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知錄》是顧炎武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治學的結晶。他在這部書的《自紀》中寫道：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複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
從這段話中，我領略到兩層意思：其一，這是顧炎武三十多年來讀書心得的劄記，以此整理成書；其二，書中不重複古人講過的東西。這就決定了《日知錄》是一部內容廣博、見解獨到的巨著。
《日知錄》包括經義、政治、風俗、禮製、科舉、藝文、雜論名義、考證舊事、論兵及少數民族、天象、術數、地理、雜考，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可謂包羅萬象。顧炎武在世時，於康熙九年刊行初刻本八卷；康熙十五年增改為二十餘卷；在顧炎武逝世十三年以後，他的學生潘來才刊刻《日知錄》全本，共三十二卷，這就是流傳下來的“今本”。
作為顧炎武的代表作，《日知錄》激烈批判宋明理學“空談心性”造成的惡果，鮮明體現了他“經世致用”的治學思想。他說，劉（聰）石（勒）亂華，是由晉末士大夫的清談所致，但今日清談，比前代更甚，昔日清談是談老莊，今日清談是談孔孟。“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結果是“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漢書》曰：“戰克之將，國亡爪牙。”顧炎武用“爪牙”來比喻勇將、義士。
顧炎武把明朝滅亡的原因歸咎於宋明理學，以“撥亂世，反諸正”為己任，提倡“究六經之旨，急當事之務”的實學。他特別厭惡宋明理學的空疏學風和那些假道學先生的寡廉鮮恥，提出“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的宗旨，把嚴謹治學同培養道德情操結合起來，目的是“經世濟民”。他辛辣地嘲諷宋明理學家“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而這是任何時代文壇壟斷性群體共有的毛病——浮躁！其“專利權”並不屬於理學一家。顧炎武抨擊那些道學先生“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最後一些人墮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無恥之徒。他認為清談可以亡國，“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語言尖銳潑辣，難道是作者言過其實、失之偏頗嗎？其實不然，一部《儒林外史》對明朝後期“士”群刻畫，已是淋漓盡致。如果飽覽宋明亡國史，讀到儒家形形色色的眾生相，包括秦檜、萬俟卨的賣國求和、殘害忠良；再看明代“閹黨”魏忠賢手下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以及委身拜魏忠賢為“幹爹”以換取升官的兵部尚書崔呈秀、禮部尚書田吉、錦衣衛都督田爾耕等，無不是十年寒窗金榜題名的幸運兒，士大夫中的頂尖人物，但從他們所作所為的卑劣無恥，就體會到顧炎武評論得淋漓痛快！“博學於文”（不要當冒牌貨），“行己有恥”（不要文人無行），也為後世讀書人提供了一麵自省自律的鏡子。顧炎武一生躬行實踐自己的主張，集道德文章於一身，他受到後人的崇敬，足稱古今文人的楷模。
在《日知錄》中，顧炎武批判君主專製政體，發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說：“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意思是說，君為民而立，是一種高級職位，皇帝和大臣都是一樣，並不應顯示超越尋常的尊貴。他突破君尊臣卑、君貴民賤的傳統，在17世紀的中國，這是“大逆不道”的言論，明朝那些昏君庸主地下有知，準會勃然大怒。這也是乾隆不欣賞顧炎武的原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說：“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在君主專製社會中批判君主專製，當然是“過銳”而“難行”，這已經是“網開一麵”的評價了。
顧炎武對“國”和“天下”的詮釋也很有趣。曆代皇帝都是“朕即天下”，自稱是“受命於天”的“天子”，但顧炎武卻把“國”和“天下”區分開來。他說，“國”是指一姓一氏的“私天下”；而“天下”則是天下人的“公天下”，所以“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明顯地流露出對君主政權合理性的懷疑，並提出了滲透著民主意識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光輝論斷。
此外，他匯集曆代都城史實而編寫的《曆代宅京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都城曆史資料的專著。他的單篇論著，經後人匯編為《亭林文集》，反映了他對專製主義的批判精神和治學主張，如《郡縣論》、《錢糧論》、《生員論》、《軍製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等。
在這些論文中，根據“鑒古以訓今”的原則論述了政體、賦稅、鹽鐵、軍事、科舉、民俗等多方麵的實際課題，圍繞“厚民生，強國勢”這個中心，提出頗多創見。例如，他抨擊八股取士的科舉製度，認為八股文敗壞人才超過秦始皇焚書坑儒。他說：“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胥吏。”全國當時有五十多萬生員，生員戶的賦役和科舉考試的費用全攤到百姓頭上。因此他呼籲：“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有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他主張“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這種不拘一格的人才觀，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可取的。
顧炎武一生筆耕不輟，著述繁富。有些已經散佚不見，留下的還有近五十種之多。其主要作品有《日知錄》、《音學五年》、《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誌》、《亭林文集》、《亭林詩集》等，對經義、政事、世風、禮製、科學、藝文、古事、史詩、天文、輿地等，均有精湛的研究，開創了許多學術門徑。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複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
從這段話中，我領略到兩層意思：其一，這是顧炎武三十多年來讀書心得的劄記，以此整理成書；其二，書中不重複古人講過的東西。這就決定了《日知錄》是一部內容廣博、見解獨到的巨著。
《日知錄》包括經義、政治、風俗、禮製、科舉、藝文、雜論名義、考證舊事、論兵及少數民族、天象、術數、地理、雜考，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可謂包羅萬象。顧炎武在世時，於康熙九年刊行初刻本八卷；康熙十五年增改為二十餘卷；在顧炎武逝世十三年以後，他的學生潘來才刊刻《日知錄》全本，共三十二卷，這就是流傳下來的“今本”。
作為顧炎武的代表作，《日知錄》激烈批判宋明理學“空談心性”造成的惡果，鮮明體現了他“經世致用”的治學思想。他說，劉（聰）石（勒）亂華，是由晉末士大夫的清談所致，但今日清談，比前代更甚，昔日清談是談老莊，今日清談是談孔孟。“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結果是“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漢書》曰：“戰克之將，國亡爪牙。”顧炎武用“爪牙”來比喻勇將、義士。
顧炎武把明朝滅亡的原因歸咎於宋明理學，以“撥亂世，反諸正”為己任，提倡“究六經之旨，急當事之務”的實學。他特別厭惡宋明理學的空疏學風和那些假道學先生的寡廉鮮恥，提出“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的宗旨，把嚴謹治學同培養道德情操結合起來，目的是“經世濟民”。他辛辣地嘲諷宋明理學家“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而這是任何時代文壇壟斷性群體共有的毛病——浮躁！其“專利權”並不屬於理學一家。顧炎武抨擊那些道學先生“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最後一些人墮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無恥之徒。他認為清談可以亡國，“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語言尖銳潑辣，難道是作者言過其實、失之偏頗嗎？其實不然，一部《儒林外史》對明朝後期“士”群刻畫，已是淋漓盡致。如果飽覽宋明亡國史，讀到儒家形形色色的眾生相，包括秦檜、萬俟卨的賣國求和、殘害忠良；再看明代“閹黨”魏忠賢手下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以及委身拜魏忠賢為“幹爹”以換取升官的兵部尚書崔呈秀、禮部尚書田吉、錦衣衛都督田爾耕等，無不是十年寒窗金榜題名的幸運兒，士大夫中的頂尖人物，但從他們所作所為的卑劣無恥，就體會到顧炎武評論得淋漓痛快！“博學於文”（不要當冒牌貨），“行己有恥”（不要文人無行），也為後世讀書人提供了一麵自省自律的鏡子。顧炎武一生躬行實踐自己的主張，集道德文章於一身，他受到後人的崇敬，足稱古今文人的楷模。
在《日知錄》中，顧炎武批判君主專製政體，發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說：“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意思是說，君為民而立，是一種高級職位，皇帝和大臣都是一樣，並不應顯示超越尋常的尊貴。他突破君尊臣卑、君貴民賤的傳統，在17世紀的中國，這是“大逆不道”的言論，明朝那些昏君庸主地下有知，準會勃然大怒。這也是乾隆不欣賞顧炎武的原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說：“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在君主專製社會中批判君主專製，當然是“過銳”而“難行”，這已經是“網開一麵”的評價了。
顧炎武對“國”和“天下”的詮釋也很有趣。曆代皇帝都是“朕即天下”，自稱是“受命於天”的“天子”，但顧炎武卻把“國”和“天下”區分開來。他說，“國”是指一姓一氏的“私天下”；而“天下”則是天下人的“公天下”，所以“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明顯地流露出對君主政權合理性的懷疑，並提出了滲透著民主意識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光輝論斷。
此外，他匯集曆代都城史實而編寫的《曆代宅京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都城曆史資料的專著。他的單篇論著，經後人匯編為《亭林文集》，反映了他對專製主義的批判精神和治學主張，如《郡縣論》、《錢糧論》、《生員論》、《軍製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等。
在這些論文中，根據“鑒古以訓今”的原則論述了政體、賦稅、鹽鐵、軍事、科舉、民俗等多方麵的實際課題，圍繞“厚民生，強國勢”這個中心，提出頗多創見。例如，他抨擊八股取士的科舉製度，認為八股文敗壞人才超過秦始皇焚書坑儒。他說：“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胥吏。”全國當時有五十多萬生員，生員戶的賦役和科舉考試的費用全攤到百姓頭上。因此他呼籲：“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有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他主張“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這種不拘一格的人才觀，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可取的。
顧炎武一生筆耕不輟，著述繁富。有些已經散佚不見，留下的還有近五十種之多。其主要作品有《日知錄》、《音學五年》、《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誌》、《亭林文集》、《亭林詩集》等，對經義、政事、世風、禮製、科學、藝文、古事、史詩、天文、輿地等，均有精湛的研究，開創了許多學術門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