長了。

　　一九四五年，我回到冀中，在一家報社認識了他。他說，其實我們在一九三九年就見過了。他那時在晉察冀的一個分區工作，我曾到那裏采訪，得到了一本油印的田間的詩集，就是他刻寫的。不過那時他還隻十七歲，沒有和我交談罷了。

　　馮前為人短小精幹，爽朗、熱情，文字也通暢活潑。我正奉命編輯一本雜誌，他是報社編輯，就常常請他寫一些時事短評之類的文章。

　　這家報紙進城以後，陰錯陽差，我也成了它的正式工作人員。而且不願動彈，經曆了七任總編的領導。馮前進城以後，以他的聰明能幹，提拔得很快，人稱少壯派。他是這家報紙的第三任總編。

　　我原以為，我們是老相識，過去又常請他看作品，很合得來，比起前幾任總編，應該更沒有形跡。其實，總編一職，雖非官名，但係官職之培基，並且是候補官職的清華要地。總編升擢就是宣傳部長，再升，則為文教書記。誰坐在這個位置上，也不能不沾染一些官氣。

　　我體會到這一點以後，當眾就不再叫他馮前，而是老馮，最後則照例改為馮前同誌了。

　　但從此，我們之間的交談，也就稀少了，雖然我們住的是鄰居。我寫了什麽新作品，除去在報紙發表，要經他審閱，也就很少請他提意見了。

　　不久，就來了“文化大革命”。七月間，大家在第一工人文化宮心驚肉跳地聽完傳達，一出會場，我看見人們的神情、舉止、言談，都變了。第二天，集中到幹部俱樂部學習。傳達室告訴我：馮前同誌先坐吉普車走了，把他的臥車留給我坐。當時，我還很感激，事到如今，還照顧我。若幹年後，忽然懷疑：當時，他可能是有想法的。他這樣做，使群眾看到，在機關，第一個養尊處優的不是總編，而是我。

　　到了俱樂部，一下車，一位在大會工作的女同誌知道我很少出來開會，就神秘地說：

　　“你也來了？一進來，可就出不去了。”

　　學習一開始，那種非常的氣氛，就使我在炎熱的季節，患起上吐下瀉來，終於還是請假出來了。

　　馮前在學習班作了重點發言，批判了文教書記，也就是他的老上級，提拔他擔任總編的人。學習結束後，一天夜裏，他叫他的女兒到我屋裏傳信：那位書記自殺了。這時，我已經被指為是這位書記的死黨。

　　在機關，我是第一個被查封“四舊”的人。我認為，這是他的主意。當時的“文革”，還是在“禦用”階段，主事的都是他的親信。查封以後，他來到我屋裏看了一下，一句話也沒說。也好像是來安慰我。當天晚上，又派人收去了我從老區帶來的一支手槍。

　　不管怎麽樣拋我，我總不是報社的當權派。他最後還是成為鬥爭的重點，被關了起來。後來，我也被關了起來，有傳說，是他向軍管會建議的。不過，他的用意隻是：我太嬌慣了，恐怕到了幹校，生活不能適應，先關在這裏，鍛煉鍛煉。如果是這樣，是情有可原的。何況，在我去幹校之時，一捆大行李，還是他替我背到汽車上去的。

　　我重友情，每逢見到他在會場上挨打，心裏總是很難過。而他不僅毫無怨言，也毫無怨容。有一次，造反派叫我們在報社大門安裝領袖大像，馮前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操作，我在下麵照顧過往的行人。梯子顫顫悠悠，危險極了，我不禁大聲喊：

　　“馮前，當心啊！”

　　他沒有答言，手裏的錘子，仍在當當地響著。他也許認為我這樣喊叫，是多餘，是不合時宜的。

　　每逢批判我的時候，造反派常叫他作重點發言。當著麵，他也不過說我是遺老遺少——因為我買了很多古書。架子很大，走個對麵，也不和人說話。其實，我走在路上，因為車馬多，總是戰戰兢兢，自顧不暇，就是我兒子走過來，我也會看不清的。

　　我聽過他的多次檢查，都忘記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談到他的升官要訣：一、緊跟第一書記；二、對於第一書記的話，要能舉一反三。

　　可惜這次“革命”，以匪夷所思的方式進行，使得一些有政治經驗的官員，也捉摸不到頭緒，他所依靠的第一書記，不久也自殺了。馮前承認自己失敗了。隨即向造反派屈服，並且緊跟。

　　在運動後期，我們一同進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有一個造反派頭頭跟著。學習期間，不斷開批判會，別人登台發言，不過是在結尾時喊幾句口號。他發言時，卻別出心裁：事先坐在最後一排，主席一唱名，他一邊走，一邊舉手高呼口號，造成全場轟動，極其激昂的場麵，使批判會達到出乎意外的高潮。

　　在互相幫助時，我曾私下給他提了一點意見：請他以後不要再做炮彈。他沒有說話，恐怕是不以為然。這也是我最後一次給他提意見。

　　他也曾向我解釋：

　　“運動期間，大家像掉在水裏。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

　　我也沒有答話。我心想：我不知道，我如果掉在水裏，會怎樣做。在運動中，我是沒有按過別人的。

　　運動後期，他被結合，成為革委會的一名副主任。我不常去上班，又在家裏重理舊業，養些花草。他勸告過我兩次，我不聽。一天，他和軍管負責人來到我家，看意思是要和我攤牌。但因我閉口不言，他們也不好開口，就都站起來，這時馮前忽然看見牆角那裏放著一個鄉下人做尿盆用的那種小泥盆，大聲說；

　　“這裏麵有金魚！”

　　不上班和養花養魚，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們給我宣傳出去的兩條罪狀。軍管人員可能認為他這樣當場告密，有些過分，沒有理他就走了。

　　芸齋主人曰：粉碎“四人幫”以後，人們對馮前的印象是：大風派。誰得勢，靠誰；誰失勢，整誰。也有人說：以後不搞運動了，這人有才幹，還是可用的。如果不是年齡限製，還是可以飛黃騰達的。後之論者，得知人論世之旨矣！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五日寫訖

　　二、材料分析：

　　1、孫犁是荷花澱派掌門人，這篇小說是其晚年之作，帶有回憶筆記小說的意味，在藝術上通透、洗練，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2、簡短的篇幅中有很深的世情之歎，刻畫的人物很生動，有代表性，以一個人物之事接通了社會的廣闊曆史。

　　3、筆墨節製、含蓄，細節生動傳神，點到即止，韻味悠長，給讀者留下了思索、回味的空間。

　　4、前後對比，不同人物對比，對話、場麵、情節都很有深意，深入刻畫了人物的靈魂。

　　5、“我”作為敘述人，既是故事講述者，也是事實評論者，有鮮明的情感立場，給人以情緒上的感染。

　　三、範文

　　孫犁的“另類”作品及其文學史意義

　　——孫犁的《馮前》欣賞

　　樊星

　　在當代文學史上，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澱派”具有特別的意義——它是“延安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濃鬱的“民族氣派”卻又不那麽“大眾化”；描繪的是革命戰爭年代的生活，硝煙味卻又明顯不那麽濃，倒是以清新、俊逸的風格見長。甚至他相當偏愛描寫那些不僅不那麽革命，甚至有點風騷、有點不“合群”、自由散漫的青年女性（例如《鐵木前傳》中的小滿兒、《風雲初記》中的蔣俗兒），在那個年代的文學畫廊中也顯得相當“刺眼”、特別。因此，孫犁獨具特色的作品在“延安文藝”和“十七年文藝”中，顯得比較“另類”。他因此而幾度受到過苛評，但又並不因此而改弦更張。他的個性因此而格外惹人注目。

　　“文革”以後，孫犁仍然是以“荷花澱派”的代表人物而馳名文壇的。在劉紹棠的《蒲柳人家》、賈平凹的《滿月兒》、鐵凝的《哦，香雪》這些有名的作品中，我們都能在那些清新、俊逸的故事中，感受到“荷花澱派”的流風餘韻。這意味著，“延安文藝”和“十七年文藝”這獨特的一脈，在新時期依然有著活潑的生命力。然而，孫犁本人卻似乎無意繼續沿著那條路前進。在1981年——1989年間，他陸續發表了一組總題為《芸齋小說》的筆記，顯示出他晚年超越“荷花澱派”風格的可貴努力，殊為不易。

　　在1980年代，文壇上出現了“新筆記小說”的創作熱潮。汪曾祺的“高郵係列”、賈平凹的“商州三錄”、林斤瀾的“矮凳橋小品”、李慶西的“人間筆記”、阿城的“遍地風流”，都是其中影響盛極一時的名作。這些筆記，繼承了中國古典筆記的傳統，顯示出了一部分作家在文體上的“尋根”意識。無論是記錄人情世態，還是描繪風土趣聞，或是點染人生哲理，都有西方文學（無論是現實主義文學還是浪漫主義文學或是現代主義文學）不可及之處。那分含蓄，那分玄遠，那分簡練，隻屬於寫出了《世說新語》《聊齋誌異》的中國文人。而在上述各有千秋的“新筆記小說”中，《芸齋小說》自有其獨特的意義：其中絕大部分是記錄作家自己的“文革”經曆，以及由那些經曆產生的人生頓悟和感慨。因此，《芸齋小說》就成為當代“傷痕——反思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麵，與一般的“傷痕——反思文學”略有不同的，是作家常常不似“傷痕——反思文學”的主流那樣，從政治、社會、曆史、文化的角度切人，去揭示“文革”的深刻政治或曆史意義。《芸齋小說》的一大看點是對人情世故的頓悟和感慨，因而更具有一分“人情味”、一分滄桑感。這滄桑感，非閱世深者不能表達。

　　例如這篇《馮前》，就是一篇憶舊之作。作品開篇寫主人公馮前為人的“爽朗、熱情”，為文也“通暢活潑”，但很快筆鋒一轉，寫此人成為報紙的總編以後，漸漸有了官氣，與“我”之間本來不錯的熟人關係也漸漸疏遠了。“人一闊，臉就變”，本是人情世故之常。但作家卻能以寥寥幾筆，勾勒出馮前在“文革”中“變”的特別：雖然“我”與馮前的關係已經疏遠，可馮前卻把他坐的臥車留給了“我”。在那“照顧”的後麵是否別有居心？作家沒有明寫，但以一句“他可能是有想法的”點出不絕於耳的弦外之音。接下來，是馮前的一連串表現：批判有恩於他的老上級；並在那位老上級自殺以後特意托人

　　告知“我”（是給已被打成老上級“死黨”的“我”增加心理壓力，還是有所提醒？）；在“我”家被查抄以後，他竟然還來看了我一次（是關心？），卻又“一句話也沒說”，但很快派人來收走了“我”從老區帶來的一支槍（是掩人耳目？）„„在這些匪夷所思又耐人尋味的表現中，一個在政治暴風雨中努力緊跟形勢、卻又不那麽偏激的政客形象已經躍然紙上了。但他終於還是被暴風雨打倒了。而他被打倒以後的表現也相當奇特：時而以恐怕“我”不能適應幹校的生活而建議把“我”關起來（非常有意思的理由！）；時而又在“我”去幹校時幫我背行李（這無疑是關心！）；在批判“我”時，他隻說“我”是遺老遺少（這就明顯不同於那個年代裏司空見慣的“上綱上線”）；在檢討自己時，他也相當實在——談“升官要訣”（因此而不同於那個年代裏經常可以聽到的被批鬥者對自我的無情批判、徹底否定）；在逆境中，他似乎覺得自己以前的一些做法的不合適，於是以“運動期間，大家像掉在水裏。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的說法試圖求得“我”的諒解（事實上，有許多人在政治運動中都是以同樣的態度去努力自我保護的——有幾分真誠？又有幾分無奈？還有幾分文過飾非？）。而一當他又時來運轉時，他的臉就又變了：先是勸告“我”不要養花（似乎不乏善意，因為在“文革”中養花被認作“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又在“我”不聽他勸時當著軍代表的麵揭發“我”，可惜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

　　就這樣，一個具有典型性格的政客形象就站立在新時期的人物形象畫廊——他“一闊臉就變”，卻變得相當獨特，不那麽張狂，也常常不那麽把壞事做絕（正應了中國傳統的處世哲學：做事留後路），他因此顯得頗有點聰明。另一方麵，這個形象的典型意義還體現在：在“文革”那樣的非常時期，從中央到基層的許多幹部都是在政治暴風雨來臨時先是努力把部下或對手拋出來，以求自保；但到頭來還是被打倒在了暴風雨中。這種損人利己、犧牲同事保護自己的做法在官場上為什麽那麽流行？許多幹部對這一套似乎是無師自通就運用得十分嫻熟了。雖然柏楊曾經十分準確地揭露了中國人喜歡“窩裏鬥”的“劣根性”，但這裏的問題卻是：不少政客都是為了政治運動的無情，才昧著良心，以犧牲無辜的人來達到保護自己，甚至升官發財的可恥目的的。

　　中國民間有“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的說法，堪稱生動。這，也許是中國政治的一個“潛規則”。但結果卻常常是“拋”人的人和被“拋”的人一起倒黴，一起完蛋，弄到最後“拋”人的人裏外不是人。在王蒙的中篇小說《蝴蝶》中，在張賢亮的中篇小說《河的子孫》中，在賈平凹的長篇小說《浮躁》中，我們都不難看到相似的情節。由此可見政客的無情，官場的無義，政治的險惡。從這個角度看，《馮前》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批判意義的。

　　問題還在於：“踩著別人往上爬”真的是官場中人難免的宿命嗎？中國有句俗語：“為人莫當官，當官都一般。”有沒有人就避免了“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的宿命？《馮前》中的“我”就證明，這樣的人是有的。“我”也是

　　“老革命”出身，雖然對於馮前的小人品行知根知底，但在逆境中還是通過盡可能關照馮前顯示了自己“重友情”的一麵。在馮前為自己辯解時，“我”仍然可以因為“在運動中，我是沒有按過別人的”而問心無愧。如果說，“我”是刻意與官場保持了一段距離的，那麽，作品中的另一個人物——軍管人員（在“文革”中，在各級黨政機關癱瘓以後，是由“軍管”維護著秩序的，軍管人員因此而權重一時）——也在馮前小題大做地揭發“我”養花養魚時“沒有理他”，顯示了良知的存在，人之常情的堅固。

　　考慮到解放以後，孫犁老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是處於養病的狀態，因而遠離了政治風雨，遠離了一些可怕的是非，我們也不難看出：孫犁是早就覺悟了的。讀許多人的“文革”回憶，不難發現，人們多是在“林彪事件”以後開始猛然醒悟到“文革”的荒誕的。但孫犁顯然更早。這也許與他的作品早在解放區時期和 1950 年代初就因為充滿了“小資情調”而受到指責，可他又因為對於自己的作品有“自珍之癖”而不接受那些指責這一事實有關；也許與他受中國古典哲學和文學的熏陶有關（他深受《紅樓夢》《聊齋誌異》和柳宗元的影響），而中國古典哲學和文學中是明顯有一股清高之氣的。這一現象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因此與巴金老人不同。如果說，巴金老人是因為西方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的熏陶而敢於“說真話”，那麽，孫犁老人則是因為深受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而有意疏遠了險惡的政治運動的。這一事實表明：中國的古典文化中，自有對於現代政治迷信的免疫力。保持了儒家的大丈夫風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或者保持了道家的隱士情懷，都是可以超越政治的陰霾的。

　　最後，是作品中對於“文革”的那段議論：“可惜這次‘革命’，以匪夷所思的方式進行，使得一些有政治經驗的官員，也捉摸不到頭緒„„”寥寥幾筆，寫出了“文革”的非理性。“文革”的風雨多變，陰晴不定，遠遠超出了普通人的正常思維。雖然，“文革”中“緊跟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是全國人民的共識，但偉大領袖在呼風喚雨以後的窮於應付、心力交瘁，也一望可知。以這樣的眼光看去，馮前之流的“拋”人與被“拋”，大落與大起，可能也是他們自己絞盡腦汁，仍不免載沉載浮的悲劇所在。是的，馮前是相當可厭的，也十分可憐。因此，雖然作家在篇末的議論中透出了對於馮前這個“大風派”的不屑和對於這種人一旦時機成熟，是可能飛黃騰達的隱憂，我仍然覺得作品中寫活了這一類人物的可憐——無論怎麽緊跟也跟不上形勢的可憐，還有到頭來裏外不是人的可憐、可悲！有不少風派人物能夠在政治運動中左右逢源的，可也有的風派人物最後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的。

　　新時期已經過去三十年了。在這三十年中，暴露“文革”、反思“文革”的名篇佳作無數。這些作品已經在文壇上建起了一座莊嚴、壯觀的“‘文革’博物館”。但如何寫出“文革”中人的複雜性？怎樣寫出“文革”的匪夷所思性？今天看來，依然有許多空間可供開拓。在這方麵，《馮前》在塑造人物方麵的洗練、節製，在敘述語言方麵的不溫不火，仍然是值得借鑒的。而對於孫犁老人而言，從早年的“荷花澱派”風格的清新、俊逸到晚年的《芸齋小說》的樸素、冷峻，那風格的巨變恐怕也不隻是作家個人努力自我超越的結果吧。經過了“文革”的折騰，他對世事看得更透了，於是就自然放下了曾有過的詩情，而開始回眸無奇不有的紛繁世事，記錄毫無詩意卻五味俱全的人生了。由此可見，僅僅隻將孫犁看做“荷花澱派”的代表是不完整的。

　　放眼當代文壇，從描繪詩意人生轉向刻畫嚴酷人生，竟然是不少作家在冥冥中不約而同遵循的路線——例如賈平凹從1978年的《滿月兒》到1983年的《鬼城》，鐵凝從1982年的《哦，香雪》到1986年的《麥秸垛》，還有張潔從1978年的《從森林裏來的孩子》到1981年的《沉重的翅膀》，王安憶從1980年的《雨，沙沙沙》到1983年的《牆基》，方方從1982年的《“大篷

　　車”上》到 1986 年的《白夢》„„這一現象，耐人尋味。如果不僅僅將這樣的文學風格的轉變看做是作家創作世界的拓展，而看做是無清的現實對作家們在冥冥中的某種驅使，也許更有可以研究的空間。常常在聽到當年的過來人無限深情地回味1980年代的激情和詩意時，我會想到1985年前後“現代派”的大流行，“世紀末情緒”的大傳播。是的，1950 年代中期虛無主義和荒誕意識的迅速崛起是有現實的無奈為基礎的。有了現實的種種無奈，才有了作家們在短短幾年內文學風格的迅速變化。從這個角度看，寫於1981年——1989年間的《芸齋小說》也是孫犁老人率先放下駕輕就熟的詩意，勇敢表達出自己在“文革”中冷眼看世事的痛苦體驗的可貴收獲。而這樣一來，他也就成了新時期最先遠離詩意的作家了。

　　（選自《名作欣賞》2008年第19期）

　　四、學生考場評論文章選錄。

　　細微之中見精義

　　——談《馮前》中的人物塑造

　　周紅

　　《馮前》是一篇寫人的小說，作者通過自己與馮前的交往，為我們刻畫了一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本文結構清晰、語言純潔質樸、不事雕琢，一氣嗬成，讀完小說，一個鮮明真實的馮前便浮現在了作者的腦海中。下麵，僅從本文人物形象塑造一方麵，淺談這篇小說的特點。

　　首先，是典型事件的選擇。在塑造人物時，事件是最直接、最直觀體現人物性格的要素。本文以清晰的結構，敘述了“我”與馮前交往前後的幾件事，看似輕描淡寫，選擇隨意，實則寓意深刻，有意為之。例如，在文革初始時，馮前讓“我”坐他的臥車，自己先坐吉普車走了。這樣一件細微的小事，看似尋常，卻是從作者的後知後覺中讓我們看到了馮前的心計，他並不是照顧“我”，而是想讓群眾看到“在機關，第一個養尊處優的是我”，一件小事，就表現出了馮前在關鍵時刻表現自己、不惜犧牲他人、自私自利的性格特點。再如，作者寫他在會場挨打時，“既無怨言，也無怨容”；在擔心他危險而讓他小心的時候，不領情麵甚至認為這是不合時宜的等等。通過這些細節，生動地表現出馮前在文革中冷漠自私、以求自保的特點。然而作者並未因此而將馮前描寫成一個在文革中良心泯滅、靈魂喪失的反麵形象，而是在批判中給予人物一定的理解和同情。因為這種性格並不完全是他的過錯。在革命時期，他曾經是“熱情爽朗、文字暢通活潑”的積極進取的青年，但是因為文革的緣故，才變成了這個樣子。作者在塑造這一人物形象的同時，也給予了文革這一典型的社會環境以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對文革中或遭受迫害，或受毒害而走向極端的知識分子給予了深深的同情。

　　其次，在刻畫人物形象時，作者運用了正麵描寫與側麵描寫相結合的手法。一方麵，通過正麵描寫馮前的行為、語言表現人物性格。如寫他批評文教書記致使其自殺；在批評會上別出心裁，在作者家中告密，這些正麵的描寫，表現了馮前在文革中的積極行為，從而揭露出文革中的知識分子思想受毒害而喪失了人性、拋棄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這一事實真相；另一方麵，通過側麵描寫，即不直接寫馮前的行為動作表現其形象，如作者寫馮前做了自己的上級後，自己就不再叫他名字，而是改了稱呼這一細節，雖然沒有直接描寫馮前的態度，卻從側麵寫出了他的官氣。這樣，運用正麵側麵描寫相結合，一個真實、鮮明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

　　第三，文章語言簡單明了、通俗易懂。作者沒有在語言、文字上過分雕琢，而是隨意自然，如行雲流水，娓娓道來，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淺顯，表現出了作者獨特的藝術風格。

　　通觀全文，作者沒有選擇波瀾壯闊的曆史場景，沒有驚心動魄的事件，沒有華麗繁複、刻意雕琢的語言，卻從細微中、平凡中為我們塑造了一個極其生動、鮮明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其藝術手法不可謂不高超！

　　評《馮前》

　　楊夢

　　《馮前》是孫犁係列筆記《芸齋小說》的名篇之一。提及孫犁，人們耳熟能詳的便是他的“荷花澱派”清新、俊逸的風格，像《荷花澱》《鐵木前傳》。而以《馮前》的代表的《芸齋小說》則體現了晚年的孫犁對“荷花澱派”風格的超越。

　　《馮前》是一篇憶舊之作，是作者在曆經離亂之後對流逝歲月的追憶，又熔鑄著現實的體悟，是作者晚境情懷與過去經曆的相互交融。作品通過追憶“我”與友人馮前在文革前後的朝夕相處，非常鮮明地刻畫出主人公“一闊臉就變，卻變得相當獨特，不那麽張狂，也常常不那麽把壞事做絕”的複雜的思想性格。同時通過馮前人物形象的刻畫揭示了政客的無情，官場的無義，政治的險惡，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意義。

　　首先，《馮前》在塑造人物方麵是非常成功。在 2000 千字左右的容量中，洗練、節製的塑造了一個精明能幹、處事圓滑、具有官僚作風的馮前。小說開篇便點出人稱“少壯派”的馮前聰明能幹，17歲時就刻寫了田間的詩集，年紀輕輕便被提拔為我所在的報社的總編，可謂是年少有為。接著，作者以一種寬容理解的筆調道出了馮前“身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所作所為，作為報社總編，不可避免地沾上了些官氣。“我體會到這一點之後，當眾就不再叫他馮前，而是老馮。最後則照例改為馮前同誌了”。馮前的升官要訣是“緊跟第一書記”，“對於第一書記的話，要能舉一反三。”在文革時期，馮前也學會了一套精明能幹的處世原則，“運動期間，大家掉在水裏，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了的”，所以經常地將我拉下水，“按”我一下等等。但是，作者在刻畫政客馮前的同時，又以人道主義的口吻寫出了馮前重友情，“在我去幹校之前，一捆大行李，還是他替我背到汽車上去的。”“每逢批判我的時候„„他也不過說我是遺老遺少”。凡此種種，一個精明能幹、圓滑世故、卻又重情重義的政客形象馮前便鮮明的立在讀者麵前了。

　　其次，《馮前》塑造人物形象嚴格把握時代的脈搏，通過典型環境塑造典型人物。小說是在“文革”這個時代大背景下，在這個顛倒黑白，是非不分的年代裏刻畫人物的，使人物性格的發展演進合情合理。馮前有些官僚氣，但人並沒有壞到骨子裏，如果沒有“文革”，可能不過是普普通通的一個人。但“文革”像一個放大鏡一樣，令馮前人格中見風轉舵、恃強淩弱的一麵暴露無遺，令人唏噓。在社會風氣的感染下，馮前沾染了一些官氣，並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升官要訣；在文革中，他又很快的變通，“隨即向造反派屈服，並且緊跟”等等。總之，馮前性格的形成與發展是與整個社會大背景緊密不可分的。由此，其性格發展邏輯才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第三，作品常常打破小說故事的敘述，不由自主的穿插作者自己的見解。比如說在“文革”開始時，作者寫道馮前“先坐吉普車走了”卻“把他的臥車留給我坐”，於是不由自主的議論傾瀉而出，“我還很感激，事到如今，還照顧我。若幹年後，忽然懷疑：當時，他可能是有想法的。他這樣做，使群眾看到，在機關，第一個養尊處優的不是總編，而是我。”由此可見馮前的處事精明圓滑。在小說的結尾作者還大發議論，“芸齋主義曰：粉碎“四人幫”後，人們對馮前的印象是：大風派；誰得勢，靠誰；誰失勢，整誰。也有後人說：以後不搞運動了，這人有才幹，還是可用的。如果不是年齡限製，還是可以飛黃騰達的。”於是，一個有爭議的複雜的人物形象便隻能由讀者評議，“後之論者，得知人論世之者矣！”

　　此外，晚年的孫犁似乎真的從痛苦超脫出來，洗盡所有火氣，走向了淡泊寧靜。這使得《馮前》的敘述筆調緩慢悠揚，語言不溫不火，基本采用純用白描的手法。小說通篇都沒有抒情，議論都非常謹慎，點到為止，從容不迫，樸素，冷峻，實現了自我超越。

　　論小說《馮前》的寫作藝術

　　周慧敏

　　一個短篇小說，文章題目是文章之眼，它可以直接向讀者傳達作品的主要內容或者文章的主旨所在。而《馮前》正是以小說中主人公馮前命名的，彰顯了小說的目的——意在寫人。

　　這篇小說在結構上，采取以時間為序來寫，從“我”與馮前的相識、淺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接觸，形成了一種縱的向度。正是在時間展開的過程中，我對馮前的認識才逐漸清醒、深化。初識，馮前給我的印象是一個爽朗、熱情、活潑的人，共事時又與他漸漸產生隔膜，文化大革命時，“我”終於慢慢認清了馮前的為人，更是往來甚少，在“我”對馮前認識的清醒、深化的過程中，馮前的形象也漸漸鮮明起來。到文章的結尾時，讀者就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人物形象：聰明能幹、爽朗熱情，卻又陰險攻訐，見風使舵，而所有的險惡又都隱藏在一副“好心腸”之下。表麵的熱情又與背後的險詐正是馮前在“我”的認識中最終展示給讀者的麵貌。

　　同時，這篇小說在刻畫人物時，並沒有將人物單獨羅列開來寫，而是圍繞著看“文革”中的一係列事情來寫。通過人物在這些事件中的行為、表現，在點點滴滴中，不知不覺中，將人物的形象豐滿起來。如馮前將臥車留給“我”，寫運動後期他帶領軍管人員來“我”家搜查等等，都是在突出馮前的工於心計；當馮前一旦意識到自己失敗了，隨即向造反派屈服，並緊緊跟隨，及至被結合提升為革委會副主任，又凸顯了他的見風使舵，誰得勢靠誰，誰失勢整誰的小人的一麵。作者寫作小說的目的是寫“文革”中千千萬萬個像馮前一樣的人，馮前在作者的筆下隻是一個符號，象征著擁有著他那樣性格的人。小說也寄寓著作者對“文化大革命”給人造成的傷害的一種反思“以後不搞運動了，這人有才幹，還是可用的”，有著作者對文化大革命給人造成的戕害的一種批判、反思。

　　整體看來，小說語言自然、平和、樸質，與孫犁早期“荷花澱派”清新、俊逸的風格有較大差異，風格的巨變與年齡的自然增長、性情的轉變不無關係，恐怕源於經曆文革的風風雨雨，作者對世事看得更透徹了，於是開始放下詩意，記錄五味俱全的真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