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業投資研究

第一節 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方式

　　在世界近代社會經濟發展史中，曾經有過幾次輝煌的經濟增長範例。首先是英國的崛起以及由此帶動的西歐各國的經濟增長。19世紀後期以來，美國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取代了英國經濟的世界霸主地位。“二戰”以後，又出現了國際區域性經濟增長，最明顯的實例是歐共體各國的發展和極度落後貧窮的東亞地區的崛起。但是，在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許多問題。為了說明和解決經濟增長中的問題，經濟學家們一直在探索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探索經濟發展的最終動力。本章將係統回顧經濟增長理論的具體發展過程和模型以及經濟增長核算的方法。

　　一、經濟增長的含義

　　西蒙·庫茲涅茨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向它的人民供應品種日益增加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個增長中的能力基於改進技術，以及它要求的製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在夏皮羅看來，“經濟增長可以最簡單地規定為經濟的產量的增加”。“因此，如果增長的定義被規定為經濟的產量的增加，並且如果我們利用國民生產總值作為衡量增長的尺度，那麽就必須把物價變動從國民生產總值中排除掉。”

　　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光盤1.1版）中，“經濟增長指一定時期內，一國生產滿足人民需要的商品和勞務的潛在生產能力的擴大，或者商品和勞務的實際產量的增加”。在《現代經濟詞典》中，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內商品和勞務生產的增長相結合的其生產能力的增長。一般來說，經濟增長是以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經價格變化調整後的年增長率來衡量的”。

　　經濟增長導致經濟規模（包括物質產品和勞務）在數量上的擴大和增加，它反映了一國國民經濟總量的變化狀況。對於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尼古拉斯·卡爾多在1958年就概括了六種經典事實：①從一個比較長的時期看，人均（或每個工時）實際產出的增長率多少具有穩定性。②實際資本存量的增長率大體上也是穩定的，且其增長率是高於勞動投入的增長率。③實際產出的增長率與資本的存量增長率趨於差不多同樣的速度。④資本的利潤率具有一種水平化的傾向，那種短期的利潤率的急劇變化往往與有效需求的變化有關。⑤人均實際產出增長率在不同國家之間是相當不同的。⑥一種經濟中，若利潤占收入的比率越高，則投資占產出的比率亦越高。

　　因此，衡量經濟增長通常主要采用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國民生產淨值增長率、國民收入增長率等總量增長率指標。除此之外，還有各種效率增長率指標，如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等。無論采用何種指標表示，一般都采用不變價格進行計算，以消除價格水平變動的影響。

　　按照《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的解釋，在經濟增長的測算中，“作為經濟增長研究基礎的最廣泛應用的概念，是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即實際的國內生產總值。從消費方麵看，它可以被看做是一國的居民為個人消費而在最終產品及服務上的總支出、在國內與國外的投資，以及政府在健康、教育、國防及其他服務上支出的總和。按照總的生產要素收入與按總產出（增加價值）來定義是等價的。因此，經濟增長應當以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度量，或者如果願意用人口的變動的影響調整時，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度量。”

　　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無論是絕對值、增長率還是人均增長率），都有天生的缺陷。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有些成本是與經濟增長直接相關的，比如環境汙染、閑暇的損失以及工作距離的增加等，但是在計算國內生產總值時，並沒有計入這種“負成本”的影響，因而增長的收益被誇大了。另外，計入GDP的隻是在市場上交易的商品和服務，而且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不能解釋商品和服務在社會不同群體和個人之間的分配的變化。實際上，GDP的總增長可能伴隨著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的絕對下降等。

　　當然，由於統計上的實際困難，現在還沒有一個贏得廣泛認同的能替代GDP的衡量標準。“盡管承認它的缺陷，國內生產總值提供了對經濟福利的主要部分的一個合理一致且可靠的度量，因而它仍是不同時期或不同國家間經濟增長比較的標準基礎”。

　　因此，在本書的研究中，我們仍然把GDP的變化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基礎指標，並結合經濟增長的質量變化，全麵衡量製造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實際作用。一般而言，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主要有：勞動力供給的數量和質量、自然資源及其開發利用程度、科技水平及其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狀況、企業經營管理的水平、資本積累的規模以及社會經濟製度、經濟體製等。正如庫茲涅茨所言：“現代國民產值的增長一方麵是由於資源，即勞動力和資本投入的增長，或一方麵是由於效率的增長，即單位投入有更大的產出，或二者兼而有之。”

　　二、經濟增長方式與科學發展觀

　　1.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

　　經濟增長方式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實現模式，它可分為兩種形式：粗放型和集約型。粗放型增長方式是指產出的增長主要依靠擴大資本和勞動等生產要素的投入來實現的增長方式。由於沒有考慮技術進步，表現在投入產出比上的效益指標沒有明顯的提高；集約型增長方式指的是產出的增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提高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的增長方式，表現為投入產出指標的不斷提高。而集約化是在技術日益進步的基礎上，通過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來推動經濟增長。

　　根據總量生產函數分析和資本產出彈性與勞動產出彈性的計算，可將一個時期的經濟增長率進行分解，即由生產要素投入量增加導致的經濟增長和由要素生產率提高導致的部分。如果要素投入量增加引起的經濟增長比重大，則為粗放型增長方式；如果要素生產率提高引起的經濟增長比重大，則為集約型增長方式。

　　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區分隻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二者並不是截然分開的，有時還是互相交叉的。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程度、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社會製度以及資源環境的約束等，粗放增長因素和集約增長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中國幾十年來的速度型發展戰略的經濟增長方式必定是粗放的，帶來了高投入、高消耗和高速度，但是經濟效益低和環境資源以及資金等各種邊界條件的約束，使這種增長方式也到了盡頭。總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由經濟發展本身的要求所決定的，概括來說，包括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以及轉變經濟增長所需具備的條件。

　　2.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指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增長方式為主轉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為主。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由劉國光等經濟學家引入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是在政策上有實際舉措，即“九五”計劃時國家計委提出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大問題是增長方式問題，要從外延和粗放的增長方式轉向節約和內涵的增長方式。郭金龍（2000）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國際比較的角度分析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影響因素，著重討論了經濟體製、發展階段、技術進步和結構變動等因素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作用。康梅（2006）通過對投資增長模式下的經濟增長因素的分解，提出了經濟增長因素的新的劃分方式：規模增長、硬技術進步和軟技術進步，並指出各因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測算公式以及投資增長模式下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方法。周建和汪偉（2006）根據1978～2004年的樣本，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資本形成、投資效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相關性，使用脈衝響應函數、方差分解模型以及動態相關係數等方法對公共資本、私人資本與產出增長之間的作用機理進行了係統分析。認為為了增強公共投資率的產出效應，應該適度改善目前的投資結構，積極誘導和鼓勵私人部門在具有產出生長點的項目上進行投資，宏觀調控政策在刺激國內有效需求的同時，應加強供給管理並提高供給質量。

　　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麵臨徹底轉變的迫切要求。首先，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帶動了生產力跨越國界流動，世界各國的經濟聯係日益緊密。這一進程為中國調整經濟結構和升級提供了曆史機遇，有利於吸引全球的資源加快經濟發展。但由於我們處在國際分工的底層位置，很多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低，缺乏核心技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提升國際分工水平難度很大，因此，迫切需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其次，多年來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國內的市場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買方市場開始出現，出現了很多產品的過剩，眾多的產品以價格戰的形式作為主要的市場競爭手段，重複建設投資的惡果開始顯現，產能過剩，開工不足，二十幾個省市把汽車和電子信息產業列為支柱產業，十幾個省市將機械和化工產業列為支柱產業，區域之間的優勢互補得不到體現，一切以速度取勝。再次，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追趕特征明顯，但是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不能永遠僅靠要素投入來維持經濟高增長，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也為這種高代價的速度型經濟增長敲響了警鍾。經濟增長是發展經濟、提高人類福利的最基本手段，但這不等於說經濟增長越快越好，因為實現經濟增長是要付出代價的。經過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綜合國力在不斷提高。已經具有了基本完整的工業體係和科技體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在不斷完善，信息化革命也帶給我們跨越式發展的客觀條件，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可行的。但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表達相對比較容易，如何衡量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相對比較困難。

　　總體而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社會經濟生活，不斷提高製造業的技術含量，注重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推動作用，不斷降低消耗，提高經濟效益等。實現經濟有效增長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核心，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為了實現經濟的有效增長。從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方式的關係角度看，對我國這樣一個在現代經濟意義上可以說完全是白手起家的國家而言，任何時候強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高速度都不為過分。因為作為一個後發國家，想要力爭盡快躋身世界現代化強國之林，在與那些和自己早已不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發達國家競爭時，如再不加快自己的經濟增長速度，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是不會縮小的，隻會越拉越大。要迎頭趕上就必須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的想法似乎不言而喻，但是欲速則不達。一定的經濟增長方式需要一定的條件，使產出結構適應需求結構，才能產生良好的效果，形成有效增長，推動經濟的發展。改革幾十年來，我們為經濟高速增長所付出的高昂代價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曆史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要實現真正的低代價的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就要為其尋找真實的動力和堅實的基礎。那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科技貢獻率以及提高管理效益，並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切實提高國家經濟增長的質量。

　　3.製造業投資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係

　　目前，我國處於工業化的中期，正從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向資本密集型工業為主、兼顧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新階段轉化。在此過程中，製造業投資作為中國投資構成的主要產業之一，對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重大影響。轉變投資方式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原因在於：第一，中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以高投入、低產出和低效益為主要標誌的，因此不改變投資的外延就不能改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第二，粗放式的投資方式意味著產品成本高，在市場競爭中難有競爭力，不改變上新項目和鋪新攤子的投資方式，工業化目標難以實現。隻有轉變投資方式，進而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第三，外延型投資方式是以資源的擴張為基礎的，在中國人均資源狀況水平較低的情況下，以內涵式的投資方式代替外延式的投資方式對節約利用各種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積極作用。第四，投資方式轉變是優化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重要原動力，通過投資增量結構調整可以影響和帶動資產存量的結構調整，這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要求。第五，中國作為還處在起飛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資金緊缺是常態，高投入、低產出的投資方式會浪費大量的資金，這樣會影響國民經濟的整體質量。因此，轉變製造業的投資方式可以對以提高經濟效益為重要標誌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產生極大的推動作用。

　　提高投資效益是轉變投資方式的核心內容。對製造業投資而言，提高投資的交付使用率、防止低水平重複建設等都十分重要，尤其是要注重投資的技術含量，除了加大技術改造投資以外，還需要提高對設備的投資比重，因為機器設備是全部固定資產中最積極的部分，是形成生產能力的核心。經濟發達國家都很重視設備投資率，1992～1994年美國的設備投資占總投資的75%，而我國僅有30%左右。另外，還應加強高技術設備投資比重，高技術設備體現的是科技就是第一生產力，而我國80年代和90年代的先進技術設備的比重很低，數控機床數量偏少。同時，還應該重視增量投資對存量資產的結構調整的帶動作用，通過並購等方式盤活存量，優化結構，並且政府應該出台一些鼓勵內涵型投資的相關政策，包括財稅政策、信貸政策、利率政策以及產業政策等，合理引導製造業投資規模、方向和布局，不斷提高投資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優化整體資源的使用效果。

　　衡量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有科學的指標體係，相關的指標有：經濟集約度、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人均GDP、信息化指數、每萬元GDP能耗、投資指標（投資效果係數、投入彈性係數以及勞動力技術裝備程度）、科技進步指標以及環境保護指標等。因此，經濟增長的同時更應該重視正確處理經濟增長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相互關係，使人口的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促進社會全麵進步。為此，必須控製環境汙染，改善環境質量，保護生命支持係統，保護生物多樣性，保持地球生態的完整性，保證持續地使用可再生性資源，使人類的發展保持在地球承載力之內。可持續發展要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為目的，與社會全麵進步相適應。工業化水平低、資源利用水平低、生產方式粗放、不計代價的高速度等，都是急功近利地拿資源換取經濟發展速度的內因，這也是GDP成為我國各級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標的根源。因此，“GDP的增長是衡量發展狀況的一項至關重要的指標，但它又是不全麵的，如它與人類發展的某些部分聯係失當時，或在將它與環境破壞程度上升聯係在一起時，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