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業投資研究

第二節 經濟增長理論概述

　　一、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過程

　　“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如此密切，以至於有的經濟學家誇張地說，經濟增長理論實際上就是一種投資理論。”經濟增長的理論或模型可以分為三大類：即“廣括理論”、“發展理論”和“現代理論”。“廣括理論”是用來描述想在曆史上抓住一切社會增長過程中每一點本質的理論，不僅包含有經濟增長的長期過程，而且還包括社會發展。18世紀和19世紀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馬爾薩斯以及穆勒等，都屬於這種理論。其特點是理論的精確性不高，沒有嚴格的和規範的理論模型，是從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曆史過程的全部範圍內進行研究的。“發展理論”是指想用經濟增長理論研究和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問題。約翰·希克斯在《資本與增長》中，就清楚地區分了增長理論和不發達經濟學，認為不發達經濟學屬於實際課題。對於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不完全是經濟問題，應該從政治、社會甚至心理的角度全方位地思考。岡納·繆爾達爾在《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中就采用係統論的思想，綜合了社會、曆史、政治、經濟及文化等方麵的因素，研究南亞國家貧困的原因和脫貧之路，重點強調了製度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也說明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在解決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局限性。“現代理論”實際上指凱恩斯革命以後才逐步發展起來的理論，其特點是使用較少的但是經過精確定義的經濟變量來構造增長過程中的正規模型，而且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特征。

　　經濟學家們把生產函數作為解釋經濟增長理論的常規技術，生產函數構造的不同形式反映了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型。因此，在不同生產函數的基礎上，存在處理相關假設條件和約束條件數學化方麵的差異。不同的理論模型都是基於一定的假設條件的，理論和模型的關係就好比地圖和現實的關係，取決於使用的目的。經濟理論開辟了一條通往實際經濟世界的複雜現實的路徑，以闡明某一個特殊的問題。如果建立在假設條件之上的模型能有益於啟發人們了解經濟增長的極其複雜的過程的話，使用這些假設還是有效的。當然，任何理論都必須有一定的事實基礎。由於經濟增長問題中所涉及的事實也是數量巨大，進行選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構建經濟模型的目的：一是對思考有幫助；二是對政策製定有指導作用；三是提供一個估算和預測的框架。關於經濟增長的生產函數，John Duffy，Chris Papageorgiou（2000）認為，很多模型中使用的總量生產函數是Cobb-Douglas生產函數，John Duffy和Chris Papageorgiou（2000）通過對82個國家28年的經驗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表明，樣本的總體檢驗結果是拒絕Cobb-Douglas函數的，但是通過對樣本數據進行分組檢驗，發現資本和勞動力的替代關係在發達國家是適用的假設，而在欠發達國家不是十分適用。

　　二、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1.亞當·斯密的經濟增長理論

　　亞當·斯密的代表著作《國富論》誕生於英國資本主義的成長時期，當時英國的手工製造業正在向大工業過渡。亞當·斯密在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後，係統性地闡述了國民經濟的運行過程，也集中體現了如何實現國家富強的設想。從經濟學的發展角度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沒有明確涉及經濟增長的論述，但是提出了“分工促進經濟增長”的經典經濟理論，並強調市場自由，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還分析了一國財富增加的途徑，認為隻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提出：“對於政治家和政治經濟學來說，兩個不同的目標是：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夠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他認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家富國裕民的程度是不同的，曾經出現過的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學體係就是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

　　在如何實現國民財富增加的途徑問題上，亞當·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關於分工能增加工作量的原因，他認為有三個方麵：一是勞動者的技巧因為專業化而逐步提高；二是分工減少了更換工作的時間損失；三是簡化的勞動機械使一個人能夠同時做多人的工作。由此，他認為在政治修明的社會中，普遍富裕的根本原因在於各行業的產量由於分工而大增。“別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給，他自身所需的，別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給。於是，社會各階級普遍富裕。”斯密認為，分工要受市場範圍的影響。“分工起因於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製。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製。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激勵人們終生專務一事，因為在這種狀態下，他們不能用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生產物的剩餘部分，隨意換得自己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而且，在他看來，大都市的市場是開展一些業務的必要條件。交通運輸條件是開拓市場的重要前提，在比較了水運和陸運的市場拓展情況後，他認為各產業的分工改變都在沿江和沿海一帶。

　　2.大衛·李嘉圖的經濟增長思想

　　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中，包含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思想，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動力作用，認為如果沒有投資產生的資本積累，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增長過程就會停止。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有兩點：一是認為經濟增長將趨於停滯；二是將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聯係在一起，說明了國民收入分配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

　　李嘉圖通過對農產品生產的分析，提出了地租理論和經濟增長的關係，並且著重研究了在土地生產力不同的國家裏，財富和人口的自然增長對地租的影響。他認為：“社會中任何條件，如果使我們無須在土地上使用等量資本，因而使最後使用的那部分資本生產力更高時，都會降低地租。一國資本的極大削減會減少用於維持勞動的基金，這種結果會自然發生。人口受其就業基金所調整，因此總隨資本的增減而增減。”這樣，在資本、勞動和土地是人類生產最主要的投入前提下，在土地上工作的勞動邊際報酬是遞減的，這當然暗含著土地租金份額的增加。因為隨著人口增加對土地形成的壓力，土地成為越來越稀缺的要素。

　　李嘉圖設想存在兩個部門：農業部門和製造業部門（主要是手工業）。如果都生產消費品的話，農業部門的生產要素是土地和勞動，由於土地供應固定不變，但是其肥沃程度不同；勞動的供給也假定不變，在充分就業時，勞動者按照一定的工資率受雇於資本家。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經濟增長過程中農業部門的生產力下降，將導致穀物價格上升，實際工資上升。在生產技術不變的條件下，製造業部門的工資產出物將無法維持。對於製造業部門來說，工資產出物在製造業部門的增長過程中起著製約作用，因此農業部門是整個經濟增長的約束部門。在勞動力生產出的剩餘中，資本家的份額在不斷下降，這樣減少了儲蓄來源，利潤率的下降又減少了對投資的刺激作用，因而決定收入分配的力量也同樣導致了經濟增長的停滯。可見，李嘉圖對於經濟增長的分析是考察了工資、利潤和地租的關係，變動規律以及影響這些分配比例變量的外部因素後，認為長期的經濟增長趨勢在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認為，土地的數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產的產品（穀物）也是有限的。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們對土地上生產的產品需求增加，這將導致生產向肥力較低的土地上擴展。這就意味著，隨著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產出的增加越來越小，從而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現象。收益遞減趨勢使得土地上產出的價值提高，從而又導致勞動的工資上漲，進而使得資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潤降低。由於利潤是投資的引導器，致使投資下降，最終導致資本積累減少。同時，由於土地產出的價值提高，這將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隻進行非生產性消費而不進行投資，因此上述過程必將導致資本積累停止。

　　3.李斯特的經濟增長思想

　　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中，認為“如果任何一個國家，不幸在工業上、商業上還遠遠落後於別國，那麽它即使具有發展這些事業的精神與物質手段，也必須首先加強它自己的力量，然後才能使它具備條件與比較先進各國進行自由競爭。”因此，他回顧了西歐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史，說明各國有不同的發展道路，不存在具有普適性的“世界主義經濟學”。通過曆史經驗的分析，提出“不論何處，不論何時，國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與勤奮總是成正比例的，財富就隨著這些因素而增進和減退”。他強調，國家政策和權利對增進國民財富的推動作用，認為曆史經驗告誡我們：“凡是先天的稟賦不薄，在財富、力量上要達到最高度發展時所需的一切資源所具備的那些國家就可以，而且必須——但不必因此失去了我們這裏所說的目標——按照它們自己的發展程度來改進它們的製度。”

　　關於增加國家財富的根本途徑，李斯特認為在於生產力理論。他認為：“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他的生產力理論核心是財富的創造能力，這也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在探討如何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李斯特認為要重視教育、科技在生產力進步中的作用，並突出強調政治、經濟和法律製度對生產力進步的作用，認為產業部門間的協調發展可以促進生產力的進步。

　　他認為國民生產力有四種類型：個人的生產力、自然的生產力、社會的生產力和物的生產力（即機械力和設備力）。核心是物的生產力，它又具體分為三個方麵：工業生產力、農業生產力和商業生產力。三者之中工業生產力是主導，是基礎的基礎。工業生產力和農業生產力的分工很重要，形成了一國市場的基礎。缺乏本國工業力的農業國家在經濟上會停滯不前。李斯特強調，工業可以促進形成新的民族精神，可以完善國家經濟結構，尤其是可以完善農業等傳統產業部門。這顯然是針對當時德國仍以農業為主、工業落後的現狀而言的。總之，李斯特第一次論證了生產力問題，提出並論證了後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其路徑問題，從而較好地回答了德國經濟上升過程中提出的理論問題。

　　三、馬克思的經濟增長思想

　　馬克思對於經濟發展研究的貢獻，不僅從經濟角度，而且從更為寬廣的政治和社會分析角度，研究經濟發展問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成熟的或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為研究對象，馬克思把工業資本積累正式視為經濟增長的中心問題。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是以國民經濟總量為研究對象，以社會總產品為出發點，研究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也就是社會總產品的總量均衡問題。他認為：“年產品既包括補償資本的那部分社會產品，即社會再生產，也包括歸入消費基金的、由工人和資本家消費的那部分社會產品，就是說，既包括生產消費，也包括個人消費。”對於社會總產品也就是社會再生產，馬克思又分為兩大部類：“生產資料：具有必須進入或至少能夠進入生產消費的形式的商品。消費資料：具有進入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的形式的商品。這兩個部類中，每一部類擁有的所有不同生產部門，總合起來都形成一個單一的大的生產部門：一個是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另一個是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兩個生產部門各自使用全部資本，都形成社會資本的一個特殊的大部類”。

　　在對每一部類的資本部分劃分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後，馬克思首先從簡單再生產進行分析，認為簡單再生產的“前提是：一定價值的社會資本。今年和去年一樣，再提供一樣多的商品價值，滿足一樣多的需要，雖然商品的形式在再生產過程中可能改變”。認為簡單再生產的實現條件是：“在簡單再生產中，第Ⅰ部類的商品資本中的V+M價值額（也就是第Ⅰ部類的總商品產品中與此相應的比例部分），必須等於不變資本ⅡC，也就是第Ⅱ部類的總商品產品中分出來的與此相應的部分；或者說，I（V+M）=ⅡC。”它表明要使簡單再生產順利進行，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的供給必須等於第Ⅱ部類對生產資料的需求，第Ⅱ部類對第Ⅰ部類生活資料的供給必須等於第Ⅰ部類對生活資料的需求，兩個部類相互供給和需求必須保持均衡。

　　“由於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代表剩餘價值的剩餘產品也轉化為貨幣。資本家把這樣轉化為貨幣的剩餘價值，再轉化為他的生產資本的追加的實物要素。這個增大的資本，在生產的下一個循環內，會提供更多的產品。”馬克思認為在單個資本上發生的上述情況，也必然會在全年的總生產上出現。因此，生產的擴大是以剩餘價值轉化為追加資本為條件的。“既然把積累作為前提，I（V+M）就大於ⅡC。”“在以資本的增加為基礎的生產中，I（V+M）必須等於ⅡC加上再並入資本的那部分剩餘產品，加上第Ⅱ部類擴大生產所必需的不變資本的追加部分；而第Ⅱ部類擴大生產的最低限度，就是第Ⅰ部類本身進行實際積累，即實際擴大生產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因此，從擴大再生產的角度看，上述再生產的平衡公式就變形為：I（V+ΔV+M/X）=Ⅱ（C+△C）。

　　從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中，我國學者（餘永定，1982）推導出了馬克思的經濟增長方程式。假定前提：①第Ⅰ部類產品的總產值同第Ⅰ部類所擁有的生產資料基金成正比。②第Ⅱ部類產品的總產值同第Ⅰ部類所擁有的生產資料基金成正比。③第Ⅰ、Ⅱ部類的生產資料基金占用係數在所考察的時期內不變。④第Ⅰ、Ⅱ部類的生產基金占用係數分別等於第Ⅰ、Ⅱ部類的積累基金占用係數。利用上述假設，推導出：

　　Q=Q0+[r/（r-m）]I0u｛[1+（r-m）/u]t-1｝

　　其中：Q-—社會總產值；I-—社會總生產資料積累基金；r-—用於第Ⅰ部類的生產資料積累基金在社會總生產資料積累基金中的比重；m-—生產消耗係數；u-—生產資料積累基金占用係數。

　　利用n=（Qt+1-Qt）/Qt就可以求出社會產品在各時期的增長速度。

　　四、現代經濟增長理論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經曆的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這一階段的工作主要是由哈羅德和多馬開創的，他們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致力於將凱恩斯的短期分析動態化。第二階段是50年代中期，索洛和斯旺建立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推動了一個持續更久、規模更大的興趣浪潮。這次浪潮在1970～1986年間經過一段相對被忽視的時期後又重新興起。第三個階段開始於80年代，主要是因羅默和盧卡斯的研究工作而興起的。這次浪潮引發了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而內生增長理論是針對新古典模型中理論上、實證上的缺陷而產生的。

　　1.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哈羅德—多馬模型

　　把經濟增長作為一個獨立的、專門的研究領域，是從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開始的。通常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是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出現。如果從研究的內容上看，哈羅德—多馬模型確實可以作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因為哈羅德—多馬模型是將凱恩斯的思想動態化的典型例子，它試圖在凱恩斯的短期分析中整合進經濟增長的長期因素，並強調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後期出現的模型，是第一個出現的動態增長模型（如果從方法上具備了研究動態問題的角度來說，那麽，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真正起點開始於1928年的拉姆齊。這一年，英國經濟學家弗蘭克·拉姆齊在《經濟學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儲蓄的一個數理理論”的經典論文。所以，新古典方法論上的起點最早可以前推到拉姆齊。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卡斯和庫普曼斯的工作主要是運用拉姆齊的思想對索洛模型進行新古典式的改造）。

　　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理論是建立在凱恩斯的國民收入均衡理論基礎上的，哈羅德在建立其增長模型時做了如下假設：①儲蓄傾向不變S=sY，邊際儲蓄傾向和平均儲蓄傾向相等。②資本—產出比率固定不變，即原有資本的生產率必然等於新投入資本的生產率，v=K’t/Y’t=I/Y’t。③社會生產過程中隻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且兩種要素之間不能相互替代。④技術狀態既定，不存在技術進步。哈羅德在上述假設條件下將經濟增長抽象為三個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函數關係：第一個變量是經濟增長率，用G表示；第二個變量是儲蓄率，用s表示；第三個變量為資本—產出比率，用v表示。根據I=S，結合上述假設，得到：

　　Y（t）=exp[（s/v）t+Z]=Y0exp（s/v）t；Y0=expZ，Z是積分常數

　　對vY’t=sY簡單變形後，有Y’t/Y=s/v，令Ga=Y’t/Y，可得：Ga=s/v，即實際增長率。當資本產出比的含義是在已知收入和產量增加情況下，企業家所要求增加的資本存量用vr表示，則有Gw=Y’t/Y=s/vr，這個增長率是企業家因其投資正確而感到滿意的增長率。可見當Ga=Gw時，與收入有關的資本存量的實際增長將等於企業家期望的增加值，因此Gw也稱有保證的增長率。另外，考慮產出的實際增長率不能長期超過勞動力的增長率：Ga ＜L’t/L=Gn，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增長必須有：Ga=Gw=Gn。這樣，哈羅德將經濟增長率分為實際增長率、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實際增長率就是社會實際達到的經濟增長率；均衡增長率就是哈羅德提出的有保證的增長率，它所對應的是合意的儲蓄率和合意的資本—產出比率。因此，在實現均衡增長率的情況下，由於實現了充分就業的有效需求水平，且形成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就各年情況而言，產量或收入達到最大值時，社會上既無失業又無通貨膨脹。自然增長率是在人口和技術都不發生變動的情況下，社會所允許達到的最大增長率。哈羅德認為，當實際增長率和均衡增長率發生偏差時，會導致經濟短期波動，而當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發生偏差時，則會導致經濟長期波動，而且一旦偏差發生，就有自我加強的趨勢。因此，要實現實際增長率等於均衡增長率並等於自然增長率的長期均衡增長幾乎是不可能的，常被形象地稱為“刃鋒式”的經濟增長。

　　2.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創立者是美國的經濟學家、MIT的羅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以及英國的經濟學家斯旺（Swan）。早在1956年，他們就分別提出了他們的經濟增長模型。美國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等在他們的經濟增長理論中也提出了與索洛基本相同的觀點。

　　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市場機製是競爭性的、完備的，信息是對稱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是理性的。按此假設，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普遍重視保持自由、競爭（防止壟斷），強調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職能主要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在設定的條件下，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的微觀經濟機製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標，但受到家庭資產積累速度的預算限製；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但受到人均資本積累速度的限製。無論是資產積累還是資本積累，都服從邊際遞減的規律。在宏觀經濟中，家庭向企業按特定價格提供勞動力和資本（儲蓄），獲得工資和利息向企業購買產品進行消費，企業按特定價格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向家庭提供產品供家庭消費，並由此構造了人均資本積累等於人均投資減去折舊和新增人口的單位消耗的人均資本積累方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對哈羅德—多馬模型進行了修正，它放棄了哈羅德—多馬模型中關於資本和勞動力不可替代及不存在技術進步的假設，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前提條件，並在此條件下得出結論，建立了新的經濟增長模型。由於他們的理論具有凱恩斯以前的傳統經濟學的痕跡，因而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新古典主義增長模型的基本假定條件如下：①隻生產和消費一種相同的產品。②技術是外生的。③生產中僅使用資本K和勞動L兩種生產要素。④生產函數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的性質。建立索洛模型主要是沿著兩個方程展開：一個是生產函數，一個是資本積累函數。假設總產出用Y表示，符合C-D函數形式的生產函數為：Y=F（K，L）=KαL（1-α）；在利潤最大化的動機下。

　　maxF（K，L）-rK-wL，

　　其中：r是資本利息率，w是工資。

　　根據拉格朗日法則有：w=（1-α）Y/L；r=αY/K

　　假設y=Y/L，將上述變量代入生產函數的表達式有：

　　y=kα（1-1）

　　其中，k=K/L。

　　從上式可見，勞動力人年均產出隨著人均資本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勞動力的人均規模報酬是遞減的，也就是說，每增加一單位的勞動力，人均資本所帶來的產出增加是逐漸減少的。

　　對於索洛模型的資本積累方程，表達式為：Kt’=sY-dK，表明資本存量的變化就等於總投資減去生產過程中的資本損耗。其中，d是折舊率。

　　在利用人均資本的資本積累方程是：

　　k’t=sy-（n+d）k（1-2）

　　利用上述兩個方程可以得到索洛圖

　　利用該圖形進行比較靜態分析十分方便，當投資率增加時，曲線上移，可以發現人均資本增加，發生了資本深化。對應於圖形上的交點的人均資本量就是穩態解：

　　k*=[s/（n+d）]1/（1-α）（1-3）

　　將該式代入生產函數方程，得到穩態下的產出量：

　　y*=[s/（n+d）]α/（1-α）（1-4）

　　從（1-4）式可以看出，在其他條件相同時，投資率高的國家一般比較富裕，而人口增長率高的國家將比較貧窮。

　　在生產函數中引入技術因素後：

　　Y=F（K，AL）=Kα（AL）（1-α）（1-5）

　　推導出的穩態人均產出量是：

　　y*=A[s/（n+g+d）]α/（1-α）（1-6）

　　此時，沿著均衡路徑增長的勞動力人均產出是由技術、投資率和人口增長率三個因素所決定。對於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來說，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使得K發生偏離，都不會長期維持，都會自動回到均衡水平。由於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假設勞動和資本是可以完全相互替代的，所以要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隻要調整資本與勞動的配合比率或者說是勞動—資本比率就可以了。這也就解決了哈羅德—多馬的“刃鋒式”問題，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的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本身也是很難實現的，而且在現實中，資本和勞動也隻是有條件的替代，並不能完全替代。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變革率影響經濟增長率。持續不斷的技術進步一直在增加資本需求，提高實際利率，並引起增加資本存量的儲蓄。隻要有技術進步，這個過程就會重複，並創造持續的長期經濟增長。增長率波動是因為技術進步以可變的比率發生。在索洛模型中，隻有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1957年，索洛在《技術變化與總量生產函數》中，將產出增長分解為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的增長之和。此處，索洛采用Q表示總產出，在中性技術進步條件下的生產函數為：

　　Q=A（t）F（K，L）（1-7）

　　假設（1-7）式是C-D函數，對上式進行全微分，然後再除以Q，得到：

　　Gq=GA+aGL+（1-a）GK（1-8）

　　這就是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公式。其中：GL表示勞動力增長率，GK表示資本增長率，Gq表示產出增長率，GA表示技術進步增長率。這樣，利用相關統計數據，就可以檢驗技術進步的貢獻了。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由此理論推導的結果得出了一係列經濟分析結論，並解釋了人們觀察到的絕大部分經濟現象。主要結論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絕對收斂。即不同的經濟體人均資本（產出、消費）越低，增長率應當越高，最終人均實際GDP將趨於一致。按此結論，窮國的人均實際GDP增長應當比富國更快，並最終趕上富國，即實現趕超。但通過數據檢驗表明，不僅沒有實現趕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趨勢。因此，不同質的經濟實際上否定了絕對收斂結論。但是，比較同質的經濟集團存在一定程度的絕對收斂趨勢，趕超較為容易。二是相對收斂。即一個經濟體（一國）距離其自身經濟的穩定狀態越遠，其增長就越快，也就是從長期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存在一個自身的穩定狀態，經濟如果離此穩定狀態較遠，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隨著趨近此穩定狀態，增長速度也會逐漸變慢。但是，這一理論的缺陷是明顯的：一方麵，它將技術進步看做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另一方麵，它又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而將它排除在考慮之外，這就使該理論排除了影響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新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了。

　　3.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

　　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是由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卡爾多和意大利經濟學家帕西內蒂等人提出的。它的特點在於把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結合在一起。新劍橋學派經濟增長理論是在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上發展起來的，其理論的一個最重要特點是把經濟增長同收入分配問題結合起來考察，一方麵闡述如何通過收入分配的變化來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另一方麵說明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分配變化的趨勢。瓊·羅賓遜和卡爾多是新劍橋學派經濟增長理論的奠基者，1956年他們分別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提出了各自的經濟增長模型。

　　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假設條件是：①資本產量比率或者是資本生產率固定不變，也即資本—勞動比率固定不變。②儲蓄等於投資。③資本家和工人的平均儲蓄傾向都為常數，但資本家的平均儲蓄傾向大於工人的平均儲蓄傾向。

　　卡爾多認為，既然社會的收入是在各個階級之間分配的，其中每一個階級都有自己的固定不變的儲蓄傾向，那麽，收入分配中利潤和工資的比例關係就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儲蓄水平，從而決定了積累率和經濟增長速度。另外，要達到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就要有一定的積累率，從而也要有相應的收入分配的比例關係。因此，經濟增長速度和積累率也是影響國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上述關係可以用下麵一組方程式來加以說明：

　　Y =W +P（1-9）

　　S =spP +swW =I（1-10）

　　將式（1-9）變形為W =Y-P，代入（1-10），則有

　　spP +sw（Y-P）=I（1-11）

　　將式（1-11）移項整理後，可寫成下列形式：

　　P/Y=[1/（sp-sw）]×（I/Y）——sw/（sp-sw）（1-12）

　　上述方程組中，Y-—國民收入；W-—工資總額（勞動者收入）；P-—利潤總額（財產收入）；S-—儲蓄總額；sw-—工資總額中儲蓄所占比例（勞動者的儲蓄傾向）；sp-—利潤總額中儲蓄所占比例（財產所有者的儲蓄傾向）；I-—投資總量。

　　在卡爾多模型中，收入分配和資本積累是直接相關的，當sp和sw既定時，資本積累率（I/Y）直接影響著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P/Y）。也可以說，投資量直接決定著利潤量的大小，卡爾多運用這一模型所反映的各經濟變量相互之間的關係闡明了經濟增長理論中的兩個基本問題：經濟均衡增長的條件和決定經濟增長率的各種因素。

　　4.新經濟增長理論

　　新經濟增長理論（New Growth Theory），或稱“內生技術變革理論”，認為人均實際GDP增長是因為人們在追求利潤中所做出的選擇。而且，增長可以無限持續下去。內生增長理論是基於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發展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突破在於放鬆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假設並把相關的變量內生化。

　　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假定條件有：經濟製度和個人偏好屬於外生變量，技術進步是內生變量，總量生產函數規模收益遞增，政府應當對經濟進行適當幹預以及經濟沒有收益遞減。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相比，新增長理論從不同側麵探究了經濟增長的源泉和機製，並在更大範圍內解釋了經濟現象，也提出了促進經濟增長的相關政策。依照Larry。Jones（1997）的分類，從模型中對生產函數刻畫的角度來看，新增長理論可劃分為凸性模型和非凸性模型兩大類。凸性模型強調生產過程中的規模收益不變特征，其代表作是Sergio。Rrbelo（1991）。從動力的角度看，新增長理論可以分為四類：技術類（外溢和發明）模型、分工類模型、貿易類模型和製度類（金融製度、分配製度、產權製度）模型。在增長動力因素的選擇上，新增長理論非常強調技術因素，也注意到了製度因素，並且也認為製度安排和技術進步在長期中是互動的，是經濟持續增長的不可或缺因素。另外，新增長理論的研究形式主要采用Ramsey式動態優化框架和確定性模式。目前主要的新增長理論模型有：阿羅（Kenneth J。Arrow）模型、宇澤弘文（Hirofumi Uzawa）兩部門模型、羅默（Paul M。Romer）、盧卡斯（Robert E。Lucas，Jr。）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以及巴羅（Robert J。Barro）模型等。

　　新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觀點：利潤刺激了技術變革，一旦作出了一種有利的新發現，每個人都可以利用。這個事實意味著，隨著一種新發現利益的擴散，就可以得到免費的資源了。這些資源之所以免費是因為當它們被利用時，人們並沒有放棄什麽。它們是零機會成本，生產活動可以重複。隨著資本積累，實際利率並不受影響。實際利率自然可以無限高於目標實際利率。隻要人們可以進行使實際利率高於目標利率的研究與開發，人均實際GDP就可以無限增長，增長率取決於人們創新的能力和實際利率。新經濟增長理論有助於我們認識知識、技術在現代經濟中所具有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新經濟增長理論說明，要素投入的增加隻有在起到能夠帶來技術進步的條件下才能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新經濟增長理論能較好地解釋一些方麵的經濟增長事實，而且具有比較豐富的政策內涵，對各國政府製定增長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新經濟增長理論也存在缺陷：過於嚴峻的假設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新經濟增長模型的普適性和對現實的解釋力。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中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與現實相去甚遠；巴羅模型中政府服務對產出的貢獻份額與勞動對產出的貢獻份額一樣大時，才能保證經濟存在一條平衡增長路徑。

　　新古典和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在分析經濟增長的長期決定因素和不同經濟增長路經的收斂問題時，有明顯的不同。新古典認為，特定國家人均資本產出的速度取決於各自的技術進步變化速度，而內生增長模型則認為一國長期的經濟增長一般受製於偏好、技術和稅收結構。在控製技術變革的前提下，Mankiw、Romer和Weil（1992），Barro和Sala-i-Martin（1995）提出的實證研究表明，不同的國家收斂到同樣的增長率，證明了新古典在解釋長期經濟增長方麵優於內生增長模型的能力。但是，新古典過於強調收斂中的資本積累的技術變革代價，Bernard和Jones（1996a，1996b）的研究也表明，OECD國家的增長速度收斂時製造業的技術呈現出不同時間點明顯的市場導向。這些技術變革和經濟增長的不同收斂模式，對早期的內生增長模型也是一個挑戰。第一代的內生增長模型也是假設單一部門的產出，而且技術是按比例變化，這與新古典模型的前提十分相似（Lucas，1988；Bond，Wang和Yip，1996；Ortigueira和Santos，1997）。但是，新古典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在特定情況下是可以結合起來的（Eicher 和Turnovsky，1999）。經濟轉變到平衡增長路徑的長期增長速度的決定因素是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問題。Theo S。Eicher和Stephen J。Turnovsky認為，單一部門的新古典模型和兩個部門的內生增長模型意味著同樣的收斂速度。因此，大量的經驗研究集中在人均資本產出的單調收斂，這也暗示是經濟收斂速度的恰當的代表，近期的研究質疑了這種實證研究的有效性。通過引入綜合的非規模不變的（Nonscale）兩部門模型，很容易地解釋了收斂速度問題以及條件收斂問題。

　　§§第二章 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概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