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業投資研究

導論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發展，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前列。但在持續高速增長的背後，存在一種粗放式的高投入、低產出的經濟增長方式。為改變這種狀況，黨中央提出了要以科學發展觀指導我國經濟的發展。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之一的投資，需要不斷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在我國的投資中，製造業投資占了很大的比例，其投資效益的好壞對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如果能夠不斷提高製造業的投資水平和效益，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提高整個社會的投資效益都有重要意義。

　　我國正處於工業化的中期，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為了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經濟增長主要還要依靠工業。工業中的采掘業由於受資源的限製，不可能快速增長，因此製造業仍是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我們要依靠製造業為人民提供各種生活用品，提供工農業所需要的生產資料、服務業所需要的各種手段、基礎設施所需要的各種裝備、國防所需要的各種武器、科技發展所需要的各種儀器設備以及保證人民健康所需要的各種醫療儀器和藥品、精神文明建設所需要的物質條件等。沒有製造業的大力發展以及大量投資，這是不能實現的。而且，作為我們今後要大力發展的高技術產業，其本身就是製造業（OECD定義的四種高技術產業全部是製造業），製造業也為新技術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納米技術都離不開製造業的支持。因此，可以說大力提高和發展我國的製造業關係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全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製造業有了顯著的發展，無論製造業總量還是製造業技術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製造業對中國經濟在過去20多年裏實現持續增長起到了關鍵作用。在今後相當長時間內，製造業的發展還將進一步引領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增長，其投資不僅在規模上需要繼續保證一定的數量，而且還要走利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新型發展道路，不斷提升製造業的投資效益，優化製造業的產業結構，不斷提高製造業高級化的程度，最終實現製造業強國的夢想。

　　經濟學作為研究國民財富的學科，從誕生之日起就關注國家如何才能富強興旺。在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的視野中，經濟增長和國家強盛基本上是同義語。經濟增長的結構決定於社會生產的結構和物質技術狀況發展的階段性，而經濟增長的這種結構狀況是由生產力水平的結構狀況決定的。不僅如此，經濟增長過程的階段性也是由生產力發展的階段性決定的。縱觀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曆程可以發現，製造業的發達程度實際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總體發展水平。從18世紀英國爆發工業革命開始，製造業走出手工作坊階段，迅速發展壯大，逐漸成為世界各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產業。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大批大量生產模式的確立使製造業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巔峰時期。

　　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報告，製造業不僅是當今世界發展的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中原因在於：製造業將技術進步用於生產、製造業促進創新、有利於創新的傳播、能夠開發新理念和新技能、引領製度發展、產生有益的外部效應、促進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產生動態比較優勢、促進經濟國際化和促進企業現代化。因此，在中國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曆史時期，探索不斷提高我國製造業投資規模和效益的途徑，對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意義重大。在中國經濟的成長過程中，製造業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在我們關心國民經濟的GNP或GDP增長率的時候，同樣也不要忽視‘增長’的內容是什麽。服務性行業雖然極為重要，不可缺少，但這部門的‘所得’的增加，並不是現實經濟的實物的增加，不可能與生活必需品一樣可以賴以生存和發展。”目前，中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非常明顯，這種比較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形成了中國獨特的國際競爭優勢，在國際分工中已經爭取到比較有利的地位。黨的十六大提出了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宏偉目標，這是中國幾代人的夢想。目前，中國製造的電視機、DVD視盤機、移動電話、顯示器、程控交換機、空調器、集裝箱、光學元件、電動工具、小家電等十幾種產品的出口數量和金額均位居全球首位。這一趨勢向世人昭示著，正像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一樣，“中國製造”時代正在到來。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三個國家美國、日本和德國，其製造業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是最強的，三個國家無一例外地把製造業作為立國之基、強國之本。高度發達的製造業和先進的製造技術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國際競爭能力的重要標誌，也成為一個國家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獲勝的關鍵因素。

　　工業化作為一個世界現象，任何國家的工業化都是在世界經濟中發生和推進的。中國工業化過程如果要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保持強有力的經濟增長和工業規模擴張（包括幾億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中國就必然會成為一個規模巨大的“世界製造中心”。但從目前來看，中國製造業還存在總體規模小、製造業的人均勞動生產率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技術創新能力十分薄弱、低水平生產能力過剩以及管理水平低等問題。我國製造業增長仍然延續以大量物資消耗為代價的傳統發展模式，單位GDP的物耗和能耗都居於世界高位。在高物耗和高單位產值能耗的發展模式下，我國同時還麵臨著巨大的資源對外依存度的問題。這種粗放的發展模式不僅給國家的能源和資源安全帶來了嚴重的潛在威脅，也使環境遭到了嚴重破壞。著名經濟學家李京文認為，製造業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初級產品生產階段；二是加工、裝配階段；三是自主知識產權階段。目前，發達國家均已進入自主知識產權階段。發達國家均以裝備製造業作為主要支柱重點發展，並根據各自國情形成了一定的產業分工，在某些主導製造領域形成了較強優勢。例如，瑞典以生產工程機械為主，日本以生產電氣機械為主，德國以生產運輸機械為主，美國以生產飛機、集成電路為主。對於一般製造業，各發達國家均不同程度地將其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由此形成了發達國家日益趨於“頭腦國家”、發展中國家日益趨於“軀幹國家”的分工格局。中國製造業的發展大體上處於加工裝配階段，不經過加工階段不行，但僅停留在加工階段也不行，必須走向自主知識產權階段，向發達國家看齊。

　　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表明，製造業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石，也是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基礎。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英國的興起是以“世界工廠”著稱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和德國的強盛也是以製造業為基礎的，工業化時代使製造業成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同時，製造業的誕生和發展是以技術創新為推動力的，18世紀以機器為代表的工業革命，19世紀的電器革命，到了20世紀則出現了技術革新迭出的時代，這些技術創新和技術革命都是通過製造業發展來實現的。因此，工業化國家的高科技產品是以本國所建立的製造業體係為基礎的，而且是高科技產業化的基礎。對於中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而言，也必須實現從製造業大國逐步到製造業強國的跨越，就要走“新型製造業”的發展道路。如果說傳統工業化是由農業經濟為主轉向以工業經濟為主的社會發展演進過程，那麽新型工業化就是將傳統工業化任務與信息化結合起來的社會發展演進過程，是尚未完全實現工業化的後發展國家必須跟上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步伐，在實現工業化的同時步入信息時代的一個新的曆史發展階段。新型工業化強調更多的是科技進步的影響和生產與服務的科技含量增加，是信息化的廣泛應用及其對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促進、帶動和提升，是社會生產力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的網絡化變革，是知識資本、人力資本的重要作用，以及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這就要求“新型製造業”的發展，就是依靠科技創新、降低能源消耗、減少環境汙染、增加就業、提高經濟效益、提升競爭力，最後實現製造業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新型製造業”背景下製造業投資問題，不僅在投資方向上需要調整，而且在投資形式以及管理內容上也要創新。特別是應把加強製造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投資放在戰略性地位上；同時，重視製造業投資的節能降耗以及環境保護問題，減少低水平重複建設，這是發展製造業投資的內在必然要求。為了讓製造業繼續引領中國經濟增長，從國內製造業正處於相對過剩的情況看，必須通過戰略性的結構調整，才能夠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製造業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戰略發展製造業，有利於我國的可持續發展，也有利於製造業企業的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因此，本書以製造業的投資為研究對象，通過製造業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探討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內，如何加強和優化中國製造業投資，以及如何不斷提升製造業投資的技術水平和投資效益，對於我國實現科學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本書的主要內容和研究框架

　　本書包括導論在內共分為九個部分，導論簡明地闡述選題意義和背景，以及研究的範圍和框架、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存在的問題，介紹研究的創新點，並回顧國內外的研究進展。第一章在分析相關概念的基礎上，通過係統回顧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理論，論述製造業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理論基礎。第二章通過分析我國製造業投資的發展狀況，從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入手，闡述加強製造業發展對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作用，並通過國際比較說明我國繼續加大製造業發展的客觀必然性。第三章從投資規模的角度，利用製造業投資的乘數原理，通過計量檢驗，說明製造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以及製造業投資對不同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強調了維持一定數量的製造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客觀必然性。第四章從投資結構的角度，分析我國製造業投資的行業構成情況，重點分析了不同行業的基本建設投資和更新改造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說明在製造業投資中應該加強更新改造投資的力度，通過更新改造投資不僅可以優化存量結構，還能夠為提升製造業整體技術水平創造物質基礎。第五章從製造業投資效益的角度，實證研究中國製造業投資的情況；闡述了在製造業的投資總量穩步增長的情況下，製造業投資效益總體上並沒有惡化，但是不同行業間的投資效益有較大差別。第六章研究不同的融資渠道對製造業投資的影響，在中國現有的金融市場環境條件下，製造業投資的資金來源中企業自籌的比重在不斷加大，尤其是通過證券市場募集投資資金已經成為製造業投資的重要來源。第七章係統研究自主創新對製造業投資的影響，解決製造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投入不夠的問題，是製造業投資中的重要抉擇，通過對製造業核心技術研發尤其是高新技術設備的投資，加強製造業的人力資本投資，對製造業投資的結構優化有重要意義。第八章闡述影響製造業投資的經濟政策因素，從影響製造業投資的宏觀經濟政策中，選擇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和環保政策等作為研究對象，就如何通過相關的政策選擇來推動和促進製造業投資，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三、製造業投資和經濟增長的文獻綜述

　　在製造業投資與經濟增長的研究領域中，相關文獻基本上是三類：第一類是研究經濟增長的經典文獻，主要是各種理論模型和因素分析方法；第二類是投資領域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主要是從投資的供應效應和需求效應來分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包括投資總量、投資結構和投資效益等內容，也涉及投資體製等製度層麵的內容；第三類是研究工業化以及現代化的理論，也包括對製造業的實證分析的研究結果等。下麵分別從國內和國外兩個層麵分別論述。

　　1.國外研究現狀

　　關於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係，無論是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還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的哈羅德—多馬，以及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索羅等學者，都認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但是，關於經濟增長的方式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新古典理論認為，從競爭均衡的假設出發，所有部門的勞動和資本都帶來相同的邊際收益，經濟增長是資本積累、勞動力增加和技術進步長期作用的結果；而結構主義則認為經濟增長是結構轉變的結果，生產結構的變化通過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能夠有效地利用技術，結構轉變是在非均衡的條件下發生的，因此勞動和資本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高的部門，推動經濟的增長。實際上，新古典理論和結構主義所做的假設是兩種極端情況，現實經濟則處於兩極之間。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情況距新古典理論的假設相對較近，而發展中國家則更接近於結構主義的假設，而投資對這兩類國家都是重要的唯一增長因素。

　　古典經濟學是資本主義工廠手工業和工業革命發展初期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亞當·斯密第一次係統全麵地研究了一國財富增加的原因。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以發展生產力、增加國民財富為中心，通過對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曆史以及倫理道德的多視角分析，全麵考察了增加財富、發展經濟的各種因素、途徑和條件，在經濟學說史上建立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經濟增長理論體係。亞當·斯密從分工、生產勞動、資本積累和對外貿易等方麵較深入地分析了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闡明了經濟的有效增長建立在供給與需求協調發展的基礎上。

　　Harrod（1939）和Domar（1946）建立的第一個數學化的增長模型——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構成了現代經濟增長研究的起點。新古典增長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索洛（R。Solow，1956）在仔細研究哈羅德經濟增長理論之後，放鬆了資本與勞動不可替代的假設之後創立的。通過在生產函數中引入要素的可替代性，克服了Harrod-Domar模型中自然增長率不穩定的缺陷，從而建立了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古典模型的基本前提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不存在規模經濟，並且技術是外生的。Solow（1957），Kendrick（1961），Denison（1962），Jorgenson與Griliches（1967）提出了增長核算的基本概念，其中索洛餘值是其核心所在，被看做是技術進步的測量結果。最近的內生增長理論揭示了其具體的構成情況，在模型框架內可以清晰地解釋餘值的含義。可以說明能通過增加回報和技術外溢來證實技術進步是有目的的研究的結果，這樣就為解釋R＆D費用的餘值、公共政策以及其他因素的餘值指明了研究方向。經典的經濟增長模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互補的。

　　內生增長模型始於Romer（1990），Segerstrom（1990）等人，Grossman 和Helpman（1991）以及Aghion 和Howitt（1992），他們強調產業的R＆D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在一般均衡框架（General-equilibrium Framework）中，他們認為增長受私營公司中的技術進步的驅動，雖然認識到專利保護對產業創新的激勵作用，但是對專利政策的影響卻關注甚少。Ted O’Donoghue和Josef Zweimuller（2004）檢驗了內生增長模型中專利保護的問題，在一般均衡模型中，激勵和打破產業組織中的壟斷程度都能促進R＆D，而且專利影響R＆D在不同產業間的分布。他們利用Grossman 和Helpman（1991）以及Aghion 和Howitt（1992）模型框架創建了描述專利政策的內生增長模型，以內生增長政策為基點，表明對未來創新者的保護是如何激勵R＆D投資的。

　　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假說是增長理論關注的焦點之一，原因在於不同的增長模式導致了國家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和生活質量差異。Alain Desdoigts（1999）研究了全球不同國家資源的異質性，證實在同一個俱樂部內部的國家（國家內或國家間）經濟增長與多部門平衡增長（Multiple Equilibrium-growth）模型是一致的（Azariadis 和Drazen，1990），因此加強了俱樂部收斂性假說的有效性，特別是處於製造業高度發達階段的國家，一般來說與高增長是線性相關的。經濟增長和相同的經濟結構的關聯情況，使人們重視現實世界中的哪些特征是導致經濟起飛和完成追趕的起始水平，低於這種起始狀態的經濟看來會陷入貧窮陷阱，從而導致了國家間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一旦達到特定階段，經濟增長就會收斂。

　　Ziv Bar-Shira，Israel Finkelshtain，Avi Simhon（2003）認為，可能回答為什麽國家貧富差距如此之大問題的核心在於，區別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於資本積累還是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這種區分對研究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很必要的（Young，1995；Hsieh，2002）。為此，大部分的實證研究都是假設生產函數的變量與Cobb-Douglas 的生產函數含有一樣的係數（Mankiw，Romer和Weil，1992；Klenow和Rodrigues-Clare，1997；Hall和Jones，1999；Easterly和Levine，2001），當然這種實證的缺陷是明顯的，它要求不同國家在不同時間的資本和勞動的替代是不變的。他們提出了一個表示不同國家的技術等級的新穎的非參數方法（Non-parametric Methodology）來估計TFP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通過對25個發達國家1980～1990年間數據的分析，發現了與利用Cobb-Douglas假設的明顯區別。從截麵數據的分析得知，1980～1990年日本的經濟增長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TFP沒有變化，並不能反映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在此期間的美國的TFP是最高的，新加坡是最低的。這與Young（1995）發現的新加坡令人眼花繚亂的經濟增長幾乎僅僅歸因於投入積累的結論不同，因為至少在此期間新加坡的TFP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另外，令人奇怪的是人均收入很高的瑞典和瑞士，TFP的排名並不高，原因可能在於與其他OECD國家相比，它們的單位產出使用了高質量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美國在1980年的每個工人的產量比任何國家在1990年還要高（比利時除外），法國、日本和意大利在1980年的TFP高於甚至包括英國、比利時、瑞典和加拿大在內的大部分國家在1990年的水平。這似乎也表明，決定TFP的因素不僅是科技發達與否或新設備的發明數量，更重要的是還與製度特征、管理技術、激勵機製等有關。對於東亞的經濟增長奇跡，通過TFP排名發現其主要動力來源於要素積累，東亞的“虎”們，尤其是新加坡的TFP都低於樣本的平均值。

　　錢納裏（Chenery H。B。）等人在《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一書中強調經濟結構轉變同經濟增長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不僅表現為不同的經濟結構將有不同的收入水平，而且還表現為經濟結構的轉變，特別是在非均衡條件下的經濟結構轉變能夠加速經濟增長。利用多國模型，錢納裏等人認為，工業化的程度一般可由國內生產總值中製造業份額的增加來度量，經濟高速增長總是與製造業的高速增長聯係在一起，指出結構轉變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隨發展水平而變動。

　　庫茲涅茨在《現代經濟增長》中，利用翔實的統計資料對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研究，包括從經濟增長的總量、增長速度以及結構等方麵進行了比較，特別是對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從國民產值、產業結構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麵進行了詳細比較，試圖揭示經濟增長的全過程，並概括出了現代經濟增長的若幹特征。他在《各國的經濟增長》中認為，經濟增長中的部門變化和總量變化是相聯係的，可以把部門的變化結合到總量分析中進行權衡比較；認為消費者的需求結構變動引起了生產結構的變化，單個部門的技術變革對生產結構有重大影響，在開放條件下，產品相對生產優勢的變動反映出了增長率的變化。

　　在《經濟增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一書中，羅斯托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加速發展就是由不同的產業部門的發展來推動的。羅斯托認為，要順利起飛，一是積累應占到國民收入的10%以上；二是建立主導部門對起飛至關重要。從曆史上看，棉紡織業曾是英國起飛階段的主導部門，瑞典的木材工業、日本的繅絲業、丹麥的肉乳製品加工業都曾經作為主導部門，為起飛立下了汗馬功勞。任何時期不同部門的成長速度將大不相同，可以把一種經濟的各部門分為三類：主導部門、補充成長部門和派生成長部門。羅斯托認為，由於采用了新技術而迅速發展的主導部門，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但一旦其先進技術已經充分擴散到各有關部門和地區之後，主導作用就喪失了。這時如果又出現新的主導部門，則經濟將再度發展。如果主導部門的更替能夠順利實現，則經濟將出現持續增長。

　　英國劍橋經濟學家卡爾多對從1954～1964年12個領先工業化國家的研究中發現，GDP的增長率和製造業產出增長率之間存在很高的相關性，由此他提出了卡爾多第一定律，認為製造部門是經濟增長的引擎（Kaldor，1967）。

　　Rajah Rasiah（1996）根據馬來西亞的製造業發展，證明了結構主義經濟學家們所認同的製造業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強調應該對製造業的發展在政策上給予更多的關注。結構主義經濟學家們是利用產業政策推動經濟快速成長的堅定支持者（Lewis，1956；Myrdal，1957；Kaldor，1967；Thirlwall，1989），製造業在帶動產業內和產業間發展中有獨特的巨大推動作用也得以證實（Young，1928：527-542）。利用12個發達國家的樣本，Kaldor（1967：3-23；1975：891-896；1979；1989：282-310）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種關係。基於製造業給經濟帶來的靜態和動態的回報，製造業增長和經濟增長是正相關性的（Thirlwall，1989）。由於製造業還生產不同行業和部門所需要的資本品，對製造業的技術變革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Weiss，1988）。因此，結構主義經濟學家們勸導政府製定支持製造業擴張的經濟政策。馬來西亞是自然資源比較豐富的國家，從1971年實施新經濟政策以來一直把製造業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通過利用Brailovsky（1981）建立的計量模型，回歸分析了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數據，並補充了Kaldor（1967）模型中所欠缺的行為、製度以及動態影響因素，再次實證了製造業投資對經濟增長以及其他產業部門擴張的推動作用。

　　2.國內研究現狀

　　在研究經濟增長方麵，國內學者主要是借鑒國外的理論成果和實證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並進行實證分析，尤其是重點關注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經濟增長的特殊性。除了對經典經濟增長理論在分析我國經濟實踐中的適用性和有效性以外，研究內容包括利用我國的統計數據進行計量檢驗，分析區域經濟增長的機理和差異性，以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經濟增長的質量等。

　　王小魯和樊綱（2000）在評價中國改革20年來經濟增長的整體狀況的基礎上，從生產要素、製度變革、結構變動、外部環境等方麵分析高速增長的原因，認為資本形成加速對過去的經濟高速增長做出了很大貢獻，投資效率的提高和儲蓄率的上升至少同等重要。經濟增長方式需要轉變，深層次的體製變革以及城市化和以技術進步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調整，以及深層次的體製改革（包括政府自身改革和市場環境改善），將成為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舒元和徐現祥（2002）采用Jones（1995）實證檢驗增長理論的方法，針對三類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特征，實證分析了1952～1998年間我國經濟增長的典型事實，實證結果明顯拒絕了新古典增長理論和R＆D類型增長理論，相對支持AK類型增長理論。認為我國1952～1998年間的經濟增長是資本驅動型的，其根源是我國經濟增長製度本身。因此，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進一步深化經濟增長製度的改革。楊德權（2005）著重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應用效率競賽模型分析了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過程，重點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來源、效率“瓶頸”轉換過程和增長的可持續性。

　　在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係方麵，張中華（1986）等人認為建設投資規模多次突破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從而影響了整個經濟建設的正常進行。投資規模膨脹是生產力、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多方麵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角度，綜合考察經濟增長、投資擴張、資源“瓶頸”、增長方式轉換、經濟體製改革之間的內在聯係，揭示出投資規模膨脹形成的原因。王加春（1986）認為，經濟增長與投資增長的關係是相對動態的。一方麵，經濟增長是投資賴以擴大的基礎。從社會的角度看，投資作為資金價值的墊付行為，歸根結底取決於社會總產品價值向資金的轉化程度。經濟的發展程度直接製約著投資的數量。另一方麵，投資增長又是經濟增長的必要前提。林葉等人（1990）認為，在影響經濟增長的諸因素中，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最直接、最密切。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麵投資會形成直接的需求，這種需求通過各產業間的聯係產生波及效果，進一步擴大了需求，從而刺激生產的擴張。另一方麵，投資又擴大了經濟的供給能力，通過新增固定資產的運轉擴大了總產出。因此，研究經濟增長結構的變化規律，就不能不分析投資結構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結構的影響。鄭思齊和劉洪玉（2001）利用計量經濟模型，對我國建設投資和國民經濟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定量的分析，建立了能反映二者之間長期均衡和短期波動關係的誤差修正模型。結果顯示：無論是固定資產投資還是建築安裝投資，GDP對它們的彈性係數都大大超過它們各自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這表明，建設投資能夠高效率地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是刺激經濟活動的重要手段之一。葉飛文（2004）分析了中國近5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各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動態貢獻率，尋找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有效路徑。認為要素投入的增加固然可帶來經濟增長，但生產要素資源是有限的，單純依靠要素投入很難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要素投入增加和綜合生產率提高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樊瀟彥（2005）研究了經濟增長與中國宏觀投資效率的關係，認為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深入研究和比較了我國的宏觀投資效率。曹爾階（2005）認為，投資增長是經濟增長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投資的高增長反映了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和發展過程中的必然性。當務之急是如何協調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係，確保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轉換，真正走上新型工業化道路。夏和平和王邦宜（2006）分析了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並比較了一般投資拉動和設備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的質量優劣。認為我國低水平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但消費拉動型和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也不是當前我國的現實選擇，未來應當采取以設備投資拉動為主、兼顧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

　　殷醒民（1998）根據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部門比較發現，製造業是我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並不是20世紀90年代初政府部門和經濟學界一直倡導的服務業。通過對中國、美國、日本、德國的製造業規模和人均製成品占有數的國際比較提出，經濟結構轉型中應以發展製造業作為重點，也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流是擴大製造業的生產規模，加速工業化的發展速度。通過對1980～1995年製造業內部結構變動的實證研究，揭示了90年代初以來的重化工業發展帶動了經濟增長，表明隨著人均收入的上升，製造業內部結構向技術更加密集的部門轉變，資本品製造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和比重的上升表明我國正在進行製造業的深化過程，將為21世紀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基礎。

　　劉誌彪和王建優（2000）在中國進入買方市場以後製造業企業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的背景下，研究了製造業走出危機的途徑。分析了製造業陷入困境的起因，在剖析國內主要觀點的基礎上，根據對中國經濟運行的經驗觀察，提出了關於中國製造業生產能力過剩的七個基本原因，同時從五個方麵就中國製造業產業升級戰略作了探討。李讚和湯春梅（2003）認為，世界製造業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有規律地在國際間跨國轉移。促使製造業跨國轉移的因素有：區位優勢、技術優勢、價格優勢、國家政策、社會壓力等。從總的趨勢看，製造業跨國轉移是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或由技術領先國向其他國家擴散。中國製造業的發展麵臨多方麵的挑戰。李廉水等人（2005）從新型製造業的角度，研究了我國各地區製造業的經濟創造能力、科技競爭能力和環境資源保護能力，指出了各地區製造業發展中建立的優勢和存在的不足。

　　四、研究方法

　　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按大類劃分為兩類：實證研究和規範研究。但是在具體分析經濟問題時，可能難以將兩種方法界定開來使用。本書的基本研究邏輯是利用現有的投資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成果，結合中國製造業投資的實際情況和統計數據，對中國製造業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係進行實證研究。因此，在寫作過程中，筆者采取如下研究方法：

　　（1）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受數據來源以及計量技術的限製，難以將經濟問題完全定量化分析，必要的定性研究和邏輯判斷是很有必要的。一味地強調計量模型，可能會掉入過分數學化的陷阱，盲目追求形式的完美而忽略研究的經濟意義則完全背離了研究的初衷，因此需要將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機結合使用。

　　（2）理論和實踐結合的方法。研究任何現實的經濟問題，離不開一定的經濟學理論。將不同社會背景和曆史時期形成的經典理論和方法，與活生生的現實生活結合起來，才能回答和解決中國經濟中存在的若幹問題。否則，生搬硬套地照抄理論模型，不顧及中國的特殊狀況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那隻能是鸚鵡學舌。

　　（3）總量研究和結構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任何經濟問題都大致可以分為總量和結構兩個方麵進行研究，這樣才能分析透徹問題的本質，達到研究的目的。

　　五、本書的創新之處和存在的不足

　　本書的主要創新點：①以製造業投資為切入點，利用統計資料，采用阿爾蒙滯後分布模型，定量研究了中國製造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及在不同經濟區域的經濟增長中的貢獻。②在製造業投資結構分析中，不同行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同，尤其是技改投資和基本建設投資中，技改投資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較大。③製造業投資效益不穩定，但是最近幾年的效益在好轉，技術改造投資效益好於基建投資效益，不同行業的投資效益差別很大，重化特征的製造業投資規模在加大，投資效益也在好轉。為了充分利用20世紀前20年的戰略機遇期，隻有維持一定規模的製造業投資，不斷提高製造業的投資效率，通過優化投資結構來提升製造業的產業素質，中國才能夠逐步由製造大國轉變為製造強國，才能夠推動國民經濟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本書的不足之處在於沒有詳細研究製造業投資和第三產業的關係，以及沒有詳細比較國內外的製造業投資情況，對於製造業投資的製度建設和投資體製問題，也沒有展開闡述。

　　§§第一章 經濟增長理論和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