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千燈浦水日夜流淌，流入吳淞江，浩浩蕩蕩奔向東海。“瀲灩金波光欲碎，玲瓏玉鏡影浮空”，千燈小鎮典雅秀麗，江南景致，江南情致，水鄉風韻。但顧炎武自從45歲離開故鄉以後就沒有回去過，就像長流不息的千燈浦水，奔向江海，永不回頭。
顧炎武的三個外甥都任清廷高官，他們是內閣學士、刑部尚書徐乾學，文華殿大學士、明史總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義，號稱“昆山三徐”。他們和曾起兵抗清、後成為學術界一代大師的黃宗羲關係密切，互通書信，詩歌唱和，徐秉義曾至餘姚訪問黃宗羲，黃宗羲也幾次到昆山拜訪徐氏兄弟。徐乾學曾為黃宗羲的父親、遭魏忠賢“閹黨”迫害致死的東林學者黃尊素祠撰寫碑銘；徐元文病逝，黃宗羲也寫下五言長詩《哭相國徐立齋先生》。可見 “昆山三徐”當時在朝野是很有影響的人物。
在徐家三兄弟未發跡前，作為舅父的顧炎武曾幫助過他們，徐氏一門顯貴後，多次給顧炎武寫信，為他買田置宅，迎請他南歸，並專為他建造一座幽雅安靜的書院，望他回到家鄉頤養天年，整理生平著作，但均被顧炎武拒絕。他說：“他們的孝心我領受了，但我已是垂暮之人，奔波多年，毫無成就，我愧對先人，愧對家鄉父老。”他怕回鄉養老後，許多趨炎附勢者托他去徐府鑽營，使他無法安寧。因此遠離權勢，也就遠離了是非麻煩。他給學生潘來寫信，要他“不登權門，不涉利種”，不去充當徐乾學的門客。他在寫給外甥徐元文的信中勉勵道：
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
這正是顧炎武自己畢生抱負的概括。
其實，顧炎武不僅無愧於先人和父老，更無愧於我們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古語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多”，其中已蘊涵著坐“冷板凳”的艱辛和委屈。而顧炎武卻連坐“冷板凳”的條件也不具備，他整日風塵仆仆，經年流離顛簸。他的《日知錄》、《營本二州史事》、《昌本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等著作，都是將實地考察和書本知識相應參證，通過認真分析研究而在奔波中寫成的。
他在長年累月的旅途中，總要攜帶大量書籍，一到旅店，便閱讀思考，有時在平原騎馬，也會在馬鞍上默誦書籍。他讀書多達數萬卷，單查閱的地方誌就有一千多部。他勤於抄書，邊看邊抄，一律蠅頭小楷，萬字如一，而且一見一聞都隨時記錄，並結合思考整理成筆記。雖年過半百，但他每到一處仍登危峰、探深穀、入荒林、考碑碣，向長者盤根問底，訪問當地學者磋切求證，從而成為“習六藝之文，考百王之典，綜當代之務”的實學家。
顧炎武把寫書比做“鑄錢”，這是很奇特的比喻，但絕非“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意思。他鄙棄抄襲古書，改鑄古人的歸錢，而主張自己去“采山之銅”天爐“鑄錢”。所以，凡立一說，他都要廣求證據，反複辨析，常用歸納法得出正確的結論。如他寫作《日知錄》，往往一年時間，“早夜誦讀，反複尋求，僅得十作條”，書成後還要征求朋友們的意見。
在長期的漫遊生活中，顧炎武結識了許多各地的著名學者，他總是以十分謙虛的心態，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在《廣師篇》一文中，他寫了一段廣為後人傳誦的名句：
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嚐，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亭林文集》卷六) 。
盡管古人早就總結了一條真理，即“滿招損，謙受益”，但和這條“古訓”同樣古老的，是“文人相輕”。過度的敏感和自負使得為數不少的文化人，總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心胸狹隘。一旦略有所成，就創立門戶形成宗派，自封為“宗師”，排斥異己，壟斷學術成果，此謂之“學閥”、學術界中的幫派團夥。
顧炎武廣交朋友，坦誠而真摯，彼此間切磋學問，砥礪風節，取長補短。他說：“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長，則習染而不自覺。”所以在《廣師篇》中，他列舉友人十大長處，用來彌補己之不足。海納百川，不拒細流，他正是以大海般的廣闊胸懷虛懷若穀地吸收學術界朋友各種思想的閃光點，用來充實和豐富自己，終於開拓經世致用的學術領域，並取得豐碩的成果。
顧炎武終生牢記嗣母王氏的臨終遺言，不為異朝臣子。康熙十年，清廷開明史館，內閣大學士熊賜履招請顧炎武參加，他嚴詞拒絕說：“果有此舉，不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表示他寧願像介子推被火燒死在綿山，像屈原懷石投跳汨羅江，也不願從命。康熙十七年，清廷設博學鴻儒科，征舉海內名儒，閣學葉訒庵和侍講韓慕廬欲推薦顧炎武應征，他再次表示“無仁異朝”，“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康熙十八年，葉訒庵任明史館總裁，再一次邀請顧炎武，他回信斷然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
晚年的顧炎武定居於陝西華陰，在異鄉度過清苦的晚年。他一生曾六謁孝陵，六謁思陵，孝陵是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思陵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禎朱由檢之墓。我們不妨大膽想象，這位年過半百，麵色黧黑，眼睛微微有點斜視，瞳孔裏有一小點白翳的老人，在崇禎的墓前能思索些什麽呢？在他的著作中批判君主專製，但對專製君主又飽含依依緬懷深情，這豈非自相矛盾？這隻能說，他表現了連自己也很難解釋的“遺民孤忠”之心而已。
康熙二十年（1681年），顧炎武不顧年邁體衰前往山西。這年八月他在曲沃病倒，次年正月辭世，年70歲。他留給後世的，不是他反清複明的執著，而是他一生鍥而不舍為之奮鬥的治學成果。在他以後，在著名學者龔自珍、魏源，乃至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的學術研究中，都能找到顧炎武治學思想、治學方法的印跡。
由此，梁啟超說：“清學開山高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
§§山水知音——明末地理學家徐霞客
顧炎武的三個外甥都任清廷高官，他們是內閣學士、刑部尚書徐乾學，文華殿大學士、明史總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義，號稱“昆山三徐”。他們和曾起兵抗清、後成為學術界一代大師的黃宗羲關係密切，互通書信，詩歌唱和，徐秉義曾至餘姚訪問黃宗羲，黃宗羲也幾次到昆山拜訪徐氏兄弟。徐乾學曾為黃宗羲的父親、遭魏忠賢“閹黨”迫害致死的東林學者黃尊素祠撰寫碑銘；徐元文病逝，黃宗羲也寫下五言長詩《哭相國徐立齋先生》。可見 “昆山三徐”當時在朝野是很有影響的人物。
在徐家三兄弟未發跡前，作為舅父的顧炎武曾幫助過他們，徐氏一門顯貴後，多次給顧炎武寫信，為他買田置宅，迎請他南歸，並專為他建造一座幽雅安靜的書院，望他回到家鄉頤養天年，整理生平著作，但均被顧炎武拒絕。他說：“他們的孝心我領受了，但我已是垂暮之人，奔波多年，毫無成就，我愧對先人，愧對家鄉父老。”他怕回鄉養老後，許多趨炎附勢者托他去徐府鑽營，使他無法安寧。因此遠離權勢，也就遠離了是非麻煩。他給學生潘來寫信，要他“不登權門，不涉利種”，不去充當徐乾學的門客。他在寫給外甥徐元文的信中勉勵道：
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
這正是顧炎武自己畢生抱負的概括。
其實，顧炎武不僅無愧於先人和父老，更無愧於我們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古語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多”，其中已蘊涵著坐“冷板凳”的艱辛和委屈。而顧炎武卻連坐“冷板凳”的條件也不具備，他整日風塵仆仆，經年流離顛簸。他的《日知錄》、《營本二州史事》、《昌本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等著作，都是將實地考察和書本知識相應參證，通過認真分析研究而在奔波中寫成的。
他在長年累月的旅途中，總要攜帶大量書籍，一到旅店，便閱讀思考，有時在平原騎馬，也會在馬鞍上默誦書籍。他讀書多達數萬卷，單查閱的地方誌就有一千多部。他勤於抄書，邊看邊抄，一律蠅頭小楷，萬字如一，而且一見一聞都隨時記錄，並結合思考整理成筆記。雖年過半百，但他每到一處仍登危峰、探深穀、入荒林、考碑碣，向長者盤根問底，訪問當地學者磋切求證，從而成為“習六藝之文，考百王之典，綜當代之務”的實學家。
顧炎武把寫書比做“鑄錢”，這是很奇特的比喻，但絕非“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意思。他鄙棄抄襲古書，改鑄古人的歸錢，而主張自己去“采山之銅”天爐“鑄錢”。所以，凡立一說，他都要廣求證據，反複辨析，常用歸納法得出正確的結論。如他寫作《日知錄》，往往一年時間，“早夜誦讀，反複尋求，僅得十作條”，書成後還要征求朋友們的意見。
在長期的漫遊生活中，顧炎武結識了許多各地的著名學者，他總是以十分謙虛的心態，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在《廣師篇》一文中，他寫了一段廣為後人傳誦的名句：
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嚐，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亭林文集》卷六) 。
盡管古人早就總結了一條真理，即“滿招損，謙受益”，但和這條“古訓”同樣古老的，是“文人相輕”。過度的敏感和自負使得為數不少的文化人，總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心胸狹隘。一旦略有所成，就創立門戶形成宗派，自封為“宗師”，排斥異己，壟斷學術成果，此謂之“學閥”、學術界中的幫派團夥。
顧炎武廣交朋友，坦誠而真摯，彼此間切磋學問，砥礪風節，取長補短。他說：“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長，則習染而不自覺。”所以在《廣師篇》中，他列舉友人十大長處，用來彌補己之不足。海納百川，不拒細流，他正是以大海般的廣闊胸懷虛懷若穀地吸收學術界朋友各種思想的閃光點，用來充實和豐富自己，終於開拓經世致用的學術領域，並取得豐碩的成果。
顧炎武終生牢記嗣母王氏的臨終遺言，不為異朝臣子。康熙十年，清廷開明史館，內閣大學士熊賜履招請顧炎武參加，他嚴詞拒絕說：“果有此舉，不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表示他寧願像介子推被火燒死在綿山，像屈原懷石投跳汨羅江，也不願從命。康熙十七年，清廷設博學鴻儒科，征舉海內名儒，閣學葉訒庵和侍講韓慕廬欲推薦顧炎武應征，他再次表示“無仁異朝”，“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康熙十八年，葉訒庵任明史館總裁，再一次邀請顧炎武，他回信斷然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
晚年的顧炎武定居於陝西華陰，在異鄉度過清苦的晚年。他一生曾六謁孝陵，六謁思陵，孝陵是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思陵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禎朱由檢之墓。我們不妨大膽想象，這位年過半百，麵色黧黑，眼睛微微有點斜視，瞳孔裏有一小點白翳的老人，在崇禎的墓前能思索些什麽呢？在他的著作中批判君主專製，但對專製君主又飽含依依緬懷深情，這豈非自相矛盾？這隻能說，他表現了連自己也很難解釋的“遺民孤忠”之心而已。
康熙二十年（1681年），顧炎武不顧年邁體衰前往山西。這年八月他在曲沃病倒，次年正月辭世，年70歲。他留給後世的，不是他反清複明的執著，而是他一生鍥而不舍為之奮鬥的治學成果。在他以後，在著名學者龔自珍、魏源，乃至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的學術研究中，都能找到顧炎武治學思想、治學方法的印跡。
由此，梁啟超說：“清學開山高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
§§山水知音——明末地理學家徐霞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