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舊時的知識分子，“熟讀聖賢書，貨與帝王家”。翁同龢飽讀詩書，才華橫溢，然而平心而論，他並不算是“治世名臣”。和同時代的高官比較，他缺乏曾國藩孤注一擲的“豪氣”，沒有左宗棠目空一切的“霸氣”，更談不上李鴻章圓滑權詐的“痞氣”。何況在清王朝大廈將傾的前夕，任何能臣名將都無法“獨木支撐”。翁同龢任戶部尚書，掌管全國財糧時，正值李鴻章進入軍機處任大臣。此時京師就有人寫了副對聯諷刺道：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小民荒。
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被稱為“李合肥”，而稱翁同龢為“翁常熟”。這副對聯流傳頗廣，表明民間對他們執政的失望。翁同龢是個文人，善書法，據野史記載，翁同龢的書法不拘一格，為乾嘉以後第一人。他喜愛養鶴，一次有鶴飛去不返，翁大書“訪鶴”兩字，張貼在正陽門甕城城牆上，先後貼了三次，三次都被人偷偷摘下收藏，可見翁同龢的書法在當時就很有名氣。
翁同龢長期任京官，在當時閉關鎖國的朝廷裏，他和所有高層官僚一樣，對世界知之甚少，對西方的科學技術有盲目抵觸的情緒。在他早期給皇帝的奏疏中，對於“火輪馳騖於昆明（湖），鐵軌縱橫於西苑，電燈照耀於禁林”，表示“憂心忡忡”。然而，翁同龢是一位愛國者，中法戰爭時，他主張出重兵抗法，反對李鴻章的妥協政策。中日甲午戰爭時，他力主一戰。他因前方戰事每況愈下而“焦灼憤懣，如入湯火”。《馬關條約》簽訂後，他憤於李鴻章割地求和，又因慈禧名為“歸政”，而實際上卻事事掣肘，所以他決定輔翊載湉籌謀新政。可見翁同龢並不是“腐儒”！
翁同龢的開明、睿智和遠謀，在暮氣沉沉的清廷高級官僚集團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了。然而，倭仁、徐桐、剛毅那夥迂腐、愚昧、頑固的官僚卻得到慈禧的恩寵和信任，他們上有“老佛爺”撐腰，下有盤根錯節的門生故吏網絡，在朝中形成強大的頑固保守勢力。清末吏治，已腐朽至極。在《便佳簃雜鈔》中，沈宗畸有首諷刺詩寫道：
六街如砥電燈紅，徹夜輪蹄西複東。
天樂聽完看慶樂，和豐吃罷吃同豐。
街頭盡是郎員主，談助無非白發中。
除卻早衙遲畫到，閑來隻是逛胡同。
這首詩描寫了當時京官們的生活。“天樂”、“慶樂”是劇場戲班名稱；“和豐”、“同豐”是著名酒樓牌號；“郎員主”指六部的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白發中”是搓麻將；“八大胡同”為京師妓院集中所在。當時吏治腐敗、官員墮落的情況可見一斑。
地方官員的情況更糟。據李慈銘的《祥琴堂日記》記載：“地方官吏全無實政，廢事者酒色煙賭，終日酣嬉，餘力則奔走形勢，不知其他。喜事者則任用蠹役，厚結劣紳，摧奪剝削，無所不至。”當時盛傳官場有“三畏”，“以土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學生，以奴才待下屬”。黑暗的官場哪裏還有黎民百姓的活路！
如此朝廷、如此吏治，是任何變法都無法改變的。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張居正，其道德聲望之高，絕對權力之大，均屬無可非議，但他們的變法卻都以慘敗而告終。何況清末的政治環境比宋明兩代要複雜許多倍，外有列強環視插手，內有滿清宗室牽製和漢族大臣的分權鼎峙，翁同龢作為博古通今的國學家，不會不考慮到變法的後果。而這位來自常熟古城的翁中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不能不說他確有幾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小民荒。
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被稱為“李合肥”，而稱翁同龢為“翁常熟”。這副對聯流傳頗廣，表明民間對他們執政的失望。翁同龢是個文人，善書法，據野史記載，翁同龢的書法不拘一格，為乾嘉以後第一人。他喜愛養鶴，一次有鶴飛去不返，翁大書“訪鶴”兩字，張貼在正陽門甕城城牆上，先後貼了三次，三次都被人偷偷摘下收藏，可見翁同龢的書法在當時就很有名氣。
翁同龢長期任京官，在當時閉關鎖國的朝廷裏，他和所有高層官僚一樣，對世界知之甚少，對西方的科學技術有盲目抵觸的情緒。在他早期給皇帝的奏疏中，對於“火輪馳騖於昆明（湖），鐵軌縱橫於西苑，電燈照耀於禁林”，表示“憂心忡忡”。然而，翁同龢是一位愛國者，中法戰爭時，他主張出重兵抗法，反對李鴻章的妥協政策。中日甲午戰爭時，他力主一戰。他因前方戰事每況愈下而“焦灼憤懣，如入湯火”。《馬關條約》簽訂後，他憤於李鴻章割地求和，又因慈禧名為“歸政”，而實際上卻事事掣肘，所以他決定輔翊載湉籌謀新政。可見翁同龢並不是“腐儒”！
翁同龢的開明、睿智和遠謀，在暮氣沉沉的清廷高級官僚集團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了。然而，倭仁、徐桐、剛毅那夥迂腐、愚昧、頑固的官僚卻得到慈禧的恩寵和信任，他們上有“老佛爺”撐腰，下有盤根錯節的門生故吏網絡，在朝中形成強大的頑固保守勢力。清末吏治，已腐朽至極。在《便佳簃雜鈔》中，沈宗畸有首諷刺詩寫道：
六街如砥電燈紅，徹夜輪蹄西複東。
天樂聽完看慶樂，和豐吃罷吃同豐。
街頭盡是郎員主，談助無非白發中。
除卻早衙遲畫到，閑來隻是逛胡同。
這首詩描寫了當時京官們的生活。“天樂”、“慶樂”是劇場戲班名稱；“和豐”、“同豐”是著名酒樓牌號；“郎員主”指六部的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白發中”是搓麻將；“八大胡同”為京師妓院集中所在。當時吏治腐敗、官員墮落的情況可見一斑。
地方官員的情況更糟。據李慈銘的《祥琴堂日記》記載：“地方官吏全無實政，廢事者酒色煙賭，終日酣嬉，餘力則奔走形勢，不知其他。喜事者則任用蠹役，厚結劣紳，摧奪剝削，無所不至。”當時盛傳官場有“三畏”，“以土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學生，以奴才待下屬”。黑暗的官場哪裏還有黎民百姓的活路！
如此朝廷、如此吏治，是任何變法都無法改變的。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張居正，其道德聲望之高，絕對權力之大，均屬無可非議，但他們的變法卻都以慘敗而告終。何況清末的政治環境比宋明兩代要複雜許多倍，外有列強環視插手，內有滿清宗室牽製和漢族大臣的分權鼎峙，翁同龢作為博古通今的國學家，不會不考慮到變法的後果。而這位來自常熟古城的翁中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不能不說他確有幾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