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韜雖然在洋人辦的書館做事，但始終未忘卻炎黃子孫的曆史責任，他渴望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並多次上書江蘇巡撫徐君青和上海道吳曉帆，主張與英法修好，仿效西方，實行改革。但由於“言過切直”，王韜反被視為“狂生”、“叛逆”。對此，他自歎“雖有心救時，然進身乏術”，常常“痛哭流涕扼腕歎息”。在舊勢力眼裏，來自底層的聲音，不僅人微言輕，簡直是自作多情。
太平軍占領江浙後，王韜回老家小住，結識了太平軍逢天義劉肇鈞，他是太平天國蘇福省民政長官。王韜用“黃畹”化名上書太平天國當局，這個條陳轉到忠王李秀成手中，但時隔不久，清軍在洋人幫助下攻破李秀成王家寺大營，王韜條陳落入清軍之手。這個條陳被層層上報，清統治者嚇出一身冷汗。1862年4月，一道通緝令急如星火地從北京傳來，同治皇帝諭旨：“……帷逆黨黃畹為賊策劃，欲與洋人通好……著曾國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網。”一時沸沸揚揚，在清朝官場，居然稱他為“長毛狀元”，是太平天國中的“重要人物”。
其實王韜隻是上了個條陳。在太平軍前期，頗有一番蓬勃景象。讀書人投奔太平軍、遊說獻策、上條陳提建議的，不知其數。我國最早留學美國歸來的容閎，就曾經遊說“天國”，並得到洪秀全的接見，而容閎後卻成為曾國藩、李鴻章洋務運動中的重要助手。為什麽王韜一紙條陳，卻弄得清廷如此緊張？原因是，這個條陳的分量太重。
據眾多野史所載，王韜條陳洋洋兩萬餘言，向太平軍獻出襲取上海之策，他提議“請媾和外國，借其勢以圖中原”。《清稗類鈔》道：“澤之數千言，皆足致官軍於死命……忠王亡於此人（王韜），交臂失之，不可謂非清廷之福也。”《南園叢稿》記載：“同治元年三月，清人攻克七堡，得其書，閱之大驚，蘇撫薛煥疏聞於朝，江南北大為戒備，至四月，李鴻章督師來上海，依為根據，遂平蘇常，由忠王不用王韜之計也。”又是“大為戒備”，又是火速調兵遣將，足以說明王韜條陳戳中了清廷的“軟肋”。所以，時人稱他為“霸才”。所謂“霸才”，即稱雄之才，輔佐主子成為“霸主”的“智囊”，如春秋戰國時齊國的管仲、秦國的商鞅。事隔幾年，清廷的黃遵憲、吳瀚濤隨使美洲經過日本，與王韜相聚，吳瀚濤賦詩一首贈王韜：
銅琶高唱大江東，不許閑愁惱乃公。
四海霸才能有幾？今宵歡樂又偕同。
然而這時的“霸才”卻遭清廷通緝，避居上海英領事館長達一百三十五天，連母死都不能回鄉。最後在英國人幫助下，不得不出逃香港。
1862年10月4日，上海外灘碼頭，一個相貌平常、經過改裝的青年，急匆匆地登上英國怡和洋行“魯納號”郵船，開始了長達二十三年的流亡生涯。他就是被通緝的“黃畹”——王韜。
王韜到達香港後，在英華書院任職，以後又擔任英人羅郎也創辦的《近事編錄》主編。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是一位研究漢學的西方學者，他歡迎王韜的到來，始終以國士之禮優待。為了使歐美人士了解中國文化，理雅各正致力於《中國經典》的翻譯編纂，他得到王韜的幫助，如虎添翼。本來就有著紮實經學功底的王韜，每譯一經前都要廣輯博集，收曆代名家之說，並結合自己研究心得，作為譯經參考。他先後助譯了《書經》、《竹書紀年》、《詩經》、《春秋左氏傳》、《易經》和《禮記》等。理雅各讚譽王韜是他所見到的“最博通中國典籍的中國學者”，他一再表示“感激而承認蘇州學者王韜之貢獻”。
1867年，理雅各邀請王韜去他家鄉蘇格蘭續譯《中國經典》，這成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轉折點。在理雅各家鄉蘇格蘭北境的克拉克曼郡亨達利鎮的杜拉村，王韜一住兩年多，一邊譯書，一邊瀏覽。他每到一處，必登岸考察當地民俗風情，將所見所聞記載在他的《漫遊隨錄》一書中。在杜拉村居住期間，理雅各及其三女瑪麗常陪同王韜遊覽鄰近的杜拉山、坎伯古堡、替裏扣特裏鎮、阿羅威、斯德零故宮和愛丁堡，參觀愛丁堡大學，遊覽阿伯丁、亨得利、格拉斯哥、丹迪等地。王韜登上杜拉山，在山頂看到的奇異景象令他情不自禁地抒發下了“家鄉不見空生哀”的感歎：
濟勝漸無腰腳健，探幽陡覺心胸開。
泉聲若共石鬥激，嵐影時與雲徘徊。
眼前已覺九霄近，足底忽送千峰來。
天悅羈人出奇境，家鄉不見空生哀。
這首《獨登杜拉山絕頂》詩，詠異域他鄉的山光秀色，抒寫詩人遙想家鄉的深沉感受，頗具特色，是清詩中少有的描寫外國山水風光的作品。
王韜還訪問了法國、俄國，兩遊倫敦，三訪蘇格蘭首府愛丁堡。離英後，他又訪問了日本。很多新鮮事物使他驚異交集，如火車、自來水、煤氣、馬路上的灑水車、電報……他多次旁聽英下議院開會，對“君民共主”的政體十分讚賞。而當他看到埃及的衰落時感慨萬端，認為是由“閉關鎖國”和“不知變通”所致，是中國的“前車之鑒”。
《中國經典》的出版，在西方引起轟動。至今雖已一百多年，但理氏譯本仍被認為是中國經典的標準譯本。理雅各聲名大振，獲法蘭西學院儒蓮獎金、愛丁堡大學法學榮譽博士學位，並特邀為牛津大學首位漢學講座榮譽教授。王韜也因此名噪一時，為英國社會所矚目，各大學、教會和民間團體競相邀請他講學，成為英國最高學府講壇上的嘉賓。
在牛津大學講台上，王韜呼籲英國停止對華不平等行為，提出相互尊重、和睦共處。他對中西文化的異同做了具體比較，結論是“本質同而異”，他說：“東方西方心同理同，曆史嬗遞，發展演變，最終浮現出一個大同世界。”他是第一個走上牛津講台的中國人，演講的內容英人聞所未聞。據說，當時滿堂聽眾的鼓掌蹈足聲“牆壁為震”。此後，愛丁堡大學、蘇格蘭大學等高校和團體，紛紛邀請他講學，各報輿論歡迎這位“東方學者”，他的手書、詩詞被視為珍品，他的相片和題詩被懸掛於倫敦畫室。
在英格蘭海耳商會的座談中，王韜大聲疾呼鴉片害人。他說：“絲茶貿易，有利於英國和中國；鴉片則不同，除了英國獲巨利外，對中國有百弊而無一利，其害不可勝言。這難道是正常的公正貿易嗎？這就是自稱為仁義文明之國的大不列顛王國的‘正義之舉’嗎？”
太平軍占領江浙後，王韜回老家小住，結識了太平軍逢天義劉肇鈞，他是太平天國蘇福省民政長官。王韜用“黃畹”化名上書太平天國當局，這個條陳轉到忠王李秀成手中，但時隔不久，清軍在洋人幫助下攻破李秀成王家寺大營，王韜條陳落入清軍之手。這個條陳被層層上報，清統治者嚇出一身冷汗。1862年4月，一道通緝令急如星火地從北京傳來，同治皇帝諭旨：“……帷逆黨黃畹為賊策劃，欲與洋人通好……著曾國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網。”一時沸沸揚揚，在清朝官場，居然稱他為“長毛狀元”，是太平天國中的“重要人物”。
其實王韜隻是上了個條陳。在太平軍前期，頗有一番蓬勃景象。讀書人投奔太平軍、遊說獻策、上條陳提建議的，不知其數。我國最早留學美國歸來的容閎，就曾經遊說“天國”，並得到洪秀全的接見，而容閎後卻成為曾國藩、李鴻章洋務運動中的重要助手。為什麽王韜一紙條陳，卻弄得清廷如此緊張？原因是，這個條陳的分量太重。
據眾多野史所載，王韜條陳洋洋兩萬餘言，向太平軍獻出襲取上海之策，他提議“請媾和外國，借其勢以圖中原”。《清稗類鈔》道：“澤之數千言，皆足致官軍於死命……忠王亡於此人（王韜），交臂失之，不可謂非清廷之福也。”《南園叢稿》記載：“同治元年三月，清人攻克七堡，得其書，閱之大驚，蘇撫薛煥疏聞於朝，江南北大為戒備，至四月，李鴻章督師來上海，依為根據，遂平蘇常，由忠王不用王韜之計也。”又是“大為戒備”，又是火速調兵遣將，足以說明王韜條陳戳中了清廷的“軟肋”。所以，時人稱他為“霸才”。所謂“霸才”，即稱雄之才，輔佐主子成為“霸主”的“智囊”，如春秋戰國時齊國的管仲、秦國的商鞅。事隔幾年，清廷的黃遵憲、吳瀚濤隨使美洲經過日本，與王韜相聚，吳瀚濤賦詩一首贈王韜：
銅琶高唱大江東，不許閑愁惱乃公。
四海霸才能有幾？今宵歡樂又偕同。
然而這時的“霸才”卻遭清廷通緝，避居上海英領事館長達一百三十五天，連母死都不能回鄉。最後在英國人幫助下，不得不出逃香港。
1862年10月4日，上海外灘碼頭，一個相貌平常、經過改裝的青年，急匆匆地登上英國怡和洋行“魯納號”郵船，開始了長達二十三年的流亡生涯。他就是被通緝的“黃畹”——王韜。
王韜到達香港後，在英華書院任職，以後又擔任英人羅郎也創辦的《近事編錄》主編。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是一位研究漢學的西方學者，他歡迎王韜的到來，始終以國士之禮優待。為了使歐美人士了解中國文化，理雅各正致力於《中國經典》的翻譯編纂，他得到王韜的幫助，如虎添翼。本來就有著紮實經學功底的王韜，每譯一經前都要廣輯博集，收曆代名家之說，並結合自己研究心得，作為譯經參考。他先後助譯了《書經》、《竹書紀年》、《詩經》、《春秋左氏傳》、《易經》和《禮記》等。理雅各讚譽王韜是他所見到的“最博通中國典籍的中國學者”，他一再表示“感激而承認蘇州學者王韜之貢獻”。
1867年，理雅各邀請王韜去他家鄉蘇格蘭續譯《中國經典》，這成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轉折點。在理雅各家鄉蘇格蘭北境的克拉克曼郡亨達利鎮的杜拉村，王韜一住兩年多，一邊譯書，一邊瀏覽。他每到一處，必登岸考察當地民俗風情，將所見所聞記載在他的《漫遊隨錄》一書中。在杜拉村居住期間，理雅各及其三女瑪麗常陪同王韜遊覽鄰近的杜拉山、坎伯古堡、替裏扣特裏鎮、阿羅威、斯德零故宮和愛丁堡，參觀愛丁堡大學，遊覽阿伯丁、亨得利、格拉斯哥、丹迪等地。王韜登上杜拉山，在山頂看到的奇異景象令他情不自禁地抒發下了“家鄉不見空生哀”的感歎：
濟勝漸無腰腳健，探幽陡覺心胸開。
泉聲若共石鬥激，嵐影時與雲徘徊。
眼前已覺九霄近，足底忽送千峰來。
天悅羈人出奇境，家鄉不見空生哀。
這首《獨登杜拉山絕頂》詩，詠異域他鄉的山光秀色，抒寫詩人遙想家鄉的深沉感受，頗具特色，是清詩中少有的描寫外國山水風光的作品。
王韜還訪問了法國、俄國，兩遊倫敦，三訪蘇格蘭首府愛丁堡。離英後，他又訪問了日本。很多新鮮事物使他驚異交集，如火車、自來水、煤氣、馬路上的灑水車、電報……他多次旁聽英下議院開會，對“君民共主”的政體十分讚賞。而當他看到埃及的衰落時感慨萬端，認為是由“閉關鎖國”和“不知變通”所致，是中國的“前車之鑒”。
《中國經典》的出版，在西方引起轟動。至今雖已一百多年，但理氏譯本仍被認為是中國經典的標準譯本。理雅各聲名大振，獲法蘭西學院儒蓮獎金、愛丁堡大學法學榮譽博士學位，並特邀為牛津大學首位漢學講座榮譽教授。王韜也因此名噪一時，為英國社會所矚目，各大學、教會和民間團體競相邀請他講學，成為英國最高學府講壇上的嘉賓。
在牛津大學講台上，王韜呼籲英國停止對華不平等行為，提出相互尊重、和睦共處。他對中西文化的異同做了具體比較，結論是“本質同而異”，他說：“東方西方心同理同，曆史嬗遞，發展演變，最終浮現出一個大同世界。”他是第一個走上牛津講台的中國人，演講的內容英人聞所未聞。據說，當時滿堂聽眾的鼓掌蹈足聲“牆壁為震”。此後，愛丁堡大學、蘇格蘭大學等高校和團體，紛紛邀請他講學，各報輿論歡迎這位“東方學者”，他的手書、詩詞被視為珍品，他的相片和題詩被懸掛於倫敦畫室。
在英格蘭海耳商會的座談中，王韜大聲疾呼鴉片害人。他說：“絲茶貿易，有利於英國和中國；鴉片則不同，除了英國獲巨利外，對中國有百弊而無一利，其害不可勝言。這難道是正常的公正貿易嗎？這就是自稱為仁義文明之國的大不列顛王國的‘正義之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