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八年(1172年),範成大受朝廷“起複”,被外放任地方大吏,直到淳熙九年(1182年)。十年之間,他流轉於靜江(今桂林)、成都、明州(今寧波)、建康(今南京),擔負一方軍政重任。但是,此時南宋小朝廷君昏臣佞,朝政腐敗,已病入膏肓,誠如當時的大儒朱熹所說,“陛下(趙昚)之德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饑饉薦臻,君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
在極其艱難的處境中,範成大仍竭力為民做好事,使百姓在重壓下略得喘息。在桂林,他抑製監司官權限,使鹽稅苛斂得以稍減;在四川鎮帥,他治兵選將,施利惠農,減酒稅四十八萬緡,停“科”糴五十二萬斛;在明州,他革除原來的害民虐政,移軍米二十萬石賑救饑民,減租米十萬多斛……雖然這些對生活在深重苦難中的百姓來說隻是杯水車薪,但舉世噩噩,能夠如此顧及黎民死活的官員,在當時實在少而又少。正如他在明州寫的一首詩中所言:“老身窮苦不須憂,未有毫分慰此州,但得田間無歎息,何須地上見錢流!”
範成大在外地四任邊帥,足跡遍及南宋疆域的“四極”,留下大量山川行旅詩。峻峭的“鑽天三裏”,紆曲的“四十八盤”;傾崖貼胸尖石割腳的《猢獼愁》,前壁如削後崖斷裂的《蛇倒退》;“峽行五程”不見村落的《大丫隘》;“廢廟藤遮合,危橋竹織成”的清湘道。在巫峽,木船在急流的隧道裏行駛,“束江崖欲合,漱石水多漩;卓午三竿日,中間一罅天”。而在川江的漩渦中,“驚呼招竿折,奔救竹笮斷;九死船頭爭,萬苦石上牽”,更讓人驚出一身冷汗。後人評價這些詩歌說:“深感政局國勢之險惡,所謂即景生情,觸事而發。”行路難,仕途更為凶險。
在範成大的山川行旅詩中,看不見春花秋月的明麗清妍,找不到遊山玩水的閑情逸致,他描繪險山奇水凸顯世途崎嶇,記述鄉土民俗展現百姓苦難深重。在《黃黑嶺》中,一群避居深山巢居農夫的非人處境,使其發出“安得拔汝出”的呼聲;在《潺陵》中,白發老人說道:金兵撤退四十多年,這裏依舊是“百裏無犁,閑田生春草”,戰爭留給人民的創傷觸目驚心。
他從湖南入川,因洞庭連日大風,繞道赤沙湖,作《連日風作,洞庭不可渡,出赤沙湖》詩。雲夢故道,氣候惡劣,四顧茫茫,在杳無人跡的風雨黃昏,詩人引吭悲歌屈子的《楚辭》,從蒼涼落寞的吟詠中透露出內心的孤獨和迷惘:
汨羅水飽動荊渚,嶽麓雨來昏洞庭。
大荒無依飛鳥絕,天地唯有孤舟行。
慷慨悲歌續楚些,仿佛幽瑟迎湘靈。
黃昏慘淡艤極浦,雖有漁舍無人聲。
他的山川行旅詩蘊涵苦澀和辛辣,使人從震撼中咀嚼無窮餘味。在《澧浦》一詩中,詩人描述了江上逆風,水中罟網,美好的香草蔫頭耷腦,醜陋的雜草卻春風得意,影射了當時忠臣受壓、權奸當道的世情:
葦岸齊齊似碧城,江船罨岸逆風行;綠白芷俱憔悴,惟有蔞蒿滿意生。
他細看峽中“田”,仍是“刀耕火種”的原始耕作,聯想到家鄉的豐腴沃土和優質大米,在《勞耕》中寫道:
我知吳農事,請為峽農言。吳田黑壤腴,吳米玉粒鮮。長腰匏犀瘦,齊頭珠顆圓。紅蓮勝雕胡,香子馥秋蘭;或收虞舜餘,或自占城傳,早秈與晚罷,監吹甑甗間。
他一口氣數出多種吳稻:像瓜子片兒似的“長腰米”,圓淨如珠的“齊頭白”;勝過菰米的“紅蓮稻”,芳香撲鼻的“九裏香”(香子);焦頭無須的“舜王稻”,來自南海的“占城種”;還有價格最低的“稏稻”、“秈禾”。但肥沃的土壤、精細的耕作並沒有給吳農帶來溫飽。他繼續寫道:
不辭春養禾,但畏秋輸官。奸吏大雀鼠,盜胥眾螟蝝。掠剩增釜區,取盈折緡錢。兩鍾致一斛,未免催租瘢。重以私債逼,逃屋無炊煙。晶晶雲子飯,生世不下咽。食者定遊手,種者長充涎。
真是駭人聽聞的盤剝!用大鬥裝官租,由“官家說了稱”的“折價”,斂取“實物稅”,還有“加耗”、“呈祥”、“修倉”、“頭腳錢”、“支俵”等名目繁多的征收,名為一石租,實交三石糧。催租時嚴逼拷打,農民周身留下斑斑傷疤,不得已借“私債”交官租,高利貸利息兩到三倍,罄其所有不夠還債,隻得棄家外逃。吃著香噴噴白米飯的,定是遊手閑散之輩,而種糧的隻能在一旁流口水。在範成大的大手筆下,這種畸形的社會現象被刻畫得入木三分。
對雄偉山河的款款多情,對蜩螗國事的忡忡憂心,對五穀耕耘的孜孜探索,對百姓苦難的殷殷關切,形成範成大山川行旅詩獨具一格的特色。正如後代學者所評:“石湖此等詩,當時後世,可與比肩者實未多見。”