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今，在東林書院內，依然古柏森森，庭院寧靜，講堂寬敞明亮，書室簡樸有序。這使人遙想當年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學子窮章究典、裁量時政、書聲琅琅、弦歌陣陣的書齋生活和肅穆氛圍。
東林書院在形式上承襲了南宋以來的教育模式：崇祀孔孟，講求身心修養，研討“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書院也仿效了舊有的一套繁文縟節，如每年春秋兩季舉行兩次典禮，逢正月第一個甲日舉行“釋菜禮”，供品是幾色棗栗；而八月第一個丁日的“釋奠禮”就用全豬全羊供祭。書院按時舉行“講會”，在參照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教條》而製定的《東林會約》中規定：每次“講會”，推一人為“主講”，講“四書”一章，講完後由聽講者提問和討論，氣氛活躍，很有點“教學相長”的意味。中間休息時則唱詩數首，舒緩精神，放鬆心緒。
值得一提的是東林書院“講會”的主講，除了大部分是卸任官員的“東林學者”外，有很多是現職官員和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右僉都禦史、應天巡撫周孔教，欽差督學禦史楊廷筠，按察使蔡獻臣，揚州知府劉鐸，常州知府歐陽東風，以及時任常熟知縣楊漣等，都曾來此主講。就是東林書院的“院內主講”，被後人稱為“東林八君子”的顧憲成、高攀龍、顧允成、安希範、錢一本、劉元珍、葉茂才和薛敷教，也都是進士及第京官出身，並都和朝廷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如此師資隊伍、如此講課陣容，就決定了東林書院的教學內容除兼收並蓄地吸收理學中不同學派的道統學識外，更大量地涉及國運、朝政、時弊、民屙，這就大大地開闊了“講會”的視野範圍，擺脫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局限性。這也許就是東林書院區別於宋、明兩代很多書院的一大特色。
顧憲成的教育思想崇尚務實。他說：“在朝廷做官，不為君父著想；官居封疆之重，不盡心於百姓；退居林下，結伴講學，不關心世道，這都不是君子的所作所為。”在顧憲成之後主持院事的高攀龍，則說得更加透徹：“學者應以天下為己任。”這就改變了當時呆滯刻板而頹靡不振的士風，成為後來“經世致用之學”的先導，不能不說是教育史上的一次變革。
東林書院還建立“門籍”製度，參加“講會”必先登記“門籍”，這使東林書院增加了一重結社的性質，所以參加東林講會的人習慣上都以“東林社友”自稱。東林，代表著當時進步的文化方向，名噪一時，社友遍及長江中下遊，甚至延伸到偏遠的雲貴，每次“講會”都人滿為患，講堂、走廊到處是或坐或站的人。他們傳播理學，議論朝政，抨擊時弊，評價人物，在沉寂若死水一潭的朝野湧起一股銳意圖新、踔厲風發的新思潮。
顧憲成將後半生心血全部付與東林書院，他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他多次率眾去外地講學，也邀請外地學者來東林講學。從嘉靖初年起，王陽明的心學風靡天下，士林學風為之一新。但陽明以後“王學”發生分化，有人以“空言”、“遊談”為務，將“王學”引向歧路。顧憲成認為，“政治之弊源於學術之偏”。把學風不正說成是時弊的根源，這在當時是一種大膽的見解。他們和王門後學在無錫惠山二泉進行了三天論戰，蘇浙皖贛閩的學者紛至參加，是一次頗具規模的學術辯論，從此東林聲名大振。但是，顧憲成仍十分推重“王學”，邀請王門傳人方學漸、耿庭懷等到東林講學。
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黃宗羲，始終稱東林人士為“東林學派”，他對東林學派的評價是：“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然而，在明代，在門戶之見極深的朝堂，卻將東林書院以及與該書院有聯係的朝野人士一律稱作“東林黨人”，“東林黨”的名稱由此而來。這也促使東林人士在幹預國家事務、堅持政見等方麵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實際上，他們隻是一個政治色彩鮮明的學術團體，是道義和學術的聯盟，是一個身在江湖而心存廟堂、為匡救世弊進行不屈努力的知識分子群體。
顧憲成於萬曆四十年（1612年）在家中病逝。他涇裏的故居被保存下來，原來是在一條名叫“無吉弄”小巷中的五開間兩廂房明式建築，名“端居堂”（崇禎二年朝廷加贈顧憲成為吏部右侍郎，諡“端文”）。因其後輩顧皋中過狀元，所以整修過的顧憲成、顧允成故居，曲廊環繞，亭台水榭，假山花木，十分雅致。顧憲成留下了《小心齋劄記》、《涇皋藏稿》、《東林商語》等著述。
東林書院在形式上承襲了南宋以來的教育模式：崇祀孔孟，講求身心修養，研討“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書院也仿效了舊有的一套繁文縟節，如每年春秋兩季舉行兩次典禮，逢正月第一個甲日舉行“釋菜禮”，供品是幾色棗栗；而八月第一個丁日的“釋奠禮”就用全豬全羊供祭。書院按時舉行“講會”，在參照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教條》而製定的《東林會約》中規定：每次“講會”，推一人為“主講”，講“四書”一章，講完後由聽講者提問和討論，氣氛活躍，很有點“教學相長”的意味。中間休息時則唱詩數首，舒緩精神，放鬆心緒。
值得一提的是東林書院“講會”的主講，除了大部分是卸任官員的“東林學者”外，有很多是現職官員和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右僉都禦史、應天巡撫周孔教，欽差督學禦史楊廷筠，按察使蔡獻臣，揚州知府劉鐸，常州知府歐陽東風，以及時任常熟知縣楊漣等，都曾來此主講。就是東林書院的“院內主講”，被後人稱為“東林八君子”的顧憲成、高攀龍、顧允成、安希範、錢一本、劉元珍、葉茂才和薛敷教，也都是進士及第京官出身，並都和朝廷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如此師資隊伍、如此講課陣容，就決定了東林書院的教學內容除兼收並蓄地吸收理學中不同學派的道統學識外，更大量地涉及國運、朝政、時弊、民屙，這就大大地開闊了“講會”的視野範圍，擺脫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局限性。這也許就是東林書院區別於宋、明兩代很多書院的一大特色。
顧憲成的教育思想崇尚務實。他說：“在朝廷做官，不為君父著想；官居封疆之重，不盡心於百姓；退居林下，結伴講學，不關心世道，這都不是君子的所作所為。”在顧憲成之後主持院事的高攀龍，則說得更加透徹：“學者應以天下為己任。”這就改變了當時呆滯刻板而頹靡不振的士風，成為後來“經世致用之學”的先導，不能不說是教育史上的一次變革。
東林書院還建立“門籍”製度，參加“講會”必先登記“門籍”，這使東林書院增加了一重結社的性質，所以參加東林講會的人習慣上都以“東林社友”自稱。東林，代表著當時進步的文化方向，名噪一時，社友遍及長江中下遊，甚至延伸到偏遠的雲貴，每次“講會”都人滿為患，講堂、走廊到處是或坐或站的人。他們傳播理學，議論朝政，抨擊時弊，評價人物，在沉寂若死水一潭的朝野湧起一股銳意圖新、踔厲風發的新思潮。
顧憲成將後半生心血全部付與東林書院，他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他多次率眾去外地講學，也邀請外地學者來東林講學。從嘉靖初年起，王陽明的心學風靡天下，士林學風為之一新。但陽明以後“王學”發生分化，有人以“空言”、“遊談”為務，將“王學”引向歧路。顧憲成認為，“政治之弊源於學術之偏”。把學風不正說成是時弊的根源，這在當時是一種大膽的見解。他們和王門後學在無錫惠山二泉進行了三天論戰，蘇浙皖贛閩的學者紛至參加，是一次頗具規模的學術辯論，從此東林聲名大振。但是，顧憲成仍十分推重“王學”，邀請王門傳人方學漸、耿庭懷等到東林講學。
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黃宗羲，始終稱東林人士為“東林學派”，他對東林學派的評價是：“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然而，在明代，在門戶之見極深的朝堂，卻將東林書院以及與該書院有聯係的朝野人士一律稱作“東林黨人”，“東林黨”的名稱由此而來。這也促使東林人士在幹預國家事務、堅持政見等方麵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實際上，他們隻是一個政治色彩鮮明的學術團體，是道義和學術的聯盟，是一個身在江湖而心存廟堂、為匡救世弊進行不屈努力的知識分子群體。
顧憲成於萬曆四十年（1612年）在家中病逝。他涇裏的故居被保存下來，原來是在一條名叫“無吉弄”小巷中的五開間兩廂房明式建築，名“端居堂”（崇禎二年朝廷加贈顧憲成為吏部右侍郎，諡“端文”）。因其後輩顧皋中過狀元，所以整修過的顧憲成、顧允成故居，曲廊環繞，亭台水榭，假山花木，十分雅致。顧憲成留下了《小心齋劄記》、《涇皋藏稿》、《東林商語》等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