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學評論家阿爾貝· 蒂博代(1874—1936)在《六說文學批評》將文學批評分為“自發的批評”、“職業的批評”和“大師的批評”三種,蒂博代所區分的三類批評是與批評者身份相對性的,根據批評者身份的不同,我們可以依次將這三種批評者轉換為普通讀者的批評、學者批評、作家的批評。
一、自發的批評
自發的批評的身份為普通讀者或新聞媒體記者,前者大多述而不作,他們在閱讀作品後與朋友談天說地的口頭評論就是自發的批評。隨著網絡媒體的出現,在網上的論壇、留言板、博客上出現了很多讀者的隨想性的批評文字,也是自發的批評。陶淵明所言的“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所言的是一種文人雅趣,是一種口頭的批評。他們是伏爾泰所稱為的最幸福的人,他們擺脫了職業批評家的煩惱,其語言機智、敏感、幽默、生動、生活化,有著真切的個人好惡,其弊端是有時候不讀作品也會高談闊論,其評論內容受小團體影響,喜歡追趕時髦,批評趣味經常發生轉移。2001年,葛濤將網絡上的文學批評文章編成了一套叢書,這套叢書包括《網絡金庸》、《網絡張愛玲》、《網絡魯迅》三本,其主要的選編文章來源是清韻書院、榕樹下、天涯社區、新浪文化、網易文化頻道、網大、e龍西祠胡同等。根據葛濤的考察,以魯迅研究為例,網絡上的評論在 2001 年前後“已初步形成眾聲喧嘩(或者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麵”,但“情緒化的評論較多,理智清醒的真知灼見相對偏少”。在百度貼吧上,幾乎所有的中國作家都有獨立的板塊,讀者既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也可以把相關的資料直接往裏邊貼。圍繞每一位作家、作品,都有大量的相關信息。
借助網絡媒體,文學大獎的評選建立了作品閱讀與讀者評論的良好互動平台。自 1999 年網易開始設立網絡文學獎以來,將作品刊登在網上,讓普通的讀者參與到評獎之中,通過留言板廣泛聽取網友讀者的意見。2005、2008年的兩屆茅盾文學獎,新浪網作了專門的網頁對之進行了報道,內容包括入圍作品的連載或選載,網站新聞人員對獲獎者、評委團的專訪,將博客上相關精彩的評論設為首頁,其中包括雷達、葉匡正等批評家的評論,還對往屆獲獎作品進行了追蹤回顧。同時開通留言板,刊登大量網友的留言,並推出烏鎮采訪葉彌、周大新、何建明、遲子建、麥家、賈平凹、陳建功等作家的訪談。
網絡文學批評形式靈活,或三幾句話的即興評點,或洋洋灑灑數千言的論證分析;沒有篇幅限製,也沒有固定的模式套路;或在別人的意見後跟貼,或在論壇、博客上獨抒己見。網絡文學批評大多是點評式的批評,往往隨感而發,快捷、直接、痛快,不拐彎抹角,不拖泥帶水,不引經據典,評論者往往能隨性成文,見出天才般的火花,這種批評方式與中國古代評點式批評是極為相似的,如鍾嶸品詩,金聖歎批六大才子書,脂硯齋評《紅樓夢》,張竹坡評點《金瓶梅》,都是點評式批評。有研究者因此將網絡文學批評稱為是“神韻批評的複活”。
網絡文學批評往往有很真切的個人性情和才情,屬於一種感悟性的人生閱讀評論,如邢育森的《網絡女作家的秘密花園》把網絡女作家分為三類:安妮寶貝、何從、玫瑰灰、黛博拉等為代表的“都市妖豔”派;尚愛蘭、王貓貓、黑可可、老實巴交、方舟等為代表的“白話睿智”派;踏雪尋梅、芭蕉、錦瑟等為代表的“真情流露”派。分類標準並不統一,但概括抓住了作家的主要特點,有點直指靈魂的意味。這類批評不會失去其價值,它能保持批評者鮮活的閱讀感覺和心靈過程的愉悅,沒有學院派批評概念堆砌的晦澀難懂。
網絡文學批評是快捷的互動性批評,能及時地形成作者和讀者、讀者和讀者之間的互動,起到激勵作者創作的作用。當記者問到上網寫作是否激發了個人的創作欲望的時候,安妮寶貝的回答是“如果默默無聞地寫下去,很快就會放棄的。”②李尋歡談到有人跟貼後的感覺是:“由於是發在網絡上,發出的當天就有人叫好,希望第二天可以看見其他新的內容,這種感覺督促著我連續 10 天在一種非常亢奮的創作狀態裏。”①邢育森對讀者的鼓勵反應是:“北郵一批絕對熱心的讀者在不斷地給與我們鼓勵和讚揚,使我們從稚嫩走向成熟,從盲目走向自覺,所以我說,是北郵的BBS造就了我。”②寫作者和網友評論者的互動甚至形成了《風中玫瑰》這樣的BBS小說。
對於眾多的平民讀者而言,發表批評文字,隻因為喜歡,隻因為心中有話要說,在網上沒有權威,沒有不變的標準,沒有編輯的審核,求得一吐而後快是眾多網絡文學批評寫作者的真實心態,網絡真正為“自發的批評”提供了施展拳腳的空間,使更多的口頭批評有了變成文字的可能性,使最廣大的讀者群成為批評的主體,是功德無量的大好事。自發的批評的價值在於評論對象的廣泛參與性,評論者手中並沒有生殺大權,自發的評論的功能在於讓更多的人說出對作品的理解和感受,直言不諱地發表自己的看法,不失去當代文學評論的鮮活與明快。
自發的批評還包括各種大眾傳播媒體上經常出現的文學動態、名家軼事、公眾議論等新聞與評論的雜糅形態。如電視以評論為話題的談話節目,報刊網絡的評論文章,報刊雜誌中帶有新聞報道性的評論,新作品研討會、發布會的報道,暢銷書排行榜、歌曲、電影排行榜等。還包括報刊上的書評或讀書版麵:如《人民日報》的“書評”和“讀書天地”,《文匯報》的“書人佳話”,《北京日報》的“讀書”,《天津日報》的“書林”,《中國青年報》的“開卷”,《經濟日報》的“品書”,《中華工商時報》的“讀書·隨筆”,《北京晚報》的“書香”,《南方周末》的“閱讀”等。
媒體批評是幫助讀者快速了解文化動態的有效手段,書評成為圖書促銷的重要途徑。參與媒體批評的也有作家、學者、專業批評家,近年來稍有名氣的作家都走進了電視台,在各種談話節目中談論自己的寫作,與讀者進行交流,及時、迅捷地傳達了他們的最新寫作狀況。
媒體批評的不足是簡單化傾向的盛行。批評家李敬澤說:“胡說似乎是網絡評論的特權”,網絡上發表批評的匿名性帶來的是批評的信口開河,以攻擊、情緒化、標新立異來取悅於讀者,缺乏學術準備、理論準備和理性觀照。一些批評文章情緒化過重,酷評盛行,為了招人注意而有意嘩眾取寵、誇大其詞、捕風捉影、信口雌黃、穿鑿附會,不作深入思考、辨析,憑著一時的印象率性而談,雖未免沒有閃光的見地,但終究是零碎的、隨機的、不成係統的,常常有失文學批評的公正性。如他愛在天涯論壇上發表《十美女作家批判書》,2005 年成功地被華齡出版社出版,出版後又在新浪網上連載。針對他愛的評論文字,評論家白燁認為:“它不是專業的文學評論,應該屬於酷評的範疇,情緒宣泄的成分比較多,說出了一些專業評論家想說卻不便說、不屑說的話,但它的致命缺點在於沒有將被批評者的作品與作者區分開來,在批評文本的時候卻不慎對作者造成了話語攻擊。”③
媒體評論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媒體批評突出媒體自身的中心地位和作用,有預謀的炒作,直接或變相地組織評論活動。“新寫實”、“新狀態”、“新市民”等文學潮流都是媒體參與製造文學事件。一些焦點問題走出文藝圈子而成為大眾的話題,如“美女作家”,“身體寫作”,“行走文學”,王朔與金庸的爭論,關於餘秋雨的評論與反評論,關於“十作家批判書”風波,文學博士直諫陝西作家(評論陝西作家追名逐利,評論家圓滑世故)等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
媒體既是作家、批評家發出聲音的憑借途徑,又是借助媒體推銷文化產品的名利場。我們一方麵要認識媒體批評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麵也要識別媒體的炒作意圖。餘秋雨在談到媒體與學者的關係時,提出“重視電視傳媒巨大功能和作用”,進而“追求社會文化的高效性和有效性。”評論者不能無視媒體的存在,而且要充分地利用媒體進行文藝評論與文化交流。1999年11月,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十作家批判書》有很強的媒體炒作意味,矛頭直指王蒙、錢鍾書、汪曾祺、賈平凹、梁曉聲、北島、蘇童、餘秋雨、王朔、王小波等作家,聲稱要把“獲取了不正當聲名的‘經典’作家拉下神壇”,是一種媒體“酷評”,其中的很多作者是學院派的批評家,其評論的批評性被媒體放大乃至歪曲了。批評家一旦陷入媒體的陷阱,也容易助長不正當的批評風氣,出現“紅包評論”、“互捧夠友”等現象。
二、職業的批評
職業批評的主體是大學裏的從事文學批評的教師和作協係統的專業文學批評家。職業的批評要求文學批評從搜集材料開始,通過社會、政治、哲學、倫理及作者的生平諸因素來研究作家和作品展開評論。其傾向是條理化、係統化和科學化,最擅長的文學史研究。職業批評建立的是一個觀念的、聯係的、智力的世界。職業評論注重的是曆史、判斷、是分檔、解釋,對幾千年的文學追根溯源,找出線索,給文學作品進行恰當的定位,倡導評論對創作的指導性。批評的職業化使文學批評成為一門藝術。二十世紀文學批評理論十分繁榮,處於哲學和人文科學的前沿,文學批評理論廣泛吸收了哲學、史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各個領域的新成果,二十世紀的哲學家幾乎都是文學批評的理論家,文學批評的理論家幾乎都是哲學家,他們以各自的理論創造營構了文學批評的理論體係大廈,使文學批評呈現出哲學的思辨性,批判的深刻性和方法的多樣性,文學批評不再是文學創作的附庸,而是有著自己的獨立的理論體係,成為思想史、文化史的一部分。
職業批評對評論者的素質、眼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別林斯基認為:“用不著把批評分門別類,最好是隻承認一種批評,把表現在藝術中的那個現實所賴以形成的一切因素和一切方麵都交給它去處理。不涉及美學的曆史的批評,以及反之,不涉及曆史的美學的批評,都將是片麵的,因而也是錯誤的。批判應該隻有一個,它的多方麵的看法應該淵源於同一個源泉,同一個體係,同一個對藝術的觀照。”①這就要求評論者要有豐富的文學史知識,還應有很高的審美修養和理論素養。職業的批評家隻有經過認真的學術化訓練才能夠培養出來。
職業的批評要求文學批評的理論高度,批評不僅是對評論對象的印象式描述,還應進行抽象的理性分析,甚至由批評中總結出相應的文學理論。別林斯基說:“判斷應該聽命於理性,而不是聽命於個別的人,人必須代表全人類的理性,而不是代表自己個人去進行判斷。‘我喜歡,我不喜歡’等說法,隻有當涉及菜肴、醇酒、駿馬、獵犬之類的東西的時候才可能有威信;在這種時候,這種說法甚至可能是有權威性的。可是,當涉及曆史、科學、藝術、道德等現象的時候,僅僅根據自己的感覺和意見任意妄為地、毫無根據地進行判斷的所有一切的我,都會令人想起瘋人院裏不幸的病人„„進行批評——這就是意味著要在局部現象中探尋和揭露現象所據以顯現的普遍的理性法則,並斷定局部現象與理想典範之間的生動的、有機的相互關係的程度。”
職業的批評需要認真閱讀文本,需要沉澱、累積、思考,需要瞻前顧後,需要反複品味研究對象,對作品進行準確的文學史定位,對內容要做出細讀分析,要遵從藝術的規律對作品進行理論觀照,要指出一部作品的優劣,甚至還由此建立批評的係統。蘭色姆認為批評的適合場所是在大學,主體是大學中的從業人員。隻有大學裏的研究人員才能完成對批評的理性建構,而不是以即興的、零星的一時之感悟作為批評文章的主體內容,批評不能僅停留在對作品內容的分析歸納上,還應該指出其作品背後潛藏的世界。要正確地評價一個作者,還應有寬泛的學術視野,隻有在曆史比較中才能給一個作家、作品準確定位,艾略特認為:“任何詩人、任何藝術家,都不能單獨有他自己的完全的意義。他的意義,他的評價,就是對他與已故詩人和藝術家的評價。我們不能單獨地來評量他;必須把他置於已故的人中間加以對照、比較。”二十世紀文學批評的成就是與批評家身份的學者化轉變分不開的,批評家需要學識廣博。著名的丹麥批評家勃蘭兌斯指出說:“批評是人類心靈路程上的指路牌,批評沿路種植了樹籬,點燃了火把,批評披荊斬棘,開辟新路”,“批評移動了山嶽,權威的、偏見的、死氣沉沉的傳統的山嶽。”④這些對批評功能的讚揚之語顯然是針對職業批評的。
在2008年“當代中國文學高峰論壇”上,首屆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獎評委、《北京文學》名譽社長、《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主編章德寧說:“在社會公共領域,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批評的影響力已越來越小。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與一些辦刊人的認識有關,與市場壓力有關,也與我們的批評環境有關,更與批評界的不良風氣有關:缺少獨立思考,人雲亦雲。所謂批評,不礙世情不傷友情,自甘平庸。原創精神缺失,生吞活剝,賣弄國外理論,嚴重脫離我國當代文學實際,把作家創作當成闡釋自己理論的例子。缺少科學的治學精神,無暇關注具體文本,隔靴搔癢,不著邊際。作品不看完就吹捧,使人生疑。文風充滿八股氣與書齋式的自語,幹澀沉悶,呆板平淡,催人欲睡。至於那些毫無真誠可言的紅包批評、人情批評,距真正的文學批評精神已相去甚遠,文學批評喪失了公信力,也就失去了影響力。”①章德寧的話不過是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對文學批評質疑與指責的一種總結,從文學的精神上來說,文學藝術是一種審美的精神觀照活動,文學批評也應該是一種獨立的、自由的、公正的精神評判活動,在媒體批評的影響日漸超過了學院派批評的今天,職業批評家也可以向民間的批評者吸取智慧,網絡評論者們鮮活的閱讀感受,對作品的獨到分析都是值得職業批評家參考的。網絡媒體也是可以為職業的批評家所用的,雷達、陳曉明、謝有順、張頤武、張檸、朱大可等批評家在新浪網上開博客,並經常更新自己的博客,他們的文字獲得了更大範圍的閱讀,也產生了更大的影響。
三、大師的批評
蒂博代將作家的批評稱為是大師的批評,顯示了他對作家、藝術家寫的文學批評的敬意。作家的評論之所以獲得蒂博代的敬意的原因在於,在蒂博代看來,作家是深諳藝術規律的,他們的文學評論更能直接地切中藝術的本質,道明作家創作的甘苦。大作家狄德羅、歌德、莎士比亞、夏多布裏昂、雨果、波德萊爾等都是一流的評論家,在評論上可以和最有名的教授相比。我國現代作家魯迅、茅盾、郭沫若、聞一多、何其芳等都有很精彩的文學評論文章。蒂博代認為:“評論的高層次的功能不是批改學生的作業,而是拋棄毫無價值的作品,理解傑作,理解其自由的創造衝動所蘊含的有朝氣的、新穎的東西。”對於作家來說,理解別人的作品可以比平常人更透徹,更有自己的主見。
19 世紀法國印象主義批評強調批評家的藝術感悟力,認為隻有藝術家才是唯一合格的批評家。“我不僅反對敵意的批評,我還反對無能的批評。我認為隻有藝術家才是最有能力的批評家。”艾略特也說過類似的話:“一個作家在創作過程中的確可能有一大部分的勞動是批評活動;提煉、綜合、組織、剔除、修飾、檢驗:這些勞動是創作,同時也是批評。我甚至認為一個受過訓練、有技巧的作家對自己創作所作的批評是最中肯的、最高級的批評;並且認為某些作家所以比別人高明完全是因為他們的批評才能比別人高明的緣故(我想我從前就說過這樣的話)。”新評論家喬治· 布萊主張“同情評論”或“認同評論”,認為沒有兩個意識的遇合就沒有真正的評論。
作家寫的批評往往更多的是從自己的感受出發的,帶有更鮮明的印象批評的意味。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李健吾、朱光潛、沈從文、梁宗岱、李廣田等人的文學批評都帶有印象批評的特征。當代批評家吳亮、賀興安等人的批評也都帶有印象批評的特點。他們的批評與職業批評所采取的勸誡或教導的方式是不同的。近年來,王安憶、馬原、格非等作家在大學裏講授小說,他們對小說的解讀更多的是從自己的創作體驗出發的。
當代作家王蒙是一位優秀的批評家,他的評論往往能以一個創作者的眼光看出作品的獨特之處,如王蒙是這樣看待《紅樓夢》的殘缺的:主題過於沉重,反映的生活過於龐大,小說的敘述原本就難以繼續,“殘缺”是寫不下去的原因導致的。再如對賈寶玉這個人物,王蒙的看法是:賈寶玉的悲劇不是叛逆,而是一個普通人的“閑散人生”所致,“色”、“空”不是佛教的,而是人生感歎,看透一點,少尋煩惱。在短文《我愛讀〈紅樓夢〉》中,王蒙說:“《紅樓夢》是經驗的結晶。人生經驗,社會經驗,感情經驗,政治經驗,無所不有。《紅樓夢》是一部想象的書。它留下了太多的玄想、奇想、遐想、謎語、神話、信念。《紅樓夢》是一部解脫的書。萬事都經曆了,便隻有大憐大憫大淡漠大悲痛大歡喜大虛空。《紅樓夢》是一部執著的書,它使你覺得世界上本來還是有一些讓人值得為之生為之死為之哭為之笑的事情。它使你覺得,活一遭還是值得的。《紅樓夢》令你歎息。《紅樓夢》令你惆悵。《紅樓夢》令你聰明。《紅樓夢》令你迷惑。《紅樓夢》令你心碎。《紅樓夢》令你覺得漢語漢字真是無與倫比。《紅樓夢》使你覺得神秘,覺得冥冥中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偉大。”這樣的鋪排文字所表達的主要是作者對《紅樓夢》的閱讀感覺,有著王蒙對作品的個體體驗特色。
蒂博代所概括的三種文學批評各有各自的特點,相互之間不可替代。在潘凱雄等人所著《文學批評學》中,根據思維的類型,將文學批評家分為思辨還原型、實證還原型和直覺還原型等三種類型。他們認為,思辨還原型批評家屬於內傾型性格,這類性格的人喜沉思,好內省,思維的邏輯性比較嚴密,有思辨的穿透力。這類批評家喜歡建構理論體係,重主觀思想而輕感悟經驗,在進行評論中,傾向於將作品放在某種理論框架體係中加以解釋,或者在批評中建構相應的理論體係。這一類的批評家多是哲學家,他們有亞裏土多德、托馬斯·阿奎那、康德、黑格爾、叔本華等。實證還原型批評家屬於外傾型性格。他們學識廣博、思維周到、細致,重實證而不重抽象,擅長通過具體的材料和事實來證實自己的觀點,他們總是在收集了大量的實證材料經過反複的推敲之後才作出自己的取舍和判斷。這類批評家有聖·伯夫、丹納、沃爾夫林、阿思海姆和勃蘭兌斯等人。直覺還原型批評家往往具有敏銳的感悟能力,豐富的想象能力,良好的語感,他們大多是作家,在評論時總往往不作長篇大論的邏輯分析,而以簡練精辟的語句進行概括,點到為止。
以上分類概括無疑為我們通過批評家的身份、思維方式來認識文學批評的特點提供了便捷,在實際的文學批評中,一個優秀的批評家往往具有多方麵的特點,如職業批評家也可以是作家出身,或者由批評轉入創作,前者如茅盾、劉西渭、馮雪峰、王朝聞等等,後者如雷達、閻綱、李潔非等等。潘凱雄等概括的思辨、實證、感悟三方麵的素質其實也是一個優秀的批評家所必備的,隻是在實際中,一個批評家往往是以某方麵見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