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無錫東林書院始創於北宋政和年間。而明代後期從萬曆到天啟初期是它的黃金時代，雖然隻有短短幾十年，但它的影響卻十分深遠。因為這所肅穆寧靜的學府，始終同時代脈搏、國家命運息息貫通、血肉相連，這在我國曆史上十分少見。
由於家住附近，兒時我常到東林書院玩耍，那時的東林書院在東林小學內，出門是一條狹窄的小巷蘇家弄。書院隻剩下幾所頹屋，長廊兩壁鑲嵌著東林先賢繪像石刻。書院麵對盈盈清流，旁依高高城牆，周圍古木森森，荒草枯藤，落日殘月，常使人想起“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的歌詞，給人以蒼涼浩茫之感。此後，城牆被拆，古樹被砍，連剩下來的一點點殘缺美也沒有了，東林書院成了居民區包圍中的幾間危屋，我每次路過那裏隻能“望屋興歎”。
在百廢俱興的年月裏，東林書院又恢複重建了。當我舊地重遊，已無法拾起兒時破碎的記憶，這裏已“舊貌換新顏”。麗澤堂是昔日東林書院的會議廳，按當時說法，是“研討學問、砥礪節操之所”。三楹廳堂，明窗淨幾，堂上有一副很有氣魄的楹聯：“樂道人善，願聞己過。”後麵的依庸堂是設壇講學之處，是書院的主體。“依庸”，遵循儒家中庸之道的意思。庸，常也，中庸之道是中和常行之道，表示一種平衡，是儒家的政治、哲學思想。江西名儒、東林黨人鄒元標撰寫的《依庸堂記》，由吳中名士文徵明的曾孫東林人士文震孟手書，鐫刻石上，至今尚存。堂內抱柱上有副著名的楹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副通俗易懂而又內涵深遠的名聯為明東林書院主持者顧憲成所撰，現存版本由廖沫沙先生書寫。
從依庸堂過燕居，至中和堂，這裏是書院師生祭祀孔子的地方。東西各有小樓一座，存放祭器、古樂器、典籍等。書樓兩側的長廊通院門，廊外是庭院、書室；東邊的道南祠用以主祀最早的創始人、北宋理學家楊時。如今，庭前有小園荷池、亭榭假山。
楊時，號龜山，福建將樂人，是儒家理學奠基人程顥、程頤的學生，和遊酢、呂大臨、謝良佐並稱為“程門四大弟子”。據說，四十多歲的楊時，和同學遊酢去看望老師程頤。程頤正在打瞌睡，外麵下著大雪，兩人不敢驚動老師，便站在門外靜候，直到程頤醒來，門前積雪已一尺多深。於是“程門立雪”的故事成了尊師重道的最佳解讀。
真正的學者總是辦實事，而不是以說大話來沽名釣譽。就是這位楊時，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長期遊學江、浙、閩等地，程顥送他南歸時，曾深有感觸地說：“吾道南矣！”意思是，儒家理學傳播的中心從中原轉移到南方去了。楊時在無錫、常州一帶講學達十八年之久，並於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在無錫東門內創建東林書院，又名龜山書院，是私家創辦的高等學府，桃李遍及東南。現在東林書院甬道中央石坊上的“洛閩中樞”四個大字，就體現出昔人從當時理學傳播的路線，突出學術淵源，表示這裏是“程門正宗”。
但時過境遷，經過南宋戰亂和元朝破壞，楊時創辦的東林書院曾一度淪為僧舍。直到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遭革職回籍的原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偕同其弟顧允成、同鄉高攀龍等尋覓龜山遺址，倡議捐資，重建東林書院，活躍學術研究。於是，後來就有了“東林學派”、“東林黨人”的從寒窗弦歌到廟堂之爭，從議論朝政到腥風血雨，最後釀成“東林黨禍”，為我國《明史》增添了觸目驚心的一頁，也為後代知識分子參政提供了值得記取的借鑒。
毫無疑問，在我國古代教育史上，東林書院是一個成功的範例，而顧憲成、高攀龍也成了後來的“東林領袖”。
顧憲成（1550～1612年），人稱涇陽先生，他來自民間最底層。無錫農村中至今還流傳著他小時候的故事：顧憲成生於無錫北鄉上舍（今錫山市長安鎮上舍村），兒時家貧，全家遷至涇裏（今錫山市張涇鎮）開豆腐坊。搬家時他父親挑著一副籮筐，筐裏放著兩個繈褓中的嬰兒，一邊是顧憲成，另一邊是顧允成。半路上兩個嬰兒撒尿，過路人開玩笑說，“一擔兩場尿”，吳語的“兩場尿”和“兩尚書”諧音，顧父誤聽為“一擔兩尚書”，連忙高興地接口說，“謝謝你的金口”。後來顧憲成任吏部郎中，顧允成任禮部主事，在鄉下人眼裏，在京城六部任職的官員都是“尚書”，故認為“讖語”說中了！
其實與其說顧憲成是朝廷命官，倒不如說他是教育家、著名學者，他的辦學成就遠遠超過他的政界業績。他於明萬曆四年公試第一，四年後中進士，任職十四年，仕途上幾起幾落，先後任戶部主事、吏部考功主事、桂陽州判官、處州推官、泉州推官、吏部郎中等不太顯赫的職務。但他重建東林書院、執教講學卻長達十八年。
顧憲成和東林書院所處的時代，是曆史上罕見的畸形歲月。在位四十八年的明神宗朱翊鈞（萬曆皇帝），據說是個吸毒者，染有最初從海外傳入中國的鴉片煙癮。從萬曆十七年（1589年）起，他一連二十五年不和群臣見麵，隻靠在深宮下諭而治理國家，直到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才勉強到金鑾殿亮一次相。如此皇帝，要指望他能“英明聖裁”，簡直是天方夜譚。朝廷六部之中有五個部沒有尚書；都察院的都禦史缺額十年之久；錦衣衛沒有一名法官，被關在監牢中的囚犯有的長達二十多年沒有被提審過……整個國家機器長期處於運轉失靈的半癱瘓狀態。
然而，皇帝身邊宦官的手卻伸到每一個角落。有代表朝廷搜刮民財的稅監、礦監，有供宮廷靡奢生活所需的采辦太監、織造太監，此外還有監軍太監、鎮守太監等。這些太監貪婪無度、凶暴殘忍、胡作非為，因而民怨沸騰。鳳陽巡撫李三才實在不能再忍受，他在一封奏章上揭露了宦官的罪惡，他說：這些太監“殺人父母，使人成為孤兒；殺人丈夫，使人成為寡婦；破人家庭，掘人墳墓。縱然對方是仇人敵人，我們都於心不忍，陛下怎麽忍心一向被稱為‘赤子’的臣民如此呢？”於是他請求中止礦稅宦官係統機構的職能。盡管奏章寫得情真意切、慷慨激昂，但一進深宮，就像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皇帝在深宮煙榻上吞雲吐霧，太監們在民間無法無天。朝廷上，大臣爭權奪勢，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為了些瑣事就不厭其煩地相互攻擊，無休無止地彼此責難，將全部“聰明才智”用於猜忌、推諉、嫁禍和爭吵。顧憲成就是在這一片混亂中離開仕途的。
當時明廷發生“三王並封”事件。皇後無子，朱翊鈞遲遲沒有“立儲”，到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突然下詔將長子、三子、五子並封為王。很多朝臣上疏諫阻，顧憲成也是其中一位。經過一番周折，“三王並封”作罷，但由此得罪了皇帝和宰相。次年，顧憲成以“忤帝意”被削職歸裏。
但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顧憲成未及第前，本來在涇裏設帳授徒，他教學之處名為“同人堂”，故址至今猶存，就在無錫東北三十五裏外的錫山市張涇鎮。經過仕途磨煉，他眼界更開闊，學識也更淵博，所以，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他被罷官回到故鄉後，矢誌授課著述，以後又和高攀龍等複創東林書院。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朝廷重新起用他為南京光祿寺少卿，他力辭不就，而堅持在辦學實踐中施展自己的抱負和才華。
由於家住附近，兒時我常到東林書院玩耍，那時的東林書院在東林小學內，出門是一條狹窄的小巷蘇家弄。書院隻剩下幾所頹屋，長廊兩壁鑲嵌著東林先賢繪像石刻。書院麵對盈盈清流，旁依高高城牆，周圍古木森森，荒草枯藤，落日殘月，常使人想起“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的歌詞，給人以蒼涼浩茫之感。此後，城牆被拆，古樹被砍，連剩下來的一點點殘缺美也沒有了，東林書院成了居民區包圍中的幾間危屋，我每次路過那裏隻能“望屋興歎”。
在百廢俱興的年月裏，東林書院又恢複重建了。當我舊地重遊，已無法拾起兒時破碎的記憶，這裏已“舊貌換新顏”。麗澤堂是昔日東林書院的會議廳，按當時說法，是“研討學問、砥礪節操之所”。三楹廳堂，明窗淨幾，堂上有一副很有氣魄的楹聯：“樂道人善，願聞己過。”後麵的依庸堂是設壇講學之處，是書院的主體。“依庸”，遵循儒家中庸之道的意思。庸，常也，中庸之道是中和常行之道，表示一種平衡，是儒家的政治、哲學思想。江西名儒、東林黨人鄒元標撰寫的《依庸堂記》，由吳中名士文徵明的曾孫東林人士文震孟手書，鐫刻石上，至今尚存。堂內抱柱上有副著名的楹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副通俗易懂而又內涵深遠的名聯為明東林書院主持者顧憲成所撰，現存版本由廖沫沙先生書寫。
從依庸堂過燕居，至中和堂，這裏是書院師生祭祀孔子的地方。東西各有小樓一座，存放祭器、古樂器、典籍等。書樓兩側的長廊通院門，廊外是庭院、書室；東邊的道南祠用以主祀最早的創始人、北宋理學家楊時。如今，庭前有小園荷池、亭榭假山。
楊時，號龜山，福建將樂人，是儒家理學奠基人程顥、程頤的學生，和遊酢、呂大臨、謝良佐並稱為“程門四大弟子”。據說，四十多歲的楊時，和同學遊酢去看望老師程頤。程頤正在打瞌睡，外麵下著大雪，兩人不敢驚動老師，便站在門外靜候，直到程頤醒來，門前積雪已一尺多深。於是“程門立雪”的故事成了尊師重道的最佳解讀。
真正的學者總是辦實事，而不是以說大話來沽名釣譽。就是這位楊時，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長期遊學江、浙、閩等地，程顥送他南歸時，曾深有感觸地說：“吾道南矣！”意思是，儒家理學傳播的中心從中原轉移到南方去了。楊時在無錫、常州一帶講學達十八年之久，並於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在無錫東門內創建東林書院，又名龜山書院，是私家創辦的高等學府，桃李遍及東南。現在東林書院甬道中央石坊上的“洛閩中樞”四個大字，就體現出昔人從當時理學傳播的路線，突出學術淵源，表示這裏是“程門正宗”。
但時過境遷，經過南宋戰亂和元朝破壞，楊時創辦的東林書院曾一度淪為僧舍。直到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遭革職回籍的原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偕同其弟顧允成、同鄉高攀龍等尋覓龜山遺址，倡議捐資，重建東林書院，活躍學術研究。於是，後來就有了“東林學派”、“東林黨人”的從寒窗弦歌到廟堂之爭，從議論朝政到腥風血雨，最後釀成“東林黨禍”，為我國《明史》增添了觸目驚心的一頁，也為後代知識分子參政提供了值得記取的借鑒。
毫無疑問，在我國古代教育史上，東林書院是一個成功的範例，而顧憲成、高攀龍也成了後來的“東林領袖”。
顧憲成（1550～1612年），人稱涇陽先生，他來自民間最底層。無錫農村中至今還流傳著他小時候的故事：顧憲成生於無錫北鄉上舍（今錫山市長安鎮上舍村），兒時家貧，全家遷至涇裏（今錫山市張涇鎮）開豆腐坊。搬家時他父親挑著一副籮筐，筐裏放著兩個繈褓中的嬰兒，一邊是顧憲成，另一邊是顧允成。半路上兩個嬰兒撒尿，過路人開玩笑說，“一擔兩場尿”，吳語的“兩場尿”和“兩尚書”諧音，顧父誤聽為“一擔兩尚書”，連忙高興地接口說，“謝謝你的金口”。後來顧憲成任吏部郎中，顧允成任禮部主事，在鄉下人眼裏，在京城六部任職的官員都是“尚書”，故認為“讖語”說中了！
其實與其說顧憲成是朝廷命官，倒不如說他是教育家、著名學者，他的辦學成就遠遠超過他的政界業績。他於明萬曆四年公試第一，四年後中進士，任職十四年，仕途上幾起幾落，先後任戶部主事、吏部考功主事、桂陽州判官、處州推官、泉州推官、吏部郎中等不太顯赫的職務。但他重建東林書院、執教講學卻長達十八年。
顧憲成和東林書院所處的時代，是曆史上罕見的畸形歲月。在位四十八年的明神宗朱翊鈞（萬曆皇帝），據說是個吸毒者，染有最初從海外傳入中國的鴉片煙癮。從萬曆十七年（1589年）起，他一連二十五年不和群臣見麵，隻靠在深宮下諭而治理國家，直到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才勉強到金鑾殿亮一次相。如此皇帝，要指望他能“英明聖裁”，簡直是天方夜譚。朝廷六部之中有五個部沒有尚書；都察院的都禦史缺額十年之久；錦衣衛沒有一名法官，被關在監牢中的囚犯有的長達二十多年沒有被提審過……整個國家機器長期處於運轉失靈的半癱瘓狀態。
然而，皇帝身邊宦官的手卻伸到每一個角落。有代表朝廷搜刮民財的稅監、礦監，有供宮廷靡奢生活所需的采辦太監、織造太監，此外還有監軍太監、鎮守太監等。這些太監貪婪無度、凶暴殘忍、胡作非為，因而民怨沸騰。鳳陽巡撫李三才實在不能再忍受，他在一封奏章上揭露了宦官的罪惡，他說：這些太監“殺人父母，使人成為孤兒；殺人丈夫，使人成為寡婦；破人家庭，掘人墳墓。縱然對方是仇人敵人，我們都於心不忍，陛下怎麽忍心一向被稱為‘赤子’的臣民如此呢？”於是他請求中止礦稅宦官係統機構的職能。盡管奏章寫得情真意切、慷慨激昂，但一進深宮，就像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皇帝在深宮煙榻上吞雲吐霧，太監們在民間無法無天。朝廷上，大臣爭權奪勢，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為了些瑣事就不厭其煩地相互攻擊，無休無止地彼此責難，將全部“聰明才智”用於猜忌、推諉、嫁禍和爭吵。顧憲成就是在這一片混亂中離開仕途的。
當時明廷發生“三王並封”事件。皇後無子，朱翊鈞遲遲沒有“立儲”，到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突然下詔將長子、三子、五子並封為王。很多朝臣上疏諫阻，顧憲成也是其中一位。經過一番周折，“三王並封”作罷，但由此得罪了皇帝和宰相。次年，顧憲成以“忤帝意”被削職歸裏。
但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顧憲成未及第前，本來在涇裏設帳授徒，他教學之處名為“同人堂”，故址至今猶存，就在無錫東北三十五裏外的錫山市張涇鎮。經過仕途磨煉，他眼界更開闊，學識也更淵博，所以，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他被罷官回到故鄉後，矢誌授課著述，以後又和高攀龍等複創東林書院。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朝廷重新起用他為南京光祿寺少卿，他力辭不就，而堅持在辦學實踐中施展自己的抱負和才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