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寫作實用教程

第五章 評論文本的理論視角舉隅

　　當代文學評論是相當個人化的評論，它已無法擔當起傳統評論的整飭文化和藝術的重任。文學政治化年代的文學評論作為鬥爭工具，其話語的背景是意識形態，來自官方、傳統或來自民間的某些認同。在意識形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中，外部世界是被簡化的，意識形態隻能解釋它賴以產生的部分世界，而不能解釋所有的社會生活現象。今天的評論則以自身的理論素養和知識背景來選擇評論話語，而不是尋找統一的評論模式。

　　借助社會學的評論。這類文學評論將社會人生經驗用於文學評論之中。如在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中魯迅由易卜生的話劇《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命運說起，談到婦女的經濟權問題，社會的經濟改革問題，社會變革的阻力問題，人們思想的惰性等等，把一個文學評論的話題變成了社會評論文本，魯迅所概括的娜拉的命運“不是墮落，就是回來”揭示的是中國當時的社會現實。社會學批評通過社會看文藝，以文藝思考社會問題，強調文藝對社會生活反映的深度與廣度，著重研究文藝與社會的關係，丹納的《藝術哲學》、考德威爾的《論蕭伯納：資產階級超人》是社會學批評的典範文本，喬治·勃蘭兌斯、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都是社會學批評家的代表。社會曆史批評曾出現過庸俗社會學傾向，在 20 世紀20年代風行於蘇聯，弗裏契是其代表人物，庸俗社會學批評將文學當作社會學的直接反映，強調文學與現實生活的對應，取消文學自身的規律和審美特性。在中國，庸俗社會學批評曾在一段時間流行，主要表現為對文學作品的評價強調政治標準高於藝術標準，如建國後對蕭也牧小說的批判、對《青春之歌》的批判，對《紅樓夢》研究的討論，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都有庸俗社會學的意味。

　　宏觀整體評論。文學評論主要是對評論對象進行審美的藝術評價，要對作品的藝術上的特點進行較為準確的評判就必須具有宏闊的藝術視野，在對作品在藝術上的淵源的回溯中，可以更深刻地認識評論的對象。評論家黃子平指出：“宏觀研究不僅意味著宣傳空間尺度和時間尺度的放大，而且意味著對當代文學的曆史的辯證法的理解，意味著從文學的發展和運動中，從它的多種多樣的、具體的聯係中介中，加以把握。„„它更是一種胸懷，一種眼光，一種文學的曆史觀。它要求打破單向思維和平麵思維，而采取雙向思維和立體思維。”①通過對某一問題或文學現象的宏觀把握，文學評論打破了那種鑒賞式的思維局限，而進入到對某些文學規律的評判與總結的層麵上。在新時期的文學評論中，季紅真的《文明與愚昧的衝突》、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李書磊的《曆史與未來的精神兒——論新時期青年文學群體》、陳思和的《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懺悔意識》、南帆的《小說技巧十年》等都具有宏觀評論的特點。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麵前》②對當時詩壇崛起的“朦朧詩”進行了美學上的評價和肯定。認為“朦朧詩”接通的是“西方現代詩歌的某些表現方式”，它們是“背離”詩歌傳統的，對此我們必須作出“且乎實際的判斷和選擇”，朦朧詩對西方詩歌的借鑒與五四新詩運動是相似的。在六十年的新詩運動中，三十年代對大眾化的討論，四十年代關於民族化的討論，五十年代對新民歌學習的討論，三次討論都不鼓勵詩歌向世界化的方向發展，詩歌的道路越走越窄。從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曆史來看，隻有廣泛吸收外來文化的營養才能很好地繼承並發展中國詩歌的傳統，朦朧詩就是在更廣闊的道路上的詩歌現代化的藝術探索。對於朦朧詩的“古怪”的藝術探索，也應曆史地看：“對於具有數千年曆史的舊詩，新詩就是‘古怪’的；對於黃遵憲，胡適就是‘古怪’的；對於郭沫若，李季就是‘古怪’的。當年郭沫若的《天狗》、《晨安》、《鳳凰涅槃》的出現，對於神韻妙悟的主張者們，不啻是青麵獠牙的妖物，但對如今的讀者，它卻是可以理解的平和之物了。”鑒於曆史的教訓，應對朦朧詩的藝術探索采取適當容忍和寬宏的態度。謝冕的評論從詩歌曆史的發展中看到了朦朧詩對西方詩歌藝術傳統的吸收融會，肯定了朦朧詩的藝術探索，對當時詩壇發展的整體態勢作出了正確的判斷。

　　在比較的視野中展開評論。朱水湧的《〈紅旗譜〉與〈白鹿原〉：兩個時代的兩種曆史敘事》將《紅旗譜》與《白鹿原》進行對比，揭示了在不同的曆史語境下中國作家對家族曆史敘事的不同：一、《紅》是革命曆史敘事，家族生活流程與革命鬥爭曆程相一致，敘述現代中國農民的成長史，完成了以國共鬥爭為核心的、以農民為主要同盟軍的中國革命史的文學建構。《白》是文化曆史敘事，它更關注的是曆史鬥爭背後的文化行為，它把政治鬥爭作為故事的背景，讓敘事的焦點始終對準黃土地一塊聚族而居的坡源，通過白、鹿兩姓合二而一的宗法文化的恒常與震蕩，來探究民族的生存和精神曆程。二、朱老忠是集民族性、革命性和時代性為一身的人物，身上集中了中國農民傳統英雄性格的最重要因素：豪爽仗義、剛正不阿、“為朋友兩肋插刀”。在政治理性的引導下，朱老忠由民族的豪俠之士成為成熟的革命戰士，這一成長發展曆程，也就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廣大農民為同盟軍、通過消滅敵對階級建立共和國的曆史進程的一種藝術化敘事。白嘉軒則不是個成長發展的人物，他集結了民族性格的全部豐富性和複雜性，他堅守著並且身體力行著祖宗傳下來的宗法文化的全部要義、規範和準則，在鄉村社會中充當著一個幾近人格神的角色。這個人物既隱喻著民族的人格理想和文化理性，也暗示著民族文化在曆史進程中的悲劇感。仁愛的長者與嚴酷的族長、人格的慎獨與生命的悲哀，這幾重因素的相互激蕩，構成了白嘉軒內在的性格內容，這樣的人物作為作家敘述民族秘史的一個隱喻體，他給了我們一種精神的希望，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某種文化悲哀。三、《紅》敘事風格豪邁，是 50、60 年代在中國形成的一種時代文藝的共同特征。《白》敘事風格蒼涼，體現的是8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作家的現代性焦慮，是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文化反思。從“五四”新文學的悲涼、憂鬱到50年代60年代文學的豪邁熱烈到世紀之交文學的蒼涼，這實際上也體現了中國現代作家在民族現代曆程中的一條心靈軌跡。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發生了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其一是對西方文學批評的廣泛吸收借鑒，開辟了新的概念範疇體係，其二是批評思維方式的根本變革，文學批評著眼於文體的內在形式的變革，批評者的思維結構和批評思路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文學批評家通過批評實踐形成了一套新的批評術語，諸如反諷、能指、所指、精神分析、情結、審視、觀照、重建、係統、信息、控製、多維、張力、多元、話語等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被當代文學批評廣泛使用。這裏以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這一作品為例，說明不同的角度對同一作品的評論結果的不同。

　　1979 年年末，張潔在《北京文學》上發表《愛，是不能忘記的》，這篇小說很快引發了人們的熱烈討論，在這篇作品問世之後的三十多年間，又不時地被評論者所論及，總體上看，人們對這篇作品的評價和認識集中在不同的層麵上。1980年前後人們對《愛，是不能忘記的》的主要評論集中在道德層麵上。肖林的文章是典型的道德化批評，在《試談〈愛，是不能忘記的〉的格調問題》一文中，肖林認為“作家在思想上、在道德上負有高度責任”，《愛，是不能忘記的》“格調不高”，“在思想上存有弱點”，“並非一切愛情都是神聖的，隻有符合道德的純潔真摯的愛情才是高尚的。與道德相悖的愛情則是渺小可鄙的。因此，必須以道德作為愛情的準則。如果這使某些人感到被束縛得很痛苦，我們能同情他們的呻吟乃至呼號嗎？”“作者認為，隻要沒有在形式上傷害妻子，有婦之夫和別人相愛就是無可非議的。這是說不通的。道理再簡單不過，性愛就其本性來說是排他的。盡管形式上老幹部沒有和妻子離異。但是無愛的夫婦生活，對於他的妻子，怎能不是一種深重的傷害和侮辱呢？試想，他的妻子如果得知曾和她共同生活多年的丈夫忽然在精神上日日夜夜和另一個女人在一起，‘就像一對恩愛夫妻’，她會因為他並沒有離婚而感到快慰嗎？而作者每每忘記了這個不幸妻子的存在。實際上，作家筆下那個女作家的感情處處是自私的。”曾鎮南在《愛的美感為什麽幻滅？——也談〈愛，是不能忘記的〉》②中指出：“難道生活中不是有很多類似男主人公所經受的那種無愛的婚姻嗎？難道不是有很多人自覺地遵守社會道德的約束而不無痛苦地克製自己的感情嗎？”“自我克製的行為之所以受到普遍的肯定和具有道德感，就因為它顯示了人的理智的力量，顯示了人懂得愛情生活的實質：畢竟，人類需要愛情不是為了自找苦吃，而是為了得到生活的幸福。但是，鍾雨和‘他’卻不是這樣。他們雖然在行動上善自約束，但在精神上，卻把這種約束看成是為愛而受苦受難的聖徒頭上的荊棘冠。”

　　當社會文化語境發生轉型，人們的藝術觀終於真正回歸於文學本體時，那些批評家們對當年的文學評論是如何看待的呢？曾鎮南在《王蒙與〈愛，是不能忘記的〉引起的爭鳴》一文中提到自己當初評論《愛，是不能忘記的》是“判斷失誤”，這一失誤對他產生了“沉重的精神負累”，專門寫一篇文章放下這種精神負累：“我重新翻讀了自己六年前寫的評論這篇小說的文章，不覺汗顏。我不無遺憾和抱歉地發現，我的苛評正是在這裏失足的。帶著一種書生意在求勝的執拗和在呆滯的生活（曆史贈予我們這一代人的）中形成的方巾氣，我處處從‘一般人對愛情的正常的美感’、從‘正常的人，對愛情懷有切實的看法的人’的‘生活經驗’、從所謂“實際生活”出發，去論證作家‘犧牲了人物形象的藝術真實性’，竟至於得出了這種愛情‘既不美，也不動人’、‘很少人間的活氣’的結論，對小說作出了‘美感幻滅’這樣一個基本上否定的錯誤評價。我完全忽略了小說的純情的、想象的浪漫主義的藝術特質，忽略了它的真誠的愛的幻想給予人的衝擊力和感染力，企圖把它納入我所習見的一般現實主義小說的審美圈子。既然用錯了尺度，當然也就覺得鑿枘不合，於是就挑剔破綻、刮垢索瘢，弄出這麽一個錯誤來了。這是我的批評生涯中永難忘記的教訓。”

　　畢竟簡單的道德評價是一種最初級的文學評價，而事實上中國當代的文學批評總是涉足道德批評之中，道德批評又往往與庸俗社會學攪和在一起，現時的、政治的、倫理的道德評價替代了對文學本質的探尋。“一旦藝術與現實的縫隙完全彌合，藝術就將毀滅。”畢竟文學與生活的關係不是簡單的對應關係，文學的功能也不隻是認識、教育功能，文學的基本功能是文學的審美功能，文學對於生活具有一種藝術上的假定性，它發乎創作者的真情，一旦成文往往超越了個人情感，成為認識、觀照人自身的一種非功利性精神產品。《愛，是不能忘記的》發表至今已經近三十年了，中國社會在這三十年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特別是兩性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愛，是不能忘記的》不再是一篇受道德指責的小說，而是被看作是精神愛戀的代表，是一麵精神的旗幟，與80年代中期興起的新寫實小說的“不談愛情”、新都市小說的“欲望化寫作”形成鮮明的對照。

　　所謂名篇，是這樣一些作品，它會引起了讀者的普遍共鳴，這個讀者是不分國籍，不分時代，不分年齡的。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談到，莎士比亞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不同時代、不同身份的人的永恒興趣，不在於莎士比亞的思想多麽先鋒，而在於莎士比亞所表現的是人類的永恒性情感。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探討的是基本的人性問題，麵對的是人類生命中的困境問題，它不僅是適合於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也是適合於多個時代、多個民族的。布斯說：“莎士比亞就是一個卓越範例。他作品中的思想規範的確與更多的哲學相適應，而不包括在我們的大多數教條中；正是這種中心性、這種無偏頗、這種擊中所有哲學都企圖以概念方式處理的問題的中心的能力，使他的劇作成為我們所謂的普遍的東西。偉大的藝術把不同信仰的人們帶到一起，因為它好像是把他們的不同詞匯轉變成為一種合並了這些詞匯所有含義的一種綜合經驗。”正因為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包含著“普遍的東西”，他的作品才會引起研究者們的興趣。《愛，是不能忘記的》就是這樣的名篇，好的作品總是具有多義性、複雜性和永恒性的，它已經遠遠地超越於具體的時代，因為其中包含著人類的共同處境和一些人性的永恒性命題。簡單的道德評論是和政治化的時代相聯係的，新時期以來，西方文學研究方法的熱潮對中國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研究者們對《愛，是不能忘記的》的分析開始擺脫簡單的道德評價和社會問題層麵，注重從多維的角度切入這個經典文本。

　　“話語”是敘事學中的術語，華萊士·馬丁的那句“在最普遍的意義上，一切敘事都是話語”被廣泛引用，當時代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分析者們發現，曾經的道德楷模早已為人們所拋棄，《愛，是不能忘記的》不過是張潔根據時代要求炮製的一種“敘事話語”。“那是一個啟蒙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張潔把‘愛情至上’這一可人的向往又鍛造了一遍„„”“但問題絕不如此簡單，對立十餘年之後，顛狂的人們不僅早已拋棄了作為理性導師的鍾雨，也同時拋棄了作為道德楷模的鍾雨，人的欲望早已漫過了理想主義者構築的人文堤坎，理想主義呼喚的那一切實在是太脆弱了，它甚至無法經受十餘年曆史的檢驗，更不要說什麽‘革命道德、革命情誼’的虛偽性了，人真的要為愛的神話斷送人生痛心疾首地走進天國麽？曆史業已證明，這一天國過去、現在、將來都永遠不會存在，世界不會為任何人按個人想象的方式準備好愛的對象和環境，因此這一呼喚隻能是“等待戈多”式的呼喚。”“人要生存、交流、發展，就永遠找不到‘刻骨銘心’的愛，除非一個大腦無條件地交付給另一個大腦。否則，矛盾便是普遍的法則，但也正是這矛盾的愛情才讓人更加感到它的存在和真實。在這個意義上，《愛，是不能忘記的》構築的隻是—個愛的烏托邦，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可供鍾雨的愛情觀生長，那種想象隻能是一種話語實踐，僅此而已。”話語分析的出發點是對價值立場的解構，即所有的價值不過是一種說法，這種分析方法在時代對比的視野中，對《愛，是不能忘記的》作出了新的解釋，解構了作品的崇高感。

　　《愛，是不能忘記的》中的故事與張潔自身的情感經曆帶有一定的相似性，將作者的個人經曆與小說進行對照，看小說作者是如何改裝自己的情感經曆的，這種分析方法能切入作者創作小說的深層心理。“作者在小說中巧妙地把自我分裂成鍾雨和珊珊母女兩個形象而出現。首先，她把自己減去十二歲，以與共和國同齡的、一個‘有嫁不出去的危險’的大年齡姑娘的身份出現，接著又加上好幾歲，以一個已故母親的亡靈出現，而且她所鍾愛的對象也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死去了。這些類似夢的喬裝改扮可能像夢一樣都是無意識的，卻巧妙地掩飾了個人的隱私，使小說帶上非個人化的色彩，為讀者所樂於接受。然而在這種藝術的假語村言中，卻流淌著作者個人身世遭際的血和淚。”“作者很早失去了父親，沒有充分享受到父愛。因此這種需求很可能轉移到一個比自己年長許多的男性對象身上。而且生活經驗也告訴我們，對於一個有高度科學文化修養的知識婦女來說，當她發現在同輩人中難覓知音時，也必然會傾心於令自己崇拜的年長男性。作品中女兒珊珊的一段敘述似乎值得重視：‘現在回想起來，他準是以他那強大的精神力量引動了母親的心。那強大的精神力量來自他那成熟而堅定的政治頭腦，他在動蕩的革命時代的出生入死的經曆，他活躍的思維、工作的魄力，文學藝術上的素養„„對了，她準是崇拜他。她說過，要是她不崇拜那個人，那愛情準連一天也維持不了。’如果聯係作者的經曆，我們就難以否認這種感情確實具有某種埃拉克特拉傾向了。”②這樣的分析是有理有據的，無疑推進了我們對小說作者創作心理的認識。

　　原型批評理論認為，在文學作品中總有一些共同的原型存在，原型具有重複性，是一定的社會、民族深層心理的體現，優秀的作品往往再現了原型的存在。“曆史現象是循環往複的，‘過去有的，現在有，將來也會有’（維柯語），我們認為愛的經驗，或悲劇中愛的原型也是如此，隻是在不同的時代呈現出不同的個性待征。換言之，是愛的原型在特定條件下表現出的不同的形式而已。我們分析了曆史的經驗，再回到《愛，„„》，於是，我們以為它所表現的是對理想愛情的執著追求但又終未如願的迥返不盡的哀傷，是一種人生最深沉的悲的心態，是對曆史經驗的總結和升華。這種心態由三個相互關聯的因素所形成：其一，渴望：強烈而執著的追求；其二，內化的現實；不可逾越的阻礙；其三，無望：永遠無著落的愛。三個因素互為因果，交融一體，使得鍾雨在痛苦和愛情中掙紮、煎熬。”“鍾雨執著的追求和堅定的操守予這種心態以時代的意義，它超越了個性心理和時空界跟，構成原型的具體內涵，在曆史進程中積澱了我們祖先的無數典型經驗，不僅是現在，在將來也同樣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③這種分析方法超越了早期的道德批評方法，將作品的深層內涵發掘了出來。

　　敘事學理論認為，優秀的作品所產生的閱讀效果不僅與敘事的內容相關，而且與敘事的方式密不可分。“《愛》的敘述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觀察，是活著的女兒根據一些蛛絲馬跡對死去的母親所作的猜測，沒有自我抒寫時那種一覽無餘，也沒有作家進行權威敘事時那種無所不知。這種間接展示使每個情節的出現都成為一種發現，使情節的串聯帶上了幾分推理的成分，因而使小說具有了類似偵探小說的懸念和誘惑力。通篇都彌漫著一種神秘的氣氛，撲朔迷離、影影綽綽，造成了一種逐漸掌握住讀者的閱讀效果——作者的這種敘述方式充分利用了讀者刺探隱秘的好奇心。把敘述者放到和讀者差不多一樣的無知地位，是對讀者的一種有效刺激，這樣就能調動讀者投入作品的積極性，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認同作品，從而最大限度地爭取讀者。《愛》先寫母親對自己私生活的遮掩，把一個謎交給讀者；然後再寫出《契訶夫選集》的故事，對謎的解釋提供了一條線索；然後才發現了那個寫著‘愛是不能忘記的’筆記本，把那些零散的片斷連綴起來。這樣的敘述是對讀者的一種引誘，也顯示了現代敘述方式在效果上的優越。”敘事學的分析以新的角度幫助讀者認識了《愛，是不能忘記的》這篇小說的魅力所在。

　　《愛，是不能忘記的》的氣氛是悲劇性的，有論者發現，其實小說是一個永恒的人生寓言。“具有生命本體論的意義”，“鍾雨的人生已是一個無可挽回的悲劇。而她給姍姍開出的擺脫困境的療方卻是消極的等待。試想如果像“等待戈多”一樣，他永遠不會在她的時空中出現；或者他來了，叩動了她的心弦，而他又是個已有婚姻家庭的男子；或者他即使青春年少，卻又另有所愛，那麽，姍姍不是仍得忍受心靈的折磨和痛苦嗎？而這種困境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又能怎樣解決呢？其實人生本來就有很多不圓滿，生命中充滿著不規則的變異，充滿著痛苦和不幸，那是人類無法預知、無法把握的命運。關鍵看我們以怎樣的心態和行為去麵對。鍾雨把痛苦深深埋在心底，而致力於小說的創作，成為一個成功的小說家。姍姍同樣也有自己的生活，畢竟情感和婚姻隻是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缺少會有別的生命體驗來彌補。姍姍也可能從母親的人生挫折中吸取教訓，尋找到人生的幸福，也許永遠找不到，但有缺憾的人生又何嚐不是人生一種合理的存在呢！”這種闡釋顯然加進了論者對人生的理解，但又是與作品的內容相契合的，張潔不過是按照內心來寫作，而作品所蘊含的生命悲劇的意味來自於形象，經典的意義蘊含是在讀者的不斷闡釋中呈現的，雖然有些闡釋不一定是作者寫作的本意。

　　當論者們離開時代語境來談這部作品時，他們發現了作品的哲學意味。“這部小說在實質上展呈了兩種極限境界——永遠處於經驗描述之外的，形而上的，‘無限的愛情’和永不滿足的，永無止境的對愛情的‘無限追求’。又由於本文敘事發端於‘渴望’同時又中斷於‘渴望’，這就從內在精神上徹底放棄對愛情主體所追逐的‘目標’的價值，而將本文價值、意義定位於追逐的‘過程’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篇小說在當時引起的關於男女主人公‘道德’還是‘不道德’的論爭，不僅與作家的創作傾向發生了錯位，而且與本文的意義呈現也構成了錯位。”“無論是從愛情的超驗性來看，還是從它與婚姻的悖論關係上看，還是從追求愛情‘過程’的價值定位看，《愛，是不能忘記的》這篇小說都同將愛情與哲學、宗教融為一體的西方愛情觀念十分的貼近。它提出的並不是當時人們所恭維的什麽‘社會學’問題，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愛的哲學’問題。”②

　　正像西方有說不盡的哈姆萊特，中國有說不盡的阿Q，正是這些作品人物形象的豐富性，使得作品具有很大的分析空間。《愛，是不能忘記的》既是時代感很強的好作品，又是具有永恒性的作品，由道德評價到社會問題分析，由原型批評到心理批評，由敘事話語分析到哲學意蘊分析，從形式到內容，《愛，是不能忘記的》接受了各種文學研究方法的檢驗，它提供了人們從各種不同角度解讀作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