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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去年夏季的一天，過從甚密的摯友、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六一六九部隊天津苗木基地場長兼政委的紀連祥，請我在閑暇時到他那裏散散心。連祥與我相交多年，而且又屬“神交”，彼此重情淡利，謂之“氣質”相同。另外，我們兩個人也屬“同病相憐”——彼此都患有糖尿病。連祥知道我已因身體欠佳提前六載退休，退休後在家依然筆耕不綴，而且寫起作品來像個“拚命三郎”（他是從我不斷送給他的出版的文學作品中了解到的）。所以，出於關心，促我前往。
當時，我剛剛寫就一部反映東歐華人生活題材的長篇小說《夢斷東歐》。前不久，因患熱傷風而發燒幾日，後又咳嗽不止，經打針服藥，方得以化恙為愈，加之酷暑溽熱，身心疲憊，家人堅決製止我再寫什麽，所以頗有些無所事事之感，故而來了個“恭敬不如從命”。
到了連祥的轄地，頓覺有“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之感。
連祥任政委的這個苗木基地，過去叫農場。農場，顧名思義，就是種植農作物的田疇。用後來的話講，主要為豐富部隊的“菜籃子”而生產些稻穀和藕什麽的。在連祥來農場前，由於沿襲過去幾十年一貫製的傳統生產經營模式，在市場經濟已經取代計劃經濟的演化中，基本上是連年負債經營。為此，連祥曾鋳躇滿誌地與我談過多次，要“窮則思變”，銳意創新，根據農場的基本條件另辟蹊徑，力圖尋找一種符合國家發展趨勢的生產經營項目。由此可見，他的觀念很新，魄力大，思維頗有點“前鋒”，力圖有所作為。兩年前，聽說他在搞苗木種植，而且還成效不小。可是今日一見，要比預料的氣派得多，壯觀得多，前景也廣闊得多。
當我站在苗木基地的湖心島上，鳥瞰幾十萬株屬於高科技品種的一年栽三倍體毛白楊苗圃那粗如拇指，高逾四米，橫看成伍，豎看成行，挺拔茂旺，英姿勃發的毛白楊，頗似威武雄壯的軍陣，森嚴壁壘，氣衝霄漢，令人喜不自禁。
我在與連祥交談中，頗想解讀其取得如此驕人業績的“秘笈”。
為人坦誠的連祥，在談及他的奮鬥足跡時，欣喜地講到多虧遇到一個鍾子期似的知音，即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園林綠化公司經理兼總工程師張萬鈞。
連祥一談及張萬鈞的名字，目光中飛溢而出的神色，充滿了對其由衷的讚譽與敬佩，故而“話匣子”一如大江東去的波濤，洪流滾滾，洶湧澎湃，一瀉千裏。他言及他們如何相識，如何談到采用“軍民共建”形式在農場的千畝大田創建苗木基地一拍即合，又如何“英雄所見略同”地將苗木基地的所選苗木定位在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高科技品種上，又如何多次到北京“探營”，最後選定三倍體毛白楊，等等，不一而足。
聽到連祥提到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開發區園林綠化公司經理張萬鈞，我從內心頓時湧動起一種割舍不去的親和感。
那是1992年，國務院文化部所屬的文化藝術出版社策劃要出版一套“中國經濟特區開發區紀實文學叢書”，時任該社當代文學編輯室主任的李文合和副主任的蔡誌翔二位文兄找到我，定要我擔負撰寫一部書的任務。當時我擔任中國僑聯機關刊物《海內與海外》雜誌社主編，此雜誌由“白手起家”創辦一年多時間，刊物的整體品味還未完全定型。再說，雜誌社又實行的是主編責任製，編輯、發行以及人、財、物等都由我一人主管，諸事雜遝，可謂忙得不可開交。但是，由於李、蔡二位文兄誠懇相約，實在不好意思推辭，隻好選擇了距離北京最近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另外，我所以選擇天津，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即聽說當時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名叫葉迪生，是個歸國華僑，與中國僑聯有著“血脈相連”的親情關係，我身為中國僑聯工作人員，去了以後講明“身世”，相信會得到他的關照和支持。有基於此，幾個月後便問世了我與當時擔當開發區辦公室主任兼公共部部長的田貴明合作寫成的《拓荒者的戀歌》一書。當時，我在開發區采訪時，一個匪夷所思的問題，就是開發區為什麽選在這麽個鬼地方？這裏，曾是具有近百年曆史的我國華北產鹽重埠的鹵化池。一年四季，除了白花花的鹽砣和灰茫茫的海水，居然連抗鹽堿性能很強的蘆葦和檉柳之類的植物都不能生長！後來在采訪中方得到答案，這裏不僅水陸交通便利，而且地價也極為便宜。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不與民爭田。應該說，這後一個原因，在我國可耕土地每年銳減，生態遭到嚴重破壞的今天，當時的決策者們還是很有超前意識和戰略眼光的。那時，盡管這裏的客觀條件比較差，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在全國眾多的開發區中各項綜合指標還是名列前五名。當時提及開發區中的佼佼者，依次排列為：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律）。所以，采寫開發區，主要是著力表現開發區的對外開發，招商引資，以及高速發展的經濟增加率。所以，盡管有人也提及鹽灘綠化如何如何來之不易，也聽說開發區鹽灘綠化奠礎人張萬鈞的名字，但由於那時社會上的生態意識普遍淡薄，筆者也沒有認識到鹽灘綠化是開發區蓬勃發展的主旋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樂章，因此在《拓荒者的戀歌》一書中隻是蜻蜓點水般的寫了一筆，這不能不說是此書一個難以補贖的缺憾。
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往往是經過需要付出代價的過程的。這些年，隨著人類生存環境慘遭人為的破壞，被破壞的生態環境年逾一年地向人類“討還血債”：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洪水泛濫，河流幹洞，太陽黑子入侵，沙塵暴肆虐，水被嚴重汙染，空氣中充斥著可吸入顆粒物，人類倘若再冥頑不化地恣意破壞生態，就將要被開除“球籍”！因此，植樹種草，綠化山河，加強生態建設，不但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也被列為我國可持續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
因此，我在與連祥的交談中，對他的苗木基地傾注了極大的熱情。
餘認為，紀連祥與張萬鈞搞的這個苗木基地，決不是僅僅著眼於經濟效益，而且也是著眼於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作為人民解放軍中一員的紀連祥，在尋找擺脫農場困境的生產經營項目的同時，之所以選定創辦苗木基地，除了開發區經費給予先期投入的保障以外，還有一個不可置疑的原因，即一位普通軍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意識，這恰恰是連祥不同尋常的可貴之處。
正是基於這種認知，我不顧仍患小疾，激情滿懷地寫了一篇洋洋灑灑一萬餘字的報告文學《綠色狂想曲》，發表在為部隊廣大指戰員喜聞樂見的刊物《軍營文化天地》上，事隔月餘又被大型文摘類期刊《新華文摘》以《紀連祥的綠色暢想曲》為題全文轉載。
由於連祥任政委的苗木基地是“軍民共建”的產物，與其說是觀光莫如講是采風，連祥曾陪我到開發區遊覽了一趟。
殊不知，這次遊覽，又使我來了一次“士別三日”。如今開發區的園林綠化，較之1992年的綠化規模可謂是“鳥槍換炮”，難以同日而語。
1992年開發區的綠化，隻是生活區的一兩條主要幹道兩旁種了些白蠟樹，再有就是原來開發區“管委會”院內栽種了幾棵檜柏和規模不大的幾塊草坪。
而如今，整個開發區已開發的地麵儼若一座園林生態綠化新城。看，為天津市之最的開放式的泰豐公園，疏林草坪，緩坡靜水，綠草如毯，湖水湉湉，白鴿翱翔，不僅使人聯想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抑陰路曲，流鶯比鄰”的世外桃源般的聖景。還有，具有高科技含量和各類名貴樹種的泰達公園，有氤氳著深厚文化底蘊的雕塑公園，居住與休閑於一體的恬園、欣園、雅園、翠園、稚趣園和曉園新村，以及中西園林藝術合璧的開發區俱樂部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流連忘返，恍若到了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的生態城市。
連祥說，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到開發區視察，都特地到了泰豐公園，並在此接見了張萬鈞，交談中給予了很高的讚賞和評價。作為開發區園林綠化公司帶頭人的張萬鈞，在鹽灘綠化中獲得了很多獎項，其中不乏國家科技進步獎，最近他還榮獲“全國十大綠化標兵”的稱號，很值得宣傳，問我有沒有時間，可不可以寫寫他。
我知道，連祥這番話屬於“言者有意”。但是，從我的實際情況講，一來身體狀況不太好，對於寫這種傳記類的紀實文學作品我已經嚐試了幾部，它不僅受客觀條件製約性太大，要做大量而細微的采訪，寫起來也太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較之寫長篇小說難度要大得多，這次怕吃不消；二來，我深知像張萬鈞這樣屬於知識分子類的典型人物，最閃光的地方也是文學最難表現的地方，因為他們的作為是搞科研，攻克技術難關，這些素材在寫作上被稱為“死材料”。固然，張萬鈞從事的事也很神聖，他取得的成果也很令人肅然起敬，他的精神也不可為不十分崇高。但是，由於他從事的是鹽灘綠化，“靜止”的場麵多，專業知識密度大，這是文學最忌諱的，所以就很不易生動地表現出來。故而，怕寫了半天，力氣花費不少，到頭來不生動，缺乏“讀點”而費力不討好；再有，從時間安排說，已有國內一個著名畫家和南非一個傳奇式的女華僑多次找我，要我為其寫傳。尤其是南非那個女華僑，她是通過中國僑聯的聯絡部和文化工作部找到我的，非常渴望她的傳記明年在國內問世，而且主動表示給我提供到南非采訪等相當優厚的條件。
怎麽辦？
我權衡再三，覺得還是宣傳張萬鈞這種先進典型更符合“筆墨隨時代”。一個有責任感和有良心的作家，應該時刻利用文學關注國家及人類的前途和命運。所以，時代需要張萬鈞這樣的典型人物。
於是，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使我向連祥來了個“聽者有心”，這也算是與連祥進行的又一次“神交”吧。
我這個人性子急。凡是應下來的事情，都務求盡快兌現。
所以，整個國慶節的假期，都變成我采訪張萬鈞的時間，口問筆記，外加錄音。
寫傳記，或者寫紀實文學，最忌諱的是所寫傳主缺乏刀光劍影、九死一生的傳奇色彩和驚心動魄的事件。
無疑，張萬鈞不是屬於傳奇人物。
那麽，怎樣有血有肉地表現出張萬鈞不平凡的事跡呢？
歌德有言：“人是一個整體，一個多方麵的內在聯係著各種功能的統一體。藝術作品必須向人這個整體說話，必須適應人的這種豐富的統一體。”這就提示我們，在寫人物傳記中，要表現好傳主的整體性，則需要緊密把握住傳主的內在性和豐富性，多側麵、多視角地為“這個整體說話”。
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政治家兼文學家王安石曰：“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也告訴我們，在表現傳主的“濃綠萬枝”中，要善於采擷一點“紅”，並善於將點點“紅”潤染在一起，就會姹紫千紅，春光無限。
所以，我在撰寫張萬鈞的傳記中，力圖精心采摘其在鹽灘綠化中活生生的片斷和細節，並著力將這些片斷和細節寫得精道一些，細微一些，使讀者通過這些形象的片斷和細節來透視傳主的誌向、抱負、追求、人格以及節操，從而在眼前矗立起一個可視可感的張萬鈞來。
同時，我謹記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立論：“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其中的一個“情”字，道出了為文之旨。所以，我在采寫張萬鈞事跡的過程中，力求心靈的溝通和情感的融入。應該說，我與張萬鈞年齡相仿，經受的人世滄桑大致相似，又同屬於“知識分子”，奮鬥足跡之艱辛坎坷也相差無幾。所以，彼此之間無論是對人生的感悟還是對事業的執著，“共同語言”是很多的。尤其是在撰寫《大考》一節中，那種憤世嫉俗之情如烈火中燒。曾幾何時，我在任《海內與海外》雜誌社主編時，其心懷叵測者以所謂的“群眾”名義莫須有地“舉報”我“私立帳號”和“挪用公款”，而致使檢察院將我當做了“大老虎”。那時，我可不像張萬鈞那樣把置若罔聞的頂頭上司想像得那麽“美好”，對檢察院的“職業辭令”也是不屑一顧，並繼之拍案而起，因為我深知我的無辜與清白。結果，天理昭昭，法不懲善，事實證明我兩袖清風，一身正氣。因此，我在撰寫張萬鈞蒙受不白之冤時，如果不是一再控製自己燃燒的感情，是不會寫得這麽理智和策略的。但是，其中的真情實感，仍氣貫通篇。
在這裏需要言及的是，由於此書主要是寫張萬鈞從事鹽灘綠化所取得的非凡業績，所以對他到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之前的經曆涉獵不多，隻是在個別章節中粗線條地做了勾勒。因此，或許不少感人的事跡沒有涉及，實乃為著此書特色而不得不割愛矣。
我這個人或許對接受新鮮事物遲鈍，不像許多作家朋友那樣早“時髦”上了，以電腦取代筆耕，可我至今仍在伏案爬格子。此書兩易其稿並請連祥部下武海峰、麻曉東用電腦打印成文後，一式兩份，分送傳主張萬鈞經理和連祥老弟二位“當事人”審定。張萬鈞經理多在具體事例和技術術語上做了糾誤，連祥則在作品整體架構及文學的審美層麵上獨具慧眼地提出不少修改補充建議，雖然這些修改建議需在幾個關鍵部位動較大的“手術”，修改起來工程不小，但這些修改建議確屬真知灼見，頗具“點睛”之妙，實為難能可貴。於是，我把自己“關”在一方鬥室，奮力爬了六天“大坡”，新增文字逾兩萬餘，頭腦裏被折騰得昏天黑地，時常誤將午飯當早餐。雖然有些精疲力竭，但再重新審視，作品卻增色不少，有幾處似詩歌添了“詩眼”，光彩可人。同時，連祥還就本書第七章中的《大考》一節，特地邀請王延裏、王禮紅二位檢察官，就本節事實的準確度及表述方式嚴格把關，足見連祥處事之嚴謹。在此，由衷地感謝連祥對本書傾注的大量心血，感謝其對朋友的真誠之誼。
同時，由衷地感謝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及中國企業聯合會名譽會長袁寶華先生和國家林業局李育材副局長在百忙之中撥冗為此書作序。
書山有路，學海無涯。在采寫此書中，由於學識以及時間和空間的局限，加之有些“知情者”已結作古，頗為遺憾地不能夠采訪；有些“知情者”又因這樣那樣的原因，難以采訪；還有些被采訪的“知情者”，談得很“技術”，所以，難免有錯失與偏頗之處，謬誤之處或許在所難免，誠望得到廣大讀者與專家的賜教。
在這裏，需要補遺的是，在此書稿寫成後，欣喜地得知張萬鈞榮獲全國綠化勞動模範，紀連祥也同時榮獲全國綠化先進工作者，在此一並致賀。
2001年6月28日
改定於北京鷹瞰齋
當時，我剛剛寫就一部反映東歐華人生活題材的長篇小說《夢斷東歐》。前不久，因患熱傷風而發燒幾日，後又咳嗽不止，經打針服藥，方得以化恙為愈，加之酷暑溽熱，身心疲憊，家人堅決製止我再寫什麽，所以頗有些無所事事之感，故而來了個“恭敬不如從命”。
到了連祥的轄地，頓覺有“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之感。
連祥任政委的這個苗木基地，過去叫農場。農場，顧名思義，就是種植農作物的田疇。用後來的話講，主要為豐富部隊的“菜籃子”而生產些稻穀和藕什麽的。在連祥來農場前，由於沿襲過去幾十年一貫製的傳統生產經營模式，在市場經濟已經取代計劃經濟的演化中，基本上是連年負債經營。為此，連祥曾鋳躇滿誌地與我談過多次，要“窮則思變”，銳意創新，根據農場的基本條件另辟蹊徑，力圖尋找一種符合國家發展趨勢的生產經營項目。由此可見，他的觀念很新，魄力大，思維頗有點“前鋒”，力圖有所作為。兩年前，聽說他在搞苗木種植，而且還成效不小。可是今日一見，要比預料的氣派得多，壯觀得多，前景也廣闊得多。
當我站在苗木基地的湖心島上，鳥瞰幾十萬株屬於高科技品種的一年栽三倍體毛白楊苗圃那粗如拇指，高逾四米，橫看成伍，豎看成行，挺拔茂旺，英姿勃發的毛白楊，頗似威武雄壯的軍陣，森嚴壁壘，氣衝霄漢，令人喜不自禁。
我在與連祥交談中，頗想解讀其取得如此驕人業績的“秘笈”。
為人坦誠的連祥，在談及他的奮鬥足跡時，欣喜地講到多虧遇到一個鍾子期似的知音，即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園林綠化公司經理兼總工程師張萬鈞。
連祥一談及張萬鈞的名字，目光中飛溢而出的神色，充滿了對其由衷的讚譽與敬佩，故而“話匣子”一如大江東去的波濤，洪流滾滾，洶湧澎湃，一瀉千裏。他言及他們如何相識，如何談到采用“軍民共建”形式在農場的千畝大田創建苗木基地一拍即合，又如何“英雄所見略同”地將苗木基地的所選苗木定位在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高科技品種上，又如何多次到北京“探營”，最後選定三倍體毛白楊，等等，不一而足。
聽到連祥提到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開發區園林綠化公司經理張萬鈞，我從內心頓時湧動起一種割舍不去的親和感。
那是1992年，國務院文化部所屬的文化藝術出版社策劃要出版一套“中國經濟特區開發區紀實文學叢書”，時任該社當代文學編輯室主任的李文合和副主任的蔡誌翔二位文兄找到我，定要我擔負撰寫一部書的任務。當時我擔任中國僑聯機關刊物《海內與海外》雜誌社主編，此雜誌由“白手起家”創辦一年多時間，刊物的整體品味還未完全定型。再說，雜誌社又實行的是主編責任製，編輯、發行以及人、財、物等都由我一人主管，諸事雜遝，可謂忙得不可開交。但是，由於李、蔡二位文兄誠懇相約，實在不好意思推辭，隻好選擇了距離北京最近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另外，我所以選擇天津，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即聽說當時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名叫葉迪生，是個歸國華僑，與中國僑聯有著“血脈相連”的親情關係，我身為中國僑聯工作人員，去了以後講明“身世”，相信會得到他的關照和支持。有基於此，幾個月後便問世了我與當時擔當開發區辦公室主任兼公共部部長的田貴明合作寫成的《拓荒者的戀歌》一書。當時，我在開發區采訪時，一個匪夷所思的問題，就是開發區為什麽選在這麽個鬼地方？這裏，曾是具有近百年曆史的我國華北產鹽重埠的鹵化池。一年四季，除了白花花的鹽砣和灰茫茫的海水，居然連抗鹽堿性能很強的蘆葦和檉柳之類的植物都不能生長！後來在采訪中方得到答案，這裏不僅水陸交通便利，而且地價也極為便宜。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不與民爭田。應該說，這後一個原因，在我國可耕土地每年銳減，生態遭到嚴重破壞的今天，當時的決策者們還是很有超前意識和戰略眼光的。那時，盡管這裏的客觀條件比較差，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在全國眾多的開發區中各項綜合指標還是名列前五名。當時提及開發區中的佼佼者，依次排列為：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律）。所以，采寫開發區，主要是著力表現開發區的對外開發，招商引資，以及高速發展的經濟增加率。所以，盡管有人也提及鹽灘綠化如何如何來之不易，也聽說開發區鹽灘綠化奠礎人張萬鈞的名字，但由於那時社會上的生態意識普遍淡薄，筆者也沒有認識到鹽灘綠化是開發區蓬勃發展的主旋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樂章，因此在《拓荒者的戀歌》一書中隻是蜻蜓點水般的寫了一筆，這不能不說是此書一個難以補贖的缺憾。
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往往是經過需要付出代價的過程的。這些年，隨著人類生存環境慘遭人為的破壞，被破壞的生態環境年逾一年地向人類“討還血債”：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洪水泛濫，河流幹洞，太陽黑子入侵，沙塵暴肆虐，水被嚴重汙染，空氣中充斥著可吸入顆粒物，人類倘若再冥頑不化地恣意破壞生態，就將要被開除“球籍”！因此，植樹種草，綠化山河，加強生態建設，不但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也被列為我國可持續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
因此，我在與連祥的交談中，對他的苗木基地傾注了極大的熱情。
餘認為，紀連祥與張萬鈞搞的這個苗木基地，決不是僅僅著眼於經濟效益，而且也是著眼於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作為人民解放軍中一員的紀連祥，在尋找擺脫農場困境的生產經營項目的同時，之所以選定創辦苗木基地，除了開發區經費給予先期投入的保障以外，還有一個不可置疑的原因，即一位普通軍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意識，這恰恰是連祥不同尋常的可貴之處。
正是基於這種認知，我不顧仍患小疾，激情滿懷地寫了一篇洋洋灑灑一萬餘字的報告文學《綠色狂想曲》，發表在為部隊廣大指戰員喜聞樂見的刊物《軍營文化天地》上，事隔月餘又被大型文摘類期刊《新華文摘》以《紀連祥的綠色暢想曲》為題全文轉載。
由於連祥任政委的苗木基地是“軍民共建”的產物，與其說是觀光莫如講是采風，連祥曾陪我到開發區遊覽了一趟。
殊不知，這次遊覽，又使我來了一次“士別三日”。如今開發區的園林綠化，較之1992年的綠化規模可謂是“鳥槍換炮”，難以同日而語。
1992年開發區的綠化，隻是生活區的一兩條主要幹道兩旁種了些白蠟樹，再有就是原來開發區“管委會”院內栽種了幾棵檜柏和規模不大的幾塊草坪。
而如今，整個開發區已開發的地麵儼若一座園林生態綠化新城。看，為天津市之最的開放式的泰豐公園，疏林草坪，緩坡靜水，綠草如毯，湖水湉湉，白鴿翱翔，不僅使人聯想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抑陰路曲，流鶯比鄰”的世外桃源般的聖景。還有，具有高科技含量和各類名貴樹種的泰達公園，有氤氳著深厚文化底蘊的雕塑公園，居住與休閑於一體的恬園、欣園、雅園、翠園、稚趣園和曉園新村，以及中西園林藝術合璧的開發區俱樂部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流連忘返，恍若到了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的生態城市。
連祥說，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到開發區視察，都特地到了泰豐公園，並在此接見了張萬鈞，交談中給予了很高的讚賞和評價。作為開發區園林綠化公司帶頭人的張萬鈞，在鹽灘綠化中獲得了很多獎項，其中不乏國家科技進步獎，最近他還榮獲“全國十大綠化標兵”的稱號，很值得宣傳，問我有沒有時間，可不可以寫寫他。
我知道，連祥這番話屬於“言者有意”。但是，從我的實際情況講，一來身體狀況不太好，對於寫這種傳記類的紀實文學作品我已經嚐試了幾部，它不僅受客觀條件製約性太大，要做大量而細微的采訪，寫起來也太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較之寫長篇小說難度要大得多，這次怕吃不消；二來，我深知像張萬鈞這樣屬於知識分子類的典型人物，最閃光的地方也是文學最難表現的地方，因為他們的作為是搞科研，攻克技術難關，這些素材在寫作上被稱為“死材料”。固然，張萬鈞從事的事也很神聖，他取得的成果也很令人肅然起敬，他的精神也不可為不十分崇高。但是，由於他從事的是鹽灘綠化，“靜止”的場麵多，專業知識密度大，這是文學最忌諱的，所以就很不易生動地表現出來。故而，怕寫了半天，力氣花費不少，到頭來不生動，缺乏“讀點”而費力不討好；再有，從時間安排說，已有國內一個著名畫家和南非一個傳奇式的女華僑多次找我，要我為其寫傳。尤其是南非那個女華僑，她是通過中國僑聯的聯絡部和文化工作部找到我的，非常渴望她的傳記明年在國內問世，而且主動表示給我提供到南非采訪等相當優厚的條件。
怎麽辦？
我權衡再三，覺得還是宣傳張萬鈞這種先進典型更符合“筆墨隨時代”。一個有責任感和有良心的作家，應該時刻利用文學關注國家及人類的前途和命運。所以，時代需要張萬鈞這樣的典型人物。
於是，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使我向連祥來了個“聽者有心”，這也算是與連祥進行的又一次“神交”吧。
我這個人性子急。凡是應下來的事情，都務求盡快兌現。
所以，整個國慶節的假期，都變成我采訪張萬鈞的時間，口問筆記，外加錄音。
寫傳記，或者寫紀實文學，最忌諱的是所寫傳主缺乏刀光劍影、九死一生的傳奇色彩和驚心動魄的事件。
無疑，張萬鈞不是屬於傳奇人物。
那麽，怎樣有血有肉地表現出張萬鈞不平凡的事跡呢？
歌德有言：“人是一個整體，一個多方麵的內在聯係著各種功能的統一體。藝術作品必須向人這個整體說話，必須適應人的這種豐富的統一體。”這就提示我們，在寫人物傳記中，要表現好傳主的整體性，則需要緊密把握住傳主的內在性和豐富性，多側麵、多視角地為“這個整體說話”。
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政治家兼文學家王安石曰：“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也告訴我們，在表現傳主的“濃綠萬枝”中，要善於采擷一點“紅”，並善於將點點“紅”潤染在一起，就會姹紫千紅，春光無限。
所以，我在撰寫張萬鈞的傳記中，力圖精心采摘其在鹽灘綠化中活生生的片斷和細節，並著力將這些片斷和細節寫得精道一些，細微一些，使讀者通過這些形象的片斷和細節來透視傳主的誌向、抱負、追求、人格以及節操，從而在眼前矗立起一個可視可感的張萬鈞來。
同時，我謹記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立論：“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其中的一個“情”字，道出了為文之旨。所以，我在采寫張萬鈞事跡的過程中，力求心靈的溝通和情感的融入。應該說，我與張萬鈞年齡相仿，經受的人世滄桑大致相似，又同屬於“知識分子”，奮鬥足跡之艱辛坎坷也相差無幾。所以，彼此之間無論是對人生的感悟還是對事業的執著，“共同語言”是很多的。尤其是在撰寫《大考》一節中，那種憤世嫉俗之情如烈火中燒。曾幾何時，我在任《海內與海外》雜誌社主編時，其心懷叵測者以所謂的“群眾”名義莫須有地“舉報”我“私立帳號”和“挪用公款”，而致使檢察院將我當做了“大老虎”。那時，我可不像張萬鈞那樣把置若罔聞的頂頭上司想像得那麽“美好”，對檢察院的“職業辭令”也是不屑一顧，並繼之拍案而起，因為我深知我的無辜與清白。結果，天理昭昭，法不懲善，事實證明我兩袖清風，一身正氣。因此，我在撰寫張萬鈞蒙受不白之冤時，如果不是一再控製自己燃燒的感情，是不會寫得這麽理智和策略的。但是，其中的真情實感，仍氣貫通篇。
在這裏需要言及的是，由於此書主要是寫張萬鈞從事鹽灘綠化所取得的非凡業績，所以對他到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之前的經曆涉獵不多，隻是在個別章節中粗線條地做了勾勒。因此，或許不少感人的事跡沒有涉及，實乃為著此書特色而不得不割愛矣。
我這個人或許對接受新鮮事物遲鈍，不像許多作家朋友那樣早“時髦”上了，以電腦取代筆耕，可我至今仍在伏案爬格子。此書兩易其稿並請連祥部下武海峰、麻曉東用電腦打印成文後，一式兩份，分送傳主張萬鈞經理和連祥老弟二位“當事人”審定。張萬鈞經理多在具體事例和技術術語上做了糾誤，連祥則在作品整體架構及文學的審美層麵上獨具慧眼地提出不少修改補充建議，雖然這些修改建議需在幾個關鍵部位動較大的“手術”，修改起來工程不小，但這些修改建議確屬真知灼見，頗具“點睛”之妙，實為難能可貴。於是，我把自己“關”在一方鬥室，奮力爬了六天“大坡”，新增文字逾兩萬餘，頭腦裏被折騰得昏天黑地，時常誤將午飯當早餐。雖然有些精疲力竭，但再重新審視，作品卻增色不少，有幾處似詩歌添了“詩眼”，光彩可人。同時，連祥還就本書第七章中的《大考》一節，特地邀請王延裏、王禮紅二位檢察官，就本節事實的準確度及表述方式嚴格把關，足見連祥處事之嚴謹。在此，由衷地感謝連祥對本書傾注的大量心血，感謝其對朋友的真誠之誼。
同時，由衷地感謝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及中國企業聯合會名譽會長袁寶華先生和國家林業局李育材副局長在百忙之中撥冗為此書作序。
書山有路，學海無涯。在采寫此書中，由於學識以及時間和空間的局限，加之有些“知情者”已結作古，頗為遺憾地不能夠采訪；有些“知情者”又因這樣那樣的原因，難以采訪；還有些被采訪的“知情者”，談得很“技術”，所以，難免有錯失與偏頗之處，謬誤之處或許在所難免，誠望得到廣大讀者與專家的賜教。
在這裏，需要補遺的是，在此書稿寫成後，欣喜地得知張萬鈞榮獲全國綠化勞動模範，紀連祥也同時榮獲全國綠化先進工作者，在此一並致賀。
2001年6月28日
改定於北京鷹瞰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