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山水畫與前代相比,無論思想境界或筆墨情趣,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特別在元朝中後期,繪畫中心自北向南轉移,其代表人物有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史稱“元四大家”。
他們畫格逸淡衝濡,充溢著閑靜超逸的文人特色,從對真實的追求轉化到畫家情意的抒發,使自然美和心靈美得到高度的融合。正如《中國繪畫史》所評價:“‘元四家’在中國繪畫藝術發展的成就,從變革角度看,頗相像於歐洲繪畫中後期印象派的地位。”
比倪雲林長三十二歲的黃公望,做過小官,也坐過牢,50歲左右才致力於山水畫創作。他醉心真山真水,常獨坐荒山亂石間恍惚終日,自號“大癡”。他的山水畫落筆簡淨,筆意逸邁,被後人奉為“山水正宗”,是倪雲林的良師兼好友。
住在梅花庵而自號梅花道人的吳鎮,孤傲高潔,垂簾賣卜,從不與人交往,他長倪雲林十六歲,兩人常詩畫相酬。吳鎮家貧,他常畫蔬菜,他的《墨菜圖》表達了對“肉食者”的鄙視。
比倪雲林年幼的王蒙是著名書畫家趙孟頫的外孫,與倪雲林過從甚密。王蒙山水畫最為人稱道的是他深厚而多變的筆墨功底,識家評價“神化萬變,縱橫離奇”,倪雲林十分讚賞王蒙的書畫。王蒙隱居於吳興黃鶴山中,由於先祖顯赫,常往來於顯貴,涉足於名流。倪雲林作詩規勸道:
野飯魚羹何處無?不將身作係官奴。
陶朱範蠡逃名姓,那似煙波一釣徒!
但名利心太重的王蒙未聽規勸,仍於洪武初出任泰安知州,不久受胡惟庸案牽連,死於獄中。
“元代四大家”都出身太湖周圍,生活年代相距不遠。他們都推崇董、巨的江南山水畫,並形成自己特色,自成一家。特別是倪畫的簡逸和空靈,對明清產生深遠的影響。
明代“吳門畫派”的兩位“台柱”沈周和文徵明,都曾潛心於研究倪畫,但董其昌在《畫旨》中記述:沈石田(沈周)學迂翁(倪雲林)畫。沈周的老師趙同魯在一邊見了,連連呼道,又過頭了,又過頭了!沈周對倪雲林的評價是“人品高逸,筆簡思清,至今傳者,一紙百金”。聰明絕頂的文徵明,師事沈周,刻苦仿倪山水,其蕭疏蒼涼接近倪畫,但逸趣卻遠遠不夠,可見“神似”之艱難。以後的“清六家”、“四王吳惲”都有仿倪之作,雖都未達到倪雲林的境界,但卻造就了各自的畫風。
畫壇怪傑“四大畫僧”——八大山人、漸江、髡殘、石濤也深受倪畫影響。八大山人朱耷的山水畫,形象簡略、重於情趣的畫路來源於倪雲林。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納爾遜博物館展出的一幅八大山人仿倪山水小品,就是通過董其昌的仿倪臨摹而取法倪畫的。髡殘的《鬆風溪響圖》映射出倪畫濃濃的影子。而“搜盡奇峰打草稿”、自號為“苦瓜和尚”的石濤是很少仿古的,但他很推崇倪雲林,他說:“倪高士畫如浪沙溪石,隨轉隨注,出乎自然,而一段空靈流潤之氣,冷冷逼人……”他著名的“拖泥帶水皴”,就是從倪雲林的“折帶皴”變化而來。汲取前人養分,創造自己的碩果,“師古”而不“泥古”,石濤不愧是一代大師!
真正在繪畫上繼承倪雲林傳統的,是徽州“新安畫派”的主要成員漸江和尚。他的山水畫境界寬闊,筆墨凝重,看似清簡淡遠,實則偉峻沉厚。漸江對倪雲林十分崇拜,他寫詩道:
疏樹寒山淡遠姿,明知自不合時宜。
迂翁筆墨予家寶,歲歲焚香供作師。
倪雲林的太湖山水,漸江的黃山鬆石,都堪稱畫中一絕。從明末清初新安畫派的程邃、鄭旼,直到近代徽州籍大畫家汪采白、黃賓虹,都從倪畫中汲取營養,發展了多姿多彩的中國山水畫。
明清兩代畫壇,仿效倪畫曾很“時髦”。明代學者王世貞認為“元鎮(倪瓚)極簡雅,似嫩而蒼,宋人易摹,元人可學,獨元鎮不可學也”。原因是倪雲林就是倪雲林。而書畫大師總是融匯百家之長,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依樣葫蘆,亦步亦趨,即使形態酷似,但氣質大遜,東施效顰,出息總是不大。一味招出“師承”,而沒有自己的創新和發展,那是可悲的。
近二十年來,海內外對倪雲林山水畫的研究成了“熱門”,介紹倪畫的專著琳琅滿目。著名畫家吳冠中先生在自己的畫作中題道:“倪雲林,印象派,邂逅我家,繪事一席談。”有人在引用此句時驚呼:“讓倪雲林與西方印象派碰頭,真是一個新鮮的觀點。這隻有留待以後研究了。”倪雲林能不能和印象派碰頭,姑且不論。其實,世界上的各類文化藝術總是相通的,曆史上東西方文化總在不斷地撞擊、交流、融合、滲透,形成共性和各自的個性。早年就有人提出五代畫家董源的山水畫“近於西方的印象派。細節雖然不是交代得頭頭是道,但整體效果很強”。
讀“雲林畫稿”,曾經有人以為是“滿紙蕭瑟”;但透過紙背,或許能感受到一點飄逸之氣。那些在名利場中衝鋒陷陣的“鬥士”、鑽在錢眼裏“縱橫捭闔”的“錢奴”、為蠅頭微利徹夜難眠的“觸人”、成天從鉤心鬥角中尋覓“人生價值”的“高手”,也許能從“雲林畫稿”中拓寬心胸,擺脫一些本應丟棄的自我束縛,在平衡心態、遏製私欲的同時淨化心靈。
§§為唐伯虎辟謠——明代畫家、文學家唐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