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北方人心目中，江南人總是溫順懦弱、圓滑善變。其實不然。由於堅決抵禦外侮，曆來外族統治者的種族歧視政策總是把“南人放在最末一等”。
明末清初是江南思想活躍、士風激揚的年代。在山溫水軟之地，良順柔雅的吳中出現了“頭顱拋處血斑斑”的東林黨人，出現了蘇州市民反“閹黨”鬥爭和張溥的《五人墓碑記》，出現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出現了顧炎武、黃宗羲等中國民本與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當然，還有一位狂狷不羈、語言尖刻的金聖歎。
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伴隨著商品交流的頻繁和手工業作坊的遍地崛起，明代中葉的姑蘇，就出現了“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門五日一嚐新。市河到處堪搖櫓，街巷通宵不絕人”的繁榮景象（唐寅《姑蘇雜詠》）。將搜書、刻書、販書連成一體的書商經營，成了古城一大新興行業。據載，明末汲古閣主人、藏書家毛晉“力搜秘冊，經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傳奇小說，廣為鏤版，由是毛氏鋟本走天下”。書商將眼光投向雅俗共賞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名家評點的小說，如明代餘氏雙峰堂刊行、餘象鬥評點的《水滸傳評林》、《批評三國誌傳》等，就是當時暢銷的“熱門書”。於是，金聖歎也就成了轟動一時的評點名家。
評點，用生花妙筆對書中情節進行手眼獨到的指點，起點石成金之妙，使人讀後茅塞頓開、境界豁然，是中國傳統文學評論中的一種獨特形式。但金聖歎眼界很高，傲視一切，對於一些公開公認的文學名著，他說批就批，要砍就砍，沒有半點顧忌，而且語言刻薄，嬉笑怒罵，很有點“驚世駭俗”。這就使那些靠“傳統”啖飯或成名的人物無法忍受，認為金聖歎批書就是批自己，從而產生“切膚”之痛。就是那些不知傳統為何物而慣於隨波逐流的人們，也會覺得不舒服。
一個“傲”字，使金聖歎處於“群起而攻之”的境地；“傲”也使他說出了多數人不敢說的話。譬如，他對《三國演義》的評價，“人物事體說話太多了，筆下拖不動，踅不轉，分明如官府轉話奴才，其實何曾自敢添減一字”。他評《西遊記》，“隻是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煙火，一陣一陣過，中間全沒貫串”，“每到弄不來時，便是南海觀音救了”。
將《三國演義》的語言說成是“如官府轉話奴才”，將《西遊記》的情節比喻為“大年夜放煙火”，金聖歎恐怕是第一人。
金聖歎將原來的《忠義水滸傳》中宋江受招安、征田虎、打方臘等後四十九回全部砍去，並去掉書名中的“忠義”兩字，使《水滸》成為一部“已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為盜者讀之而為盜”的小說。經他批改的《西廂》，全劇終止於“草橋驚夢”一場，將原來夫榮妻貴大團圓的結局，變成一出“醒來難耐霜林醉，隻是離人淚”的古典愛情悲劇，表達了他對“門第婚姻”的否定，對“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才子佳人俗套的厭惡。更讓“衛道者”不能容忍的，是他在學生中公然提倡“先讀《國風》，後看《西廂》”。“誨盜”加之“誨淫”，這個罪名是很大的。
他將《水滸》、《西廂》和《左傳》、《史記》、《莊子》、《離騷》以及《杜詩》相提並論，則更為“咄咄逼人”。他還將《水滸》和《史記》做了比較，倘若太史公還活著，也許是會允許這種比較的，因為在金聖歎的筆墨中，就有著太史公評騭百代的不拘一格，雖然他遠遠沒有太史公那種嚴謹和成熟。偏偏《史記》已經過“欽定”，奉為經典，這種比較就變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將引起官方慍怒，士林囂嘩。可金聖歎全然不顧，他比較兩者說：“《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計算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卻不然，隻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皆由我。”（《讀第五才子書法》）這一段文字很為後世重視，認為金聖歎很早就提出了小說與曆史的分野。但是，還有人仍將《水滸》當作曆史來讀，為金聖歎刪掉後四十九回而“義憤填膺”。
金聖歎不僅將《水滸》與《史記》相提並論，而且還認為“《水滸》勝過《史記》”，這是因為“他把一百零八人的性格都寫出來”、“每個人分明就是一篇《列傳》”。由金聖歎編印的《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簡稱金本《水滸》），全書洋洋萬言，包括“序一”、“序二”、“序三”、“《宋史綱》批語”、“《宋史目》批語”、《讀第五才子書法》和分散在各章回中的評點諸內容。
在《宋史綱》批語中，金聖歎提出《水滸》主題是“官逼民反”。他說，強盜並非天生，是由於“失教”和“饑寒”，而憑他們的“才”和“力”，又不甘屈居人下，“於是無端入草，一嘯群聚，始而奪貨，繼而稱兵”。但誰使他們“失教”和“饑寒”，誰使他們有才力得不到發揮？他引用商初成湯的話：“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將矛頭直指皇帝老兒，並將此思想貫穿於各章回的評點中。如在第一回，他指出開頭不寫一百零八人，而先寫高俅，正說明“亂自上作”；隨著小王太尉、小蘇學士、小舅端王（徽宗）先後出場，他又在“夾批”中嘲諷道：“群‘小’相聚，高俅即欲不得誌，豈亦可得哉！”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金聖歎對《水滸傳》情有獨鍾，認為“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其餘的書看一遍即可，獨有《水滸》百讀不厭。如劫法場、偷漢、打虎都是難題目，很難下筆，但《水滸》偏偏不怕，先後描寫兩次，而且前後不同，各有千秋。金聖歎特別欣賞《水滸》對人物個性的刻畫。他說：“寫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隻是一樣。”他將梁山群雄分為上上、上中、中上、中下四類，李逵的“天真爛漫”、魯達的“粗中有細”、阮小七的“口快心快”，均屬“上上人物”。同樣是粗魯，在金聖歎評點中，魯達粗魯是性急，史進粗魯是任性，李逵粗魯是蠻幹，武鬆粗魯是豪傑不受羈約，阮小七粗魯是悲憤無說處，焦挺粗魯是氣質不好……
在這些人物中，金聖歎評價最高的是黑旋風李逵。他認為寫李逵，“段段都是絕妙文字”，李逵的“樸誠”反襯出宋江的“奸詐”。他認為林衝這個人物寫得“太狠”，“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出事業來，然琢削元氣也不少。”吳用的人品比宋江端正，宋江純用“術數”籠絡人，吳用則能“驅策群力，有軍師之體”；吳用肯自認“智多星”，而宋江卻自評說“自家誌誠質樸”；這兩人相互籠絡，心裏各各自知，外表又各各裝做不知，“寫得真是好看煞人”。阮小七是梁山“第一快人”，楊誌屬舊家子弟，關勝為“變相雲長”，柴進隻會“好客”，戴宗唯有“神行”；英雄員外盧俊義帶點“呆氣”，就像“畫駱駝，雖是龐然大物，但看起來到底不俊……”
中國的章回小說是從說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故前人評價小說總把故事情節放在首位。金聖歎率先提出小說創作在於塑造典型生動的人物形象，從美學高度研究小說創作的藝術性。所以，他對梁山人物獨到而細膩的剖析和評點，也成了金本《水滸》中最精彩的部分，在中國文學史冊上熠熠發光。
金聖歎評點《西廂》也有其獨特見解。在那個允許男子有三妻四妾，而小說言情就是“誨淫”的時代，他大聲疾呼，《西廂》不是淫書，在《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中，他列舉八十一條斷定《西廂》是“奇書”、“妙文”。他寫道：“《西廂》斷斷不是淫書，斷斷是妙文。”“有人說《西廂》是淫書，此人日後定墮拔舌地獄。”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說道：“文者見之謂之文，淫者見之謂之淫耳。”
他舉例說，諸葛公白帝受托，五丈出師，孤忠老臣的眼淚；王昭君慷慨請行，琵琶出塞，高才受屈的眼淚；他是讀了《西廂》後才有深刻理解的。乍看這三者似乎聯係不大，語意誇張，但金聖歎說的是，他從《西廂》中發現了淨化升華了的“人間至情”。而在一般反映愛情的文藝作品中，缺少的就是這種真實的感情。
在明清兩代的戲曲中，“落難公子中狀元，後花園私訂終身”，又俗又濫，金聖歎在《〈賴婚〉批》中寫道：“吾恨近時忤奴，於最初驚豔時，便做無數目挑心招醜態，願天下才子同聲詈之。”對《西廂》中婉曲而細膩的愛情描繪和張生、鶯鶯的心靈刻畫，他更是表示十分欣賞。
明末清初是江南思想活躍、士風激揚的年代。在山溫水軟之地，良順柔雅的吳中出現了“頭顱拋處血斑斑”的東林黨人，出現了蘇州市民反“閹黨”鬥爭和張溥的《五人墓碑記》，出現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出現了顧炎武、黃宗羲等中國民本與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當然，還有一位狂狷不羈、語言尖刻的金聖歎。
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伴隨著商品交流的頻繁和手工業作坊的遍地崛起，明代中葉的姑蘇，就出現了“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門五日一嚐新。市河到處堪搖櫓，街巷通宵不絕人”的繁榮景象（唐寅《姑蘇雜詠》）。將搜書、刻書、販書連成一體的書商經營，成了古城一大新興行業。據載，明末汲古閣主人、藏書家毛晉“力搜秘冊，經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傳奇小說，廣為鏤版，由是毛氏鋟本走天下”。書商將眼光投向雅俗共賞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名家評點的小說，如明代餘氏雙峰堂刊行、餘象鬥評點的《水滸傳評林》、《批評三國誌傳》等，就是當時暢銷的“熱門書”。於是，金聖歎也就成了轟動一時的評點名家。
評點，用生花妙筆對書中情節進行手眼獨到的指點，起點石成金之妙，使人讀後茅塞頓開、境界豁然，是中國傳統文學評論中的一種獨特形式。但金聖歎眼界很高，傲視一切，對於一些公開公認的文學名著，他說批就批，要砍就砍，沒有半點顧忌，而且語言刻薄，嬉笑怒罵，很有點“驚世駭俗”。這就使那些靠“傳統”啖飯或成名的人物無法忍受，認為金聖歎批書就是批自己，從而產生“切膚”之痛。就是那些不知傳統為何物而慣於隨波逐流的人們，也會覺得不舒服。
一個“傲”字，使金聖歎處於“群起而攻之”的境地；“傲”也使他說出了多數人不敢說的話。譬如，他對《三國演義》的評價，“人物事體說話太多了，筆下拖不動，踅不轉，分明如官府轉話奴才，其實何曾自敢添減一字”。他評《西遊記》，“隻是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煙火，一陣一陣過，中間全沒貫串”，“每到弄不來時，便是南海觀音救了”。
將《三國演義》的語言說成是“如官府轉話奴才”，將《西遊記》的情節比喻為“大年夜放煙火”，金聖歎恐怕是第一人。
金聖歎將原來的《忠義水滸傳》中宋江受招安、征田虎、打方臘等後四十九回全部砍去，並去掉書名中的“忠義”兩字，使《水滸》成為一部“已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為盜者讀之而為盜”的小說。經他批改的《西廂》，全劇終止於“草橋驚夢”一場，將原來夫榮妻貴大團圓的結局，變成一出“醒來難耐霜林醉，隻是離人淚”的古典愛情悲劇，表達了他對“門第婚姻”的否定，對“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才子佳人俗套的厭惡。更讓“衛道者”不能容忍的，是他在學生中公然提倡“先讀《國風》，後看《西廂》”。“誨盜”加之“誨淫”，這個罪名是很大的。
他將《水滸》、《西廂》和《左傳》、《史記》、《莊子》、《離騷》以及《杜詩》相提並論，則更為“咄咄逼人”。他還將《水滸》和《史記》做了比較，倘若太史公還活著，也許是會允許這種比較的，因為在金聖歎的筆墨中，就有著太史公評騭百代的不拘一格，雖然他遠遠沒有太史公那種嚴謹和成熟。偏偏《史記》已經過“欽定”，奉為經典，這種比較就變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將引起官方慍怒，士林囂嘩。可金聖歎全然不顧，他比較兩者說：“《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計算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卻不然，隻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皆由我。”（《讀第五才子書法》）這一段文字很為後世重視，認為金聖歎很早就提出了小說與曆史的分野。但是，還有人仍將《水滸》當作曆史來讀，為金聖歎刪掉後四十九回而“義憤填膺”。
金聖歎不僅將《水滸》與《史記》相提並論，而且還認為“《水滸》勝過《史記》”，這是因為“他把一百零八人的性格都寫出來”、“每個人分明就是一篇《列傳》”。由金聖歎編印的《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簡稱金本《水滸》），全書洋洋萬言，包括“序一”、“序二”、“序三”、“《宋史綱》批語”、“《宋史目》批語”、《讀第五才子書法》和分散在各章回中的評點諸內容。
在《宋史綱》批語中，金聖歎提出《水滸》主題是“官逼民反”。他說，強盜並非天生，是由於“失教”和“饑寒”，而憑他們的“才”和“力”，又不甘屈居人下，“於是無端入草，一嘯群聚，始而奪貨，繼而稱兵”。但誰使他們“失教”和“饑寒”，誰使他們有才力得不到發揮？他引用商初成湯的話：“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將矛頭直指皇帝老兒，並將此思想貫穿於各章回的評點中。如在第一回，他指出開頭不寫一百零八人，而先寫高俅，正說明“亂自上作”；隨著小王太尉、小蘇學士、小舅端王（徽宗）先後出場，他又在“夾批”中嘲諷道：“群‘小’相聚，高俅即欲不得誌，豈亦可得哉！”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金聖歎對《水滸傳》情有獨鍾，認為“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其餘的書看一遍即可，獨有《水滸》百讀不厭。如劫法場、偷漢、打虎都是難題目，很難下筆，但《水滸》偏偏不怕，先後描寫兩次，而且前後不同，各有千秋。金聖歎特別欣賞《水滸》對人物個性的刻畫。他說：“寫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隻是一樣。”他將梁山群雄分為上上、上中、中上、中下四類，李逵的“天真爛漫”、魯達的“粗中有細”、阮小七的“口快心快”，均屬“上上人物”。同樣是粗魯，在金聖歎評點中，魯達粗魯是性急，史進粗魯是任性，李逵粗魯是蠻幹，武鬆粗魯是豪傑不受羈約，阮小七粗魯是悲憤無說處，焦挺粗魯是氣質不好……
在這些人物中，金聖歎評價最高的是黑旋風李逵。他認為寫李逵，“段段都是絕妙文字”，李逵的“樸誠”反襯出宋江的“奸詐”。他認為林衝這個人物寫得“太狠”，“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出事業來，然琢削元氣也不少。”吳用的人品比宋江端正，宋江純用“術數”籠絡人，吳用則能“驅策群力，有軍師之體”；吳用肯自認“智多星”，而宋江卻自評說“自家誌誠質樸”；這兩人相互籠絡，心裏各各自知，外表又各各裝做不知，“寫得真是好看煞人”。阮小七是梁山“第一快人”，楊誌屬舊家子弟，關勝為“變相雲長”，柴進隻會“好客”，戴宗唯有“神行”；英雄員外盧俊義帶點“呆氣”，就像“畫駱駝，雖是龐然大物，但看起來到底不俊……”
中國的章回小說是從說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故前人評價小說總把故事情節放在首位。金聖歎率先提出小說創作在於塑造典型生動的人物形象，從美學高度研究小說創作的藝術性。所以，他對梁山人物獨到而細膩的剖析和評點，也成了金本《水滸》中最精彩的部分，在中國文學史冊上熠熠發光。
金聖歎評點《西廂》也有其獨特見解。在那個允許男子有三妻四妾，而小說言情就是“誨淫”的時代，他大聲疾呼，《西廂》不是淫書，在《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中，他列舉八十一條斷定《西廂》是“奇書”、“妙文”。他寫道：“《西廂》斷斷不是淫書，斷斷是妙文。”“有人說《西廂》是淫書，此人日後定墮拔舌地獄。”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說道：“文者見之謂之文，淫者見之謂之淫耳。”
他舉例說，諸葛公白帝受托，五丈出師，孤忠老臣的眼淚；王昭君慷慨請行，琵琶出塞，高才受屈的眼淚；他是讀了《西廂》後才有深刻理解的。乍看這三者似乎聯係不大，語意誇張，但金聖歎說的是，他從《西廂》中發現了淨化升華了的“人間至情”。而在一般反映愛情的文藝作品中，缺少的就是這種真實的感情。
在明清兩代的戲曲中，“落難公子中狀元，後花園私訂終身”，又俗又濫，金聖歎在《〈賴婚〉批》中寫道：“吾恨近時忤奴，於最初驚豔時，便做無數目挑心招醜態，願天下才子同聲詈之。”對《西廂》中婉曲而細膩的愛情描繪和張生、鶯鶯的心靈刻畫，他更是表示十分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