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業投資研究

第一節 宏觀調控和製造業投資

　　投資活動作為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對經濟生活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無論是形成將來的供給能力，還是形成當期的現實需求，投資的變化對經濟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政府采取相應的政策對投資活動進行直接或間接的調控與引導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已經不僅僅限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采用產業政策、收入政策、人力政策、能源政策、社會福利政策、市場保護政策、環境保護政策以及匯率政策和外貿管製政策等，調控手段日趨多樣化，調控途徑也越來越立體化。本章通過對幾種與製造業投資關係緊密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分析，探討其變化對製造業投資的影響。

　　宏觀調控是各國政府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為避免經濟起伏過大而采取的一種自覺行為。20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大麵積的經濟危機後，各國政府意識到自由放任的經濟運營狀態實際上並不能完全體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理性選擇，產生了凱恩斯理論以及隨後的國家政策幹預。為了避免經濟發展中的大起大落、彌補市場的外部性等缺陷以及增加就業等，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利用各種手段對經濟活動進行幹預和調控。政府進行調控的手段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等。但是，由於國情不同以及每個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的差異，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同一個國家不同經濟發展時期，政府宏觀調控所使用的手段、目的和內涵有很大的差別。目前，世界上存在三種不同類型的宏觀調控模式，即發達型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麵對成熟的市場經濟，側重於保持短期的穩定增長，調控形式是間接的總需求管理）、發展型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麵對不成熟的市場經濟，既要保持總量的穩定，又要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同時兼顧供給和需求的調節，直接調控和間接調控同時使用）和轉軌型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調控本身也是轉軌的重要內容）。無論哪一種類型的宏觀調控對經濟的健康運行都是所必需的。在中國法律體係不健全和執法不嚴的情況下，還不能有效地利用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對投資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加上市場也還不能完全發揮調節作用等原因，政府對投資活動的管理往往采取行政幹預的辦法。改革開放以來，對“投資過熱”就已進行了五次比較大的行政幹預。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呈現出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特征。2000年以前，輕、重化工業所占比重是交替變化的，即使是在1985～1986年和1992～1994年這兩輪高速增長波峰時期，重化工業所占比重也不過是在52%～54%之間。而2000年以後重化工業的增長速度遠遠高於輕製造業，重化工業所占比重從1999年的50.8%快速上升到2005年的69%，製造業帶動國民經濟呈現快速增長的勢頭。麵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製造業帶動的全社會投資快速增長，國家從2004年開始新一輪控製投資規模的宏觀調控。

　　對以製造業投資為主要目標的調控結果，可能出現三種不同的趨勢：一是對投資的調控力度不夠，製造業投資依然高速增長，過度擴張的局麵不能得到有效控製；二是對製造業投資的調控力度過大，投資增速大幅回落，並導致消費增長減慢，從而使經濟增長出現大幅度的下滑；三是對製造業投資的調控力度適當，投資增速逐步適度回落，保持穩定增長，擴張的勢頭得到適當遏製。要實現這種結果，關鍵在於投資調控政策的選擇和搭配。政府的長期政策應該支持投資的持續、穩定增長，而在短期，應該適當控製投資率和增長速度，避免投資的劇烈波動，並注重結構調整，提高投資效益。

　　製造業作為第一大投資領域，產業鏈條長，產業關聯度高。製造業投資的高增長必然會引發相當多的其他領域增加投資。控製製造業投資的增長速度，主要是為控製加工製造業的過度擴張。對部分過度擴張的原材料製造行業（如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的宏觀調控力度不斷加大，將對這些行業的增長起明顯的遏製作用，但從近幾年的情況看，過度擴張的真正源頭還在為滿足國內外需求而快速擴張的機械和輕紡等加工製造業方麵。對這些加工製造業增長過快的調節，從根本上說要依靠市場機製的作用，隻要宏觀政策控製住總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過度擴張的勢頭，市場機製的調節就會使大多數加工製造業的過快增長逐步回落。宏觀政策需要做並且迫切要做的事是通過新的發展觀念、產業政策、技術政策、環保政策和相應的改革措施，促進製造業增長方式的轉變，降低製造業部門的物耗和能耗比重，減輕製造業增長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

　　在宏觀經濟理論誕生的初期，政府幹預和調控的主要內容和方式是對總量進行調控，目標就是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經濟增長理論的出現，使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控的思想有了一係列突破，調控開始高度重視由於經濟結構內在的變動對經濟總量增長發生的重要影響，政府的幹預與調控開始直接作用於市場競爭行為，介入到產業發展的具體組織過程。這樣，政府調控需要在總量和結構兩個方向進行。因此，對製造業投資實施有效而適度的宏觀調控需要針對製造業投資過度擴張的主要因素，根據不同的調控目標和對象的特點，采取有所區別的調控政策。一是控製新上項目的增長，維持在建項目正常進行；二是控製製造業投資的信貸規模和土地使用；三是控製地方政府主導的製造業投資，保持民間自主投資的增長。在重視調控製造業投資總量增長速度的同時，要以調控製造業產業增長格局為基礎。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是控製製造業過快增長，但目前製造業增長是GDP增長的主要支撐，為了防止經濟增長速度出現大落，還要使製造業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固定資產投資的三大功能是：構成現有生產能力的需求（促進GDP的增長）、形成未來的生產能力和形成新的單位，提供就業崗位。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必須以固定資產投資為先導。因此，需要靠製造業投資資源配置結構和模式的調整，改變資源投入向製造業部門過度傾斜的格局，並提高製造業投資的增長效率和效益。

　　製造業增長的周期性特征突出，庫存變化使產業波動度較大，適度降低製造業投資的比重，對於促進經濟穩定增長，防止經濟大起大落，具有重要的宏觀經濟意義。但是，在不斷提高投資效益的前提下，不應該過分關注和爭論是否過熱，宏觀調控的對象應該主要是急於發展經濟的地方政府勞民傷財的投資行為。因此，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作用是協調，包括對不同產業部門的協調、社會經濟關係的協調、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的協調以及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的協調。政府如果調控過度或運用不當，也會降低投資效益和經濟發展水平，應當將政府的宏觀調控行為置於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目前，中國政府部門的依法行政對於宏觀調控效果也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從經濟分析的實際經驗看，要分清發展政策對經濟發展過程的影響極為困難，其中的主要原因在於，任何發展政策的選擇都是在現有經濟結構上進行的。或者說，現有經濟結構的特征決定了發展政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