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和顧憲成齊名的，是比他小十二歲的高攀龍（1562～1626年），時人稱為“東林顧高”。
高攀龍是萬曆十七年（1589年）進士，授行人司行人。他第一次被罷官是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事件中。農曆癸巳年朝廷對五品以下京官進行考察，主持這次考察的吏部尚書孫考功、吏部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不徇私情，嚴稽細核秉公辦事，得罪了朝中重臣，事後被首輔王錫爵罷斥。當時在京任職、後來成為東林學者的顧允成、薛敷教等上疏申救，也都被逐出朝廷，棄官回籍。高攀龍按捺不住內心激憤而仗義執言，呈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結果被貶謫到廣東揭陽縣任典史。次年，他就因親喪退居林下回到無錫故裏，與顧憲成一起複創東林書院。
高攀龍在東林書院講學二十七年，從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變成年近花甲的老者。顧憲成病故後，由他主持院務。直到天啟元年（1621年）明熹宗朱由校登位後，東林人士紛紛被重新起用，高攀龍被召回任光祿寺丞，他將東林院務交給葉茂才。過了三年，他又被擢升為都察院左都禦史，從此他就卷入了更加凶險的政治旋渦。
這時的朱明王朝已處於大廈將傾的前夜，宮廷中先後發生了明史上著名的“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案”都是皇室內部的糾葛，但據說都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於是掀起軒然大波，在朝臣中也分為兩大派，一絲不苟、以天下為己任的東林人士，當然主張追究到底。兩派勢力各不相讓，劍拔弩張，結果是持棍闖宮的張差被匆匆處死；進獻紅丸的李可灼被處以極刑；李選侍搬出乾清宮。名噪朝野的“明宮三大案”草率了結，東林人士似乎占了上風，其中很多人都位居朝廷要津，成為在朝的一大政治集團。不過，這也將一批並非“東林學派”的官員推向了以後的敵對營壘。
“三大案”的爭論曠日持久，但在朝廷之外，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憤怒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地處東北建州衛的努爾哈赤早已秣馬厲兵不斷擴大地盤。而一群以天下為己任的東林有誌之士，卻將精力用於宮內無休無止的爭議上，而且必欲置論敵於死地而後快，這種狹隘的排他性暴露出“書生從政”的弱點。“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就在東林黨人和非東林人士爭論得不可開交之際，以太監魏忠賢為首的另一股政治勢力從幕後走向前台。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時隻有16歲，兒時帶他玩耍的宦官魏忠賢當上了司禮秉筆太監兼掌東廠，並很快組成蛛網般的特務係統，壟斷了司法審判大權。原來的反東林人士和魏忠賢結成同盟，東林人士稱這個新結合的政治集團為“閹黨”。“閹黨”一得勢，就把東林黨作為自己的對立麵。魏忠賢進宮前本是市井無賴，東林人士碰到這樣的對手，根本毫無道理可講。天啟四年（1624年），高攀龍上疏揭發“閹黨”成員崔呈秀貪贓枉法的劣跡，這本是禦史職責。但驚恐萬分的崔呈秀，連夜拜倒在魏忠賢腳下做其幹兒子，結果高攀龍被罷黜返鄉。罷撤一個位列九卿的大臣，隻憑太監一句話，如此腐爛透頂的王朝若不垮台，真是天理難容！高攀龍從天啟四年四月升任都察院左都禦史，十一月被撤職回無錫，前後不到七個月。這是他第二次被罷官，也是他仕途生涯的終結。
高攀龍罷官返裏後，隱居在城郊五裏湖畔，居室四麵環水，名曰“水居”。清人王永積在《錫山景物略》中對高攀龍的水居有著翔實的記載：
……室築水中，堤環水外，湖又環堤外，小橋通焉。屋隻數楹，四麵臨水，自春徂冬，溪光山色，樹影花香，漁歌鳥語，目應接不暇。有一小樓，名可樓。堤前築一石台，像圓，名月坡。堤外小港，漁舟夜集，以數百計，若外護然。
高攀龍的水居屋舍不多，卻是湖光山色賞心悅目。他很愛這座水居，曾在《高子遺書》中留下《水居》一詩：
有客風塵歸去來，兀然孤坐水中台。
九龍山似翠屏立，五裏湖如明鏡開。
春雨鱖肥菰米飯，秋風鱸美菊花杯。
蒹葭白露伊人在，谘問江天一快哉。
如今，在“高子水居”舊址，已建成“高攀龍紀念館”，小園建構模樣依舊，是無錫環湖景點之一。
高攀龍還經常到幾裏外太湖邊黿頭渚石壁下的湖灘上散步、洗腳，取意屈原《漁父》中的“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如今“閹黨”專權，舉世皆濁，他隻能在水邊洗腳，借以抒發胸中悲憤孤寂之情。後人在湖畔石壁上鐫刻大字“明高忠憲公濯足處”，表示對這位先賢的緬懷和紀念。
然而，高攀龍並沒有忘卻君國社稷。天啟五年，魏忠賢下令逮捕楊漣、左光鬥、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當“閹黨”緹騎前往浙江嘉善魏大中家裏捉人時，高攀龍聞訊後立即趕往吳江平望鎮，在官道旁迎候，為解押中的魏大中洗塵餞行。魏大中談笑自若，毫無懼色，高攀龍雇了小船尾隨其後，行了幾十裏水路，一直送到無錫北郊十裏外的皋橋，在緹騎的催逼聲中，師生依依惜別。
高攀龍是萬曆十七年（1589年）進士，授行人司行人。他第一次被罷官是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事件中。農曆癸巳年朝廷對五品以下京官進行考察，主持這次考察的吏部尚書孫考功、吏部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不徇私情，嚴稽細核秉公辦事，得罪了朝中重臣，事後被首輔王錫爵罷斥。當時在京任職、後來成為東林學者的顧允成、薛敷教等上疏申救，也都被逐出朝廷，棄官回籍。高攀龍按捺不住內心激憤而仗義執言，呈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結果被貶謫到廣東揭陽縣任典史。次年，他就因親喪退居林下回到無錫故裏，與顧憲成一起複創東林書院。
高攀龍在東林書院講學二十七年，從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變成年近花甲的老者。顧憲成病故後，由他主持院務。直到天啟元年（1621年）明熹宗朱由校登位後，東林人士紛紛被重新起用，高攀龍被召回任光祿寺丞，他將東林院務交給葉茂才。過了三年，他又被擢升為都察院左都禦史，從此他就卷入了更加凶險的政治旋渦。
這時的朱明王朝已處於大廈將傾的前夜，宮廷中先後發生了明史上著名的“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案”都是皇室內部的糾葛，但據說都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於是掀起軒然大波，在朝臣中也分為兩大派，一絲不苟、以天下為己任的東林人士，當然主張追究到底。兩派勢力各不相讓，劍拔弩張，結果是持棍闖宮的張差被匆匆處死；進獻紅丸的李可灼被處以極刑；李選侍搬出乾清宮。名噪朝野的“明宮三大案”草率了結，東林人士似乎占了上風，其中很多人都位居朝廷要津，成為在朝的一大政治集團。不過，這也將一批並非“東林學派”的官員推向了以後的敵對營壘。
“三大案”的爭論曠日持久，但在朝廷之外，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憤怒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地處東北建州衛的努爾哈赤早已秣馬厲兵不斷擴大地盤。而一群以天下為己任的東林有誌之士，卻將精力用於宮內無休無止的爭議上，而且必欲置論敵於死地而後快，這種狹隘的排他性暴露出“書生從政”的弱點。“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就在東林黨人和非東林人士爭論得不可開交之際，以太監魏忠賢為首的另一股政治勢力從幕後走向前台。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時隻有16歲，兒時帶他玩耍的宦官魏忠賢當上了司禮秉筆太監兼掌東廠，並很快組成蛛網般的特務係統，壟斷了司法審判大權。原來的反東林人士和魏忠賢結成同盟，東林人士稱這個新結合的政治集團為“閹黨”。“閹黨”一得勢，就把東林黨作為自己的對立麵。魏忠賢進宮前本是市井無賴，東林人士碰到這樣的對手，根本毫無道理可講。天啟四年（1624年），高攀龍上疏揭發“閹黨”成員崔呈秀貪贓枉法的劣跡，這本是禦史職責。但驚恐萬分的崔呈秀，連夜拜倒在魏忠賢腳下做其幹兒子，結果高攀龍被罷黜返鄉。罷撤一個位列九卿的大臣，隻憑太監一句話，如此腐爛透頂的王朝若不垮台，真是天理難容！高攀龍從天啟四年四月升任都察院左都禦史，十一月被撤職回無錫，前後不到七個月。這是他第二次被罷官，也是他仕途生涯的終結。
高攀龍罷官返裏後，隱居在城郊五裏湖畔，居室四麵環水，名曰“水居”。清人王永積在《錫山景物略》中對高攀龍的水居有著翔實的記載：
……室築水中，堤環水外，湖又環堤外，小橋通焉。屋隻數楹，四麵臨水，自春徂冬，溪光山色，樹影花香，漁歌鳥語，目應接不暇。有一小樓，名可樓。堤前築一石台，像圓，名月坡。堤外小港，漁舟夜集，以數百計，若外護然。
高攀龍的水居屋舍不多，卻是湖光山色賞心悅目。他很愛這座水居，曾在《高子遺書》中留下《水居》一詩：
有客風塵歸去來，兀然孤坐水中台。
九龍山似翠屏立，五裏湖如明鏡開。
春雨鱖肥菰米飯，秋風鱸美菊花杯。
蒹葭白露伊人在，谘問江天一快哉。
如今，在“高子水居”舊址，已建成“高攀龍紀念館”，小園建構模樣依舊，是無錫環湖景點之一。
高攀龍還經常到幾裏外太湖邊黿頭渚石壁下的湖灘上散步、洗腳，取意屈原《漁父》中的“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如今“閹黨”專權，舉世皆濁，他隻能在水邊洗腳，借以抒發胸中悲憤孤寂之情。後人在湖畔石壁上鐫刻大字“明高忠憲公濯足處”，表示對這位先賢的緬懷和紀念。
然而，高攀龍並沒有忘卻君國社稷。天啟五年，魏忠賢下令逮捕楊漣、左光鬥、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當“閹黨”緹騎前往浙江嘉善魏大中家裏捉人時，高攀龍聞訊後立即趕往吳江平望鎮，在官道旁迎候，為解押中的魏大中洗塵餞行。魏大中談笑自若，毫無懼色，高攀龍雇了小船尾隨其後，行了幾十裏水路，一直送到無錫北郊十裏外的皋橋，在緹騎的催逼聲中，師生依依惜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