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順治十四年（1657年），顧炎武隻身北上，開始了他後半生流離顛沛的流浪生活。在二十五年中，他走遍魯、冀、晉、陝等省，每到一地，即考察山川形勢，廣交明師豪友。根據他自己的記載，他從未在一地耽擱過三個月，友人送給他兩匹馬、兩匹騾，全部用來裝馱書卷，臨時雇傭的仆役都是步行。一年當中，半住旅店，有時還夜宿荒郊野寺。
他考察薊遼咽喉山海關，細致地觀察雄關險隘，憑吊曆史遺跡，追溯明初徐達築城建關，明末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不禁感慨萬千。他寫下五言長詩《山海關》，開頭曰：
芒芒碣石東，此關自天作。
粵惟中山王，經營始開拓。
東支限重門，幽州截垠堮。
前海彌浩溔，後嶺橫堮。
……
詩人一開始就描述了山海關的雄渾險峻，接著描寫雄關的風雲變幻：明朝從正德到萬曆幾代皇帝都沉溺於淫靡和逸樂，努爾哈赤起兵反明攻占撫順，巡撫王化貞在廣寧大敗臨陣脫逃，經略熊廷弼退守山海關，孫承宗督師薊遼練兵屯田，李自成攻陷北京迫使皇帝自縊，總兵吳三桂打開山海關城門投降清軍，明王朝土崩瓦解，如今懊悔已晚。顯然這是一幅晚明的曆史畫卷。
他還考察了居庸關、古北口、昌黎、三屯等戰略要地。這裏奔馳過鮮卑人、沙陀人的鐵騎，是契丹、女真族入主中原的門戶，如今滿洲的八旗兵又邁過這些關隘，成了華夏大地的主人。他每到一處阨塞總請來當地的老兵，詳細詢問當年戰鬥情景，如果發現同平時聽到的稍有出入，就立即去坊肆間購買有關書籍勘校核對。他精確地記載了這一帶的地理形勢，詳盡地描述這些軍事要塞的曆史沿革，先後寫成《營平二州史事》、《昌平山水記》等地理著作，總結宋朝以來由於不了解營、平、灤三州的戰略地位，以致造成戰亂和亡國的曆史教訓。
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政權敗亡，清王朝統治趨向鞏固。兩年後，即康熙二年（1663年）春，顧炎武和朱彝尊、李因篤、王士禎、閻若璩、屈大均、毛奇令等聯袂來到太原，訪問山西著名學者傅山。他們都是明末清初的一流學者、學術界精英，對亡明也都有著難以割舍的感情。在傅山居住的晉祠雲陶洞裏，他們對空奠酒，悼念明朝末代皇帝崇禎，或議論詩文，談笑風生；或擊箸悲歌，緬懷故人。這在今人眼裏，也許會覺得很可笑，因為今日熒屏，歌頌“康乾盛世”已成為主流。但在明末清初的讀書人中，“懷念先朝”是一種“時髦”，它展示了當時文壇思想傾向。
春天的夜晚，晉祠內殿閣幽邃，亭台朦朧，月影搖曳，花香泉洌。來自嶺南的屈大均、來自浙江的朱彝尊等都留下詩文，記敘佳園盛會。顧炎武和傅山（青主）誌同道合，多次吟詩酬唱，在《又酬傅處士次韻》（其一）一詩中，顧炎武寫道：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
時當漢臘遺臣祭，義激韓仇舊相家。
陵闕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春花。
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鬥槎。
這首詩用典嫻熟，感情深摯。詩人一連用四位曆史人物來比喻傅山的風骨和操守，他像晉代名將劉琨（越石）吹奏胡笳，解晉陽之圍；像西晉阮籍駕車獨遊，雖末路窮途卻仍繼續前行；像西漢陳鹹不畏篡位後王莽的權勢，臘祭還用漢朝舊製；像韓國的張良，亡國後散盡家財堅持反秦。夕陽的餘暉照映著先明皇陵，春天妍麗的鮮花是用山河的“淚水”澆灌的。兩人雖然相隔遙遠，但是心有靈犀互為聲援。
在與會諸公中，有的後來成為清王朝的重臣，有的以學術成就受到清廷器重。如王士禎（漁洋）官至刑部尚書，朱彝尊為翰林院檢討，成為浙派詞家代表；考據學家閻若璩應邀參加《大清一統誌》的編纂，是皇四子胤禛雍王府的上賓。因為此時清朝政權穩定，和朱明王朝後期相比，政治較為清明，百姓生活安定，更多的讀書人願為新朝效力。而隻有顧炎武、傅山、屈大均等人仍甘當“遺民”，始終如一地拒絕與清王朝合作。
就在這一年，顧炎武的朋友吳炎、潘檉章受莊廷瓏《明史》案的株連，被清廷所殺。顧炎武懷著滿腔悲憤，在旅途中遙祭亡友，他在《書吳潘二子事》一文中，詳細記載了莊廷瓏《明史》案的始末，頌揚了吳、潘的品德操持和他們臨危不懼的精神。
但到了康熙七年，麻煩同樣落到顧炎武身上，這個麻煩來得十分突然。這一年，山東萊州人薑元衡誣告黃培家裏曾刻過並藏有“悖逆”藏書。薑家本來是黃家世代家奴，入清後，薑家出了個薑元衡，考中進士，點了翰林，便立意要翻主仆名分，並表示對朝廷的忠心，因而狀告黃培。官府在黃家搜出一本《忠節錄》，是明末天啟、崇禎年間遺詩選刊，其中不少是反映滿族入侵的詩歌，編者寧人，薑元衡咬定“寧人”就是顧炎武，於是顧炎武被卷進了“黃培詩案”。
此時顧炎武正赴北京搜集資料，聞訊後立即趕往濟南投案，在公堂上，他理直氣壯地申辯，《忠節錄》有“寧人”字樣，但無顧姓，根本不能證明就是昆山顧寧人，並指出原告以奴告主，捏造證據，純屬誣告。顧炎武被監禁七個月，後經友人李因篤和在山東巡撫衙門做幕僚的朱彝尊等人營救，才得以出獄。
這場冤獄使顧炎武打消在山東章丘縣大桑家莊定居著書以安度晚年的想法，而繼續長途跋涉的流浪生涯。此時清政權腳跟已經站穩，文字獄接連發生，在文化高壓政策下，顧炎武“退而修經典之業”，他編著了《音學五書》和《日知錄》兩書。
《音學五書》纂輯了顧炎武三十餘年研究音韻學的成果，音韻學是研究語音結構和語音演變的學問。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在顧炎武的《音學書》中，《音論》追溯了音學的源流；《詩本音》和《易音》考訂了《詩經》和《周易》中的音韻；《唐韻書》則考察了從春秋戰國到唐宋以來的音韻變遷；《古音表》細致地將古音分為十部，並列表加以說明。顧炎武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讀九經要從“考文”開始，考文要從“知音”開始，所以諸子百家之書都離不開音韻之學。這一觀點，開啟了清代乾嘉學派注重音韻訓詁學風的先河，成為乾嘉學派的不祧之祖。
在清代學術界，《音學五書》的影響非同一般。清學者滿鍚瑞在《經學曆史》一書中說：“宋吳棫、明陳第講求古音，猶多疏失。顧炎武《音學五書》，始返於古。江（江永）、戴（戴震）、段（段玉裁）、孔（孔廣森），益加闡明，是為音韻之學。”意思是，前人闡述“古音”漏失和謬誤頗多，顧炎武正本清源，才有了真正的音韻學。乾嘉年間，對“文字獄”聞風喪膽的清代學者，紛紛鑽入故紙堆中，研究音韻訓詁之學，相比顧炎武深入實際多方考證嚴謹治學的學風，清末大學者梁啟超評價乾嘉學派說，他們“隻算學得半個亭林罷了”。
顧炎武，一個前明“遺民”，一介布衣，連居所都不能固定的“僇人”。然而在學術界，他的形象是高大的。而一個沒有偏見和水分、不戴“勢利眼鏡”的學術界，同樣值得人們尊敬。
他考察薊遼咽喉山海關，細致地觀察雄關險隘，憑吊曆史遺跡，追溯明初徐達築城建關，明末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不禁感慨萬千。他寫下五言長詩《山海關》，開頭曰：
芒芒碣石東，此關自天作。
粵惟中山王，經營始開拓。
東支限重門，幽州截垠堮。
前海彌浩溔，後嶺橫堮。
……
詩人一開始就描述了山海關的雄渾險峻，接著描寫雄關的風雲變幻：明朝從正德到萬曆幾代皇帝都沉溺於淫靡和逸樂，努爾哈赤起兵反明攻占撫順，巡撫王化貞在廣寧大敗臨陣脫逃，經略熊廷弼退守山海關，孫承宗督師薊遼練兵屯田，李自成攻陷北京迫使皇帝自縊，總兵吳三桂打開山海關城門投降清軍，明王朝土崩瓦解，如今懊悔已晚。顯然這是一幅晚明的曆史畫卷。
他還考察了居庸關、古北口、昌黎、三屯等戰略要地。這裏奔馳過鮮卑人、沙陀人的鐵騎，是契丹、女真族入主中原的門戶，如今滿洲的八旗兵又邁過這些關隘，成了華夏大地的主人。他每到一處阨塞總請來當地的老兵，詳細詢問當年戰鬥情景，如果發現同平時聽到的稍有出入，就立即去坊肆間購買有關書籍勘校核對。他精確地記載了這一帶的地理形勢，詳盡地描述這些軍事要塞的曆史沿革，先後寫成《營平二州史事》、《昌平山水記》等地理著作，總結宋朝以來由於不了解營、平、灤三州的戰略地位，以致造成戰亂和亡國的曆史教訓。
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政權敗亡，清王朝統治趨向鞏固。兩年後，即康熙二年（1663年）春，顧炎武和朱彝尊、李因篤、王士禎、閻若璩、屈大均、毛奇令等聯袂來到太原，訪問山西著名學者傅山。他們都是明末清初的一流學者、學術界精英，對亡明也都有著難以割舍的感情。在傅山居住的晉祠雲陶洞裏，他們對空奠酒，悼念明朝末代皇帝崇禎，或議論詩文，談笑風生；或擊箸悲歌，緬懷故人。這在今人眼裏，也許會覺得很可笑，因為今日熒屏，歌頌“康乾盛世”已成為主流。但在明末清初的讀書人中，“懷念先朝”是一種“時髦”，它展示了當時文壇思想傾向。
春天的夜晚，晉祠內殿閣幽邃，亭台朦朧，月影搖曳，花香泉洌。來自嶺南的屈大均、來自浙江的朱彝尊等都留下詩文，記敘佳園盛會。顧炎武和傅山（青主）誌同道合，多次吟詩酬唱，在《又酬傅處士次韻》（其一）一詩中，顧炎武寫道：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
時當漢臘遺臣祭，義激韓仇舊相家。
陵闕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春花。
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鬥槎。
這首詩用典嫻熟，感情深摯。詩人一連用四位曆史人物來比喻傅山的風骨和操守，他像晉代名將劉琨（越石）吹奏胡笳，解晉陽之圍；像西晉阮籍駕車獨遊，雖末路窮途卻仍繼續前行；像西漢陳鹹不畏篡位後王莽的權勢，臘祭還用漢朝舊製；像韓國的張良，亡國後散盡家財堅持反秦。夕陽的餘暉照映著先明皇陵，春天妍麗的鮮花是用山河的“淚水”澆灌的。兩人雖然相隔遙遠，但是心有靈犀互為聲援。
在與會諸公中，有的後來成為清王朝的重臣，有的以學術成就受到清廷器重。如王士禎（漁洋）官至刑部尚書，朱彝尊為翰林院檢討，成為浙派詞家代表；考據學家閻若璩應邀參加《大清一統誌》的編纂，是皇四子胤禛雍王府的上賓。因為此時清朝政權穩定，和朱明王朝後期相比，政治較為清明，百姓生活安定，更多的讀書人願為新朝效力。而隻有顧炎武、傅山、屈大均等人仍甘當“遺民”，始終如一地拒絕與清王朝合作。
就在這一年，顧炎武的朋友吳炎、潘檉章受莊廷瓏《明史》案的株連，被清廷所殺。顧炎武懷著滿腔悲憤，在旅途中遙祭亡友，他在《書吳潘二子事》一文中，詳細記載了莊廷瓏《明史》案的始末，頌揚了吳、潘的品德操持和他們臨危不懼的精神。
但到了康熙七年，麻煩同樣落到顧炎武身上，這個麻煩來得十分突然。這一年，山東萊州人薑元衡誣告黃培家裏曾刻過並藏有“悖逆”藏書。薑家本來是黃家世代家奴，入清後，薑家出了個薑元衡，考中進士，點了翰林，便立意要翻主仆名分，並表示對朝廷的忠心，因而狀告黃培。官府在黃家搜出一本《忠節錄》，是明末天啟、崇禎年間遺詩選刊，其中不少是反映滿族入侵的詩歌，編者寧人，薑元衡咬定“寧人”就是顧炎武，於是顧炎武被卷進了“黃培詩案”。
此時顧炎武正赴北京搜集資料，聞訊後立即趕往濟南投案，在公堂上，他理直氣壯地申辯，《忠節錄》有“寧人”字樣，但無顧姓，根本不能證明就是昆山顧寧人，並指出原告以奴告主，捏造證據，純屬誣告。顧炎武被監禁七個月，後經友人李因篤和在山東巡撫衙門做幕僚的朱彝尊等人營救，才得以出獄。
這場冤獄使顧炎武打消在山東章丘縣大桑家莊定居著書以安度晚年的想法，而繼續長途跋涉的流浪生涯。此時清政權腳跟已經站穩，文字獄接連發生，在文化高壓政策下，顧炎武“退而修經典之業”，他編著了《音學五書》和《日知錄》兩書。
《音學五書》纂輯了顧炎武三十餘年研究音韻學的成果，音韻學是研究語音結構和語音演變的學問。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在顧炎武的《音學書》中，《音論》追溯了音學的源流；《詩本音》和《易音》考訂了《詩經》和《周易》中的音韻；《唐韻書》則考察了從春秋戰國到唐宋以來的音韻變遷；《古音表》細致地將古音分為十部，並列表加以說明。顧炎武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讀九經要從“考文”開始，考文要從“知音”開始，所以諸子百家之書都離不開音韻之學。這一觀點，開啟了清代乾嘉學派注重音韻訓詁學風的先河，成為乾嘉學派的不祧之祖。
在清代學術界，《音學五書》的影響非同一般。清學者滿鍚瑞在《經學曆史》一書中說：“宋吳棫、明陳第講求古音，猶多疏失。顧炎武《音學五書》，始返於古。江（江永）、戴（戴震）、段（段玉裁）、孔（孔廣森），益加闡明，是為音韻之學。”意思是，前人闡述“古音”漏失和謬誤頗多，顧炎武正本清源，才有了真正的音韻學。乾嘉年間，對“文字獄”聞風喪膽的清代學者，紛紛鑽入故紙堆中，研究音韻訓詁之學，相比顧炎武深入實際多方考證嚴謹治學的學風，清末大學者梁啟超評價乾嘉學派說，他們“隻算學得半個亭林罷了”。
顧炎武，一個前明“遺民”，一介布衣，連居所都不能固定的“僇人”。然而在學術界，他的形象是高大的。而一個沒有偏見和水分、不戴“勢利眼鏡”的學術界，同樣值得人們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