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當時朝野一切醞釀變法的活動都經過翁同龢密奏光緒，他是“帝黨”中堅，又是光緒的“首席智囊”，因此深受光緒的信任。傳說慈禧偏袒北派，光緒則傾向於南派，當時人們開始稱“李黨”、“翁黨”，以後又稱為“後黨”、“帝黨”。
一個書生氣十足的老夫子，被卷進爾虞我詐的官場鬥爭，結果必然凶多吉少。但甲午戰戰爭慘敗，《馬關條約》簽訂，割台灣、旅順、青島、威海，舉國憤慨，迫使朝廷中維新變法的步子加快。翁同龢破格求賢，冀匡時變，給維新人物以“遊說公卿”推行變法的機會。他曾以帝師身份走訪康有為，討論變法。1895年7月，他支持強學會在北京成立，這個維新派的重要政治團體，聚集了當時社會各界精英，它以“挽救時局”為宗旨，演說、譯書、辦報，大張旗鼓地宣傳變法。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清廷總理衙門親王大臣廷召康有為問話，翁同龢將雙方對話經過奏報光緒，密薦康有為“才堪大用”。
朝野維新派逐漸形成氣候，當廷臣紛紛上書請求變法維新時，翁同龢擬了《明定國是詔》，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正式頒布，宣布變法維新。所謂“明定國是”表示了變法決心，認為“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
這道詔書是溫和的，隻是提出“努力向上，奮發自雄，佩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當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迂謬空疏之弊”。詔書僅僅發問：“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豈真能製梃以撻堅甲利兵乎！”詔書措辭委婉，隻是說要遵循“聖賢義理之學”，仍不肯丟失“冬烘”之氣；道理也說得不錯，哪能用木棍去對付“堅甲利兵”呢？詔書避開了敏感的政體問題，但它卻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帷幕。就是這樣一道小心翼翼、委曲求全的詔書，也刺痛了慈禧等人的末梢神經，於是他們磨刀霍霍，決定動手了！
後世的史學家往往重視變法中的康梁和“戊戌六君子”，以及推行變法的一百零三天京華風雲，卻忽略了翁同龢。如果沒有他的調節、周旋和倡導，就不會有戊戌變法。翁同龢，一代文宗，德高望重，在當時的維新派人士中，沒有一個人能起到他所能起的作用。慈禧顯然看得很清楚，她首先要除掉翁同龢。就在實行變法後的第四天，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一道朱諭突然將翁同龢開缺回籍。朱諭說：
協辦大學士翁同龢近來辦事多不適當，以致眾論不服，屢次有人參奏。況且常於召對時谘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形於辭色，顯露專攬大權，狂妄悖逆情況，決不能勝任樞機要職。本來還應徹查究竟，給予嚴肅懲辦。姑念他在毓慶宮行走多年，不忍實加嚴責。即命翁同龢開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被罷，是戊戌變法中的重大謎團之一，朝野眾說紛紜。但不管什麽原因，翁同龢在變法中無可置疑和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實際上早將他推至腹背受敵、舉步維艱的境地，他的被罷，不過是朝夕之間的表露形式。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翁同龢被罷正預示了“戊戌變法”的最終命運。
翁同龢被罷官回籍，推行“新政”的步伐並未停止，其中一係列激烈的新政舉措繼續出台，對此慈禧均未表示反對，她在施展“欲擒故縱”的“傳統”伎倆。慈禧對外國列強無可奈何，但她的那一套用來對付光緒和維新派，還是綽綽有餘的。
天真而善良的人們，欣然看到一潭死水終於開始流淌，他們期待和盼望新政能帶來生機。被開缺回籍六九高齡的翁同龢，於七月十七冒炎熱酷暑，渡鄱陽湖，到他侄子江西藩司署理巡撫翁魯桂署中暫住。這裏電信方便，一旦複台，立即由翁魯桂派人護送進京。但到了七月三十日，翁同龢的日記隻刪存“發京電”三字，然後黯然回鄉。因為京中將有劇變，暴風雨即將來臨！
風雲突變，京華上空布滿陰霾，霎時間狂風暴雨。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突然出麵訓政，第三度掌握政權，光緒被幽禁於西苑瀛台，康有為之弟康廣仁、禦史楊深秀，以及光緒左右辦理新政的四位軍機章京（即被稱為“四京卿”的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被斬（史稱“戊戌六君子”），翁同龢的主要助手、曾任戶部左侍郎的張蔭桓被革職流戍新疆，並於1900年被殺。
政變原因據說是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策動他帶兵入京包圍頤和園，劫持慈禧。袁世凱這個內奸立即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於是榮祿秘密進京，迅雷不及掩耳地擁護慈禧複出訓政，這就是中外史家所稱的“戊戌政變”。就這樣，史稱“竊國大盜”的袁世凱為虎作倀，徹底撲滅了漫漫長夜中的虛弱星火，而自己也因此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批政治投機客之一。
十月，已經被逼無路可走的翁同龢，如雪上加霜，又奉朱諭：
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無方，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的意圖。以至甲午中日戰役，信口雌黃，任意慫恿。辦理各種事務，出現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年春天又力陳變法，濫保不適當的人，罪責不可逃避。事後追思，深為痛恨，前令開缺回籍，實在不足以抵罪，著令翁同龢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據說，在戊戌政變後，剛毅彈劾翁同龢曾向光緒帝保舉康有為，慈禧遂再下“朱諭”。
盡管幸免了殺頭滅族，然而作為變法主將之一的翁同龢，實際上同樣成了戊戌變法的祭品。
一個書生氣十足的老夫子，被卷進爾虞我詐的官場鬥爭，結果必然凶多吉少。但甲午戰戰爭慘敗，《馬關條約》簽訂，割台灣、旅順、青島、威海，舉國憤慨，迫使朝廷中維新變法的步子加快。翁同龢破格求賢，冀匡時變，給維新人物以“遊說公卿”推行變法的機會。他曾以帝師身份走訪康有為，討論變法。1895年7月，他支持強學會在北京成立，這個維新派的重要政治團體，聚集了當時社會各界精英，它以“挽救時局”為宗旨，演說、譯書、辦報，大張旗鼓地宣傳變法。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清廷總理衙門親王大臣廷召康有為問話，翁同龢將雙方對話經過奏報光緒，密薦康有為“才堪大用”。
朝野維新派逐漸形成氣候，當廷臣紛紛上書請求變法維新時，翁同龢擬了《明定國是詔》，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正式頒布，宣布變法維新。所謂“明定國是”表示了變法決心，認為“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
這道詔書是溫和的，隻是提出“努力向上，奮發自雄，佩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當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迂謬空疏之弊”。詔書僅僅發問：“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豈真能製梃以撻堅甲利兵乎！”詔書措辭委婉，隻是說要遵循“聖賢義理之學”，仍不肯丟失“冬烘”之氣；道理也說得不錯，哪能用木棍去對付“堅甲利兵”呢？詔書避開了敏感的政體問題，但它卻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帷幕。就是這樣一道小心翼翼、委曲求全的詔書，也刺痛了慈禧等人的末梢神經，於是他們磨刀霍霍，決定動手了！
後世的史學家往往重視變法中的康梁和“戊戌六君子”，以及推行變法的一百零三天京華風雲，卻忽略了翁同龢。如果沒有他的調節、周旋和倡導，就不會有戊戌變法。翁同龢，一代文宗，德高望重，在當時的維新派人士中，沒有一個人能起到他所能起的作用。慈禧顯然看得很清楚，她首先要除掉翁同龢。就在實行變法後的第四天，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一道朱諭突然將翁同龢開缺回籍。朱諭說：
協辦大學士翁同龢近來辦事多不適當，以致眾論不服，屢次有人參奏。況且常於召對時谘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形於辭色，顯露專攬大權，狂妄悖逆情況，決不能勝任樞機要職。本來還應徹查究竟，給予嚴肅懲辦。姑念他在毓慶宮行走多年，不忍實加嚴責。即命翁同龢開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被罷，是戊戌變法中的重大謎團之一，朝野眾說紛紜。但不管什麽原因，翁同龢在變法中無可置疑和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實際上早將他推至腹背受敵、舉步維艱的境地，他的被罷，不過是朝夕之間的表露形式。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翁同龢被罷正預示了“戊戌變法”的最終命運。
翁同龢被罷官回籍，推行“新政”的步伐並未停止，其中一係列激烈的新政舉措繼續出台，對此慈禧均未表示反對，她在施展“欲擒故縱”的“傳統”伎倆。慈禧對外國列強無可奈何，但她的那一套用來對付光緒和維新派，還是綽綽有餘的。
天真而善良的人們，欣然看到一潭死水終於開始流淌，他們期待和盼望新政能帶來生機。被開缺回籍六九高齡的翁同龢，於七月十七冒炎熱酷暑，渡鄱陽湖，到他侄子江西藩司署理巡撫翁魯桂署中暫住。這裏電信方便，一旦複台，立即由翁魯桂派人護送進京。但到了七月三十日，翁同龢的日記隻刪存“發京電”三字，然後黯然回鄉。因為京中將有劇變，暴風雨即將來臨！
風雲突變，京華上空布滿陰霾，霎時間狂風暴雨。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突然出麵訓政，第三度掌握政權，光緒被幽禁於西苑瀛台，康有為之弟康廣仁、禦史楊深秀，以及光緒左右辦理新政的四位軍機章京（即被稱為“四京卿”的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被斬（史稱“戊戌六君子”），翁同龢的主要助手、曾任戶部左侍郎的張蔭桓被革職流戍新疆，並於1900年被殺。
政變原因據說是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策動他帶兵入京包圍頤和園，劫持慈禧。袁世凱這個內奸立即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於是榮祿秘密進京，迅雷不及掩耳地擁護慈禧複出訓政，這就是中外史家所稱的“戊戌政變”。就這樣，史稱“竊國大盜”的袁世凱為虎作倀，徹底撲滅了漫漫長夜中的虛弱星火，而自己也因此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批政治投機客之一。
十月，已經被逼無路可走的翁同龢，如雪上加霜，又奉朱諭：
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無方，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的意圖。以至甲午中日戰役，信口雌黃，任意慫恿。辦理各種事務，出現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年春天又力陳變法，濫保不適當的人，罪責不可逃避。事後追思，深為痛恨，前令開缺回籍，實在不足以抵罪，著令翁同龢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據說，在戊戌政變後，剛毅彈劾翁同龢曾向光緒帝保舉康有為，慈禧遂再下“朱諭”。
盡管幸免了殺頭滅族，然而作為變法主將之一的翁同龢，實際上同樣成了戊戌變法的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