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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 綠之夢“全國十大綠化標兵”張萬鈞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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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考
這是一次天良的拷問。
這是一次道德的審判。
這也是一次對張萬鈞人格、品行和素質的大考。
從筆者的寫作角度講，也是對本書傳主傷感情懷的一次描摹。在這裏，不禁使餘想起明朝戲曲家和文學家湯顯祖一句名言：“三分春色描來易，一段傷心畫出難。”不朽之大師都有此感喟，何況我等才疏學淺之輩？不過，難寫，到了這份兒上了也得硬著頭皮去寫。
那是1998年9月15日，張萬鈞到上海參加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的高級財務管理學習班回來，於下午一時，在天津濱海國際機場剛下飛機，新打開的手機好像得到什麽感應似地立刻響了。
“喂，請講話。”張萬鈞在回答的同時把手機貼在耳朵上。
給張萬鈞通話者是園林綠化公司經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聲音怯怯地告訴張萬鈞，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來了三個檢察官，要張萬鈞從機場不要回家，直接趕到園林綠化公司。
經理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報告像箭一樣射進張萬鈞的耳朵，使他聞聽不由一驚。他立刻意識到，由三名檢察官親自出馬，而且直接指名道姓地針對他而來，看來這次遇到的事情非同尋常，要比河北省曲陽縣那個工頭狀告他嚴重得多，而市檢二分院的動靜較之那個老檢察長“請”他去也大得多，看來這次是凶多吉少呀！不然，市檢二分院不會這麽興師動眾，派三個檢察官冷丁地“殺”到園林綠化公司來的。同時，從他手機響的時間判斷，說明檢察院的人已經分秒不差地掌握著他的行蹤。不然，他剛一下飛機，手機不會那麽精確地就響了。況且，檢察院的人叫他先到園林綠化公司，就是為了不給他以絲毫的喘息機會。
處於突發意外情況之中的張萬鈞告誡自己，一定要沉著冷靜，切不可驚慌失措。應該像過去聽說過的周恩來總理處變不驚那樣，從容應對。那是1928年春天，周恩來偕夫人鄧穎超到蘇聯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當周恩來乘船到大連港，突然被帶到港口警察所。這時，一個日本警察突然大聲問道：“你是周恩來？”周恩來麵對這突然發問，先是一驚，但他立刻看出這是在詐問他，連忙微微一笑：“不，我不叫什麽周恩來，我是一個古玩商。”盡管凶惡狡詐的日本警察再三盤問，周恩來應答如流，方安全渡過第一關。但是，當周恩來夫婦乘火車由大連赴長春看望他的伯父時，一個日本警察的密探隨之跟著上了火車。一路上，這個日本警察密探以一個古玩愛好者的身份對周恩來反複提問，周恩來看出了這個密探的惡毒用心，所以左右逢源，又化險為夷，之後，周恩來夫婦又巧妙周旋，一連擺脫日本人設置的種種障礙，起程途經滿洲裏，越過邊境，如期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從此，周恩來處變不驚的風範成為人們學習的楷模。當然，張萬鈞今天遇到的情況與周恩來當年遇到的事變背景不同，對象不同，因而本質也不同。但是，其中所掲示的道理是值得後人學習和仿效的。
張萬鈞想到此，平靜了一下心情，問道：“他們沒說，要找我幹什麽？”
“他、他們講，要審查公司的帳目！”經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大概沒有經過這種場麵，緊張得都有點口吃了。
“他們要查公司的帳目？”張萬鈞一聽感到莫名其妙。心想，公司的帳目會出什麽問題呢？是自己貪汙了？還是自己挪用公款了？或者是單位偷稅漏稅了？他越想越感到猶如墜入五裏霧中。帳目又不在自己手裏，是由新任的會計掌管著。我一不貪贓，二不枉法，帳目能會有什麽問題呢？
“是。”經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肯定了他的提問。
“那好吧，你告訴他們，我身體不太舒服，必須回家休息一下，下午一上班我是會準時到公司的！”張萬鈞連日在上海學習的確實在太累了，腰部由於骨質增生和腰管狹窄，稍微站時間長了整條腿都針刺般的疼痛。所以，他極需回到家躺上一會兒，直直腰，不然真的是難以堅持。
下午三點一上班，張萬鈞果然準時來到他的經理辦公室。
“你是張萬鈞經理嗎？我們是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的。”市檢二分院的三個檢察官一見張萬鈞的麵兒，立刻自報家門，語氣帶著職業的冷峻，身穿製式服裝，大沿帽上的國徽熠熠放光，升發著無比神聖的尊嚴和不可輕蔑的威懾。
“我是張萬鈞，請問幾位找我有什麽事兒？”張萬鈞不卑不亢，顯得神態從容。
“張經理，我們來是例行公務。”一位檢察官說著，取出一份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簽發的詢問通知書，向張萬鈞眼前一亮，語氣陡地加重了許多，“張經理，檢察院的詢問通知也給你看了，同時我們也已經征得你們領導的同意，對群眾舉報你的一些問題進行調查，希望你積極配合！”
“好哇，既然我們領導都同意了，我還能不積極配合嗎？況且，又是群眾舉報我，作為一個黨員幹部，接受黨的紀檢部門的檢査，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張萬鈞立刻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但是，從張萬鈞的內心講，他是對從檢察官嘴裏說出的“征得你們領導的同意”是有想法的。他認為，作為一級領導同誌，特別是作為一個頂頭上司，不僅要放手大膽地使用幹部，而且尤其要注意關心和愛護幹部，這樣才能使下級感到溫暖和有安全感，踏踏實實地工作。就拿這次檢察院派人直接到園林綠化公司要審查他來講，並不是說檢察院直接找他不無不可，而是說他的主管領導為什麽聽說有的群眾舉報張萬鈞後，不告訴市檢二分院的人，我們自己先找張萬鈞談談，或者說根據舉報內容先做一做調查了解的工作呢？況且，開發區也有檢察院，也有黨的紀律檢察部門嘛！這樣做，決不是說要他張萬鈞的直接領導和開發區的紀律檢察部門袒護和包庇他，而是體現上級領導和黨的組織對他的關心和愛護，不應該就這麽簡單地一推了之。可是，當張萬鈞稍稍冷靜些，又感到可能是他的直接領導聽市檢二分院說明情況後，一來覺得市檢二分院直接找他張萬鈞調查“群眾舉報”的問題，符合其職權範圍和工作方式，不便從中提出別的要求，防止把問題複雜化；二來或許他的直接領導認為他張萬鈞不會有問題，市檢二分院你們提出要查那就查吧。常言道，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張萬鈞沒問題，哪級黨的紀檢部門查也沒有關係。因此，此時的張萬鈞想法很多，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他在這激烈的思想活動中，又能冷靜處之，足見其具有很強的處變不驚的能力。
檢察官見張萬鈞態度是好的，馬上告訴他：“你通知會計，把你們公司的帳目馬上拿來。”張萬鈞沉吟一下提出：“我有個要求，我給你們在我們這座辦公樓裏騰出一個房間，你們就在這座辦公樓裏麵查帳，你們要查什麽就查什麽，你們想怎麽查就怎麽査，怎麽樣？”
其中一個檢察官以不可商洽的口吻對張萬鈞說：“不行，我們要把帳目帶走！”
張萬鈞問道：“你們要把帳帶走了，萬一丟失了票據怎麽辦？”
“我們三個大活人，怎麽會把票據給丟了呢？”
“不怕一萬，不是還有個萬一嗎？”
“你不相信我們？”
“不，我絕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本來你們紀檢部門來審查我，就是懷疑我有問題。這不會有錯吧？那麽，要是萬一再丟了帳目，我不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嗎？”
“那好吧，你就馬上去安排人給我們騰出一間辦公室吧。”帶隊的檢察官說完，大概又覺得這樣不妥。因為，他們要是與舉報者核實一些帳目上的問題怎麽辦？作為舉報者，是不願暴露自己身份的。他們要是一進張萬鈞安排的辦公室，不就暴露無遺了嗎？作為紀檢部門，替舉報者保密，是保護舉報者的重要措施。所以，這三個檢察官悄聲交換了一下意見，那個帶隊的檢察官又告訴張萬鈞，出於審査工作的需要，他們還是要把帳目帶走。
“那好吧。”張萬鈞看出了他們的難言之隱，在表示同意將帳目帶走的同時，又提出一條要求，“為了確保帳目的完整無缺，我得派人去，專門負責保管帳目。”
三位檢察官用目光交換了一下意見，認為張萬鈞提出的這個要求並不過分，當即表示了同意：“好吧，明天你就派兩個人把帳目給我們送去。”
張萬鈞又問：“是自園林綠化公司成立後的帳目全都要嗎？”
“不，隻要1993年的票據。”
“那好，明天上午你們一上班，我會立刻派人把帳目送去。”
“張經理，那咱們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那好，我們再見！”
“再見。”
張萬鈞送走了市檢二分院的三位檢察官，心裏好生納悶：他們為什麽要專門抽查公司1993年的帳目呢？
他反複思考了半天，也想不起自己在1993年有過什麽違法亂紀的行為。嗨，由他們查去吧！常言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自己沒有做過什麽非法勾當，就“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吧。
張萬鈞正是這樣不斷地激勵自己，所以便強化了在突遇變故麵前的心理承受能力。
轉日，張萬鈞派了兩個人，按時把園林綠化公司1993年的全部帳目送到了市檢二分院。
這樣一來，張萬鈞作為天津市的“大案要案”在接受市檢二分院審查的傳聞，巨浪排空般地在開發區引起劇烈的震動。
而首先受到這種劇烈震波的，無疑是張萬鈞的妻子井樹庚。
一連兩個晚上，早已得到“小道消息”的井樹庚徹夜難眠。她在剛聽到張萬鈞被市檢二分院作為“大案要案”審查時，像被一群馬蜂蜇著似的嚇得臉色蒼白，心跳如鼓。她能不害怕嗎？張萬鈞是一家之主，也是她和兒女們的依靠。張萬鈞要是真的出了事兒，他自己不僅要被繩之以法，他們這個家也會被擊垮了。但是，當井樹庚看到下班回來的張萬鈞像個沒事人兒似的，便極力掩飾住心裏的惶恐和不安。她雖說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會幹出違法亂紀的勾當，可是又覺得既然被市檢二分院列為“大案要案”，就說明不會是空穴來風和毫無根據。眼下，雖然還不知道舉報人是誰，可是不管是誰，他們能完全昧著良心，成心栽贓陷害張萬鈞嗎？過去沒聽張萬鈞說得罪過誰，與誰結下了誓不兩立的深仇大恨呀？井樹庚覺得，自己跟張萬鈞生活大半輩子了，對他的脾氣秉性是摸得透透的。張萬鈞無論是在單位還是在家，都是一個工作狂，說句不好聽的話，除了他在工作上能算是優秀分子，論生活，論交際，都隻能算個及格，甚至在有的方麵還屬於不及格。比如，他幹起工作來活活像一個拚命三郎，並且是精益求精，好上要加好，可是他往往要求他的屬下也要像他一樣，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並且要公而忘私，不要計較個人得失。這可能麽？常言道：十個手指頭還不一般齊呢！人和人的覺悟能都一樣嗎？這樣一來，他對人對事就常常難免失之過嚴，要求過高，就會自覺不自覺地得罪一些人。
本來，井樹庚是想明著問問張萬鈞市檢二分院為什麽要審查他，可是她見張萬鈞回到家守口如瓶，隻字不提市檢二分院審查他的事兒，明白他是不想告訴她，是怕給她增加思想負擔。可他忘了，哪有不透風的牆呢？這種大事兒，能不有人告訴我麽？因此，井樹庚感到問也不是，不問也不是，心裏真像是十五隻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你怎麽還不睡？”張萬鈞發現井樹庚不像以往睡覺那樣安穩，立刻意識到了什麽似地問道。
“大概是白天喝了點茶，有點失眠。”井樹庚回答得有些支吾。
“你大概是聽到什麽了吧？”張萬鈞從井樹庚的回答中聽出她一定知道了市檢二分院審查公司帳目的事兒。
“你既然知道了還問我？”井樹庚的回答裏帶有傷感和責怪。
“現在事情還沒有任何眉目，我擔心告訴你叫你揪著心，何必呢？”張萬鈞解釋道。
井樹庚一聽愈發有些不高興：“你把我當成你什麽人啦？”
張萬鈞進一步解釋道：“正因為我知道你是我的什麽人，才不願叫你承擔沒有必要承擔的負擔。”
井樹庚聞聽坐起來，盡管屋裏光線很暗，看不清張萬鈞的麵目，還是瞪大眼睛，直直地盯著他，擔心地問：“萬鈞，你實話告訴我，你不會有問題吧？”
張萬鈞聞聽也坐起來，有些氣憤地說道：“哎，我有沒有問題，別人不知道，你還不知道？我毎月該發多少錢，我又給了你多少，你該門兒清吧？你也知道，我從來沒有私房錢。再說，我一不包‘二奶’，二不養‘小秘’，生就的就沒有花花腸子，你說，我會有什麽問題？我又能有什麽問題？”井樹庚聽完不禁又問：“我知道你不會有問題，可是我又想不通，為什麽有人要誣陷你呢？”
張萬鈞苦澀地搖搖頭：“你問我，我又去問誰呢？這個問題，不要說你想不通，我也怎麽想也想不明白！”
“你回憶回憶，過去你都得罪誰啦？”井樹庚提示地問張萬鈞。
張萬鈞若有所思地答：“要問我過去成心得罪過誰，平心而論，應該講一個都沒有。但是話又說回來了，要是從我這個當經理的管理的角度講，或者從公司發展的角度講，過去我確實曾批評過一些人，甚至對違法亂紀和玩忽職守者，以至於對搞不正之風和中飽私囊者，不但批評過，有的還按照組織原則和規章製度進行過處理。不過，我批評誰也好，處理誰也罷，都沒有摻雜個人什麽恩怨，也不是為了我個人，而是為了公司的建設。你說，要是為了怕因為管理而得罪人，那就必須像毛主席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所講的，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不過。用我們的話講，當個睜眼瞎子，管它什麽違法呀亂紀呀什麽的，一律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你說，要是這樣做，我還叫共產黨員嗎？我還是共產黨的幹部嗎？”
井樹庚見張萬鈞越說越衝動，急忙勸解地：“你說的這些，都對。可是，如今的社會風氣與過去不一樣了，還有幾個當頭頭的像你那樣對工作那麽較真兒？萬鈞，既然你覺得自己問心無愧，不管檢察院向你提出什麽問題，你可要冷靜呀！千萬不要跟檢察院的同誌發生衝突，還盡可能地配合檢察院把自己的情況說清楚。啊？你這次一定要聽我一次勸，記住了嗎？”
張萬鈞知道這是妻子擔心他血氣方剛，到時候給檢察院頂起牛來，或者因為經受不住委屈氣出個好歹，便告慰地對井樹庚說：“放心吧，我又不是毛頭小夥子了，不會意氣用事的，睡吧！”
井樹庚仍不放心地再次叮囑：“萬鈞，你可記住，你是有兒有女有妻子的人，你要有個好歹，叫我和張宏和張姬怎麽活呀！”
張萬鈞聽了妻子的話鼻子一酸，連忙控製感情地說：“放心吧，我會記住的。”
市檢二分院接到張萬鈞派人送來的園林綠化公司1993年帳目的第二天，便通知張萬鈞到市檢察院來一趟。
“好，我這就去。”已經做好充分思想準備的張萬鈞放下電話，立刻驅車前住。
張萬鈞一到市檢二分院，立刻從接待他的檢察人員的表情上感到一種威嚴和震懾。
這些檢察官的“開場白”完全是屬於職業性的。諸如“人民檢察院是為人民的”，“我們的工作原則是重事實，重證據”，“決不冤枉一個好人，也決不會放過一個壞人”雲雲。
無疑，張萬鈞也受到了這種“開場白”的“禮遇”。
“開場白”過後，接下來便是“書歸正傳”了。
“張經理，根據群眾舉報，你在1993年私自挪用公款，將園林綠化公司的100萬元工程款借給了一個名叫楊慧敏的女人的丈夫做買賣去了。經查，你們公司1993年的帳目，果然有一張100萬元的借據。你說一說，是不是確有其事？”
張萬鈞一聽，先是一驚，轉而氣攻頭頂，血脈賁張，渾身的每一個汗毛孔都好像往外噴火，額頭上暴起鼓溜溜的青筋，兩隻手不由自主地攥成拳頭，手指上的骨節“嘎巴”、“嘎巴”作響。他那氣憤的神態，要是倒退20年，一定會拍案而起，雷霆大怒。可是如今，隨著年齡和涉世的增加，已經變得老成許多的他，隻是激憤地呼出了一句話：“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你說什麽？”檢察官聞聽不禁一驚，忙問。
“我是說，這是滑天下之大稽！”張萬鈞又重複了一遍。
“你指的是什麽？”檢察官虎著臉問。
鎮靜了一下心情的張萬鈞克製著憤怒，以緩慢的語調述說道，在1993年的園林綠化公司的帳目中，確有一張100萬元人民幣的票據。不過，有兩點至關重要的問題需要首先澄清：第一點，那個名叫楊慧敏的人不是女的，是男的。如果你們不信，可以馬上把他叫來，一看便一目了然；第二點，那100萬元人民幣，不是借給楊慧敏的丈夫去做買賣，而是就借給了楊慧敏。楊慧敏是開發區天地公司的總經理，這個公司主要經營土壤方麵的生意，楊慧敏借款的目的，是用於對天津堿廠那三座堿渣山的開發與利用。
“噢——？”在場的檢察官聽到這裏，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聲驚歎，盡管聲音在極力壓抑著，但在凝重的氣氛中卻不亞於一聲落地雷。
張萬鈞接著進一步指出：“為了開發區鹽灘綠化的可持續發展，我本人正在搞新土源的開發研製。在研製的新土源中，其中一個主要成分就是天津堿廠的廢棄物堿渣。因此，我們支持天地公司對堿渣山的開發與利用，與我搞新土源的研製是相輔相成的。請問，我這樣講不知能不能解釋清楚？”
張萬鈞說著理智地向檢察官問道，那落在檢察官臉上的目光也充滿著征詢。
“行，你就這樣說吧。”檢察官點頭允諾。
“那我就再說明一點，即關於我們借款給天地公司的‘老總’楊慧敏，不是我向楊慧敏自作多情，而首先是天津市‘建委’的領導朱鍔找我，接著是原天津市副市長王恩恵同誌也找我，他們都希望我們支持一下堿渣山開發和治理這個項目，說什麽這是關係到天地公司、天津堿廠乃至整個天津市的利益問題，要我從整個環保的大局利益出發。況且，我也把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報告給我們開發區總公司的領導了。領導上並沒有講借款有什麽不對！”
“還有什麽情況？”
“還需要說明的是，我在借給天地公司100萬的時候，簽定了一個合同。在這個合同中，明確我們借給他們的100萬，將作為提前購買堿渣的預付款；同時還明確，在以後購買堿渣土時，給我們隻折算當時堿渣土實際價格的80%的錢。比如，幾年後一噸堿渣土的價格為20元，我們隻付16元，一噸就省4元。作為一個企業，這樣做是上算的。你們想一想，用什麽辦法存款，利息能達到20%呢？一方麵我們支持了堿渣山的治理與開發，有利於天津市的生態建設，一方麵又為我們公司在購買堿渣土時節省了大批開支，這豈不是兩全齊美的好事兒，何樂而不為呢？”
檢察官們聽張萬鈞說完，覺得張萬鈞介紹的實情與“群眾舉報”中說的情況大相徑庭。如果認為張萬鈞說的有詐，可聽起來又有根有據，言之鑿鑿，不像編排撒謊，自圓其說。那麽，如果認定張萬鈞說的是實情，他借給天地公司經理楊慧敏的100萬，既報告了領導，又是用於堿渣山的開發與治理，並且還有嚴格的合同，同時也是一種企業行為，應該說是無可厚非的。而出入更大的問題是，“群眾舉報”中將楊慧敏說成是女的，而張萬鈞卻說楊慧敏是男的，這豈不如同戲劇“拉郎配”，張冠李戴，貽笑大方！此時，檢察官們想笑又不便笑，於是便說：“張經理，這個情況我們就先談到這裏，至於這些情況到底是怎麽回事，我們下來還要進行調查核實，你看怎麽樣？”
張萬鈞見檢察官們的口氣變得溫和多了，馬上表示：“你們在調查中要是需要我進一步提供什麽，我會積極配合。”
“好。”檢察官們滿意地一點頭。
“還需要我回答什麽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你說明一下。”
“可以。”
“你是不是同年還買了幾輛汽車？”
“是，買過。”
“在哪裏買的？又是通過誰買的？”
“在美國買的。是通過我在美國的侄子買的。”
“一共幾輛？”
“四輛。”
“都是什麽車？”
“一輛是我現在坐的那輛紅色的馬自達，現在就在你們檢察院門外停著呢，另外三輛都是帶鬥的貨車。”
“總共花了多少錢？”
“在美國買的時候，一共花了48500美元！如果折合人民幣，應該是40萬元。可是我們加上入關以後連辦理手續和加上交納附加稅什麽的，才總共花了不到19萬元人民幣。”
“怎麽價錢這麽便宜？”
“要不怎麽會叫我侄子幫助購買呢？他當時搞了個指標，又趕上免稅。還有一個原因，當時園林綠化公司的經費少得可憐，上級每年給撥的綠化款還不及現在的十分之一。可是，公司的綠化又急需用車，於是我才想了這麽個不是辦法的辦法。”
“可是，在你們的帳目上，為什麽隻有兩輛車的票據？”
“會有這種事兒？”張萬鈞一聽有點不相信。
“沒有這種事兒，我們還能無中生有不成？”
隨著檢察官的語氣，室裏的氣氛又陡地嚴肅起來。
“這不可能，因為我們國家有規定，沒有票據的汽車是不給上牌照的。這四輛汽車，哪輛都有牌照，怎麽可能其中的兩輛沒有票據呢？”
“你說有，可帳目中卻沒有，難道票據還會長翅膀飛了？”
“到底票據是怎麽回事兒，我可不太清楚。我雖然是公司的經理，也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但我總不可能天天到會計那裏去數票據吧？這應該找那時候的會計問一問，因為這是屬於她的工作職權範圍！你們找她了麽？”
檢察官沒有正麵回答張萬鈞的問話，而是強調他的責任：“管理票據雖是會計的事兒，可是會計落帳時不會不經過你這個當經理的批準吧？當時簽字時，你莫非連一眼都不看？”
“時間這麽久了，我可真記不起來了。”張萬鈞在與檢察官的談話間發覺，他們在有意回避提到當時的公司會計，聯想到他們正在調查的問題，好像看出了一些什麽名堂，便思索有頃，立刻說，“這樣吧，我馬上給我在美國的侄子打個電話，電話要通以後，你們直接問他，他可能比我記得清楚，因為這件事情，由他具體幫助辦理的。”
檢察官們一想，這倒是個快捷的辦法，這樣可以直接當麵鑼對麵鼓地問一問張萬鈞的侄子。再有，張萬鈞事先並不知道我們要追查這個問題，他不可能與他的侄子事先統一口徑和搞“攻守同盟”。所以，他們便同意了張萬鈞的建議。
現代化的通訊技術的確把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頓覺拉近了。
工夫不大，張萬鈞便要通了他那遠在大洋彼岸的侄子的電話。他以簡單得再也不能簡單的話語告訴他侄子，關於幾年前購買汽車的事情，現在有關部門想了解一下具體情況，要他把當時怎麽辦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們。說罷，將電話交給了檢察官。
張萬鈞的侄子在電話中聽明白了檢察官要弄清楚的問題，立刻告訴他們，他手裏還保存著當年購買四輛汽車的其中一聯票據，並當即用傳真機將票據直接傳到了檢察官們的手裏。
檢察官們收到票據傳真件仔細一看，票據上果然明確寫著購買的是四輛汽車，總價值與張萬鈞講的分文不差。
“張經理，今天我們先談到這裏吧，以後另有什麽情況，我們再跟你聯係。”檢察官們見從對張萬鈞的審査中沒有發現任何破綻，便先鳴鑼收兵。
“那我就隨時恭候。”張萬鈞與檢察官們握罷手，轉身離去。
這時的張萬鈞，從理智的角度講，他知道這些檢察官們的確是在例行公務。人民檢察官的使命就是以法律為準繩，查處黨內的腐敗分子和違紀分子，純潔黨的隊伍，使黨員幹部廉潔自律，以維護黨和人民群眾的利益。所以，他們根據有些人對自己的舉報，核查清楚有關問題，正是他們的職責使然。常言道，吃哪家飯幹哪家活，賣什麽得吆喝什麽。可是，要是從感情方麵說，他又感到與這些檢察官情同水火。因為，這些檢察官根據所謂的“群眾舉報”，已經將自己列為“大案要案”，作為“大老虎”來抓。他們把自己抓住得越快，越證明他們精明強幹，戰功卓著。可是自己呢，一定要極力證明自己的清白和無辜。所以，自己與檢察官之間，在問題沒有徹底弄清楚之前，絕不可能搞調合，也不可能和稀泥，隻能是經緯分明，分清是非。所以，張萬鈞在接受這些檢察官對自己的審查中，理智與感情無時不在發生著激烈的衝突碰撞與鬥爭。不過，張萬鈞在理智與感情的角逐中，還能夠用理智化解感情。故而，他能以巨大的克製力，以相對冷靜的心態，回答檢察官們的提問。但是，如果說他在與檢察官的“對壘”中，一點都不帶感情色彩，那反倒是麻木不仁，屬於不正常了。這畢竟是關係到他的前途、命運和身家性命呀！
不久，張萬鈞聽楊慧敏說，他給檢察院的人講，張萬鈞這個人，整個是一介書生，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搞學問上了。本來，我們公司是搞堿渣土的利用和開發的，他借給我們100萬元，完全是對我們公司的支持，可是我多次請張萬鈞吃飯，以表謝意，他每次都一口回絕。不是講他實在沒工夫到外麵吃飯，就是說搞堿渣土的治理與開發也是他們園林綠化公司份內的事兒。你們看，連請他吃頓飯他都不肯，他還能搞別的什麽邪的歪的嗎？
沒過幾天，那幾個檢察官在知道楊慧敏是個男人的基礎上，又查清1993年張萬鈞通過他侄子在美國廉價購買的四輛汽車的票據，是原來的會計在落帳時把其中購買兩輛汽車的票據錯放到別的項目中了。這樣，就以鐵的事實證明張萬鈞並沒有將其中的兩輛汽車來個混水摸魚，攫為己有。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群眾舉報”的張萬鈞的所謂重大經濟問題，應該是水落石出，一清二白了。
可是，市檢察院對張萬鈞究竟有沒有問題，一直沒有個明確的說法。
因此，張萬鈞的問題拖得時間越長，越引起方方麵麵人士的關注。
天津市知識分子領導小組曾找到市檢二分院，提出對張萬鈞的審查不易久拖不決。因為，張萬鈞的鹽灘綠化成就非凡，不僅在國內園林綠化界聲名遐邇，在國外業內也享有很高的聲譽。對他的審查，在本著實事求是的前提下，能盡快幫他解脫就盡快幫他解脫。何況，經審查，他又沒有問題呢！從速給他正名，不僅能夠使他全身心地投入鹽灘綠化事業，而且對於宣傳我們黨對知識分子的愛護也將產生很大的影響。
市檢二分院講，對張萬鈞的審查是會盡快有個結果的。
誰知，國慶節後第七天，兩個檢察官又突然找到張萬鈞，嚴肅地向他提出一個問題，即園林綠化公司有沒有“小金庫”？
“沒有。”張萬鈞的回答斬釘截鐵。
“張經理，不要把話說得那麽絕對吧，你還是好好想想的為好。”從檢察官的語氣中看出，他們顯然認為張萬鈞是在撒謊。因為，“小金庫”問題，幾乎是在全國企事業單位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個人還有“私房錢”呢，何況一個單位？単位有“小金庫”，一則可以避稅；二則可以多給職工發點獎金；三則領導幹部請個客呀送個禮呀什麽的，可以不人帳，花起錢來方便；四則有的頭頭為自己貪汙腐化開了方便之門。因此，“小金庫”是滋生腐敗的溫床，是麻醉公職人員的鴉片，也是隱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一顆毒瘤。正因為“小金庫”如人們所形容的是塊“臭豆腐”，聞著臭而吃著香，所以才屢禁不止，屢查不滅。眼下，“群眾舉報”中非常具體地點明了張萬鈞手裏握有“小金庫”情況，可張萬鈞卻敢於挺著胸脯說“沒有”，能讓這些見多識廣的檢察官們相信麽？
“不用好好想，沒有就是沒有。”張萬鈞這次的回答較之上一次更是幹巴利落脆。
“果然真的沒有？”檢察官的這次問話，顯然是以鄭告取代了勸告。
“果然真的沒有！”張萬鈞的回答將檢察官話語中的問號立刻變成了驚歎號，以表示堅定不移。
“張經理，我再說一遍，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你們還是有‘小金庫’的，你可要好好想想，不然，性質可是不一樣的！”
“謝謝您的提醒。不過，我也再說一遍，沒有就是沒有。你們要硬是認為有，那就請你們查一查吧。至於最後問題的性質如何，恐怕答案要等到我們究竟有沒有‘小金庫’以後。”
在外間屋工作的現任會計一聽張萬鈞與檢察官的談話有點“僵”，一看表，已經到了吃午飯的時間了，她又知道張萬鈞身體不太好，便向檢察官建議下午再接著談。
下午，檢察官再與張萬鈞談話時，問話的方式有了一些改變。
“張經理，是這麽回事兒，據原來的會計交代，她退休時，將二萬多元人民幣沒有交給接替她的會計，而是單獨交給你了，有沒有這麽一回事兒，嗯？”
張萬鈞沉吟了一下，馬上回答：“有。”
“那現在這筆錢到哪裏去啦？”
“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得讓我想想。”張萬鈞凝思了一會兒，告訴檢察官，這件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在那個會計退休時，她找到張萬鈞，要將一個存款單直接交給他。張萬鈞接過來一看，見一共是二萬多元，並且在存折上的戶名一欄內填的是張萬鈞的名子。他立刻不高興地問這筆錢是公款還是私款？要是公款為什麽以他個人的名義存起來？那個會計告訴張萬鈞：“這筆款是外單位交給公司的工程款，您讓我作為獎金發給一線職工，我沒發，就以您的名字存了起來，以備後用。”她接著申明，這筆款，除了她一個人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曉得。張萬鈞聽後，嚴肅地批評她這樣做是違背財務製度的，並責令她在與新會計做財務交接時，如數交給新會計。可是，這個會計硬說她與新會計有過節，就是不肯直接交給新會計。張萬鈞隻好答應，他先接下來，然後再轉給新會計。張萬鈞接過這二萬元存款單後，第二天就轉交給了新會計，並告訴新會計馬上與有關部門做出一個分配方案，立刻作為獎金發給奮鬥在園林綠化第一線的廣大員工。
“是不是真的發給員工們了？”檢察官聽罷，進一步問。
“發了。我記得是經理辦公室同財務一起做的分配方案。”
“這個分配方案現在在哪裏？”
“這樣吧。”張萬鈞說，“俗話說得好，嘴說千遍，不如親眼一見。還是用事實講話最有說服力。我建議你們今天不是來了兩個人嘛，一個人留下來繼續跟我談，另一個人跟著我們經理辦公室的人到財務那裏，要過那個獎金分配方案看一看，是不是跟我說的一樣，不就清清楚楚了？”
兩個檢察官覺得張萬鈞的建議很好。於是，一個人留下來，一個人按照張萬鈞講的跟著經理辦公室的人到財務那裏一看，果然與張萬鈞講的情況是一模一樣，那二萬多元如數發給了園林綠化公司的一線員工。
檢察官通過與張萬鈞三個回合的“較量”，可謂是“不打不成交”，最後發自內心地說：“張經理，我們幹的就是這份工作，根據舉報人舉報的情況，必須一條一條地核實。從我們內心的願望講，並不希望舉報的事情都是真的，誰希望我們黨的幹部犯錯誤呢？但是，正應了那句老話，叫作‘當差不由己’，要是上升到政治高度說，是黨和人民交給我們的使命。所以，我們在審査你的這段時間，如果有不當的地方，請你原諒。”
“哎，可不能這麽講！”張萬鈞由衷地說，“現在從內心講，我非常感謝你們。要不是你們對我的審査，幫助我弄清楚舉報中的那些屬於‘大案要案’性質的問題，我就是長10張嘴也說不清楚呀！你們這樣一審查，我有沒有問題，我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就明明白白了。最後我隻有一條要求，希望檢察院盡快給我一個明確的結論。”
“好，我們回去將你這個要求給領導反映一下。”
“那就謝謝了。”
“好，再見！”
“再見！”
張萬鈞送走了兩位檢察官，心情並沒有輕鬆下來。
究其原因，來自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他的問題在檢察院沒有公開給他正名之前，他感到那些關心他的摯友親朋難以釋懷。不是麽？在檢察院開始作為“大案要案”審查他時，堅信他光明磊落的許多朋友和同事立刻打電話表示關懷和安慰，像市園林局副局長賀振，天津“綠委辦”副主任張傑和副處長楊金樹，原開發區房產公司經理劉鐵雲，熱電公司副經理薑鐵成，逸仙園工業小區總經理郝樹仁，化工小區管理局局長魏福海，環保局局長張家林，工交公司經理劉寅年，燃氣公司黨支部書記宋廣有，開發區工會主席孫勝等。同時，當時擔任開發區“工委”副書記的皮黔生和夫人黃桂芳先後兩次到張萬鈞的工作單位去看望。還有，時任“管委會”副主任的田貴明得知張萬鈞的情況後，第一個不避嫌疑地到張萬鈞家裏進行問候。田貴明屬於知識型的領導幹部，溫文爾雅，求學思治，不惑之年攻讀下博士學位，對知識的執著與張萬鈞頗為相似。所以彼此敬重，過從較為密切。田貴明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敢於邁進張萬鈞的家門，就足見其人品和膽識非同一般。常言道，患難辨親疏，日久見人心。正是有基於此，張萬鈞心靈深處感到不能盡快排除掉這些摯友的牽掛而頗為焦慮。令他心情沉重另一個方麵的原因，並不是市檢二分院將他列為“大案要案”對他進行審查，而是向市檢二分院舉報他的人為什麽對他懷有如此“深仇大恨”和“不共戴天”，恨不得將他一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這究竟是為什麽呀？！
張萬鈞雖然沒有向任何人問過一句舉報他的人是誰，而且一些為他憤憤不平的人曾多次向他暗示要告訴他舉報他的人是誰，他都一概謝絕。但是，他透過檢察官在審查他的過程中提出的問題，就不難感覺到舉報他的人究竟是誰了。
可以說，那打著“群眾”旗號舉報張萬鈞的人，其實不論在園林綠化公司的在職職工中還是在退休的人員中，隻是屬於“極個別”。可是恰恰就是這屬於“極個別”的人，又是過去受到過張萬鈞的信任、栽培乃至關愛和照顧的人。那麽，這“極個別”為什麽對張萬鈞恩將仇報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這“極個別”，或私欲膨脹，品行不端，受到群眾屏棄後誤認為是張萬鈞跟他過不去，而懷恨在心；或受人挑唆，被別有用心的人“當槍使”。
為此，張萬鈞曾不止一次地暗暗自問：我怎麽得罪他們了？就是退一步講，即使是因為公司的建設“得罪”了他們，也不是為了我個人的利益呀？況且，對他們的批評哪次是批評錯了？他們為什麽居然采取“栽贓”、“誣陷”的手段把我要往“死”裏整呢？企圖叫我鋃鐺入獄，在鐵窗下慘度餘生！這叫人太不可思議了？大凡有絲毫良知的人，能下得了這樣的狠心麽？人之所以不同於禽獸，不正是因為人有頭腦，知書達理，懂廉恥，明是非，辨美醜麽？可是這“極個別”，是什麽作用使其異化了呢？
張萬鈞百思不得其解。
還有使張萬鈞感到心情沉重的一個原因，即在他接受市檢二分院審查期間，在他的親朋好友乃至被他尊為師長的人士中，也有“極個別”，居然與他“劃清界線”，像躲避瘟疫一樣地躲避他，似乎他渾身上下都沾滿了大腸杆菌。這是屬於世風日下呢？還是屬於人情太薄呢？抑或是某些人“左”得可愛呢？
張萬鈞也琢磨不透。
同時，令張萬鈞頗費猜疑的是，市檢二分院為什麽遲遲不給他一個正式的結論。
為此，張萬鈞曾經詢問過有關檢察人員。他得到的答複是：對沒有查出問題的對像，一般就不給做結論了。張萬鈞心想，審查我時，鬧得滿城風雨，在開發區幾乎是家喻戶曉；可是，審查結束了，證明我沒有問題，怎麽就不給我一個以正視聽呢？
張萬鈞說什麽也想不通。
張萬鈞每當遇到想不通的問題，就極力去想，並且務求明白。
這天晚上，天氣很涼。已是子夜時分，冰盤似的月亮散發著凜冽的寒氣，仿佛要把天地間的一切溫度驅逐掉。此刻，在涼涼的夜幕籠罩下因重重心事攪得渾身燥熱的張萬鈞輕輕地下床，隻穿一身單薄的睡衣，躡手躡腳地走出寢室，來到書房，為了討個“說法”，揮筆寫下了一劄將近3000字的《致有關領導的一封信》。
張萬鈞在這封信中主要申明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感謝天津市人民檢察院二分院經過長達兩個多月的審查，幫助他滌清了那“極個別”潑在他身上的汙穢，並真誠地向負責審查他的檢察官道了一聲“辛苦了”；第二層意思是迫切期望市檢二分院和開發區領導給他做出一個公正的結論，或者利用適當的場合給他一個說法；第三層意思是他今後不論遇到什麽困難，獻身於鹽灘綠化事業的理念將矢誌不渝，並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封飽含著張萬鈞心願的信劄發出後，不少有關領導同誌做了批示，現將開發區“管委會”的老主任、後來曾擔任天津市副市長、時任開發區“管委會”特別顧問的葉迪生在張萬鈞的信上寫下的一段話，實錄如下：
開發區ェ委福林同誌，管委會李勇同誌，總公司李國林同誌：
看了這封信，如果屬實，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動。像張萬鈞這樣的知識分子，長期以來，為在另一方麵改造天津開發區的環境，默默地專心致誌地長期從事綠化工作，並且（是）創造出一定奇跡的專家，竟然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反遭如此不宜的遭遇，無論如何是不妥的。老同誌都了解他一貫認真為綠化而工作，是一個兢兢業業的知識分子。對這樣的人，開發區領導應主持正義和公道，保護他的積極性不受幹擾。希望能做一定的善後的工作，讓大家心情舒暢地為建設開發區做出貢獻！
葉迪生1999.1.24
當張萬鈞看罷開發區“管委會”老主任葉迪生這段充滿褒獎、理解和關懷的話語，心裏頓時湧起一股又一股熱浪，猛烈地衝擊著胸口、喉嚨和鼻翼，直覺得鼻子酸酸的，眼眶熱辣辣的，兩行男人的眼淚洶湧澎湃地滾落而下。
可見，在心靈深處受到嚴重創傷的張萬鈞，多麽需要領導和同事們的信任、理解和慰藉啊！當年臘月二十九的一個下午，不知是張萬鈞的《致有關領導的一封信》和葉迪生的批示發生了作用，還是市檢二分院原本就有此安排，市檢二分院反貪局委派一個副局長在開發區“工委紀檢組”組長張曉林辦公室，將張萬鈞叫來，鄭重講明：“根據群眾舉報，市檢二分院通過對園林綠化公司帳目的審查，證明張萬鈞同誌沒有經濟問題，更不構成犯罪。不過，公司的帳目有些混亂，張萬鈞作為公司的經理和法人代表，今後應加強對帳目的管理。”
幾天後，開發區總公司在一年一度的春節團拜會上，突然叫張萬鈞講幾句話。
事先沒有任何準備的張萬鈞雖然對這突如其來的情況感到意外，但他立刻意識到這是“總公司”的領導利用這個“適當的場合”給他安排的“討個說法”的機會。所以，他立刻站起來說：“前一個時期，我經受了一段磨難。其實，這個情況我不說在座的諸位都清楚。這個磨難，對於我真是非同小可。要不是市檢二分院和開發區領導的關心，恐怕我今天已經成了階下囚。相反，經過市檢二分院對我的審查，澄清了事實，還我以清白，才使我今天成了座上賓。非常感謝領導的良苦用心，並借這個機會，向一直關心我、支持我、愛護我的各級領導和各兄弟単位的朋友們問一聲新年好，現在就鞠個躬吧！”說罷，他雙腿並攏，雙手緊貼褲縫兒，恭恭敬敬地深鞠了一躬。
參加團拜會的人聽完張萬鈞意味深長的話語，立刻報以熱烈的掌聲。
這無言的掌聲，比有言的表態顯得作用還大，因為它是發自大家心底的共鳴。
張萬鈞在公眾場合為自己討了“說法”，那麽，他對於那“舉報者”將怎樣對待呢？
是以牙還牙，怨懟傷痛？還是以德報怨，寬恕大度？
張萬鈞經過激烈而痛苦的思考與鬥爭，決定選擇忍耐與寬恕。
張萬鈞雖然幼年喪父，對他父親的經曆乃至音容笑貌已經像曝光的膠卷，模模糊糊，幾成空白，但是對其父親曾用於教誨他的“忍”字歌卻深深銘刻在腦海之中，至今仍倒背如流。他父親告訴他的“忍”字歌為：“有本事，能忍事，忍則無事有本事；有本事，不忍事，惹出禍來無本事”。
與此同時，張萬鈞還切記古之名言：“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能忍事，並不是是非不分，委曲求全，而是胸懷和肚量的表現。
在我國曆史上，捐嫌棄怨的達者比比皆是。如齊桓公重用管仲，晉文公棄怨用寺人披、頭須的故事和郭進向宋太祖舉薦誣告他的仇人的故事等等，成為千古風流，為我們後人效仿的楷模。
張萬鈞感到，人無論在任何時候，都要擁有良知。人，一旦失去良知，就會蛻變成凶殘和惡毒的動物。那“極個別”的所謂“舉報”，所以用卑劣的手段對自己栽贓誣陷，正是其良知泯滅的表現。正如西方一位道徳學家指出的：“學問無良知即是靈魂的毀滅，政治無道德即是社會的毀滅。”
因此，良知之於“施惡者”，不是以惡對惡，而是以寬恕喚回其淪喪的良知，使他們洗心革麵，重新做人。
否則，使仇恨你演罷來我登場，怨怨相報何時休！？
人，是不能總是生活在仇恨之中的。
實際上，當你生活在對別人的仇恨之中時，你同時也在承受著仇恨發酵後對自己心靈的浸淫和傷害。所以，寬恕別人也是在釋放自己。
因此，張萬鈞將以良知把寬恕化作在自己的實際行動之中。
根據每年過春節的慣例，張萬鈞都按照經理辦公室給他安排的路線，帶領公司主要領導成員和有關人員在大年初一挨家挨戶地向退休的公司員工拜年。
這一次，張萬鈞一看經理辦公室給他安排的拜年路線，沒有已經退休的那個職工。他明白，經理辦公室的人考慮到這個退休的職工就是往“死”裏整他的人之一，並且很多不實之辭都是她提供的，怎麽還能叫張萬鈞登門去給自己的“冤家對頭”拜年呢？
“把×××的名字加上！”張萬鈞立刻以命令的口氣告訴安排拜年路線的工作人員。
“我說經理，您怎麽要去給她拜年？莫非你還嫌她沒把你整進大牢哇？！”公司一位負責人立刻氣鼓鼓地表示反對。
“我看也是，不定她個誣告的罪名就已經算便宜她了，還帶著禮品去給她作揖，叫別人看到準會說我們有病？！”一個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也表示不讚成。
張萬鈞立刻規勸地說：“現在不是給你們具體解釋的時候，要是單講情緒，我比你們應該大得多。可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情緒化。這麽著吧，樂意跟我去的，就和我一起走；不樂意跟我去的，也不要勉強，到時候不上她住的那層樓不就得了。”
原來持不同意見者聽張萬鈞說完，並沒有馬上響應，是既沒有說同意也沒有說不同意。
張萬鈞感到持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不能強求一致，何況這件事情有人認為是褻瀆自己的感情呢，所以，便來個順其自然。
當張萬鈞氣喘噓噓地爬上那個退休職工住的宿舍樓第六層，臨進門時回頭一看，發現參加拜年的原班人馬一個不落地都站在他麵前。他充滿讚美地看了大家一眼，果斷地敲響了那個退休職工的屋門。
“喲——？張、張經理，您……”那個退休的職工開門一看，見前來給她拜年的居然是張萬鈞，在他身後園林綠化公司的頭頭腦腦也都來了，做夢也沒想到張萬鈞會來給她拜年，驚訝地五官緊急散開又急速合攏，舌頭也被速凍住似地打不過彎來，僵直地站在門口，呆呆地張著嘴不知道說什麽了。
她的家人見狀，急忙提醒地拉了她一下：“還不快請張經理進屋坐坐？張經理，還有各位，快請進屋，請進屋！”
“噢，對，張經理，快請進屋！”那位退休的職工如夢方醒地拉著張萬鈞就往屋裏請。
“沒想到吧，拜年嘛。”張萬鈞知道不能呆時間長了，時間越長會越使她尷尬，連忙叫隨同人員放下拜年的禮品，最後說一聲，“我們還要到別的老同誌家去拜年，就不多呆了，再見！”
當張萬鈞來到樓下，剛要上車，見那個退休職工連鞋都沒來得及換，大冬天地隻穿著雙拖鞋跑下樓來送張萬鈞，眼圈似乎紅紅的，依稀像剛剛把眼淚擦幹淨。
張萬鈞正月初一給那個往“死”裏整他的退休職工拜年，立刻成為人們談論的佳話。
寬恕，不隻是慈悲，也是修養。
張萬鈞在接受市檢察院審查期間，雖然因太多的猝不及防和太多的意料不到而思想上產生太多的驚愕以及太多的憤懣，但是他並沒有消沉，而是在工作之餘發奮著書，以爭奪被無端搶劫的時間。
自1998年9月至1999年3月，張萬鈞在這段非同尋常的日子裏，相繼撰寫並整理出版了將近30萬字的《鹽堿灘上的綠色夢——張萬鈞鹽灘綠化論文集》和以第一編著人出版的由中英兩種文字編著的大型圖書《鹽漬土綠化》。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盧良恕在為《鹽漬土綠化》一書撰寫的《序》中評介道：“該書圖文並貌，思路新穎，極具價值，可供鹽漬土綠化工作者和環保工作者參閱。”
緊接著，張萬鈞的科技論文，《淺潛水海濱地區規模綠化技術研究》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翌年八月，張萬鈞榮獲“全國十大綠化標兵稱號”。
至此，張萬鈞在這次“大考”中，經受了一次意誌的洗禮，以出類拔萃的人格力量，當之無愧地應該獲得滿分。
這是一次道德的審判。
這也是一次對張萬鈞人格、品行和素質的大考。
從筆者的寫作角度講，也是對本書傳主傷感情懷的一次描摹。在這裏，不禁使餘想起明朝戲曲家和文學家湯顯祖一句名言：“三分春色描來易，一段傷心畫出難。”不朽之大師都有此感喟，何況我等才疏學淺之輩？不過，難寫，到了這份兒上了也得硬著頭皮去寫。
那是1998年9月15日，張萬鈞到上海參加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的高級財務管理學習班回來，於下午一時，在天津濱海國際機場剛下飛機，新打開的手機好像得到什麽感應似地立刻響了。
“喂，請講話。”張萬鈞在回答的同時把手機貼在耳朵上。
給張萬鈞通話者是園林綠化公司經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聲音怯怯地告訴張萬鈞，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來了三個檢察官，要張萬鈞從機場不要回家，直接趕到園林綠化公司。
經理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報告像箭一樣射進張萬鈞的耳朵，使他聞聽不由一驚。他立刻意識到，由三名檢察官親自出馬，而且直接指名道姓地針對他而來，看來這次遇到的事情非同尋常，要比河北省曲陽縣那個工頭狀告他嚴重得多，而市檢二分院的動靜較之那個老檢察長“請”他去也大得多，看來這次是凶多吉少呀！不然，市檢二分院不會這麽興師動眾，派三個檢察官冷丁地“殺”到園林綠化公司來的。同時，從他手機響的時間判斷，說明檢察院的人已經分秒不差地掌握著他的行蹤。不然，他剛一下飛機，手機不會那麽精確地就響了。況且，檢察院的人叫他先到園林綠化公司，就是為了不給他以絲毫的喘息機會。
處於突發意外情況之中的張萬鈞告誡自己，一定要沉著冷靜，切不可驚慌失措。應該像過去聽說過的周恩來總理處變不驚那樣，從容應對。那是1928年春天，周恩來偕夫人鄧穎超到蘇聯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當周恩來乘船到大連港，突然被帶到港口警察所。這時，一個日本警察突然大聲問道：“你是周恩來？”周恩來麵對這突然發問，先是一驚，但他立刻看出這是在詐問他，連忙微微一笑：“不，我不叫什麽周恩來，我是一個古玩商。”盡管凶惡狡詐的日本警察再三盤問，周恩來應答如流，方安全渡過第一關。但是，當周恩來夫婦乘火車由大連赴長春看望他的伯父時，一個日本警察的密探隨之跟著上了火車。一路上，這個日本警察密探以一個古玩愛好者的身份對周恩來反複提問，周恩來看出了這個密探的惡毒用心，所以左右逢源，又化險為夷，之後，周恩來夫婦又巧妙周旋，一連擺脫日本人設置的種種障礙，起程途經滿洲裏，越過邊境，如期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從此，周恩來處變不驚的風範成為人們學習的楷模。當然，張萬鈞今天遇到的情況與周恩來當年遇到的事變背景不同，對象不同，因而本質也不同。但是，其中所掲示的道理是值得後人學習和仿效的。
張萬鈞想到此，平靜了一下心情，問道：“他們沒說，要找我幹什麽？”
“他、他們講，要審查公司的帳目！”經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大概沒有經過這種場麵，緊張得都有點口吃了。
“他們要查公司的帳目？”張萬鈞一聽感到莫名其妙。心想，公司的帳目會出什麽問題呢？是自己貪汙了？還是自己挪用公款了？或者是單位偷稅漏稅了？他越想越感到猶如墜入五裏霧中。帳目又不在自己手裏，是由新任的會計掌管著。我一不貪贓，二不枉法，帳目能會有什麽問題呢？
“是。”經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肯定了他的提問。
“那好吧，你告訴他們，我身體不太舒服，必須回家休息一下，下午一上班我是會準時到公司的！”張萬鈞連日在上海學習的確實在太累了，腰部由於骨質增生和腰管狹窄，稍微站時間長了整條腿都針刺般的疼痛。所以，他極需回到家躺上一會兒，直直腰，不然真的是難以堅持。
下午三點一上班，張萬鈞果然準時來到他的經理辦公室。
“你是張萬鈞經理嗎？我們是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的。”市檢二分院的三個檢察官一見張萬鈞的麵兒，立刻自報家門，語氣帶著職業的冷峻，身穿製式服裝，大沿帽上的國徽熠熠放光，升發著無比神聖的尊嚴和不可輕蔑的威懾。
“我是張萬鈞，請問幾位找我有什麽事兒？”張萬鈞不卑不亢，顯得神態從容。
“張經理，我們來是例行公務。”一位檢察官說著，取出一份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簽發的詢問通知書，向張萬鈞眼前一亮，語氣陡地加重了許多，“張經理，檢察院的詢問通知也給你看了，同時我們也已經征得你們領導的同意，對群眾舉報你的一些問題進行調查，希望你積極配合！”
“好哇，既然我們領導都同意了，我還能不積極配合嗎？況且，又是群眾舉報我，作為一個黨員幹部，接受黨的紀檢部門的檢査，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張萬鈞立刻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但是，從張萬鈞的內心講，他是對從檢察官嘴裏說出的“征得你們領導的同意”是有想法的。他認為，作為一級領導同誌，特別是作為一個頂頭上司，不僅要放手大膽地使用幹部，而且尤其要注意關心和愛護幹部，這樣才能使下級感到溫暖和有安全感，踏踏實實地工作。就拿這次檢察院派人直接到園林綠化公司要審查他來講，並不是說檢察院直接找他不無不可，而是說他的主管領導為什麽聽說有的群眾舉報張萬鈞後，不告訴市檢二分院的人，我們自己先找張萬鈞談談，或者說根據舉報內容先做一做調查了解的工作呢？況且，開發區也有檢察院，也有黨的紀律檢察部門嘛！這樣做，決不是說要他張萬鈞的直接領導和開發區的紀律檢察部門袒護和包庇他，而是體現上級領導和黨的組織對他的關心和愛護，不應該就這麽簡單地一推了之。可是，當張萬鈞稍稍冷靜些，又感到可能是他的直接領導聽市檢二分院說明情況後，一來覺得市檢二分院直接找他張萬鈞調查“群眾舉報”的問題，符合其職權範圍和工作方式，不便從中提出別的要求，防止把問題複雜化；二來或許他的直接領導認為他張萬鈞不會有問題，市檢二分院你們提出要查那就查吧。常言道，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張萬鈞沒問題，哪級黨的紀檢部門查也沒有關係。因此，此時的張萬鈞想法很多，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他在這激烈的思想活動中，又能冷靜處之，足見其具有很強的處變不驚的能力。
檢察官見張萬鈞態度是好的，馬上告訴他：“你通知會計，把你們公司的帳目馬上拿來。”張萬鈞沉吟一下提出：“我有個要求，我給你們在我們這座辦公樓裏騰出一個房間，你們就在這座辦公樓裏麵查帳，你們要查什麽就查什麽，你們想怎麽查就怎麽査，怎麽樣？”
其中一個檢察官以不可商洽的口吻對張萬鈞說：“不行，我們要把帳目帶走！”
張萬鈞問道：“你們要把帳帶走了，萬一丟失了票據怎麽辦？”
“我們三個大活人，怎麽會把票據給丟了呢？”
“不怕一萬，不是還有個萬一嗎？”
“你不相信我們？”
“不，我絕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本來你們紀檢部門來審查我，就是懷疑我有問題。這不會有錯吧？那麽，要是萬一再丟了帳目，我不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嗎？”
“那好吧，你就馬上去安排人給我們騰出一間辦公室吧。”帶隊的檢察官說完，大概又覺得這樣不妥。因為，他們要是與舉報者核實一些帳目上的問題怎麽辦？作為舉報者，是不願暴露自己身份的。他們要是一進張萬鈞安排的辦公室，不就暴露無遺了嗎？作為紀檢部門，替舉報者保密，是保護舉報者的重要措施。所以，這三個檢察官悄聲交換了一下意見，那個帶隊的檢察官又告訴張萬鈞，出於審査工作的需要，他們還是要把帳目帶走。
“那好吧。”張萬鈞看出了他們的難言之隱，在表示同意將帳目帶走的同時，又提出一條要求，“為了確保帳目的完整無缺，我得派人去，專門負責保管帳目。”
三位檢察官用目光交換了一下意見，認為張萬鈞提出的這個要求並不過分，當即表示了同意：“好吧，明天你就派兩個人把帳目給我們送去。”
張萬鈞又問：“是自園林綠化公司成立後的帳目全都要嗎？”
“不，隻要1993年的票據。”
“那好，明天上午你們一上班，我會立刻派人把帳目送去。”
“張經理，那咱們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那好，我們再見！”
“再見。”
張萬鈞送走了市檢二分院的三位檢察官，心裏好生納悶：他們為什麽要專門抽查公司1993年的帳目呢？
他反複思考了半天，也想不起自己在1993年有過什麽違法亂紀的行為。嗨，由他們查去吧！常言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自己沒有做過什麽非法勾當，就“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吧。
張萬鈞正是這樣不斷地激勵自己，所以便強化了在突遇變故麵前的心理承受能力。
轉日，張萬鈞派了兩個人，按時把園林綠化公司1993年的全部帳目送到了市檢二分院。
這樣一來，張萬鈞作為天津市的“大案要案”在接受市檢二分院審查的傳聞，巨浪排空般地在開發區引起劇烈的震動。
而首先受到這種劇烈震波的，無疑是張萬鈞的妻子井樹庚。
一連兩個晚上，早已得到“小道消息”的井樹庚徹夜難眠。她在剛聽到張萬鈞被市檢二分院作為“大案要案”審查時，像被一群馬蜂蜇著似的嚇得臉色蒼白，心跳如鼓。她能不害怕嗎？張萬鈞是一家之主，也是她和兒女們的依靠。張萬鈞要是真的出了事兒，他自己不僅要被繩之以法，他們這個家也會被擊垮了。但是，當井樹庚看到下班回來的張萬鈞像個沒事人兒似的，便極力掩飾住心裏的惶恐和不安。她雖說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會幹出違法亂紀的勾當，可是又覺得既然被市檢二分院列為“大案要案”，就說明不會是空穴來風和毫無根據。眼下，雖然還不知道舉報人是誰，可是不管是誰，他們能完全昧著良心，成心栽贓陷害張萬鈞嗎？過去沒聽張萬鈞說得罪過誰，與誰結下了誓不兩立的深仇大恨呀？井樹庚覺得，自己跟張萬鈞生活大半輩子了，對他的脾氣秉性是摸得透透的。張萬鈞無論是在單位還是在家，都是一個工作狂，說句不好聽的話，除了他在工作上能算是優秀分子，論生活，論交際，都隻能算個及格，甚至在有的方麵還屬於不及格。比如，他幹起工作來活活像一個拚命三郎，並且是精益求精，好上要加好，可是他往往要求他的屬下也要像他一樣，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並且要公而忘私，不要計較個人得失。這可能麽？常言道：十個手指頭還不一般齊呢！人和人的覺悟能都一樣嗎？這樣一來，他對人對事就常常難免失之過嚴，要求過高，就會自覺不自覺地得罪一些人。
本來，井樹庚是想明著問問張萬鈞市檢二分院為什麽要審查他，可是她見張萬鈞回到家守口如瓶，隻字不提市檢二分院審查他的事兒，明白他是不想告訴她，是怕給她增加思想負擔。可他忘了，哪有不透風的牆呢？這種大事兒，能不有人告訴我麽？因此，井樹庚感到問也不是，不問也不是，心裏真像是十五隻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你怎麽還不睡？”張萬鈞發現井樹庚不像以往睡覺那樣安穩，立刻意識到了什麽似地問道。
“大概是白天喝了點茶，有點失眠。”井樹庚回答得有些支吾。
“你大概是聽到什麽了吧？”張萬鈞從井樹庚的回答中聽出她一定知道了市檢二分院審查公司帳目的事兒。
“你既然知道了還問我？”井樹庚的回答裏帶有傷感和責怪。
“現在事情還沒有任何眉目，我擔心告訴你叫你揪著心，何必呢？”張萬鈞解釋道。
井樹庚一聽愈發有些不高興：“你把我當成你什麽人啦？”
張萬鈞進一步解釋道：“正因為我知道你是我的什麽人，才不願叫你承擔沒有必要承擔的負擔。”
井樹庚聞聽坐起來，盡管屋裏光線很暗，看不清張萬鈞的麵目，還是瞪大眼睛，直直地盯著他，擔心地問：“萬鈞，你實話告訴我，你不會有問題吧？”
張萬鈞聞聽也坐起來，有些氣憤地說道：“哎，我有沒有問題，別人不知道，你還不知道？我毎月該發多少錢，我又給了你多少，你該門兒清吧？你也知道，我從來沒有私房錢。再說，我一不包‘二奶’，二不養‘小秘’，生就的就沒有花花腸子，你說，我會有什麽問題？我又能有什麽問題？”井樹庚聽完不禁又問：“我知道你不會有問題，可是我又想不通，為什麽有人要誣陷你呢？”
張萬鈞苦澀地搖搖頭：“你問我，我又去問誰呢？這個問題，不要說你想不通，我也怎麽想也想不明白！”
“你回憶回憶，過去你都得罪誰啦？”井樹庚提示地問張萬鈞。
張萬鈞若有所思地答：“要問我過去成心得罪過誰，平心而論，應該講一個都沒有。但是話又說回來了，要是從我這個當經理的管理的角度講，或者從公司發展的角度講，過去我確實曾批評過一些人，甚至對違法亂紀和玩忽職守者，以至於對搞不正之風和中飽私囊者，不但批評過，有的還按照組織原則和規章製度進行過處理。不過，我批評誰也好，處理誰也罷，都沒有摻雜個人什麽恩怨，也不是為了我個人，而是為了公司的建設。你說，要是為了怕因為管理而得罪人，那就必須像毛主席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所講的，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不過。用我們的話講，當個睜眼瞎子，管它什麽違法呀亂紀呀什麽的，一律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你說，要是這樣做，我還叫共產黨員嗎？我還是共產黨的幹部嗎？”
井樹庚見張萬鈞越說越衝動，急忙勸解地：“你說的這些，都對。可是，如今的社會風氣與過去不一樣了，還有幾個當頭頭的像你那樣對工作那麽較真兒？萬鈞，既然你覺得自己問心無愧，不管檢察院向你提出什麽問題，你可要冷靜呀！千萬不要跟檢察院的同誌發生衝突，還盡可能地配合檢察院把自己的情況說清楚。啊？你這次一定要聽我一次勸，記住了嗎？”
張萬鈞知道這是妻子擔心他血氣方剛，到時候給檢察院頂起牛來，或者因為經受不住委屈氣出個好歹，便告慰地對井樹庚說：“放心吧，我又不是毛頭小夥子了，不會意氣用事的，睡吧！”
井樹庚仍不放心地再次叮囑：“萬鈞，你可記住，你是有兒有女有妻子的人，你要有個好歹，叫我和張宏和張姬怎麽活呀！”
張萬鈞聽了妻子的話鼻子一酸，連忙控製感情地說：“放心吧，我會記住的。”
市檢二分院接到張萬鈞派人送來的園林綠化公司1993年帳目的第二天，便通知張萬鈞到市檢察院來一趟。
“好，我這就去。”已經做好充分思想準備的張萬鈞放下電話，立刻驅車前住。
張萬鈞一到市檢二分院，立刻從接待他的檢察人員的表情上感到一種威嚴和震懾。
這些檢察官的“開場白”完全是屬於職業性的。諸如“人民檢察院是為人民的”，“我們的工作原則是重事實，重證據”，“決不冤枉一個好人，也決不會放過一個壞人”雲雲。
無疑，張萬鈞也受到了這種“開場白”的“禮遇”。
“開場白”過後，接下來便是“書歸正傳”了。
“張經理，根據群眾舉報，你在1993年私自挪用公款，將園林綠化公司的100萬元工程款借給了一個名叫楊慧敏的女人的丈夫做買賣去了。經查，你們公司1993年的帳目，果然有一張100萬元的借據。你說一說，是不是確有其事？”
張萬鈞一聽，先是一驚，轉而氣攻頭頂，血脈賁張，渾身的每一個汗毛孔都好像往外噴火，額頭上暴起鼓溜溜的青筋，兩隻手不由自主地攥成拳頭，手指上的骨節“嘎巴”、“嘎巴”作響。他那氣憤的神態，要是倒退20年，一定會拍案而起，雷霆大怒。可是如今，隨著年齡和涉世的增加，已經變得老成許多的他，隻是激憤地呼出了一句話：“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你說什麽？”檢察官聞聽不禁一驚，忙問。
“我是說，這是滑天下之大稽！”張萬鈞又重複了一遍。
“你指的是什麽？”檢察官虎著臉問。
鎮靜了一下心情的張萬鈞克製著憤怒，以緩慢的語調述說道，在1993年的園林綠化公司的帳目中，確有一張100萬元人民幣的票據。不過，有兩點至關重要的問題需要首先澄清：第一點，那個名叫楊慧敏的人不是女的，是男的。如果你們不信，可以馬上把他叫來，一看便一目了然；第二點，那100萬元人民幣，不是借給楊慧敏的丈夫去做買賣，而是就借給了楊慧敏。楊慧敏是開發區天地公司的總經理，這個公司主要經營土壤方麵的生意，楊慧敏借款的目的，是用於對天津堿廠那三座堿渣山的開發與利用。
“噢——？”在場的檢察官聽到這裏，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聲驚歎，盡管聲音在極力壓抑著，但在凝重的氣氛中卻不亞於一聲落地雷。
張萬鈞接著進一步指出：“為了開發區鹽灘綠化的可持續發展，我本人正在搞新土源的開發研製。在研製的新土源中，其中一個主要成分就是天津堿廠的廢棄物堿渣。因此，我們支持天地公司對堿渣山的開發與利用，與我搞新土源的研製是相輔相成的。請問，我這樣講不知能不能解釋清楚？”
張萬鈞說著理智地向檢察官問道，那落在檢察官臉上的目光也充滿著征詢。
“行，你就這樣說吧。”檢察官點頭允諾。
“那我就再說明一點，即關於我們借款給天地公司的‘老總’楊慧敏，不是我向楊慧敏自作多情，而首先是天津市‘建委’的領導朱鍔找我，接著是原天津市副市長王恩恵同誌也找我，他們都希望我們支持一下堿渣山開發和治理這個項目，說什麽這是關係到天地公司、天津堿廠乃至整個天津市的利益問題，要我從整個環保的大局利益出發。況且，我也把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報告給我們開發區總公司的領導了。領導上並沒有講借款有什麽不對！”
“還有什麽情況？”
“還需要說明的是，我在借給天地公司100萬的時候，簽定了一個合同。在這個合同中，明確我們借給他們的100萬，將作為提前購買堿渣的預付款；同時還明確，在以後購買堿渣土時，給我們隻折算當時堿渣土實際價格的80%的錢。比如，幾年後一噸堿渣土的價格為20元，我們隻付16元，一噸就省4元。作為一個企業，這樣做是上算的。你們想一想，用什麽辦法存款，利息能達到20%呢？一方麵我們支持了堿渣山的治理與開發，有利於天津市的生態建設，一方麵又為我們公司在購買堿渣土時節省了大批開支，這豈不是兩全齊美的好事兒，何樂而不為呢？”
檢察官們聽張萬鈞說完，覺得張萬鈞介紹的實情與“群眾舉報”中說的情況大相徑庭。如果認為張萬鈞說的有詐，可聽起來又有根有據，言之鑿鑿，不像編排撒謊，自圓其說。那麽，如果認定張萬鈞說的是實情，他借給天地公司經理楊慧敏的100萬，既報告了領導，又是用於堿渣山的開發與治理，並且還有嚴格的合同，同時也是一種企業行為，應該說是無可厚非的。而出入更大的問題是，“群眾舉報”中將楊慧敏說成是女的，而張萬鈞卻說楊慧敏是男的，這豈不如同戲劇“拉郎配”，張冠李戴，貽笑大方！此時，檢察官們想笑又不便笑，於是便說：“張經理，這個情況我們就先談到這裏，至於這些情況到底是怎麽回事，我們下來還要進行調查核實，你看怎麽樣？”
張萬鈞見檢察官們的口氣變得溫和多了，馬上表示：“你們在調查中要是需要我進一步提供什麽，我會積極配合。”
“好。”檢察官們滿意地一點頭。
“還需要我回答什麽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你說明一下。”
“可以。”
“你是不是同年還買了幾輛汽車？”
“是，買過。”
“在哪裏買的？又是通過誰買的？”
“在美國買的。是通過我在美國的侄子買的。”
“一共幾輛？”
“四輛。”
“都是什麽車？”
“一輛是我現在坐的那輛紅色的馬自達，現在就在你們檢察院門外停著呢，另外三輛都是帶鬥的貨車。”
“總共花了多少錢？”
“在美國買的時候，一共花了48500美元！如果折合人民幣，應該是40萬元。可是我們加上入關以後連辦理手續和加上交納附加稅什麽的，才總共花了不到19萬元人民幣。”
“怎麽價錢這麽便宜？”
“要不怎麽會叫我侄子幫助購買呢？他當時搞了個指標，又趕上免稅。還有一個原因，當時園林綠化公司的經費少得可憐，上級每年給撥的綠化款還不及現在的十分之一。可是，公司的綠化又急需用車，於是我才想了這麽個不是辦法的辦法。”
“可是，在你們的帳目上，為什麽隻有兩輛車的票據？”
“會有這種事兒？”張萬鈞一聽有點不相信。
“沒有這種事兒，我們還能無中生有不成？”
隨著檢察官的語氣，室裏的氣氛又陡地嚴肅起來。
“這不可能，因為我們國家有規定，沒有票據的汽車是不給上牌照的。這四輛汽車，哪輛都有牌照，怎麽可能其中的兩輛沒有票據呢？”
“你說有，可帳目中卻沒有，難道票據還會長翅膀飛了？”
“到底票據是怎麽回事兒，我可不太清楚。我雖然是公司的經理，也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但我總不可能天天到會計那裏去數票據吧？這應該找那時候的會計問一問，因為這是屬於她的工作職權範圍！你們找她了麽？”
檢察官沒有正麵回答張萬鈞的問話，而是強調他的責任：“管理票據雖是會計的事兒，可是會計落帳時不會不經過你這個當經理的批準吧？當時簽字時，你莫非連一眼都不看？”
“時間這麽久了，我可真記不起來了。”張萬鈞在與檢察官的談話間發覺，他們在有意回避提到當時的公司會計，聯想到他們正在調查的問題，好像看出了一些什麽名堂，便思索有頃，立刻說，“這樣吧，我馬上給我在美國的侄子打個電話，電話要通以後，你們直接問他，他可能比我記得清楚，因為這件事情，由他具體幫助辦理的。”
檢察官們一想，這倒是個快捷的辦法，這樣可以直接當麵鑼對麵鼓地問一問張萬鈞的侄子。再有，張萬鈞事先並不知道我們要追查這個問題，他不可能與他的侄子事先統一口徑和搞“攻守同盟”。所以，他們便同意了張萬鈞的建議。
現代化的通訊技術的確把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頓覺拉近了。
工夫不大，張萬鈞便要通了他那遠在大洋彼岸的侄子的電話。他以簡單得再也不能簡單的話語告訴他侄子，關於幾年前購買汽車的事情，現在有關部門想了解一下具體情況，要他把當時怎麽辦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們。說罷，將電話交給了檢察官。
張萬鈞的侄子在電話中聽明白了檢察官要弄清楚的問題，立刻告訴他們，他手裏還保存著當年購買四輛汽車的其中一聯票據，並當即用傳真機將票據直接傳到了檢察官們的手裏。
檢察官們收到票據傳真件仔細一看，票據上果然明確寫著購買的是四輛汽車，總價值與張萬鈞講的分文不差。
“張經理，今天我們先談到這裏吧，以後另有什麽情況，我們再跟你聯係。”檢察官們見從對張萬鈞的審査中沒有發現任何破綻，便先鳴鑼收兵。
“那我就隨時恭候。”張萬鈞與檢察官們握罷手，轉身離去。
這時的張萬鈞，從理智的角度講，他知道這些檢察官們的確是在例行公務。人民檢察官的使命就是以法律為準繩，查處黨內的腐敗分子和違紀分子，純潔黨的隊伍，使黨員幹部廉潔自律，以維護黨和人民群眾的利益。所以，他們根據有些人對自己的舉報，核查清楚有關問題，正是他們的職責使然。常言道，吃哪家飯幹哪家活，賣什麽得吆喝什麽。可是，要是從感情方麵說，他又感到與這些檢察官情同水火。因為，這些檢察官根據所謂的“群眾舉報”，已經將自己列為“大案要案”，作為“大老虎”來抓。他們把自己抓住得越快，越證明他們精明強幹，戰功卓著。可是自己呢，一定要極力證明自己的清白和無辜。所以，自己與檢察官之間，在問題沒有徹底弄清楚之前，絕不可能搞調合，也不可能和稀泥，隻能是經緯分明，分清是非。所以，張萬鈞在接受這些檢察官對自己的審查中，理智與感情無時不在發生著激烈的衝突碰撞與鬥爭。不過，張萬鈞在理智與感情的角逐中，還能夠用理智化解感情。故而，他能以巨大的克製力，以相對冷靜的心態，回答檢察官們的提問。但是，如果說他在與檢察官的“對壘”中，一點都不帶感情色彩，那反倒是麻木不仁，屬於不正常了。這畢竟是關係到他的前途、命運和身家性命呀！
不久，張萬鈞聽楊慧敏說，他給檢察院的人講，張萬鈞這個人，整個是一介書生，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搞學問上了。本來，我們公司是搞堿渣土的利用和開發的，他借給我們100萬元，完全是對我們公司的支持，可是我多次請張萬鈞吃飯，以表謝意，他每次都一口回絕。不是講他實在沒工夫到外麵吃飯，就是說搞堿渣土的治理與開發也是他們園林綠化公司份內的事兒。你們看，連請他吃頓飯他都不肯，他還能搞別的什麽邪的歪的嗎？
沒過幾天，那幾個檢察官在知道楊慧敏是個男人的基礎上，又查清1993年張萬鈞通過他侄子在美國廉價購買的四輛汽車的票據，是原來的會計在落帳時把其中購買兩輛汽車的票據錯放到別的項目中了。這樣，就以鐵的事實證明張萬鈞並沒有將其中的兩輛汽車來個混水摸魚，攫為己有。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群眾舉報”的張萬鈞的所謂重大經濟問題，應該是水落石出，一清二白了。
可是，市檢察院對張萬鈞究竟有沒有問題，一直沒有個明確的說法。
因此，張萬鈞的問題拖得時間越長，越引起方方麵麵人士的關注。
天津市知識分子領導小組曾找到市檢二分院，提出對張萬鈞的審查不易久拖不決。因為，張萬鈞的鹽灘綠化成就非凡，不僅在國內園林綠化界聲名遐邇，在國外業內也享有很高的聲譽。對他的審查，在本著實事求是的前提下，能盡快幫他解脫就盡快幫他解脫。何況，經審查，他又沒有問題呢！從速給他正名，不僅能夠使他全身心地投入鹽灘綠化事業，而且對於宣傳我們黨對知識分子的愛護也將產生很大的影響。
市檢二分院講，對張萬鈞的審查是會盡快有個結果的。
誰知，國慶節後第七天，兩個檢察官又突然找到張萬鈞，嚴肅地向他提出一個問題，即園林綠化公司有沒有“小金庫”？
“沒有。”張萬鈞的回答斬釘截鐵。
“張經理，不要把話說得那麽絕對吧，你還是好好想想的為好。”從檢察官的語氣中看出，他們顯然認為張萬鈞是在撒謊。因為，“小金庫”問題，幾乎是在全國企事業單位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個人還有“私房錢”呢，何況一個單位？単位有“小金庫”，一則可以避稅；二則可以多給職工發點獎金；三則領導幹部請個客呀送個禮呀什麽的，可以不人帳，花起錢來方便；四則有的頭頭為自己貪汙腐化開了方便之門。因此，“小金庫”是滋生腐敗的溫床，是麻醉公職人員的鴉片，也是隱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一顆毒瘤。正因為“小金庫”如人們所形容的是塊“臭豆腐”，聞著臭而吃著香，所以才屢禁不止，屢查不滅。眼下，“群眾舉報”中非常具體地點明了張萬鈞手裏握有“小金庫”情況，可張萬鈞卻敢於挺著胸脯說“沒有”，能讓這些見多識廣的檢察官們相信麽？
“不用好好想，沒有就是沒有。”張萬鈞這次的回答較之上一次更是幹巴利落脆。
“果然真的沒有？”檢察官的這次問話，顯然是以鄭告取代了勸告。
“果然真的沒有！”張萬鈞的回答將檢察官話語中的問號立刻變成了驚歎號，以表示堅定不移。
“張經理，我再說一遍，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你們還是有‘小金庫’的，你可要好好想想，不然，性質可是不一樣的！”
“謝謝您的提醒。不過，我也再說一遍，沒有就是沒有。你們要硬是認為有，那就請你們查一查吧。至於最後問題的性質如何，恐怕答案要等到我們究竟有沒有‘小金庫’以後。”
在外間屋工作的現任會計一聽張萬鈞與檢察官的談話有點“僵”，一看表，已經到了吃午飯的時間了，她又知道張萬鈞身體不太好，便向檢察官建議下午再接著談。
下午，檢察官再與張萬鈞談話時，問話的方式有了一些改變。
“張經理，是這麽回事兒，據原來的會計交代，她退休時，將二萬多元人民幣沒有交給接替她的會計，而是單獨交給你了，有沒有這麽一回事兒，嗯？”
張萬鈞沉吟了一下，馬上回答：“有。”
“那現在這筆錢到哪裏去啦？”
“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得讓我想想。”張萬鈞凝思了一會兒，告訴檢察官，這件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在那個會計退休時，她找到張萬鈞，要將一個存款單直接交給他。張萬鈞接過來一看，見一共是二萬多元，並且在存折上的戶名一欄內填的是張萬鈞的名子。他立刻不高興地問這筆錢是公款還是私款？要是公款為什麽以他個人的名義存起來？那個會計告訴張萬鈞：“這筆款是外單位交給公司的工程款，您讓我作為獎金發給一線職工，我沒發，就以您的名字存了起來，以備後用。”她接著申明，這筆款，除了她一個人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曉得。張萬鈞聽後，嚴肅地批評她這樣做是違背財務製度的，並責令她在與新會計做財務交接時，如數交給新會計。可是，這個會計硬說她與新會計有過節，就是不肯直接交給新會計。張萬鈞隻好答應，他先接下來，然後再轉給新會計。張萬鈞接過這二萬元存款單後，第二天就轉交給了新會計，並告訴新會計馬上與有關部門做出一個分配方案，立刻作為獎金發給奮鬥在園林綠化第一線的廣大員工。
“是不是真的發給員工們了？”檢察官聽罷，進一步問。
“發了。我記得是經理辦公室同財務一起做的分配方案。”
“這個分配方案現在在哪裏？”
“這樣吧。”張萬鈞說，“俗話說得好，嘴說千遍，不如親眼一見。還是用事實講話最有說服力。我建議你們今天不是來了兩個人嘛，一個人留下來繼續跟我談，另一個人跟著我們經理辦公室的人到財務那裏，要過那個獎金分配方案看一看，是不是跟我說的一樣，不就清清楚楚了？”
兩個檢察官覺得張萬鈞的建議很好。於是，一個人留下來，一個人按照張萬鈞講的跟著經理辦公室的人到財務那裏一看，果然與張萬鈞講的情況是一模一樣，那二萬多元如數發給了園林綠化公司的一線員工。
檢察官通過與張萬鈞三個回合的“較量”，可謂是“不打不成交”，最後發自內心地說：“張經理，我們幹的就是這份工作，根據舉報人舉報的情況，必須一條一條地核實。從我們內心的願望講，並不希望舉報的事情都是真的，誰希望我們黨的幹部犯錯誤呢？但是，正應了那句老話，叫作‘當差不由己’，要是上升到政治高度說，是黨和人民交給我們的使命。所以，我們在審査你的這段時間，如果有不當的地方，請你原諒。”
“哎，可不能這麽講！”張萬鈞由衷地說，“現在從內心講，我非常感謝你們。要不是你們對我的審査，幫助我弄清楚舉報中的那些屬於‘大案要案’性質的問題，我就是長10張嘴也說不清楚呀！你們這樣一審查，我有沒有問題，我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就明明白白了。最後我隻有一條要求，希望檢察院盡快給我一個明確的結論。”
“好，我們回去將你這個要求給領導反映一下。”
“那就謝謝了。”
“好，再見！”
“再見！”
張萬鈞送走了兩位檢察官，心情並沒有輕鬆下來。
究其原因，來自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他的問題在檢察院沒有公開給他正名之前，他感到那些關心他的摯友親朋難以釋懷。不是麽？在檢察院開始作為“大案要案”審查他時，堅信他光明磊落的許多朋友和同事立刻打電話表示關懷和安慰，像市園林局副局長賀振，天津“綠委辦”副主任張傑和副處長楊金樹，原開發區房產公司經理劉鐵雲，熱電公司副經理薑鐵成，逸仙園工業小區總經理郝樹仁，化工小區管理局局長魏福海，環保局局長張家林，工交公司經理劉寅年，燃氣公司黨支部書記宋廣有，開發區工會主席孫勝等。同時，當時擔任開發區“工委”副書記的皮黔生和夫人黃桂芳先後兩次到張萬鈞的工作單位去看望。還有，時任“管委會”副主任的田貴明得知張萬鈞的情況後，第一個不避嫌疑地到張萬鈞家裏進行問候。田貴明屬於知識型的領導幹部，溫文爾雅，求學思治，不惑之年攻讀下博士學位，對知識的執著與張萬鈞頗為相似。所以彼此敬重，過從較為密切。田貴明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敢於邁進張萬鈞的家門，就足見其人品和膽識非同一般。常言道，患難辨親疏，日久見人心。正是有基於此，張萬鈞心靈深處感到不能盡快排除掉這些摯友的牽掛而頗為焦慮。令他心情沉重另一個方麵的原因，並不是市檢二分院將他列為“大案要案”對他進行審查，而是向市檢二分院舉報他的人為什麽對他懷有如此“深仇大恨”和“不共戴天”，恨不得將他一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這究竟是為什麽呀？！
張萬鈞雖然沒有向任何人問過一句舉報他的人是誰，而且一些為他憤憤不平的人曾多次向他暗示要告訴他舉報他的人是誰，他都一概謝絕。但是，他透過檢察官在審查他的過程中提出的問題，就不難感覺到舉報他的人究竟是誰了。
可以說，那打著“群眾”旗號舉報張萬鈞的人，其實不論在園林綠化公司的在職職工中還是在退休的人員中，隻是屬於“極個別”。可是恰恰就是這屬於“極個別”的人，又是過去受到過張萬鈞的信任、栽培乃至關愛和照顧的人。那麽，這“極個別”為什麽對張萬鈞恩將仇報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這“極個別”，或私欲膨脹，品行不端，受到群眾屏棄後誤認為是張萬鈞跟他過不去，而懷恨在心；或受人挑唆，被別有用心的人“當槍使”。
為此，張萬鈞曾不止一次地暗暗自問：我怎麽得罪他們了？就是退一步講，即使是因為公司的建設“得罪”了他們，也不是為了我個人的利益呀？況且，對他們的批評哪次是批評錯了？他們為什麽居然采取“栽贓”、“誣陷”的手段把我要往“死”裏整呢？企圖叫我鋃鐺入獄，在鐵窗下慘度餘生！這叫人太不可思議了？大凡有絲毫良知的人，能下得了這樣的狠心麽？人之所以不同於禽獸，不正是因為人有頭腦，知書達理，懂廉恥，明是非，辨美醜麽？可是這“極個別”，是什麽作用使其異化了呢？
張萬鈞百思不得其解。
還有使張萬鈞感到心情沉重的一個原因，即在他接受市檢二分院審查期間，在他的親朋好友乃至被他尊為師長的人士中，也有“極個別”，居然與他“劃清界線”，像躲避瘟疫一樣地躲避他，似乎他渾身上下都沾滿了大腸杆菌。這是屬於世風日下呢？還是屬於人情太薄呢？抑或是某些人“左”得可愛呢？
張萬鈞也琢磨不透。
同時，令張萬鈞頗費猜疑的是，市檢二分院為什麽遲遲不給他一個正式的結論。
為此，張萬鈞曾經詢問過有關檢察人員。他得到的答複是：對沒有查出問題的對像，一般就不給做結論了。張萬鈞心想，審查我時，鬧得滿城風雨，在開發區幾乎是家喻戶曉；可是，審查結束了，證明我沒有問題，怎麽就不給我一個以正視聽呢？
張萬鈞說什麽也想不通。
張萬鈞每當遇到想不通的問題，就極力去想，並且務求明白。
這天晚上，天氣很涼。已是子夜時分，冰盤似的月亮散發著凜冽的寒氣，仿佛要把天地間的一切溫度驅逐掉。此刻，在涼涼的夜幕籠罩下因重重心事攪得渾身燥熱的張萬鈞輕輕地下床，隻穿一身單薄的睡衣，躡手躡腳地走出寢室，來到書房，為了討個“說法”，揮筆寫下了一劄將近3000字的《致有關領導的一封信》。
張萬鈞在這封信中主要申明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感謝天津市人民檢察院二分院經過長達兩個多月的審查，幫助他滌清了那“極個別”潑在他身上的汙穢，並真誠地向負責審查他的檢察官道了一聲“辛苦了”；第二層意思是迫切期望市檢二分院和開發區領導給他做出一個公正的結論，或者利用適當的場合給他一個說法；第三層意思是他今後不論遇到什麽困難，獻身於鹽灘綠化事業的理念將矢誌不渝，並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封飽含著張萬鈞心願的信劄發出後，不少有關領導同誌做了批示，現將開發區“管委會”的老主任、後來曾擔任天津市副市長、時任開發區“管委會”特別顧問的葉迪生在張萬鈞的信上寫下的一段話，實錄如下：
開發區ェ委福林同誌，管委會李勇同誌，總公司李國林同誌：
看了這封信，如果屬實，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動。像張萬鈞這樣的知識分子，長期以來，為在另一方麵改造天津開發區的環境，默默地專心致誌地長期從事綠化工作，並且（是）創造出一定奇跡的專家，竟然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反遭如此不宜的遭遇，無論如何是不妥的。老同誌都了解他一貫認真為綠化而工作，是一個兢兢業業的知識分子。對這樣的人，開發區領導應主持正義和公道，保護他的積極性不受幹擾。希望能做一定的善後的工作，讓大家心情舒暢地為建設開發區做出貢獻！
葉迪生1999.1.24
當張萬鈞看罷開發區“管委會”老主任葉迪生這段充滿褒獎、理解和關懷的話語，心裏頓時湧起一股又一股熱浪，猛烈地衝擊著胸口、喉嚨和鼻翼，直覺得鼻子酸酸的，眼眶熱辣辣的，兩行男人的眼淚洶湧澎湃地滾落而下。
可見，在心靈深處受到嚴重創傷的張萬鈞，多麽需要領導和同事們的信任、理解和慰藉啊！當年臘月二十九的一個下午，不知是張萬鈞的《致有關領導的一封信》和葉迪生的批示發生了作用，還是市檢二分院原本就有此安排，市檢二分院反貪局委派一個副局長在開發區“工委紀檢組”組長張曉林辦公室，將張萬鈞叫來，鄭重講明：“根據群眾舉報，市檢二分院通過對園林綠化公司帳目的審查，證明張萬鈞同誌沒有經濟問題，更不構成犯罪。不過，公司的帳目有些混亂，張萬鈞作為公司的經理和法人代表，今後應加強對帳目的管理。”
幾天後，開發區總公司在一年一度的春節團拜會上，突然叫張萬鈞講幾句話。
事先沒有任何準備的張萬鈞雖然對這突如其來的情況感到意外，但他立刻意識到這是“總公司”的領導利用這個“適當的場合”給他安排的“討個說法”的機會。所以，他立刻站起來說：“前一個時期，我經受了一段磨難。其實，這個情況我不說在座的諸位都清楚。這個磨難，對於我真是非同小可。要不是市檢二分院和開發區領導的關心，恐怕我今天已經成了階下囚。相反，經過市檢二分院對我的審查，澄清了事實，還我以清白，才使我今天成了座上賓。非常感謝領導的良苦用心，並借這個機會，向一直關心我、支持我、愛護我的各級領導和各兄弟単位的朋友們問一聲新年好，現在就鞠個躬吧！”說罷，他雙腿並攏，雙手緊貼褲縫兒，恭恭敬敬地深鞠了一躬。
參加團拜會的人聽完張萬鈞意味深長的話語，立刻報以熱烈的掌聲。
這無言的掌聲，比有言的表態顯得作用還大，因為它是發自大家心底的共鳴。
張萬鈞在公眾場合為自己討了“說法”，那麽，他對於那“舉報者”將怎樣對待呢？
是以牙還牙，怨懟傷痛？還是以德報怨，寬恕大度？
張萬鈞經過激烈而痛苦的思考與鬥爭，決定選擇忍耐與寬恕。
張萬鈞雖然幼年喪父，對他父親的經曆乃至音容笑貌已經像曝光的膠卷，模模糊糊，幾成空白，但是對其父親曾用於教誨他的“忍”字歌卻深深銘刻在腦海之中，至今仍倒背如流。他父親告訴他的“忍”字歌為：“有本事，能忍事，忍則無事有本事；有本事，不忍事，惹出禍來無本事”。
與此同時，張萬鈞還切記古之名言：“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能忍事，並不是是非不分，委曲求全，而是胸懷和肚量的表現。
在我國曆史上，捐嫌棄怨的達者比比皆是。如齊桓公重用管仲，晉文公棄怨用寺人披、頭須的故事和郭進向宋太祖舉薦誣告他的仇人的故事等等，成為千古風流，為我們後人效仿的楷模。
張萬鈞感到，人無論在任何時候，都要擁有良知。人，一旦失去良知，就會蛻變成凶殘和惡毒的動物。那“極個別”的所謂“舉報”，所以用卑劣的手段對自己栽贓誣陷，正是其良知泯滅的表現。正如西方一位道徳學家指出的：“學問無良知即是靈魂的毀滅，政治無道德即是社會的毀滅。”
因此，良知之於“施惡者”，不是以惡對惡，而是以寬恕喚回其淪喪的良知，使他們洗心革麵，重新做人。
否則，使仇恨你演罷來我登場，怨怨相報何時休！？
人，是不能總是生活在仇恨之中的。
實際上，當你生活在對別人的仇恨之中時，你同時也在承受著仇恨發酵後對自己心靈的浸淫和傷害。所以，寬恕別人也是在釋放自己。
因此，張萬鈞將以良知把寬恕化作在自己的實際行動之中。
根據每年過春節的慣例，張萬鈞都按照經理辦公室給他安排的路線，帶領公司主要領導成員和有關人員在大年初一挨家挨戶地向退休的公司員工拜年。
這一次，張萬鈞一看經理辦公室給他安排的拜年路線，沒有已經退休的那個職工。他明白，經理辦公室的人考慮到這個退休的職工就是往“死”裏整他的人之一，並且很多不實之辭都是她提供的，怎麽還能叫張萬鈞登門去給自己的“冤家對頭”拜年呢？
“把×××的名字加上！”張萬鈞立刻以命令的口氣告訴安排拜年路線的工作人員。
“我說經理，您怎麽要去給她拜年？莫非你還嫌她沒把你整進大牢哇？！”公司一位負責人立刻氣鼓鼓地表示反對。
“我看也是，不定她個誣告的罪名就已經算便宜她了，還帶著禮品去給她作揖，叫別人看到準會說我們有病？！”一個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也表示不讚成。
張萬鈞立刻規勸地說：“現在不是給你們具體解釋的時候，要是單講情緒，我比你們應該大得多。可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情緒化。這麽著吧，樂意跟我去的，就和我一起走；不樂意跟我去的，也不要勉強，到時候不上她住的那層樓不就得了。”
原來持不同意見者聽張萬鈞說完，並沒有馬上響應，是既沒有說同意也沒有說不同意。
張萬鈞感到持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不能強求一致，何況這件事情有人認為是褻瀆自己的感情呢，所以，便來個順其自然。
當張萬鈞氣喘噓噓地爬上那個退休職工住的宿舍樓第六層，臨進門時回頭一看，發現參加拜年的原班人馬一個不落地都站在他麵前。他充滿讚美地看了大家一眼，果斷地敲響了那個退休職工的屋門。
“喲——？張、張經理，您……”那個退休的職工開門一看，見前來給她拜年的居然是張萬鈞，在他身後園林綠化公司的頭頭腦腦也都來了，做夢也沒想到張萬鈞會來給她拜年，驚訝地五官緊急散開又急速合攏，舌頭也被速凍住似地打不過彎來，僵直地站在門口，呆呆地張著嘴不知道說什麽了。
她的家人見狀，急忙提醒地拉了她一下：“還不快請張經理進屋坐坐？張經理，還有各位，快請進屋，請進屋！”
“噢，對，張經理，快請進屋！”那位退休的職工如夢方醒地拉著張萬鈞就往屋裏請。
“沒想到吧，拜年嘛。”張萬鈞知道不能呆時間長了，時間越長會越使她尷尬，連忙叫隨同人員放下拜年的禮品，最後說一聲，“我們還要到別的老同誌家去拜年，就不多呆了，再見！”
當張萬鈞來到樓下，剛要上車，見那個退休職工連鞋都沒來得及換，大冬天地隻穿著雙拖鞋跑下樓來送張萬鈞，眼圈似乎紅紅的，依稀像剛剛把眼淚擦幹淨。
張萬鈞正月初一給那個往“死”裏整他的退休職工拜年，立刻成為人們談論的佳話。
寬恕，不隻是慈悲，也是修養。
張萬鈞在接受市檢察院審查期間，雖然因太多的猝不及防和太多的意料不到而思想上產生太多的驚愕以及太多的憤懣，但是他並沒有消沉，而是在工作之餘發奮著書，以爭奪被無端搶劫的時間。
自1998年9月至1999年3月，張萬鈞在這段非同尋常的日子裏，相繼撰寫並整理出版了將近30萬字的《鹽堿灘上的綠色夢——張萬鈞鹽灘綠化論文集》和以第一編著人出版的由中英兩種文字編著的大型圖書《鹽漬土綠化》。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盧良恕在為《鹽漬土綠化》一書撰寫的《序》中評介道：“該書圖文並貌，思路新穎，極具價值，可供鹽漬土綠化工作者和環保工作者參閱。”
緊接著，張萬鈞的科技論文，《淺潛水海濱地區規模綠化技術研究》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翌年八月，張萬鈞榮獲“全國十大綠化標兵稱號”。
至此，張萬鈞在這次“大考”中，經受了一次意誌的洗禮，以出類拔萃的人格力量，當之無愧地應該獲得滿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